下载文档原格式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ＲＥＶＩＥＷ“耳目喉舌”这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但它作为报刊的一种功能的提出却要追溯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维新派。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史中，“喉舌论”是规定报刊性质的重要内容。
然而这两种“耳目喉舌”说有着各自的诞生背景和不同的内涵。
研究“耳目喉舌”说的内涵在中国的发展演变，相信对于理解其在中国新闻理论中的地位以及未来定位都会有所帮助。
一、中国早期的“耳目喉舌”说近代变法维新时期，“耳目喉舌”的提出是基于文人对报刊社会功能的思考。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入侵，国内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再加上朝政腐败、政府软弱，甲午战争后更是国势日衰，百姓不满。
许多文人志士主张变革，维新派知识分子尤以办报为主要手段。
梁启超在前人“去塞求通”思想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了报刊“耳目喉舌”的社会功能。
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写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
……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在这里，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说强调的是报纸在封建君王的统治下消除上下内外之隔的作用。
同一时期的吴恒伟和谭嗣同也对报刊有过类似的比喻。
但不同的是，吴恒伟说的喉舌指的是报纸可供人民大众发表自己的想法。
谭嗣同则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认为报纸应该成为“国口”。
在这个报纸发轫的阶段，“耳目喉舌”更多地被看作了一种社会功能。
所谓“耳目”，是指报纸能帮助人们掌握国内外的消息，“喉舌”则是指报纸能让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这一观点主要围绕“通”字展开，基本上继承了传统政治观点中的民本思想。
报纸的作用在于开民智，通情况，但也局限于沟通中外、上下的信息交流上，其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封建统治者一边，有助于国家的治理。
另外，在列强虎视眈眈、内政腐败不堪时，“耳目喉舌”这种报刊功能主要以救国图存为指导思想，民族主义色彩浓厚，文人的忧国之心占据主导地位。
一、《报人风骨：徐铸成传》本书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中国杰出的报人徐铸成80余年丰富而坎坷的人生经历，记述了他的报人生涯以及所参加的政治活动，涉及到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着重突现出徐铸成所具有的对人民负责，也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的报人品德和特点。
他刚正不阿、铮铮铁骨的报人风范使人敬仰与赞颂。
作者与传主既有乡谊又亲聆謦欬，且系记者出身，故掌握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感性叙述与理性评价相得益彰。
传主之子徐复仑认为作者笔下的徐铸成与生活中的父亲最为贴近”。
二、徐铸成徐铸成(1907~1991年)，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报人，创办文汇报、大公报。
民国16年(1927年)起步入新闻界，前后达60余年。
徐铸成成名作在1929年，张季鸾让其采访处于中原大战前，被阎锡山软禁在太原的冯玉祥，当时冯处于尘封状态，外界鲜知他的行踪。
张季鸾派徐铸成进人太原，运用独特的智慧，居然采访到了冯玉祥，还在山西严格的新闻封锁下发出了这篇新闻。
一篇《晋祠访冯记》一炮成功。
徐铸成自己说:"我跑政治新闻，第一炮打响了。
"从此，徐铸成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
胡政之、张季鸾，放手让徐铸成独当一面。
1932年派他到汉口任特派记者兼《大公报》驻汉办事处主任。
抗战时期，他全面主持《大公报》桂林版，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言论坚持自由民主，彭子冈在《大公报》渝版登不出的内幕新闻在桂林版照发。
彭子冈的通讯和社评成为桂林版两大特色，报纸畅销于桂、湘、粤，发行数等于桂林各报的总和。
民国25年参与筹备《大公报》上海版的创刊工作，任要闻编辑，后曾任总编辑。
上海沦陷后，《大公报》停刊。
民国27年初，《文汇报》在上海福州路436号创刊;他主持编务，在日伪残酷迫害的情况下，坚持宣传抗战，连续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英勇斗争。
次年《文汇报》被迫停刊。
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徐铸成于民国35年回到《文汇报》任总主笔，持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
●资产阶级各派别的新闻思想：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就渐成体系，其主流思想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新闻思想，代表人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其中以梁启超思想最为完整。
1．康有为严复谭嗣同都非常注重报纸在上下通达中的作用，并认为报刊是维新变法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2．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维新派中最具典型的，是维新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形成了以下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他一声发表的新闻学方面的专论在30篇以上，内容涉及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三大类。
a)关于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去塞求通，通上下通中外。
b)关于报刊的性质：使用中进行政治组织宣传的有效工具，报馆应是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第四种势力，是传播文明的三大利器之一。
c)关于报刊的任务：监督政府向导国民。
d)关于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四条标准，一是宗旨定而高，维护多数之公益。
二是思想新而正。
取万国思想以贡于其同胞。
三是材料富而当。
并注意选择。
四是报事速而确。
时效性重时事。
e)关于健全舆论的主张：五本思想，持论者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要有不畏强暴的精神，要出自公心，不能怀携党派思想和以个人好恶来判断是非。
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故作偏至之论。
还论述了关于舆论的各方面情况。
f)关于报刊的宣传方法：浸润的方法和煽动的方法。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和惊人之语使人猛醒。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同样来自西方的新闻思想，但更具革命性与战斗性，在辛亥革命期间成为主流思想1．高度重视报刊宣传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
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清政府腐败统治。
2．公开承认报纸的党派性，明确提出革命办报的主张。
3．党报要重视舆论的制造与指导，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报纸是舆论之母。
4．党报重视民意，是社会公器和国民代表。
●辛亥革命士气中国新闻业务的进步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特别是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兴起后，新闻业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报刊形式的改变：由书册逐步向单张印刷的近代西方报纸靠近，采用白纸两面印刷对开日报越来越多，为了提高新闻时效性，一些报纸对重大突发事件开始发行号外。
清末民初革命派新闻思想研究摘要：清末民初革命派新闻思想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在经历幼稚、提升、成熟三个阶段后，它以其丰富的新闻实践活动和新闻思想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反封建；党报；舆论之母；言论自由自1894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开展了以自办报刊、兴办学堂为主的新闻传播活动，体现了这一时期以民族自强为内涵的新闻传播思想。
虽然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想带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但实质上却依然保留着为封建王朝利益服务的“保皇”思想。
因此，这些保守的改良思想逐步被富有反封建性的革命派新闻思想所取代。
一、背景概况（一）经济原因十九世纪初，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阶段，这一时期资本力量薄弱，民族资产阶级也正处于形成当中，所以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形成了，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力量，与此同时一批具有开阔视野和爱国情怀的近代知识分子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内的交通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而电报的出现也更加有利于城市间信息的传递。
（二）政治原因首先，从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开放“报禁”“言禁”，允许民间办报后，民间自办报刊数量大幅增长。
这一阶段，国内言论开放，新闻界思想十分活跃。
在这中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和新闻思想以其反封建性和革命性逐渐独占鳌头。
其次，报刊的迅速发展与科举制的废除有关。
1905年科举制废除，中国传统士子在失去了科举这一实现政治抱负的上升途径之后，开始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
当时转型的士子们非常渴望借助报刊传播其思想主张，将报刊当做是宣传启蒙思想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极大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进程。
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894年—1903年，新闻思想幼稚期。
1903年之前，革命派的新闻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王韬、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开风气”、“通上下”等观点，这一阶段，虽然革命派认识到了报刊的重要性，但认识不高，也不全面。
邵飘萍与新闻专业主义1、报纸的地位和角色：独立的监督政府的“国民舆论代表”媒体的独立地位是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前提条件，邵飘萍在当时政治权力纷争之时，借鉴西方新闻事业之经验，首先极力强调报纸和记者的重要地位：“故如世界各国历次之会议，各国新闻访员之活动，其势力每与代表会使不想上下。
……均足证明报纸势力之伟大，与夫外交记者责任之重要。
是故外交记者（访员）之处之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
”“实质上是把记者置于人类社会交往的中心地带，赋予其时代守望者的角色。
”这样一个定位，这就要求报纸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党派之外，做为“国民舆论代表”,从而“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起到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作用。
报纸的独立也是新闻自由的保障，邵飘萍出于此种专业理念，坚决反对政府对报纸的压制，他甚至嘲弄和警告政府秘书长：“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
”2、报纸的立场：“社会第三者”的中立立场，邵飘萍认为，报纸既具有公共性，则应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偏向与一党一派，成为其御用工具，“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因此，他认为，要保持新闻的客观，记者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社会第三者”角度来报道新闻，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静观各派行动而下一诛心之论断”，“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换言之，彼不问何时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
3、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强调新闻的真实与客观，反对“有闻必录”。
他自陈“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他指出有些访员“对于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没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则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
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胡兴荣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事业发端于西方，故而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等，都首见于西方传播学者的论著之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现代新闻哲学指导思想的厥如。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不但萌生了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潮，而且波澜壮阔地影响到本土以外如香港、日本、美国和南洋等地华人社会的报业。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更及新闻事业的向前发展，早期喉舌论的诞生和舆论导向的发展，正伴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前进的步伐不断进行调整与创新。
一、中国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潮１９世纪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和列强环伺的夹缝中，许多有识之士从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各个层面，从而萌生了效法西方，以改变国家愚蒙闭塞现状的设想。
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利用报刊传播讯息以开发民智，从而踏上富国强民之路。
1897年10月，严复在叙述《国闻报》缘起时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
夫能这道有：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
”《国闻报》的栏目为：一、告白；二、上谕及制台辕门抄；三、路透电报；四、社会；五、地方新闻。
它不仅刊载国内外时事，还经常发表社论，宣传变法维新，是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
[1]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冲破了清朝政府的层层限制，在海内外广泛开展办报活动。
除了各类政府官报陆续出台，维新保皇派和民主革命派竞相办报鼓吹各自的理念，就连教会和外商投资创办的报刊也有一定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并涌现出一批自由主义报人。
中国自由主义办报风潮王韬是近代中国倡导报刊言论自由的先驱者，同时也是首位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输入这个古老帝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
他撰写专文，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办报的思想，并且主张放宽言路、准许民间自由办报，认为这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根本。
“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寄予了他对国家民族自强的殷切期望；同时，他在社论中屡屡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首创“文人论政”的传统。
82学术探讨新记《大公报》副刊创办及其社会图景王添帅（山西大学 新闻学院，山西 太原 032600）摘 要：《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大公报》，并创造了辉煌的新记时期。
新记《大公报》的成功离不开其副刊的发展。
丰富多样的副刊不仅是其在报业竞争中的经营手段，也满足了读者对副刊阅读的需求，更是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
本文以《大公报》“新记时期”的副刊为研究对象，梳理副刊的种类与内容，分析副刊出现的时代背景，并探讨其社会意义。
关键词：新记《大公报》；副刊；“四不”方针；京派文学；西方思潮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9）03-0082-021902年创办于天津法租界的《大公报》是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方汉奇先生曾评价《大公报》是“中国新闻界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级品牌报纸”。
在《大公报》“新记时期”，报纸副刊的发展日渐繁荣，其丰富性和多元性也从侧面透视出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
一、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1902年6月，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其名字来源于“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为“开风气，牗民智”。
之后，《大公报》还经历了安福系王郅隆及新记公司等阶段，见证了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代变迁。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3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一时期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文人论政与“四不”方针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历代文人都心存报效祖国的政治理想。
但在新记《大公报》之前，国内只有鼓吹党派利益的政党报纸和以营利为目的商业报纸。
胡政之曾说过，文人办报就是论政而不参政，经营而不营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
在民国初年，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潮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渴望用报纸启迪明智，创造自由开放的舆论环境，新记《大公报》正是开创了文人论政新局面。
《媒介角色再认知》篇一一、引言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媒介角色在人类社会中日益凸显。
从传统的报纸、电视到如今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媒介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媒介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其内涵和形式都在不断地演变和更新。
本文旨在重新认知媒介角色，探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与价值。
二、媒介角色的演变在过去，媒介主要是传播信息、宣传思想、教育大众的工具。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媒介角色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现在的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是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桥梁，是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舞台。
此外，媒介还扮演着娱乐、商业等多元化角色。
三、媒介角色的多维性1. 信息传播者：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将各种信息快速、准确地传播给受众。
2. 社会公器：媒介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反映社会现象，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进步。
3. 文化交流平台：媒介为不同文化、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4. 商业推广工具：媒介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企业的品牌推广、产品宣传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四、媒介角色的价值与挑战媒介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不容忽视。
首先，媒介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渠道，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
其次，媒介为人们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促进了言论自由和文化交流。
然而，媒介角色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例如，信息过载、虚假新闻、网络暴力等问题给媒介的公信力带来了影响。
因此，媒介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平，以更好地履行其角色。
五、未来媒介角色的展望未来，媒介角色将继续发展变化。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媒介将更加智能化、个性化。
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需求变化，媒介将更加注重用户体验和互动性。
此外，媒介还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六、结论总之，媒介角色在不断演变和更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需要重新认知媒介角色，充分挖掘其潜力和价值。
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1. 引言1.1 报纸对于社会意义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的时代，报纸的作用更为突出。
它可以传递真实的信息，帮助人们认清事实真相，避免受到虚假信息的误导。
报纸也可以通过深度分析和评论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报纸不仅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一种引导社会思想，教育群众的重要手段。
报纸对于社会的意义不可低估。
它是一种重要的传媒工具，可以引导舆论，推动社会进步。
在现代社会，尤其需要重视报纸的作用，确保公众接收到真实、客观的信息，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1.2 报纸在指导工作教育群众中的作用报纸作为宣传工具，可以传达各种重要信息和知识。
政府在制定政策或者进行重大决策时，经常通过报纸来发布，让群众了解最新的政治动态和社会发展。
报纸还可以传达社会焦点事件，引导公众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并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报纸作为教育工具，可以向社会传递各种知识和文化信息。
报纸不仅可以报道新闻事件，还可以提供专题报道、评论分析、文化教育等栏目，丰富群众的知识储备，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思想素质。
通过报纸的教育作用，群众可以加深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的理解，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文化自信。
报纸在指导工作教育群众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它是一种传媒工具，能够及时传递各种信息和知识，引导社会舆论，推动社会进步。
在现代社会，报纸的作用不可忽视，它仍然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重要武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社会价值。
2. 正文2.1 报纸作为宣传工具的重要性报纸作为宣传工具，可以帮助政府和组织宣传自身的政策和工作成果，提高其形象和公信力。
政府可以通过报纸向民众传达重要政策措施，引导舆论方向，增强社会治理效果。
企业可以通过报纸广告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扩大市场影响力，提升品牌知名度。
报纸还可以传播社会正能量，宣传先进文化和价值观念，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权威人士很多。
在我国领导人中也不例外。
毛泽东曾将《人民日报》比喻为公共汽车，刘少奇曾将报纸比喻为桥梁。
车、桥都是公用器物，所以用社会公器来比喻报纸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报纸的社会公器的作用并没有很好发挥。
尽管新闻媒介现已涵盖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等，可以利用的社会公器大量增加，但事实上，报纸工作者队伍仍是新闻媒介的主力军。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仍以谈报纸为主。
为什么说媒介是社会公器说报纸是社会公器，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报纸发表社会需要的事实信息和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信息。
二是报纸既然是社会公器，依照宪法的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也无异于说公民有办报纸的权利。
本文着重讨论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媒介是意见表达的公共平台，对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他指出：“公民们的群体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
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领域的媒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我国学者朱光烈说：“媒体是社会公器，它的信息传播的权利属于社会所有，编辑、记者无权想传播哪类信息就传播哪类信息，想让谁看就让谁看，想不给谁看就不给谁看。
”文明社会中的报纸，总是以力求报道一切值得报道的新闻为座右铭，漏报新闻被看作过失。
1926年新记《大公报》出版的第一天，就申明该报“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不以言论做交易”“独立思考，不盲从”的编辑方针。
尽管这家报纸体现这个方针上有也做得很不够，但人们都认为，《大公报》在发挥社会公器作用上是同行中做得最好的。
所以它拥有最多的读者，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很爱看《大公报》的读者。
不过在谈论这一问题时，也有人说，报纸都是有倾向性的，因此社会公器论不能成立。
但这种论点很容易辩驳。
报纸是面向社会的，但任何报纸都不能把社会上所有读者一网打尽。
报纸都以一定的或大或小的读者群体为目标受众。
所以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是难免的，甚至也是必要的。
比如，在民主党势力较强的纽约，《纽约时报》在美国大选时，往往倾向于民主党，而《华盛顿邮报》则倾向于共和党。
但是它们从不以某党的喉舌自居，而是力求客观地报道新闻，力求全面地报道意见（当然它们都会受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才有更广大的读者，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
如果只充当某党的喉舌，报纸就会失去社会公器的形象，为相当多的读者所嫌弃。
1926年9月1日的大公报在中共党报史上，虽有以社会公器形象出现的党报，但更多的是完全以党性面孔出现的党报。
前者如重庆的《新华日报》，后者以延安《解放日报》为代表。
延安《解放日报》被要求“不能闹一字一句的独立性”，“报纸是党的喉舌”，“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
还有，报纸被要求“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
这句话，意味着事实要为革命立场服务，发展到文革中，就变成“报道事实要为路线斗争服务”。
经过这样的“党性原则”处理，报纸在社会上、在党内都完全失去了公器的形象。
而《新华日报》是在重庆办的，那里的报纸是社会公器，所以《新华日报》不以党性面孔出现，而是展示出人民性的面孔，平常看不出与重庆的其他报纸有多大区别，但在关键时刻、重要事件上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报道事实、发表意见。
所以，《新华日报》并不失社会公器的形象。
但1949年后，这种社会公器形象的党报或非党报都不存在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副所长钱辛波等原《新华日报》的老报人，到上世纪80年代还在感叹，为什么《新华日报》的党报传统就不能继承呢？这样的报纸为什么一家都不让办呢？他等于是在发问，社会主义社会的报纸就不能办成社会公器吗？在国际共运史上，对于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社会公器的含义还有一层，就是党报对于代的工人阶级政党内就是这样做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思所写的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的长文《哥达纲领批判》，就发表在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
当然这样做一开始也有阻力，遭到党的领导层的抵制。
但恩格斯对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说：“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
”恩格斯用这种“道义上的影响”的表述，就是强调党的执行委员会与党的报刊的关系不是直接的领导关系，而是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所普遍采用的监督关系，是一种思想上的影响关系，党的报刊理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倍倍尔终于明白这个道理，坚决支持发表批评《哥达纲领》的文章。
他强调党报是全党的喉舌，而不是领导机构的喉舌。
恩格斯还提出让广大党员运用“党内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对党团的压制行为进行批驳，在恩格斯等人的努力下，党内的言论自由终于在党的报刊上成了常规。
但是到了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时，以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做法被颠覆了。
共产国际规定：“各级党组织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
”因此对党报上的意见发表自由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延安《解放日报》就秉承了这一规定。
今天我国报纸的品种、发行量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但就内容管理而言本质上还是与传统的做法一致。
总之，“党的宣传工具”“党的喉舌”才是对报纸的定性说法，“公共汽车”“桥梁”的说法就不能当真了。
公器不公用的后果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各种报纸多元存在。
民营、公营、党营，以至国营的都有，而以民营的为主体。
但绝大多数报纸都尽可能多地表现自己的社会公器形象。
客观、公正、平衡都是努力目标，尽管实际结果参差不齐。
在此体制之下，社会上所发生的事物被完全掩盖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报纸为部分力量所拥有的国家，特别是仅仅为执政党所拥有的国家，就会反复出现掩盖真相，愚弄百姓的现象。
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我国多次发生，而且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到1951年底，民营报纸就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消失了。
千报一面、统一口径成了整个报业的常态（广播电台不过是报纸的有声版而已）。
虽然后来有过恢复社会公器传统的努力，但终归失败。
这就是1956年的报纸改版。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实行改版。
改版的社论称，“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财产”。
“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8月中共中央就《人民日报》改版向各省、市、自治区下达文件，指出，“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
“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
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
”《人民日报》率先做出典范，改版经验推广到各省报。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内容充实，形式活泼，讨论与争鸣开展得很活跃，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但由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改版不悦，不到半年就渐渐恢复原状。
报纸就毫不费力地先后为反右、大跃进充当起吹鼓手。
整风、反右时期，报纸搞引蛇出洞，以全社会为搞“阳谋”的对象，因在报纸上发言而被打成右派的很多。
可没有一家报纸敢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提醒大家防止上当。
也没有一家报纸哪怕发一篇文章指出许多被打为右派言论的，实际上是实事求是的看法，最多也不过是表达上有点片面或偏激。
在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报道水稻产量最高的是亩产13万斤，《江西日报》报道最高的是亩产20万斤。
可当时水稻亩产实际只有几百斤，亿万农民对此都知道，但他们到哪里去找一家社会公器披露实情呢？人们多么希望《皇帝的新衣》的童话中的孩子出现在中国！但是神州之大，竟没有一家报纸能当这个率真的孩子。
更有甚者，当时政府滥用公权力封锁消息和滥用公器的情况屡见不鲜。
1959年冬，河南100政府还禁止人口外流逃荒，甚至不准向中央反映情况。
就在饿殍遍地、人相食现象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片大好，连续发表7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这就是媒介被某种政治力量私用，其公器作用完全丧失的恶果。
公器不公用，或者说公器私用，听起来有点刺耳。
但现实往往如此。
300多年前，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批评检查官以其“狭隘的胃口”对待书报的出版。
当今也有一些管宣传出版的人，凭他们的“狭隘的胃口”来规定这也不能报，那也不能说，把社会公器变成了私器。
进入新世纪后，公器私用导致掩盖真相的事仍有发生。
2003年的“非典”事件的前期报道就是典型代表。
“非典”在广东暴发初期，就有“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以手机短信等形式在人群中蔓延，但是媒介管理部门却以“有关非典的报道必须统一口径，数字要统一，处理方法要统一，报道方向要统一，且须强调疫情已受控制”为纪律，禁止媒体自主报道疫情。
此举直接导致“非典”向全国蔓延，疫情不断扩大，引起国内外恐慌。
后来若不是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处理工作不力的官员、及时公布“非典”疫情，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今天，腐败在我国很严重、广蔓延，举世公认。
习近平和党中央大力反腐，深得人心。
纪检部门甚至鼓励网民在网上举报腐败。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报纸依旧不揭露腐败高官呢？网上有一篇《看贪官现形的25种“巧合”》的文章，列举了贪官现形的各种方式，其中有老婆离婚“离”出来的，小偷“偷”出来的，嫖妓“嫖”出来的，等等，共列出25种贪官落网的形式，每一种都用已有的报道做例证。
《检察日报》摘出其中10种发表。
但令人深思的是，25种情况中竟没有一起是媒体“揭”出来的。
从1987年至2010年被绳之以法的120名省部级高官，没有一个是由报纸从发现蛛丝马迹开始，步步深入揭发出来的。
厅局级贪官也几乎没有一个是由报纸先揭发出来的。
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报纸的记者比网民更有专业素养，网民都能举报贪官，宣传部门为什么不支持和鼓励记者披露腐败呢？“记者对事实负责，报纸对法律负责”，我国进入现代以后这一直被视为常规，为什么今天不让这一常规变成反腐败的利器呢？还要一方面让腐败盛行，另一方面新闻资源大量浪费的局面持续下去吗？如何发挥报纸的公器作用毋庸讳言，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报纸是不是社会公器，是考核这个国家的软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如果这个国家靠执政党的权力垄断办报权，如果这个国家不是对新闻实行法治，而是靠执政党用自己的标准筛选新闻，无论你列出多少理由，都不能使国内外相信你有足够的软实力。
何况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有那么多惨痛事实证明那些理由漏洞百出，只是人们无处反驳罢了。
现在我国硬实力大为增强，该是加强软实力建设的时候了，该是对新闻传播加以改革，逐步恢复报纸的社会公器形象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