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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全面发展，同时，通过消除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的解放。
本文将从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四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指导。
一、哲学视角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的物质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制度的进步。
只有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人们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
同时，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精神发展，主张培养人的才能和素质。
这包括提供全面的教育，使人们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
只有在人的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解放。
二、经济视角在经济领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经济基础的改善和财富的公平分配。
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经济，通过消除私有制和剥削关系，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只有当所有人都能够享有基本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时，人们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发展和解放。
同时，马克思主义主张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劳动变得更加轻松高效，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精神和文化上的发展。
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政治视角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人权的保障。
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现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
只有在人们能够平等参与政治决策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真正实现解放和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公正和权利平等。
它对于人的解放的理念，主张消除剥削、打破阶级差距和社会不平等。
只有通过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平等的社会秩序，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会。
四、文化视角在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尊重人的多样性和文化差异。
18世纪的欧洲社会，正处于极大的变革之中。
这一时期欧洲的启蒙革命裹挟着初见倪端的理性主义精神，直接揭露和批判宗教神权和封建特权的种种弊端。
它告诉人们：人权是天赋的，即“天赋人权”；人们生而平等，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人在理性的光芒下是自由的；人们的幸福不在于天国的幻想，而在于对尘世的自由和平等的追求。
正如黑格尔所言：“我认为人类自身像这样被尊重是时代最好的标志，它证明压迫者和人间上帝们头上的灵光消逝了。
哲学家证明了这种尊严，人们感到了这种尊严，并把他们被践踏的权利夺回来，不是去祈求，而是把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1]这样，资产阶级凭借其启蒙人权观，推翻了宗教神学和封建的等级特权、扫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障碍、促进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进一步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给予了极大帮助。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自主和自由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分离也越来越明显，这一切最终暴露了资产阶级人权观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
因此马克思展开了对资产阶级人权观深刻的批判。
首先，在权利起源方面，资产阶级的人权观有着不可克服的抽象性。
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天赋人权”，认为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普遍的、永恒的权利。
这实际上让人的权利的性质和内容超越了历史，超越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制约。
与以往不同的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利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2]即权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具体的、历史的，并不是普遍的、永恒的。
例如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主要受外在的客观的自然的限制，人们只是以地域或部落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自然产品是人们用自己的劳动交换所获得的，“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加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宣传人权问题，是当前理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树立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对澄清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中的模糊认识，充分肯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在争取和改善人权方面所做的历史性的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自觉地健全有关人权方面的法制，切实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在意识形态和有关方面的工作上，掌握主动权，同一切利用人权问题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做有效的斗争，都有重要意义。
一、人权观的历史考察列宁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能够掌握"千百万人的心灵"这个问题时，明确指出，这是因为"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评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
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得不出的结论。
"[1]关于人权观，也是这样。
从认识论上说，人权观是从权利观逐渐演化而来的。
当人类第一次从个体的角度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其需要时，便本能地萌生了自利感。
马克思主义诞生前，西方学者把这种以满足人类自我最低层次需要为直接目的的自利感概括为原始的、道德意义上的权利要求。
也就是说，权利意识最早是作为朦胧的道德概念而存在的。
在国家和法律出现以后，某些道德权利逐渐转化为法律权利。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权利便沿着道德和法律两种规范形态的轨道分别向抽象和具体两方面发展。
权利源于拉丁文"ＪＵＳ"，其本意是公平、正义和法。
在古希腊哲学中，权利基本上被归结为正义，即道德意义上的权利。
作为法定的权利，最早发端于罗马法，即梅因所说的"概括的权利"。
这种权利一开始只是出现在与财产的私人占有关系紧密相连的法律中，通常用来表达四种意义：(一)受到法律支持的习惯或道德权威，例如家长的权威；(二)权力，即一种受到法律支持的习惯或道德权威，例如所有人出卖其所有物的权力；(三)自由权，即一种受到法律承认的正当自由；(四)法律地位，即人在法律秩序中的地位。
论马克思的人民观一、本文概述《论马克思的人民观》是一篇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民观内涵与意义的重要文章。
本文旨在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解读和对其人民观的系统梳理，揭示马克思人民观的理论基础、核心内容和实践价值。
文章首先界定了马克思人民观的基本概念，明确了人民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主体地位。
接着，通过深入分析马克思的著作，阐述了人民观的理论来源和发展脉络，揭示了马克思人民观的深刻内涵和丰富思想。
文章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探讨了马克思人民观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应用和发展前景，旨在为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和思想指导。
二、马克思人民观的形成背景马克思的人民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19世纪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阶级矛盾。
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劳动力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他们却遭受着剥削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种社会现实为马克思人民观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土壤。
在理论层面，马克思深受启蒙时代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主理念和人权思想。
他批判地继承了这些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人民观。
同时，马克思还深入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源。
这些理论研究为他的人民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亲身参与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深入了解了无产阶级的苦难和渴望。
他看到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展现出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
这些实践经验使马克思更加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人民观的形成背景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阶级矛盾，也包括启蒙时代的思想影响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及马克思个人的实践经验。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人民观形成的深厚土壤和广阔舞台。
三、马克思人民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的人民观，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宣传人权问题，是当前理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树立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对澄清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中的模糊认识，充分肯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在争取和改善人权方面所做的历史性的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自觉地健全有关人权方面的法制，切实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在意识形态和有关方面的工作上，掌握主动权，同一切利用人权问题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做有效的斗争，都有重要意义。
一、人权观的历史考察列宁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能够掌握“千百万人的心灵”这个问题时，明确指出，这是因为“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评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
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得不出的结论。
”[1]关于人权观，也是这样。
从认识论上说，人权观是从权利观逐渐演化而来的。
当人类第一次从个体的角度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其需要时，便本能地萌生了自利感。
马克思主义诞生前，西方学者把这种以满足人类自我最低层次需要为直接目的的自利感概括为原始的、道德意义上的权利要求。
也就是说，权利意识最早是作为朦胧的道德概念而存在的。
在国家和法律出现以后，某些道德权利逐渐转化为法律权利。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权利便沿着道德和法律两种规范形态的轨道分别向抽象和具体两方面发展。
权利源于拉丁文“JUS”，其本意是公平、正义和法。
在古希腊哲学中，权利基本上被归结为正义，即道德意义上的权利。
作为法定的权利，最早发端于罗马法，即梅因所说的“概括的权利”。
这种权利一开始只是出现在与财产的私人占有关系紧密相连的法律中，通常用来表达四种意义：（一）受到法律支持的习惯或道德权威，例如家长的权威；（二）权力，即一种受到法律支持的习惯或道德权威，例如所有人出卖其所有物的权力；（三）自由权，即一种受到法律承认的正当自由；（四）法律地位，即人在法律秩序中的地位。
[2]在古希腊哲学中，权利和人权思想还孕育于古代自然法理论之中。
而在罗马法中，人权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权利“只能是属于一个特定人的一切权利”[3]，即自由民的权利。
广大奴隶不是权利主体，便谈不上人权。
中世纪是神学统治的时代，人的主体地位为神所取代，人因为带有“原罪”而被上帝沦为奴隶；由于人的“罪恶”大小不等，所以人们之间是天然不平等的。
由于人定法最终源于体现神的理性和智慧的永恒法，因而权利和人权都是由神授的。
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
他们认为，按照自然法，一切事物都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人人生来就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洛克经常强调的人的天赋权利，就是这三项，而且，他把财产权当作典型的和最重要的权利。
他的思想是法国启蒙思想的基础。
伏尔泰、孟德斯鸠、特别是卢梭，使人权口号充满了革命精神。
卢梭在其主要著作《社会契约论》中，发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呐喊，自由、平等、幸福，成为他的人权观的主要内容。
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幸福，他认为人民有权起义，反对专制制度。
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资产阶级的这些要求，“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
”[4]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提出激进的革命思想的潘恩，在他的《人的权利》一书中指出：“所有的人本来都是一样的，因而他们全都是生而平等的，并享有同样的自然权利。
”他面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明确宣称，人民有权革命和废除不适合他们利益和社会目的的政治制度，这些思想，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都得到了反映。
在此前后，其他的一些法学家、哲学家，对人权也做了广泛探讨和论证，如格劳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等等。
康德第一次用哲学的应然和实然范畴对权利进行了区分，把权利分为道德权利（应然权利）和法律权利（实然权利）。
这种划分，从哲学思想上使人们对人权的认识加深了一步。
但是，西方人权的理论基础是脆弱的、混乱的，有些人这样说，有些人那样说；有些人肯定，有些人否定；有些人赞扬，有些人嘲笑。
例如，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就否认存在天赋的自然权利，认为权利的惟一由来是法律，权利或人权就是法律所保障的利益。
耶林同样关注的是权利背后的利益，进而改变了整个权利观念。
他指出，并不是所有利益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
法国实证论者孔德则提出了否定个人本位的权利观。
他认为，在实证状态下，任何人除了有权尽自己的义务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权利。
他对人权观念加以嘲笑，说所谓人权，不过是人们为了反抗神学权威而想象出来的，当人们试图使人权具有真正的实际价值时，就立刻暴露出它的反社会的本质。
本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又提出了法律权利观和社会利益的权利观等一些观点。
然而，至今在理论基础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称得上是科学的、严整的共识。
综观历史，事实仍然是：有什么样的权利观，就有什么样的人权观。
自然权利观认为人权是天赋的，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与生俱来，不能变更和让与，也不容剥夺。
神权权利观认为，不仅人的权利是神赋的，而且人的生命也是神给予的，人生来就不平等、不自由，在法律和观念上，只有具体的等级的特权，而没有抽象的一般的人权。
的确，“在中世纪，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特权。
”[5]法律权利观认为国家创制法律，法律设定权利，因此，人权不仅是法律赋予的，也可以由法律加以限制和剥夺。
社会权利观认为，人权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因此法律不以保障人权光标准而是以保护社会利益为归宿，个人权利要在社会利益得到保障的现实中才能存在。
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异军突起，对西方人权观予以系统地猛烈批判。
如法国哲学家、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1791－1871）在他的《论平等》一书中指出，在古人当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他们的弟子们都不能清楚地认识什么是权利。
因为他们生活在经常处于战争的小国中和建筑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社会里，其中最多只有三十分之一的人享有自由，他们怎么能懂得权利呢？他们对于社会的权利根本就无法论证。
后来的布丹、马基亚维利、格劳秀斯、孟德斯鸠，同样不能清楚地认识什么是权利。
他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把事实上升为权利。
然而，实际上，他们生活在奴役和战争的时代，在那些由僧侣、贵族、平民分别组成的阶级社会里，在那个只有臣民、没有公民的几乎清一色的专制国家里，他们怎么能认识人权呢？[6]二、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剖析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无情否定人权及其人权要求的思想。
”[7]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般的批判人权、否定人权，而是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人权，因为他们把资本享有的人权粉饰成抽象的、普遍的、人人都享有的人权，这种人权，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往往只能是欺人之谈。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才是人类追求和真正实现充分人权的理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思想。
“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人权的批判和理论贡献已成为一种基本原则。
”[8]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资产阶级的人权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资产阶级人权产生的原因和实质，并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吸收其合理的成分，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它加以深化和扩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在革命过程中提出人权要求并在革命以后把这种人权要求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想解放的需要。
资产阶级为了把自己从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首先发起了以解放思想为目的的文艺复兴活动。
接着是启蒙运动。
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
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针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哲学思想和政治口号。
他们以人性同神性、人道同神道、人权同神权相对抗，强调要张扬人性，泯灭神性；要弘扬人道，摆脱神道；要崇尚人权，消除神权；他们以平等和特权相对抗，主张人生而平等并且始终是平等的[9].这些思想和口号的提出，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10]以民主、平等、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内容的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提出和传播，极大地解放了人们（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第二，政治解放的需要。
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国家，在政治上获得解放。
为此，资产阶级需要用一种理论来证明其解放的合理性。
合法性。
人权理论就提供了这种证明。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
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基础。
”[11]资产阶级在其政治解放过程中，“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12]由于实现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单靠资产阶级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它就必须拉上其他阶级，形成强大的政治联盟。
因此，人权又成为吸引人民同它一道推翻专制制度的旗帜和口号。
但是，在资产阶级利用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时，无产阶级也利用资产阶级来争取和实现自己的人权。
对这种资产阶级始料所不及的情况，恩格斯做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
”“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
”与资产阶级要求所不同的是，“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提出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
”[13]这就揭示了资产阶级的人权要求实际上只具特殊性，即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要求，而无产阶级的人权要求，却具有普遍性和彻底性，即“消灭阶级本身。
”《人权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美国的科斯塔斯·杜兹纳教授在该书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时，是这样描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权的看法的：“法国革命在政治上成功地解放了资本主义经济；现在有必要发动一场旨在解放全人类的社会革命。
人权是革命的主要意识形态。
这些权利属于抽象的普遍人，然而在实践中人权促进了资本主义中非常具体的人以及自私、贪婪的人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人权批判具有全面性和彻底性。
”[14]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人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也批判性地指出了这种人权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