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农业投资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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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现代化投资背景分析一、工业品相对过剩的时代，华西村、大邱庄的致富之路已经不可复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和农业的第一次大发展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但这一时期出现的农村致富典型如华西村、大邱庄以及江浙和珠三角的许多村镇，却不是靠农业本身，而是通过农村工业化崛起的。
当时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包括苏南的乡镇企业和浙江、广东的私营企业两种模式。
华西村和大邱庄这些集体经济发达的典型都属于乡镇企业模式。
当时我国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国民经济整体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
由于计划经济形成的长期物资短缺，市场仍属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状态。
由于市场自由化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发起。
一方面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方面还没有来自城市国有企业的竞争，沿海农村的乡镇企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白手起家而迅速崛起。
而这些乡镇企业所在的农村也通过农村工业化而富甲天下。
如今，我国整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各种商品的全面过剩，加上内需持续不振，基本的买方市场态势和城市大资本的强大，农村已经彻底沦为城市的附庸，这使得农村不可能凭自身力量参与市场竞争，打破目前的困境。
也就是说，大邱庄、华西村当初靠农村工业化自发崛起的路径已经不可复制。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突破，必须依靠城市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投入，必须靠城市的带动。
二、经济、政治寡头化的基本格局和趋势，注定了大部分企业不具备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无法在现代农业投资上有所作为。
我国政治经济寡头化的格局已经成型并且还在不断强化。
经济领域，除去传统垄断行业以外，政府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庞大的金融资本，通过国企进行资本运作，进行各种控股、兼并收购活动，从而垄断了大部分资源和市场，使的其他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成长壮大。
而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以央行超发货币和政府主导投资为动力的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扩张，而非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使得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在政府和国企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只能靠尽力压低员工工资和福利来获取利润，而没有能力和动力通过产品研发和品牌经营获取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
至此，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已经非常狭窄。
加上农村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农产品流通体系涉及的众多环节及其利益掣肘、农产品品牌经营需要的巨大投资及其市场风险，使得大部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没有能力担当投资农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
因此，和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寡头化的趋势一致，少数实力强大、背景深厚的大企业集团将成为今后投资农业和农村的主体，而未来的农业，将是少数几个农业大财团独领风骚，其他中小农业企业和农民的合作社、小农经济沦为配角的共存局面。
其中，独领风骚的主要是有政府倾力支持的国企。
不过，由于农业投资的布局尚未完成，少数具备相当实力的民企也还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三、通过土地集中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城市资本中将掀起一场到农村圈地的热潮农村的发展，首先要靠农业的突破。
以城市资本、技术、经营管理整合农村土地资源，通过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通过资本和技术、智力的密集投入最大限度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值和利润。
在这条道路上，农业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可以说，目前的农业和农村，正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将以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城市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向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品牌化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为特征。
实际上，对“农业革命”的呼唤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农业革命”至今尚未到来。
这是因为任何变革总是需要许许多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逐渐具备或成熟的。
农业产业化的变革迟迟没有到来，一方面是因为条件尚不成熟，另一方面，这个呼唤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条件逐步成熟的过程。
重庆目前的城市化运动和户籍改革，就首先催熟了变革的大部分条件，从而让中国农业的第三次巨变呼之欲出。
这些条件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条件：土地的自由流通与大规模集中单纯从土地流通的角度看，最有利的制度当然是土地私有制。
但这种制度目前不可预期，次优的选择便是土地国有前提下的使用权流转。
在这方面，国家已经开放了制度空间。
特别是重庆与成都城乡统筹发展改革实验区先行先试的权力，提供了全国最优的制度条件。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下，投资者要从农民手中大规模集中土地必须通过政府，而具体方式不一，包括土地转租、土地入股，还有就是重庆市现在正在进行的以农村土地换城市户口的户籍改革。
这场户籍改革目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具体的操作方式已经在媒体上炒的满城风雨。
媒体的批评是从道义和法律的立场，但如果单从实用主义的立场，这种操作方式恐怕是最为快速有效的，也是最符合实际的，而其中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取得经济奇迹的奥妙所在。
重庆目前进行的城乡统筹发展改革实验，推动了各区县政府以空前的热情招商引资，协助投资商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
据重庆市政府网站，截至2009年底，流转入城市工商企业的土地达119万亩，占到流转总面积的近20%。
截至2010年第一季度，全市累计流转土地达到655.5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3%。
全市土地规模经营面积累计达到484.4万亩，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集中度达24.4%。
而目前以土地换户口的户籍改革，也已经开始在各地方政府手中储备未来可通过置换进一步集中的耕地。
根据重庆市的规划，到2020年要让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
这意味着在10年内，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成为“新市民”。
以重庆市农民人均耕地1亩计算，10年内可从农民手中流转出可以直接承包的耕地1000万亩左右。
这种土地流转速度得益于重庆的快速工业化，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
而土地的大量流转与集中，为城市资本大规模投资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个条件：城市化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和农业产业化，必须伴随着相应的城市化以吸纳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并为农产品提供足够的市场，否则便无法进行。
重庆要进行土地集中，在城市化方面的条件是中西部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望其项背的。
不过，真正为这次农业变革提供决定性条件的并非整个城市化本身，而是城市化的某些具体内容。
其中第一点，便是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
农业产业化的变革要求耕地必须能够迅速、大量地向城市资本集中而不是缓慢地自然演变，这就要求城市工业与服务业的规模和规模扩大的速度必须能够为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足够的，且相对于现在的农业劳动更具吸引力的就业岗位。
就全国而言，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已经发展到顶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释放殆尽。
而受制于财富分配的不均，服务业不可能取代制造业成为提供就业岗位的下一个主力。
即以目前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制造业的窘境和越来越微薄的利润不可能改变他们工资微薄的境遇，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昂，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现在和过去没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仍然不可能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也就是说，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可能转化为真正的市民。
即使放开了户籍政策，农民工们也没有放弃农村土地成为市民的意愿。
全国整体上的不可能，并不排除局部地方的可能。
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特大城市，其自身的一些独特优势为当地农业产业化的变革提供了条件。
重庆作为西部的中心城市和经济发展的龙头，不仅获得了中央大量的投资和转移支付，更获得了大量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政策扶持。
两江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保税区的设立，使得重庆成为唯一一个地处内陆的“沿海”对外开放城市。
它一方面拥有沿海特区所有的政策优势，同时又拥有沿海正在失去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成本优势。
再加上便利的航运条件和雄厚的工业基础，重庆能够迅速为承接沿海内迁的制造业和海外投资形成必要的物流配套和完整的供应链。
这使重庆在招商引资方面的优势无可匹敌，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上甚至比天津更为抢眼。
而这种庞大的城市规模和飞速的扩张速度，为本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和就业机会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就业岗位所能提供的待遇、城市的社会保障以及生活成本。
重庆的城市化，仍然以低端制造业的规模扩张为主，不可能为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者提供可以维持明显优越于现有农村生活水平的工资收入。
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巨大的生存压力和薄弱的社会保障，使得以放弃农村土地为代价的城市户口对当地的农民并没有吸引力。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重庆概莫能外，而且相对于沿海城市，重庆在这方面更是处于劣势。
要解决这一难题，如果不考虑政治成本，重庆目前采取的动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进“农转非”的方法是可以迅速见效的。
但考虑到长远的效果，还必须要有其他配套措施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这些措施包括城市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和户籍改革配套的“农转非”市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旨在控制和降低食品物价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如今，这三个方面的措施都在推进中。
这些措施的推进，都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度极大，没有背景深厚的强势领导人主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而在这方面，重庆的优势绝对是得天独厚。
总而言之，虽然不能大幅提高工资，但可以通过最大限度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和提高城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来吸引农民转户进城。
这种吸引力和行政强制推进农民转户的手段相结合，一软一硬，一拉一推，前有胡萝卜，后有大棒，必将为农业的这次巨变腾出大量的土地。
城市化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大规模生产的农产品提供足够的市场。
特别是果蔬、花卉苗木和禽畜肉蛋等农产品，受制于其储存和运输的成本，一般以在当地销售为佳。
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靠近特大城市，才能获得足够大的消费市场。
因此，这样的农业变革，需要是在特大城市周围才有可能，而重庆正符合这样的条件。
第三个条件：金融业迅速发展，房地产暴利时代接近尾声，大量过剩资本需要寻找出路。
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先后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以及工业品的过剩，市场上积累了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本，金融业迅速发展，投资需求旺盛。
房地产业的暴利时代，为剩余资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投资渠道，吸引了城市大资本的注意力，从而使农业投资至今尚未掀起高潮。
房地产价格的连续快速上涨有赖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联系到目前经济转型的困境和依赖超量发行货币扩大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畸高带来的政治成本的承受力，尽管或许还会上演最后的疯狂，但也基本可以判断，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接近尾声。
而房地产暴利时代的结束，将使大量的资本从这一行业退出，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渠道。
由于耕地日益减少，城市不断扩大，农产品价格今后将长期处于增长态势。
加上目前农业生产的低效意味着农业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届时，大量可集中的耕地，将成为一个很好的投资领域。
因此，可以说，房地产暴利时代的即将结束，意味着农业投资高潮的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