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控论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受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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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翻译中的操控因素以《术语翻译中的操控因素》为标题,本文拟从语言学及操控学的角度,对术语翻译中的操控因素作一探讨。
在当今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语言学研究中,“操控”一词,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操控(manipulation),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即一方利用其言语表达能力,通过加强、弱化、增强、简化等方式,对另一方产生某种控制作用。
它不但是一种语用学的研究方向,也是一种“语言操控的能力”的体现。
换言之,它就是一种建构主义的原则。
操控也在语言翻译中发挥了着重要的作用。
《大学翻译学教程》指出,“术语翻译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翻译内容涉及较为精细领域及专业性质较强的内容时,采用母语的翻译方法的一种技术”。
这一种技术,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解释同一语言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技术操控因素。
术语翻译,就是在双语性语境中,运用操控的原则来进行翻译的一种技术。
特别是在跨文化的语言翻译中,操控因素更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受到母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目标语言的影响。
这种操控,可以在各个层次上表现出来。
首先是文化层面,尤其是在双语语境下,术语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传达,也涉及文化的传达。
在这种情况下,翻译者首先要考虑的是母语和目标语言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很多术语翻译中,用语妥帖性非常重要,而这些术语翻译体现出来的操控策略,并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操控,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操控,它可以体现出母语与目标语言在文化上的差异,从而使术语翻译得以实现,并在术语翻译中体现出对于母语文化的尊重。
其次,语用层次是操控术语翻译过程中,重要的一个控制因素。
在翻译语用上,有实词翻译、虚词翻译,以及语汇本体翻译。
实词翻译,即指词义的翻译,它既可以是母语词义的翻译,也可以是目标语言词义的翻译。
虚词翻译方式,指的是说话者在表达观点或表达语境时使用的一种特定的语法形式,而语汇本体翻译,就是将母语术语进行细化分析,翻译成目标语言中最接近术语意义的语汇,以满足翻译内容的要求。
最后,在术语翻译中,操控因素还体现在译者把握语境的能力上。
浅析操纵论视角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
操纵论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用于分析和理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话语权和话语建构。
在翻译领域中,操纵论视角可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翻译中的权力关系、话语权和话语建构,特别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方面。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就需要关注话语权的问题。
话语权是指某个社会群体
或个人对话语的掌控和影响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
翻译话语多以西方文化为主导。
而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应该能够体现中国文化、思维方式
和价值观。
在操纵论视角下,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的翻译实践来揭示和挑战西方话语的主
导地位,寻找并增强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的话语权。
操纵论视角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的权力关系。
权力关系是指在
特定社会环境中,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权力分布和相互作用关系。
翻译过程中,存在着
译者、出版商、政府机构等不同的权力主体。
在操纵论视角下,我们可以审视这些权力主
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权力分布和权力扩张的过程。
通过分析权力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
解在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中,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争夺、妥协和影响。
翻译中的操纵因素作者:李剑月来源:《群文天地》2008年第12期二十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派”在欧洲兴起,不同于语言学派,该学派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而且要考虑文化因素。
其中勒菲弗尔是“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
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
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
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
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
在英汉互译中,这“三要素”对于翻译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的操纵意识形态是指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
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交流,也是意识形态的交流,意识形态控制的影响主要在于翻译选材和翻译技法上。
对于翻译选材的控制,在英汉互译中是很多的,例如中国解放前和建国初期的翻译主要是以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为主的,因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初期,对于这些作品的翻译,可以加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学习苏联革命中的坚忍不拔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从中汲取思想力量。
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作者是选择归化还是异化,是想把原著的内容完整地展现还是想转变成目的语文化,使读者更易接受。
另外意识形态也影响着翻译内容的删减,和主流或译者意识形态相同的部分将会全面地体现,和主流或译者意识形态不同的部分,将会被删除或者故意漏译。
比如,林纾在翻译小说的时候,为了考虑书的畅销性,对有些重要的部分删除,而且添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部分。
浅析操纵论视角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1. 引言1.1 操纵论视角下的翻译在操纵论视角下的翻译,我们将研究翻译行为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操控机制。
在这一视角下,翻译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受到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影响的复杂行为。
翻译者不再是中立的传递者,而是被动或主动地受到操纵的对象,其翻译选择和行为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
操纵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影响因素。
通过分析翻译者、翻译作品和翻译市场之间的权力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翻译背后隐藏的信息和目的。
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翻译的政治性、文化性和意识形态性,揭示翻译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操控和影响方式。
在操纵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中,我们将更深入地了解翻译背后的权力游戏和操纵机制,揭示翻译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翻译的本质和作用,为后续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
1.2 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和国家形象的翻译表达方式。
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形式。
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能够体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
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外文翻译成中文,更重要的是要将原文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转化为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的表达方式。
通过翻译话语的巧妙构建和转化,可以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外文作品,同时也能够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能够为中国树立优秀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挖掘和弘扬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可以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桥梁,促进文明互鉴和共同发展。
2. 正文2.1 操纵论视角下翻译话语的本质操纵论视角下翻译话语的本质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着权力关系和操控因素,翻译并不是只是简单地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操控理论视野下文学翻译误读成因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因此,世界各国及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与语言间的联系和碰撞也越来越多,消除各种语言与文化间的隔阂也变得更加重要。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特性的群体性表现,不同的语言背后都蕴藏着一种深厚的文化沉淀。
因此,消除文化之间的隔膜,首先就应该从语言之间的差异入手。
而所谓文化误读,其实主要是指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以自身所处文化的方式来对待所接触到的异质文化,从而对其进行选择、解读甚至是任意的切割。
因此,一般来说,当我们探寻文化误读所产生的原因时,大都较为倾向于从文化入手来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通过对比源语与译入语,原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差异来表现文化误读,从而通过比较产生反差,再由反差来突出“误读”,以达到其反映文化差异本质这一目的。
这种方法虽然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文化误读,但对于其原因的分析,却相对比较薄弱。
因为,从文化角度入手容易忽视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译者所承担的角色和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正如白立平所说:“文化误读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因为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忽视或无视文本的时空和视角去解读、传释文本。
”[2]由此可见,对文化误读中,译者及其相关因素对于误读的产生也是有巨大影响的。
而比利时翻译家勒夫菲尔所提出的操控理论更是以其独特的视角,具有开创性地将影响翻译的几大要素进行了分类和研究。
因此,当我们从操控理论的角度,来审视文化误读,来探求其产生的根源时,会发现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所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差异那么简单。
操控理论所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三个,其一是翻译活动的具体历史背景,其二是对于源文本的操控,最后便是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作用和功能。
这三项是操控理论主要研究和分析的领域。
而同时,因为勒夫菲尔深受文学中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因此,他将文学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翻译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源文本的“操控”实际就是其所谓的“rewriting”(重写)。
从操控论看许渊冲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开题报告题目:从操控论看许渊冲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摘要:本文从操控论的角度出发,探讨许渊冲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的操控手法。
首先,通过文献资料的分析,介绍了许渊冲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方法。
其次,本文将从语言、文化、形式等方面分析许渊冲的操控手法,并探讨其背后的目的和意义。
最后,本文结合实例,评述许渊冲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优缺点。
关键词:操控论,许渊冲,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翻译方法一、绪论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自古以来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然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这些译作往往难以完全表达原意。
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翻译中的操控手法,认为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一个文化的传递和转换。
而许渊冲作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化翻译家,其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贡献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因此,本文从操控论的角度出发,探讨许渊冲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的操控手法,并分析其翻译方法的优缺点。
二、许渊冲的翻译理念和方法许渊冲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意义的转换。
他认为翻译首先应该是“一种承载人类知识、文化、先进经验的文化纽带”,而不仅仅是“语言的工具”。
因此,他在翻译过程中,注重文化的转换和传递,尽力保留原作中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力求让翻译读者更好地了解和感受原著的文化价值。
在翻译方法上,许渊冲注重“自然”和“浅显易懂”的原则。
他认为翻译应该尽量保持原作的自然和流畅,而不是生硬的把原文翻译成目标语。
此外,他还注重翻译的精确性,认为翻译要准确地传达原意,不能因为语言差异而导致意思的丢失。
三、许渊冲的操控手法许渊冲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的操控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操控语言是翻译的重要元素之一,许渊冲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采用了大量的语言操控手法。
他常常使用修辞手法和词语的转换,从而使翻译更加精确、美观。
例如,在翻译经典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时,许渊冲将“异客”翻译为“stranger”,将“佳节”翻译为“holiday”,使诗意更贴近英语习惯用语。
浅谈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对翻译的影响浅谈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对翻译的影响摘要: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从重视语言的转换、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
翻译不单是被看作语言间的转换,而且上升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的三大要素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语言;勒菲弗尔;操纵理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以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中的新阶段:翻译的文化论。
这场变革被称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是当代西方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理论人物。
翻译研究派原本起源于欧洲,勒菲弗尔以他的深邃见解丰富和推进了该理论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乃至世界的进一步发展。
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派中的一种著名理论。
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改写,是对原作的“操控”,打破了以原文作为标准评价翻译的传统思维。
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专集、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工作和调整过程。
他指出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传记、电影、戏剧、拟作、读者指南、编纂历史、批评和编辑等都是对文本的重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
也就是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形象。
而一切重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
(Bassnett & Lefevere, 1990:8)勒菲弗尔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翻译活动,强调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翻译必会受其支配而服务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
在他看来, “重写”就是“操纵”。
可以“操纵”文学,操纵“文化”,其积极方面即通过引进新概念、新的文学体裁和新的表达手段等而有助于对文学和社会的演进。
不同的历史时期改写要受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操控,最终与权力相关并成为为其服务的一种手段。
术语翻译中的操控因素
术语翻译中的操控因素是影响术语翻译质量的重要因素。
它可以
分为语言技能、文化差异、后期处理流程、翻译软件系统以及翻译流程。
1、语言技能:术语翻译不是口译,而是要求翻译者将特定术语准
确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因此语言技能是重要的操控因素。
相对而言,掌握大量的行业术语将帮助翻译者更好地完成翻译工作。
2、文化差异:由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所使用的文化不同,因此在
翻译时必须考虑文化差异,例如术语翻译中可能会出现的习惯用法、
俚语表达以及文化色彩等。
3、后期处理流程:翻译完成后,有必要进行后期处理来确保术语
的精准性,包括语法检查、格式审核、术语表达审核以及数据库搜索等。
4、翻译软件系统:现代翻译生产流程通常会使用翻译软件平台,
以支持专业翻译者和促进内容标准化实现效率提升。
翻译软件系统可
以提供有效的术语管理工具,帮助翻译者实现高质量的术语翻译。
5、翻译流程:为确保翻译质量,术语翻译通常需要采用严格的翻
译流程,从术语库收集到内容审核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引入
有效的操控措施,以确保最终的翻译质量。
关键词:翻译语境制约一.语言性语境与翻译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的问题。
语言性因素对翻译的制约随处可见。
也正是因为这种制约,我们的译文才能通顺,流畅,否则译文将混乱不堪,我们来看2009年《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中的一个句子的初译和终译:“目前,日本对大米、大麦和小麦、乳制品、生丝等农产品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对配额外进口实行高关税”。
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交际中,语言语境的制约作用对翻译也至关重要。
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小王打了个菜是“猪耳朵”,小李对小王随口说了声“你有猪耳朵啊”。
可以想象如果离开了这句话的语言语境,翻译出的译文可能是"you have pig's ears",这会让人无法理解。
结合前后语言语境我们就不会犯这种简单的错误了。
以上我们很容易看出语言语境对译者的选词,逻辑以及意义的理解至关重要,离开了语言语境的制约很多语句将令人无法理解或让人产生误解。
二.非语言性语境对翻译的操控非语言性语境的操控指的是翻译会受到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以及译者身份,地位等多方面的制约。
下文主要阐述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功能。
(1)社会背景操控翻译翻译不可能是一个人随便的主观臆断,它一定受到翻译者所处时代的种种限制。
译者的翻译思维习惯、翻译准则以及翻译手法都受到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限制。
中古英语过渡到现代英语的过程中重要意义的事件就是1611年的《钦定圣经译本》的出现。
《钦定圣经译本》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大背景下出现的。
起初的《圣经》全部由拉丁语组成,普通人民群众根本无法读懂。
德国宗教改革的领军人物马丁·路德认为罗马天主教能够维护其统治的手段之一是对《圣经》有解释权。
《钦定圣经译本》的问世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6—12—05【作者简介】郑鸿芹(1972-),女,四川金川人,阿坝师专外语系讲师,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余汉英(1974-),女,四川仁寿人,阿坝师专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理论研究。
从操控论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受控对象郑鸿芹,余汉英(阿坝师专外语系,四川汶川623000)【摘要】操控学派理论认为,翻译是对源文本进行的一种改写,是一种操控活动。
而在翻译这种操控活动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受控对象,译者、文本和目标文化。
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文本受译者的操控,而目标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受到译本的操控。
【关键词】操控论;翻译;受控对象;译者;源文本;目标文化【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42(2007)03-0079-03一、引言翻译不仅是语言互动,而且是文化互动的表现。
对翻译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翻译研究已经实现了从单纯的语言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生活于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译者,在翻译那些同样生活于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创作者的作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方方面面的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或曰操控。
就整个翻译过程而言,从翻译文本选材、翻译方法的取舍、翻译策略的选择,到异质文化因子的处理,无不彰显翻译过程就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操控的过程。
这种操控现象已然成为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新视点,从而有了操控学派的崛起。
操控学派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产物,是文化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人物有Hermans、Lefevere、Lambert、Bass-nett、Toury和Tymczo等学者。
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TheoHermans),最早把“操控”概念(manipulation)用于翻译理论研究。
在赫曼斯主编的论文集《文学操控:文学翻译研究》(theManipulationofLiterature:StudiesinLiteraryTranslation)一书中,赫曼斯(1985:11)就提出“从目的语的角度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对源语进行一定程度的操控,旨在达到一定的目的。
”[1]操控学派的雏形已然成型。
原籍比利时的美国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从他所擅长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视角进一步发展了翻译的操控观。
在1992年的论文集《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s,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里,勒菲弗尔提出,译者在处理源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对文本进行改写(rewriting),翻译就是对文本的一种形式的改写,哪怕“最忠实”的翻译也是一种形式的改写;而改写就是对文本的操控,就是使文本按操控者即译者所选择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产生影响和作用。
[2]勒菲弗尔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翻译操控理论,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操控学派的正式形成。
二、翻译中的受控对象“操控”(manipulation)就必然涉及到操控行为(tomanipu-late)的动作发出者即操控因素(manipulatingfactors)和动作的承受者即受控者或受控对象(manipulatedobjects)。
本文将从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角度出发,分析在翻译操控中的不同受控对象。
操控学派将翻译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跳出了语言学派狭隘的文本视域,把超文本的因素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畴,弥补了语言学派的缺陷。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
一切翻译,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据此以特定方式在特定社会操控文学发挥功能。
改写就是操控。
”[3](Lefevere:1992:6)“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是赞助者强加的。
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文学”。
(陈德鸿,张南峰:2000:177)[4]简言之,翻译是译者对原文本的一种改写,改写就是操控;翻译为文学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译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OFABATEACHESCOLLEGE2007年9月Sep.2007第24卷第3期Vo1.24No.3者本人认同的或赞助人强加的意识形态,二是当时译入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文学观);改写受到目标文化的诗学和意识形态规范的制约,译者在此规范内进行操控;改写的积极作用是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学样式和新的方法,有助于文学和社会进步;起消极作用是压制改革,进行歪曲和控制。
可见,在翻译这种操控活动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受控对象,译者、源文本和目标文化。
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源文本的改写和目标文本的产生受译者的操控,而目标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受到译本的影响或操控。
(一)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他首先是源文本读者,然后以创作者(creator)或改写者(rewriter)的身份,将原文翻译改写为译作或目标文本,以此完成操控过程。
然而,译者的操控行为不是在“真空”中随心所欲进行的。
勒菲弗尔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内因和外因。
内因即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而外因也就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权力”的“人、机构”,即赞助人(patron-age)。
其中,赞助人控制意识形态,“专业人士”控制诗学。
归根结底,译者自始至终会受到目标语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可见,译者也是翻译活动中的受控对象。
简言之,译者操纵文本,译者所依存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操纵译者的翻译活动。
译者受自身意识形态和诗学、以及目标语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并且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1、译者在翻译选材上受到的操控译者受到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诗学理念的操控或目标语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在“译什么”的问题上有着显著体现。
然而在目标语文化系统里,当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时,处于从属地位的诗学对翻译的操控就不那么明显了。
中国20、30年代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受其个人思想意识和诗学理念的制控。
比如,年轻的鲁迅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的文化弱势状态下,如果继续闭关自守,不与文化异质对话,不了解与他文化的差异,国家、社会、文化的进步、崛起就无从谈起,自己应该肩负起译介西方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
鲁迅的这种个人意识,驱使他着力于翻译东欧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学,“以展示伤痕与屈辱的方式来唤醒国民”。
[5]就目标语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和诗学理念对译者的操控来说,50年代到文革时期中国翻译活动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这段时期,翻译活动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形式的需要,翻译活动为了巩固和加强国家权力的统治地位的需要,翻译工作者只能听从国家机关的翻译机构的指导和监督,其翻译题材的选择上,就明显带有配合当权意识形态的痕迹。
而文学翻译的选材不仅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也受到当时主流诗学的制约。
“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成了政治意识形态操纵文学艺术的权威话语,文学艺术被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
文学翻译也不例外,同样受到这种政治诗学观的制约和影响,从而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一部分。
”[6]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提出的要求是翻译介绍“优秀”和“进步”的外国文学作品。
政治意识形态以“优秀”和“进步”为名,操纵着翻译选择和范围、对象,实际上就是将文学翻译牢牢地控制在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运行轨道上。
这样,外国文学翻译的范围越来越小,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苏联文学、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作品和欧洲古典文学(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哈代、海涅)占据中国文学翻译的中心地位。
译者就局限于翻译东欧、东德、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家的文学作品,而将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想抵触的欧美现当代文学则被排斥在译介的视野之外。
2、在翻译策略方面受到的操控翻译是译者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操控从而达到翻译目的的过程。
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Berman)指出,翻译策略是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做出的选择。
可见,但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要受到来自个人或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非随心所欲的操控。
这一点可以以鲁迅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观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话文已成为通行的书面语,为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普遍选择。
但是鲁迅和其他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白话文有着类似的看法:第一,认为中国语文———即使白话文———有严重的缺陷,须得借助西方语调及语法加以补救,第二,语言和思想的关系。
他们认为精密的思想要借助精密的语言来表达,既然这时候的新思想是从西方来的,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也自然得向西方学习。
他们认为中国文法太不精密是思路不精密引起的,而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得引进西方的精密思路促进中国语文的改革。
鲁迅的对改进中国语文(白话文)的这种思想意识,直接影响了他的翻译策略的选择,那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将“中国小说中所未有”的异国情调介绍进来,作为翻译工作者的鲁迅,采取“直译”手段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引入明显带有异质文化色彩的词语、句法,引进西方精密的“欧化”文法,以丰富中国语文的表达法,与中国语文原有的白话文交融使之得以丰富完善。
以上所述是以译者作为受控对象进行的论述,也是操控学派所强调的主体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对译者的支配作用。
但是,不能忽略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的创造性,诚如米歇尔・巴拉儿在《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译事和思考》中所说,“译者是社会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作为翻译主体,译者有自己的看法和原则追求”。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识自由地选择直译或意译的翻译策略,转换原文的语言,根据自己定位的审美态度,自由灵活处理原文的文化因素,何时归化,何时异化,本质上是译者的自由量度。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80(二)文本———受译者的操控操控学派过分强调主体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对译者的支配作用。
事实上,操控学派的基本理念认为,“翻译就是对文本的一种形式的改写”,“而改写就是对文本的操控”,由此操控观可以看出,在翻译的三个基本环节(即源文本、译者和目标文本)中,对文本的改写或操控是由译者完成的,译者的翻译行为就是一种改写源文本、生成目标文本的操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