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的三种逻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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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如何表达忧郁:生活的砒霜是艺术的蜜糖?在丢勒之前,忧郁是病,是守财奴和懒汉的专利;在丢勒之后,忧郁成了天才的特权。
演员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和翻译家孙仲旭的自杀,让世人重新关注抑郁症人群。
中国目前有9000万抑郁症患者,每年超过20万人选择放弃生命。
抑郁症与死亡如影随形,另一方面,忧郁情绪又与创造力密切相关。
美国《健康》杂志三年前刊登的一项调查显示:因为工作时间和收入不固定,又是孤身创作,艺术家成为最易患抑郁症的十大职业之一,发病率约9%。
在心理问题症状自评中,160分以上就有心理问题,而民间认为低于180分就不用画画了。
可见世人眼中艺术家必是多愁善感、情绪变化万端的。
而历史上真实的例子也印证了这一点。
米开朗琪罗、伦勃朗、凡·高、蒙克等人都很忧郁,悲剧色彩在作品中时隐时现。
忧郁给艺术家增添了谜一样的魅力,他们又如何表达忧郁?丢勒将忧郁与天才划上等号。
忧郁作为一种疾病被发现是在公元2世纪,当时,希腊医学和药学创始人普里克斯·盖伦(Prix Galien)发现一些病人总是比其他病人先死去,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忧郁厌世。
中世纪,忧郁是有罪的,因为那意味着对上帝造物的怀疑,人们认为只有守财奴和懒汉才会忧郁。
德国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改变了这一切,他彻底扭转了忧郁者的形象,使其进化成一个托腮思索的人,与天才划上等号。
在丢勒1514年5月创作的版画《忧郁之一》(Melencolia I)中,一位天使托腮沉思,胸中仿佛郁结着一公斤黑胆汁。
她手中握着圆规,天平、沙漏等科学工具散落四周,画上写着一个四阶幻方。
天使身旁的守护神跟她一样郁郁寡欢,一只蝙蝠举起横幅,上面写道:忧郁。
天使用握紧的拳头托住头的姿势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壁画中,表示沉思、疲倦或悲伤。
握紧的手起初代表攫取财宝的努力,丢勒将其改造成抓住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不放的精神。
人类理解与人际传播-从“情境定义”看托马斯的传播思想内容提要本文在阐发托马斯“情境定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对人类意识功能在接受信息过程中的介入作用表示很大的关注。
作者认为:人际传播本质上并非是一个由“讯息”、“通道”、“噪音”、“反馈”等因素组成的,外在于人的机械过程,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相遇,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符号互动”。
由于个体的创造性译解与既定符号世界或社会共同定义之间本质上的存在的同构性,人与人之间沟通和理解便得以可能,但人际传播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所谓“沟通”或“理解”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
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趋向于成为知识隔离区,人们彼此相互隔绝,不知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不幸的还有,当代研究人员似乎常常意识不到,几个世纪来的社会思维所积累的对人类状况的重要见解与他们当前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
梅尔文・德勒弗经历坎坷的威廉・伊萨克・托马斯(Willam Isaac Thomas,1863-1947)是早期符号互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瑟指出:赫伯特・布鲁默发展总结的符号互动论,虽然“主要受惠于米勒,但是其中仍有很多成份是取自于托马斯的著作。
”[1]托马斯对符号互动论的主要贡献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与兹纳涅茨基的不朽巨著《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二是他所提出的著名的“情境定义”。
前者的主要内容虽然是由移居芝加哥的波兰人的生活史所构成,但其核心却是对社会行为(自然包括传播行为)的主客观文化两方面进行的综合调查。
书中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只有把个人的主观态度和社会客观文化的价值综合起来考察,才能充分解释人的行为。
托马斯的这一思想随着他对“情境定义”及其基本原理的阐述逐步得到丰富和完善,并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思想。
本文拟在阐发托马斯关于“情境定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对人际传播,尤其是人们何以能够相互交流,并最终取得某种程度的理解,作些粗浅的探讨。
土司文化遗产与当代日常生活——以广西忻城为例①龙晓添②[内容提要]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既不是简单地将非物质与物质文化的结合,也不是刻意地将历史与当代关联,而应该立足于文化遗产所在地的特殊情况,结合当代的日常生活,有机地进行保护和开发。
本文尝试从民众当代的日常生活的视角入手,结合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生活”为最大的“整体性”,探讨广西忻城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关键词]土司文化日常生活忻城一、导言:文化遗产与日常生活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财富,是文化传承和文明延续的纽带,是需要人们世代传承共同珍爱的精神财富”③。
但其定义至今尚无权威的、统一的界定,不少学者都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入手对文化遗产进行过阐释。
冯骥才认为,“文化遗产是精神的概念,是一种公共的遗产,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域共有的精神的财富”④。
还有认为文化遗产“指人类社会所承袭下来的前人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⑤。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研究与保护的推进,人们在关注其物质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其精神性。
然而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呢?有学者指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不能只保护局部和片段。
因为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是一个整体,环境是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环境被破坏了,许多历史信息就会丧失,文化遗产就很难准确地反映历史内容,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就会受到损害。
为了对文化遗产的保①本文为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科学研究工程•青年项目培育工程”“中国语言文学一广西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开放课题基金”阶段性成果。
②龙晓添(1980—),女,湖南长沙人,民俗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研究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③刘爱河:《简论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载《理论月刊》,2008年第5期,第32页。
④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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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的三种逻辑探析现代性问题是很多哲学家,政治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赫勒关于现代性发展的三种逻辑的思想,从技术,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政治权力(统治)三个方面来理解现代性发展的趋势。
技术的逻辑强调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作为技术想象的发展形式已经代替宗教成为支配性的世界观;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强调在市民社会中,正义、合理性对现代社会的推动作用;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强调上层建筑对现代社会中民主制度的建设作用。
赫勒关于现代性的三种逻辑的思想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和补充,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标签:马克思;赫勒;现代性;逻辑;反思阿格妮丝·赫勒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学生,是东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她的现代性理论是站在自由与民主的角度上,立足于后现代,反思现代性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赫勒对现代性的理解是通过三种逻辑来论证的,此处所谓的“逻辑”,在赫勒看来,指的是事物的发展趋势。
现代性的三种逻辑代表着现代性发展的三种趋势,分别是技术的逻辑,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以及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
赫勒认为现代社会应该是开放的,但并非在某一方面没有限制性。
现代性发展是彼此相互独立又相互限制的三种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目的是避免现代社会的同质化。
就同质化特点而言,赫勒以资本主义社会中貨币的普遍化为例,阐释了如果技术逻辑和政治权力的逻辑不加限制,很有可能导致社会全面的货币化,一切只能用货币来“量化”,就会陷入了“同质化”。
因此,三种逻辑的相互作用可以避免这一问题,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技术的逻辑在技术的逻辑中,赫勒强调技术逻辑发展的普遍性,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已经代替宗教起着支配性的世界解释功能。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高速发展打破了前现代社会的格局,解决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技术的工具性、重复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带给人们便利生活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也是技术的本质。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科学。
技术以工具性、重复性为特征,赫勒强调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问题单单依靠科学是解决不了的。
从二者区别的角度来看,技术强调的解决问题和“结果”,而科学需要的是反思和想象,需要的是革命性和创造性,技术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科学层面的反思和想象。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技术的实用性和重复性导致人们思维趋向于实用主义,而很少思考事物的“如是性”,只是简单的接受,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开放的过程,相同的问题在不同的情境下解决的方法也有所差别,因此,人们的日常生活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和阻碍。
其次,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成了现代性的支配性世界观。
赫勒认为支配性体现在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对比中,体现在科学代替宗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中。
人们依靠以知识积累为特征的科学而不是宗教来解释世界。
科学在不断扩张,从最早以技术为基础的硬科学到现在的社会科学,“科学”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思想的影响尤为重要。
很大一部人已经抛弃了宗教将科学的东西视为“真理”“信仰”,它代表着某种不变的东西,象征着权威。
科学立足于社会整体,它不指向任何一门具体科学,这也是技术想象能够支配现代幻想指向未来发展的原因。
最后,相比较很多重要的技术发展事件,赫勒将侧重点放在了科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上。
赫勒认为很多普通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事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比人造地球卫星和原子能工厂更重要,并且以一种更重要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想象。
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事件构成了一个民族或者世界的发展史,但科学技术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正是从这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微观角度入手才得出了科学的支配性解释功能。
赫勒赞同海德格尔的观点:“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1]101,技术是和人类社会密切相连的。
如果技术的逻辑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相一致,不论技术落后还是超越当前人类社会抑或二者的发展完全相背,冲突就会表现出来,那么技术就不会对人类的解放事业起到多么大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在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中,赫勒将她的视角转向了市民社会,强调“正义”“合理性”的重要性。
赫勒认为,第二种逻辑的相对独立性对于现代性的继续存在来说是决定性的,因为这种逻辑是现代性的主要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具有异质性特征。
首先,赫勒认为,市民社会是围绕着“市场”“货币”来运行的。
货币化消除了前现代社会中等级造成的人与人之间“质”的差别,还原成了“量”的差别。
这是浪漫派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出诘难的原因之一,但是货币化却让人更加独立。
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女人同样可以在很多领域代替男人,获得报酬和尊重,不再依附于男人而更好的生活,“货币化也许不是非常高尚,但它确实给予人们更大的自由”[2]126。
但在市民社会中,人们也把自己商品化了,即使处于理想的社会格局之中,依据能力人被分配在不同位置,出卖劳动力的平等的交易也将导致人的等级制。
人的货币化导致了需求分配和需求满足的分化。
赫勒以前现代社会的雅典城邦为例,强调公民可以获得城邦提供的物质财富、政治权利和良好的教育,这一切是他的身份所赋予他的。
现代社会则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在某一领域的身份、地位而决定他在其他领域所受到的待遇,因为“货币”的拥有量影响了一个人的需求分配和满足程度,“货币化成了一个巨大的均衡器”[3]126。
尽管浪漫派担心全面的货币化会丧失人本真的东西,但是历史积累下的文化传统对这一趋势的限制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其次,在现代社会中,“正义”和“合理性”对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的划分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想象让人们摆脱了前现代社会中自然和宗教的束缚,开始意识到“人”的存在。
人们要求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民主”“正义”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与人之间“起点的平等”。
尽管在天资和能力上有所差异,就像赫勒所说的男人和女人在能力上的差异会导致他们收入上的差异,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接受“公正但不平等”的结果。
人们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出发,不断争论着何种制度可以保证结果的公平和正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社会制度也在不断改变,是否合理、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评价,因此这种逻辑的发展不同于技术的逻辑,技术的逻辑是积累性的,是线性发展的,而它的发展则有多种可能性。
没有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人是社会的人,因此,发挥更大作用的仍然是围绕着“正义”“合理性”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它決定着人们在法律上、权利上和机会上的平等。
最后,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
赫勒不断强调现代社会的异质性,正是对“正义”和“合理性”的不断追求,才能让“货币化”发挥它积极的作用,不至于普遍化。
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也受到技术逻辑的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受到技术逻辑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这一逻辑的发展在很多时候会被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所阻碍。
三、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在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中,赫勒避开了经济的影响,从纯粹的“上层建筑”的层面进行了论述。
这一逻辑的基础是“国家”,其功能是保证社会的稳定,让国家的各项活动能够有序进行。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的基础是国家。
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现代社会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
这一逻辑涉及资本、市场等问题,属于初次分配的层面;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则属于国家的再分配层面。
在赫勒看来,现代性钟摆的摆动源于在国家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和冲突中进行选择。
如果国家干预最小化,很有可能出现我们常说的“无政府主义”的状态,社会动荡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独裁政权来代替民主政权。
国家如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就会危及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逻辑的相对独立性。
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赫勒对于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逻辑的态度,由于这一逻辑的重要地位,国家的强力过度干预的结果很可能导致社会的停滞不前。
其次,政治权力(统治)逻辑的核心是国家政治权威的获得,即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合法性一般来自于宪法的承认。
一个国家如果抛弃了自己的历史传统,复制国外法律体系的话,是难以得到本国人民承认的。
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它之所以能发挥功能,是因为它以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或者说是历史想象为基础,体现着人民的立法精神,得到人民的普遍承认。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会出现很多服务于政治的形式,这些形式既可以借鉴也可以“进口”,“不过政治制度不能出口”[4]143,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合法性和权威性必须尊重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
再次,政治权力(统治)逻辑下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
赫勒就此讨论了极权主义等国家形式。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极权主义国家在实质上是专政的,它鼓吹普遍主义和革命,以战争的方式来巩固国内的统治地位,承诺将带来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将历史传统和技术发挥到了极致。
极权主义国家首先是在政治层面集权化,然后再将极权渗透各个领域当中,在这样的国家形式中,很可能在最初体现着“民主”,在选举中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但这也仅仅是形式上的民主。
赫勒认为,民主的主要价值的平等,体现在平等的选择上。
民主的对象是公民,是处于社会组织中的人,但对于单个的“人”来说,最能体现出自身权利的是自由。
与民主、自由相关的还有“暴力”,“现代国家被韦伯定义为垄断着暴力的合法运用的机构”[5]160。
在赫勒看来,现代社会中的暴力实际上被“分散化”了,因为“暴力”有了新的形式,在市场经济中是“竞争”,在社会的公共机构中是对一部分人的限制。
但就国家层面而言,“暴力”更容易在法律的视域下应用和控制。
最后,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真正民主的国家。
赫勒强调真正民主国家是要求人们积极参与政治领域中,不单单是作为一种职业或者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日常事务,而是对于民主、自由有着政治的敏锐度。
四、结语赫勒将现代性的发展趋势划分为三种逻辑,并在独立的层面上分别进行了阐述,但她并不否认在现实意义上,现代性生活中三种逻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限制。
赫勒关于现代性发展提出的三种逻辑的思想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正是紧紧围绕资本逻辑的分析展开的”[2]55,赫勒与马克思相比缺少辩证的态度和方法,强调微观的“革命”,“赫勒辐辏于民主概念,赋予其激进的内容,无非是要摈弃马克思的经济首要性原则和暴力革命论”[3]21。
但是她和马克思一样,始终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始终是为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
赫勒关于现代性发展提出的三种逻辑的思想,对现代性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