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理论

跨文化交际理论

第四章跨文化交际理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学者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83年，对于跨

文化交际理论的初步探讨首次出现在《国际与跨文化交际年鉴》中。随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探索渐入佳境，学者们互相借鉴、综合研究，使跨文化理论的发展突飞猛进，至今已有十几种之多，涵盖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各个方面。本章主要就一些研究比较成型、实践性较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作以详细论述。

4.1 意义协调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CMM）

人们常常把谈话当成生活中最理所当然的事。其实人们在交谈时经常按照大家预期的方式说话，这是约定俗成的方式。为了了解交谈的本质，人们常常使用意义协调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CMM）。该理论是由美国传播学大师W·巴内特·皮尔斯和弗农·克罗农（W. Barnett Pearce and Vernon Cronen）提出的。他们认为交际过程受到规则制约和指导，因此，规则在该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意义协调理论一般指个体如何确立规则，创造和解释意义以及这些规则如何在交谈的意义协调中使用。

皮尔斯和克罗农把生活比作是“没有导演的戏剧”，谈话则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产品。由于没有导演也没有剧本，所以情节错综复杂，演员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获得意义，同时又不停地与他人协调着他们的剧本。实际上，那些能够读懂他人剧本的人在交谈中能够保持前后一致；而那些读不懂剧本的人则需要协调他们的意义。可见，对谈话剧本达成共识非常困难。皮尔斯和克罗农这个鲜活的比喻阐明了意义协调理论的本质。该理论是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的。

4.1.1 意义协调理论的前提假设

意义协调理论关注的是个人以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并且它揭示了个体如何把意义赋予某个信息。该理论有以下几个前提假设：

1．个人生活在交际之中。

2．人类共同创造社会实在。

3．信息传递依赖于个人意义和人际间的意义。

意义协调理论的第一个假设说明了交际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皮尔斯认为人类交际的重要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也就是我们生活在交际之中。意义协调理论认为社会情景是互动创造的。也就是说，正在进行社会交往的两个人共同创造了谈话的意义。交际活动中的每个人都是人际交往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同时人际交往系统又能帮助解释每个人的行为和反应。可见，个体创造了交谈的现实，所以每个互动都具有独特性。西方学术界倾向于把交际看成是无色无味的思考和表达工具，皮尔斯和克罗农则与传统观念相悖，他们认为只有重新审视交际，在新的语境中理解交际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所以，首先要承认交际的重要性。

意义协调理论的第二个假设是人类共同创造社会实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是指个体对意义和行为的理解与他人交际互动的符合程度。在两个人交谈之前，就已经有各自的交谈经验，在谈话中，两个人从不同的起点进入交谈，交谈的结果又会产生新的社会实在。可以说，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创造了新的社会实在。

意义协调理论的第三个假设是信息传递依赖于个人意义和人际间的意义。所谓的个人意义(personal meaning)指的是个人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从个人独特的经验出发获得的意义。

个人意义来源于人们过去和他人交往的经验，所以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巨大的个体差异。个人意义在交际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人们发现关于自己的信息和关于他人的信息。当互动的双方对彼此的解释达成一致意见时，他们也就获得了人际间的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人际间的意义是由参与者共同创建的，它来自不同的情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获得人际间的意义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交谈中，人们是不假思索地获得了个人意义和人际间的意义。 以上是意义协调理论的三个假设，可见该理论关注的中心是交际、社会实在和意义。

4.1.2 意义协调理论的应用

意义协调伴随着人们交谈的始终，但是却很难描述，唯一的办法是观察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由于人们的能力和天赋所限，意义协调经常出现问题。当人们试图从谈话信息中获取意义时，意义协调也就开始了。人们交谈中意义协调的结果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双发达成一致；第二种是没有达成一致；第三种是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协调一致。而在现实中，第三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比较大。

4.1.2.1 意义结构的等级

意义协调理论的学者认为，意义可以分为六个层次：内容、言语行为、契约、情节片段、生活剧本和文化模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层次包含在另一个层次之中，内容是意义的低级层次，文化模式为最高级的层次。高级层次的意义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低级层次的意义，同时，人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对意义进行解释。

内容是人们接触到的原始数据，也可以说是未经解释的刺激，它包括行为、噪音、视觉刺激等形式。内容层次是原始数据向意义转换的第一步。

言语行为是指“通过说话而执行的行为，包括抱怨、侮辱、承诺、断言和质疑等”。言语行为传递了讲话者的意向而且指明了一个特定的交际应该如何进行。例如，当你对爱人说出“我爱你”的时候，这几个字就是言语行为，因为这句话还充满着感情语气。皮尔斯认为，言语行为不是物体，它们以意义的逻辑和交谈行为表现出来。人们共同创造了言语行为。

契约是第三个层次。它是指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人对双方关系的可能与限制达成的同意。契约对行为做出规定，是行为的指导方针。契约还规定了关系的边界，帮助区分了我们和他们，而且它为态度和行为提供参考，比如，双发如何发言，或者有哪些话题是交谈中的禁忌。

情节片段是指有明确的开始、发展和结局的交际惯例，它描述了人们行为的语境。人们在情节片段的强调程度上存在分歧。不同的强调意味着对情节片段的不同表达，因此，就有同一情节片段的局内人视角和局外人视角。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是情节片段的基础，当人们在决定情节片段该如何发展时，总是怀有各自的文化期望。

生活剧本是指一系列过去的、现在的情节片段，生活剧本是与人们的自我感觉相关联的事物。每个人经历的生活剧本各不相同，存在很大差异。生活剧本还包括两个人一起创造的那些情节片段。

文化模式是关于世界秩序以及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的整体图像。在解释意义时，个人与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要。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以各自不同的视角解释意义时，就会产生交际的障碍。

在交谈的过程中，意义层次的作用十分重要。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互动的方式也不同，因此，人们之间的意义等级有很大差异。意义等级的区分有利于我们理解意义协调和管理意义。

4.1.2.2 影响协调过程的因素

意义协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道德感和是否可获得资源。

意义协调需要个体考虑到更高的道德规则。道德感涉及伦理，道德规则的实质是个体在交流中表达伦理立场和观点的机会。伦理是谈话内在的组成部分。在交际中，每个人把不同的道德规则带入谈话中，人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朋友、恋人、员工、丈夫等。每一种角色都享有不同的权力，同时承担不同的责任。比如在一些文化中，男性被认为是领导者和家庭保护者的角色，这种与女性的义务的冲突，就会影响他们交谈过程的协调。

此外，一个人资源获得能力也会影响意义协调。皮尔斯所说的资源指的是“人们用来使自己的世界充满意义的故事、形象、象征和制度”，皮尔斯认为资源还包括感知、记忆和帮助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实在保持一致的概念。协调在交际中非常重要。有时候，与他人的协调非常简单，有时非常困难，因为人们把不同的资源带入谈话，根据自己对意义的理解来做出反应。比如，在工厂工作了10年的职工李某，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对自己工作的这座工厂非常了解，因而他受到自己手下几名员工的尊敬。而张某是新被工厂聘任的大学生，他具有MBA学位，从事管理工作，招聘他是看中他的管理能力，希望他的到来能够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结果张某成了李某所在部门的领导。可见，由于两人的资源不同，必然导致交际上的困难。对工厂的过去非常了解，与其他员工的融洽关系，自己在此的工作经历，和对企业目标的认识，这些都是李某的资源。而张某的资源是大学的教育背景，并因此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和工厂里少数人的信任，而他对工厂历史却一无所知。可见，两人的资源各不相同，他们的不同经历和背景使他们在交际时的意义协调存在很大障碍。除了道德感和资源外，意义的协调还取决于交谈的规则。

4.1.2.3 意义协调的规则

意义协调理论的核心之一就是规则。意义协调理论的建立依据是规则论的立场。他们认为，个人管理和意义协调的方法之一是使用规则。意义协调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规则给与人们选择的自由和空间。一旦对话的规则确立，交际双方就在规则给与的框架内享有足够的自由空间。交际双方在交谈中能够使用所需的规则，不仅需要具有使用规则的能力，而且还要具备举一反三的灵活应变能力，但是很难用文字描述这些交际的技巧。交谈中的规则不仅仅是对行为加以约束和规定。交际双方必须理解社会实在，并且根据交际的情境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协调。

意义协调者认为规则分为两类，即制度性规则和调节性规则。制度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指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人们如何解释某个行为，如何通过一个层次的意义理解另一个层次的意义。由于制度性规则的存在使我们能够理解别人讲话的意图。比如，当你对父母、子女、恋人说“我爱你”的时候，这句话的含义并不相同。在不同的关系中，我们采用了不同的规则，所以双方会根据关系的类型和情节片段来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可见，在交际中制度规则帮助人们对意义做出正确的理解。

另一种规则是调节性规则。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指人们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它们能够帮助引导谈话的发展方向。制度性规则帮助人们解释意义，但是却不对人们行为的加以指导，而调节性规则恰恰能够对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导。可见，制度性规则与调节性规则有很大不同。下面的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一对共同生活了10年的夫妻发生了感情危机。妻子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决定马上采取行动，这时候她需要使用制度性规则和调节性规则。制度性规则告诉她，她必须与丈夫沟通，因为丈夫外遇是错误的。同时，她的丈夫必须根据制度性规则对他们之间的这次谈话做出解释，而且还要在调节性规则的指导下采取适当的行动。两个人对此事展开的谈话，也就是他们共同创造的社会实在。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对方的规则系统。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没有处理此类事情的经验，所以他们不清楚什么是制度性规则，什么是调节性规则。在两个人交谈的过程中，他们会逐渐发现对方的规则系统，而且随着这个发现对方规则系统的过程，他们的谈话协调也可能发生危机。两个人会使用不同的情节片段

来说明这件事，而且他们也可能并不赞同对方采用的规则，不过他们能够理解谈话的内容。

4.1.3 意义协调理论的批评和总结

皮尔斯和克罗农的意义协调理论试图探究交际者的内心情况以及他们如何管理意义。意义协调理论明确地以交际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该理论涉及的范围广，既可应用于自我交际又可以应用到人际交际中，目前该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交谈、文化社群、家庭、组织等领域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