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及成本分担研究的反思

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及成本分担研究的反思

收稿日期：2022-08-13

摘要：关于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应涵盖的内容，学者们观点各异，官方规定也有一些模糊，导致高等教育成本准确计量困难重重。教育成本该如何确定、是否应成为学费收取的依据等问题一直未有共识，究其原因在于国内研究忽略了“教育成本”概念的内在缺陷。实际上，高等教育成本核算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依据所谓的“教育成本”来确定学费收取标准更不具合理性，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必须在居民承受能力范围内由学校根据实际费用支出及需求情况自行决定。

关键词：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学费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部门根据学生年人均教育成本，规定高等学校年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的基本原则。”2006年，教育部把制订《高等学校生均培养成本计算与核定办法（试行）》的计划写入《关于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安排意见》，试图为广受争议的高校收取学费提供依据。然而，如何确定学生培养成本一直存有争议，学术界和教育界都尚未达成共识，原定2007年出台的《高等学校生均成本核定办法》至今杳无音信。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教育成本”为关键词进行检索，1994年至2022年共检索出论文3018篇，从2000年的110篇，增至2007年的420篇，近年来虽然有所下降，但2022年仍然有197篇，由此可以看出对教育成本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相比之下，以“cotofeducation”或“educationcot”或“educationalcot”以及“cotharing”通过谷歌进行学术搜索，仅能找到有限的几篇2000年以后的相关文献。通过ISIWebofKnowledge期刊数据库的搜索结果也大致如此。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笔者通过对与教育成本相关的论文进行梳理，发现国内文献基于教育改革的需要对教育成本的核算、管理、分担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但却至今没有得出具有实际价值的公认成果，其根本原因是国内研究忽略了“教育成本”概念的内在缺陷，不承认教育成本核算的无效性；相比之下，国外研究则绕过这个抽象化的概念，直接研究高等教育的费用分担问题。笔者认为，“教育成本”不能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会计成本概念，核算教育成本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依据所谓的“教育成本”来确定学费收取标准更不具合理性。高等学校学费收取标准的制定必须在居民承受能力范围内由学校根据实际费用支出及需求情况自行决定。

二、关于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主要观点

现行的高校会计核算方法（财政部、教育部1998年1月颁布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以及财政部2022年颁布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并没有要求对教育成本进行核算，而是依据收付实现制对“教育事业支出”项目进行核算。“教育事业支出”包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等十一项。

对教育成本做出规定的唯一官方文件是2005年6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监审办法”）。该“监审办法”规定：“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由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固定资产折旧四部分构成。其中人员支出包括：教职工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其他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取暖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培养费、福利费、劳务费、招待费、租赁费、物业管理费、维修费、专用材料费、其他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包括：离退休费、抚恤和生活补助、医疗费、助学金、住房补贴和其他支出；固定资产折旧包括：房屋建筑物折旧、设备折旧。”该“监审办法”同时规定：“科研费用的30%计入成本。如能够分别计入具体成本项目，则在该项目中直接核减；否则，按照科研费用占学校教育总支出比例的70%相应核减教育培养成本各项目支出。”这意味着，科研费用的一部分也被作为教育成本的组成部分。

国内学术界对于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问题：

1.高校教育成本构成项目的分类问题

袁连生（2000）把教育成本项目设置为工资、业务费、公务费、修缮费、折旧费五项。[1]刘冬容、杨丽丽（2004）以及王德春、李胜华、江玉坤（2007）也采用了类似的分类方法。[2][3]刘蓉（2005）把教育成本分为：教学支出、科研支出、业务辅助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支出、学生事务支出、离退休人员保障支出和其他支出共八项。[4]梅强、吴婧、陆玉梅（2005）则归类四项：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建设性成本项目和后勤集团费用。[5]李晓波、霍平丽（2022）认为高校办学成本可以归集到六个项目，分别是教学支出、科研支出、学生事务支出、社会服务支出、公务支出、修缮支出和固定资产折旧。[6]

2.科研经费问题

阎达五、王耕（1989）认为，高等学校的科研耗费不应计入教育培养成本。对于兼任教学与科研工作教师的工资性费用，可以将其2/3计入高校教育成本，1/3计入科研成本。[7]袁连生（2000）认为，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是有关系的，科研成果往往成为最新的教学内容，科研消耗的一部分应该计入高校教育成本之中。[8]崔邦焱（2003）在一项对大学教师发放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教师认为应该将科研成本的一部分计入高校对学生的教育培养成本，其中主张计入30%的人最多。[9]刘冬容、杨丽丽（2004）认为，一般情况下，高校为教学服务的科研项目支出应列入教育培养成本，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科研成本与教学密不可分，但对于校外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支出，不宜作为教育成本。[10]李晓波、霍平丽（2022）认为，纵向科研经费应该全部计入教育培养成本，横向科研经费可由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比例计入。[11]

3.离退休人员经费问题

伍海泉（2004）认为，从性质上来看，离退休人员工资属于社会保障支出，是离退休人员劳动价值的延伸，应该计入高校教育成本，但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入办法。[12]施卓晨、郑健壮（2006）认为，离退休人员已经不再从事教学或管理工作，其工资支出与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已经没有关系，应该从高校教育成本中剔除出去。因为离退休人员工资一部分是由社会统筹的，由保险公司来支付，除了保险公司支付的这部分外，学校也支付一部分离退休人员工资，这部分工资就应该计入高校培养成本。[13]刘冬容、杨丽丽（2004）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离退休人员经费支出与现实教育成本基本无关，因而不宜作为培养成本的组成部分。而且，各个学校的离退休人员占教工总人数的比例不同，老校负担重，新校负担轻，如果将这项费用计入成本，将导致高校培养成本难以进行横向比较。[14]

4.后勤服务支出问题

施卓晨等（2006）认为，对于后勤服务支出是否应该计入高校教育成本应分四种情况分别而论：第一，如果学校自办后勤，那么后勤服务支出应该成为高校教育成本的一部分；第二，如果某些后勤单位（如绿化、车队、物业管理等）实行了目标管理（如内部承包），则学校按照承包合同支付给承包单位的承包款应该计入高校教育成本，而后勤单位的服务成本不能计入；第三，如果高校后勤设施实行租赁经营（如餐饮），则后勤设施的折旧、维修成本扣除租赁收入后的差额应该计入高校教育成本；第四，如果高校后勤设施（主要是宿舍、食堂、超市等）由社会投资兴建，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与学校没有直接的财务关系，则其成本不能计入教育成本之中。[15]尤谊、谢娟、张贺章（2022）认为，后勤服务部门的支出属于与学校提供教学服务无关的费用，不能计入高校教育成本。[16]刘冬容、杨丽丽（2004）认为，学校后勤部门（包括校医院、车队、维修部门、修缮服务中心、招待所、幼儿园、房管科以及水、电、气等管理部门）发生的费用列入高校教育成本是不合理的。[17]

5.用于学生的支出问题

用于学生的支出主要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住宿饮食方面的补贴等。刘冬容、杨丽丽（2004）认为，对给予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以及各项补贴，相当于学校收入的转移支付，与学校提供教育服务无关，不应计入高校教育成本。[18]李晓波、霍平丽（2022）认为，直接用于学生的各类开支，包括奖学金、助学金、特困补助、学费减免、学生医疗费补助等，对保证学生的有序、高效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应当计入教育培养成本。[19]田婕（2022）也认为应将助学金纳入高校学生培养成本。[20]

三、“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研究的误区

1.“高等学校教育成本”不能作为经济学意义上或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规定：“设立高等学校，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六条也指出：“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可见，在我国，教育不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高等学校教育成本”这个概念在我国没有实际意义。

2.“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悖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四条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受教育者当然就是学生，所以，学生是教育的产品，也是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对象。产品的价值体现为学生“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暂假定产品价值是可以计量的，记为A；记教育成本为E，则教育获利为P：P=A-E。

由于产品价值由成本和盈利组成，那么，成本E越小，获利P越大；反之，成本E越大，获利P越小。所以，对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追求盈利的最大化必然导致追求成本的最小化。但现实中，高等学校并不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反而追求成本的最大化，其具体表现为：

（1）科研经费多少是衡量一个学校研究水平高低公认的重要指标，争取科研经费也是高校管理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包括“监审办法”在内的很多研究结论却把科研经费作为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组成部分（尽管不是全部计入）。假设某高校承担了大量的国家重大攻关课题，由于占用教师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使教学质量受到一定影响。这时，教育成本E大量增加，但产品价值没有增加（甚至下降），从而盈利P显著减少，即高等学校追求盈利最小化。 （2）奖学金和助学金（以下称“奖助学金”）是争议较少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假设由学生及家长直接负担的生活费用支出转为学费项目，再全部以助学金的形式返还给学生，那么，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是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增加，但作为学生及家长一方总体上并没有增加额外的负担。这时，从学校的角度看，高等学校教育成本E显著增加，但产品价值却基本没有变化，从而盈利P显著减少，即高等学校追求盈利最小化。

3.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的不可计量性

核算成本的目的是核算经济效益，并进而提高经济效益。但如果成本不能准确计量，那么，以成本为依据的决策就可能会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比如，由于低估成本而定价过低，结果使得越卖越亏；由于成本的计量错误而导致惩优奖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