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考据和辞章》讲析

义理、考据、辞章作者：朱学东来源：《出版广角》2009年第08期所有杂志要做成功,都由“义理、考据、辞章”构成。

在这点上,每本杂志都是一样的,只是结合每本杂志的具体特征,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杂志是稳定、有联系的,传达同一种价值观的一种载体,是人的情感和智慧的结晶。

义理、考据、辞章,分别指代的是价值观、深入调查采访和文本叙述。

一、义理“义理”,讲的是“文有所图”,程朱理学最重要就是“义”,今天我们做杂志也一样,不能凭机会主义。

一本杂志的话语权来源于它的价值观。

只有面对大众,坚持自己的价值,一本杂志才有未来。

价值观有很多种,其中本质的一种是反映人类普遍的情感,代表社会主流、趋势,代表前进力量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传播,不是通过口号,而是通过选题、栏目去体现。

一本好的杂志,一定是思想、观念呈现一致,不会让人觉得模糊、摇摆、机会主义。

坚持义理为干、精神为先,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是打造成功杂志的第一要素。

二、考据考据,就是调查、深入采访。

总体来说强调的是专业、专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从采访中提取重大选题、重大信息,这也是专业记者需培训的。

善于从蛛丝马迹中寻找到信息,有洞察力。

具体操作选题时,冷人物、冷事件也要做,但是一定要体现人性,还要注意表达方式。

谈历史文化、经过长期思考的东西,要能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

新闻性的报道不可能总占领高点,冷新闻的报道也要有,做杂志一定要一开始就有这种思想。

三、辞章辞章,即“文有所赋”,这也是成文最重要的因素。

在确立价值观、考据调查之后,就是怎么成文的问题了。

这里所说的也是价值观,但同时又是不同作者的不同价值观。

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方式,我们要不断学习,要学会讲故事、编故事,研究场景、气氛的作用。

好的文章,首先要让人能读下去,觉得好看、好玩、有趣 ;二要读得懂,逻辑清晰,让读者读完之后有所体会,有所得。

文本的价值在于叙事、传达,把价值观、理念在无形中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媒体要挣钱养活自己,才能有独立的地位,传播自己的价值,不受别人的影响。

《义理、考据和辞章》讲析
高亢
【期刊名称】《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1982(000)004
【摘要】<正>姚鼎在《述庵文钞序》上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中说;“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

”清代的许多学者都把义理、考证、辞章结合起来说明写文章的道理,他们所说的“义理”,就是观点。

观点是否正确深刻,在于一个人的见识,所以说“义理存乎识”。

辞章指文辞,文辞的质朴,谨严,流畅,雄浑,在于一个人的才气,所以说“辞章存乎才”。

考据则有赖于学识渊博,所以说“征实存乎学”。

这三个概念的含义,我们现在的理解和他们大致一样,但不尽相同。

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是解题。

第一自然段说这个题目是借用前人的说法来讲写文章的问题。

第二自然段具体解释三个概念的含义。

第三自然段说明三者是互相联系的。

【总页数】4页(P98-100,97)
【作者】高亢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4
【相关文献】
1.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 [J], 冯天瑜
2.辞章、义理、考据:知识构成与学术的批评方法 [J], 傅道彬
3.辞章、义理、考据：知识构成与学术的批评方法 [J], 傅道彬;
4.工具与理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文献学与义理、考据、辞章的关系 [J], 周桂英;刘晨;
5.《登泰山记》与义理、考据、辞章“相济”论 [J], 吴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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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据和辞章》精讲导读
《义理·考据和辞章》是中国古代传世的一部文献，有儒、释、元三家之精典。

义理，乃
泛指有义理思想的一切文学著作，考据，则指明自古以来的习俗，考古、状元、哲学、书法、历史学者等所记载的古文献；辞章，指亦指中国古代典型实施令，以及对政治、道德、礼制、教育、日常生活等问题的讨论、解释、认识和章程。

《义理·考据和辞章》是一部泮滥的文献，也是一部礼仪体现和历史变迁的文献。

它为我
们揭示了古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内容，从古代的典章、财政、军队、贸易等各个方面来表
明其时代文明的历史发展。

它对体系和体制有很大教育意义，说明古人对正义和公正的处
理方法，这些古人的文章丰富了文明的知识。

另外，《义理·考据和辞章》还反映了古代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思想、宗教和地域文化气息。

它们不仅启发了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道德学、哲学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
建构，而且还对中国自然、社会、历史的认识有很大的贡献。

总之，《义理·考据和辞章》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一个重要的一环，包含了古人关于道德、
礼仪、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观念，是中国古代礼仪、文化、历史建筑的重要窗口。

融会“义理、考据、词章”于一体——《登泰山记》赏
析
“登泰山记”是宋代徐鉴所写，是元杂剧《元人梦》中的一对台本。

它将“义理、考据、词章”等多种表达方式融合在一起，表现出浓厚的
宗教色彩和传统文化的腔调，具有很高的理论和艺术价值。

“登泰山记”的结构圆满，矛盾两端精妙，由于其宗教色彩浓厚，所以
伴随着宗教义理的展示，提供了参考或对比。

首先，义理，“公道平等”是“登泰山记”篇首设置的神秘台词，代表“公道”的道德观念，而诗人“不吟”的举动则体现了“平等”的理念。

在梦想的实现过程中，诗人多次遇到了各种困难，但他从不放弃，而是努力去实现梦想。

因此，诗人
正是通过他的真诚愿望和勤劳精神来体现对梦想的追求和对希望的坚持，从而体现出义理的思想。

接下来是考据。

从文章可以看出，宋诗人徐鉴借用《山海经》等著名
古籍《登泰山记》，为其在义理、考据和词章上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这让文章既具有神秘感又具有深刻思考。

同时，诗人将真实的世界和
神秘的世界对应起来，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宗教意义，以令人信服的
精神愿景来启迪人们思考和行动，从而体现出考据的心理机制。

最后，是词章。

“登泰山记”中的诗句清新持久，辞藻押韵、配乐。

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含义
桐城派，是中国传统文化圈中的一个学派，源于明代的桐城学派。

该派别脱胎
于宋、明两代的程朱理学，并在清朝乾隆年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承。

桐城派强调道德伦理的修养和研究，提倡怀旧思想和古文经典的研读。

其教育理念主张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注重培养人的道德风采和职责意识。

义理，是桐城派非常重要的概念。

义理即义与理，涉及到人与天地之间的伦理
关系和道德规范。

桐城派强调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提倡遵守道德规范和秉持良知。

而理则是指事物的本理和道理，是指导人们行为准则的原则。

因此，桐城派义理考据就是对于这些伦理与道德的原理进行研究和探索。

考据，是对古籍文献的研究和鉴定。

桐城派注重研读古文经典，对于这些文献
的考据是他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对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和鉴定，可以加深对于义理的理解和掌握，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

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就是通过对于经典文献的鉴定和研究，整理、总结并论述了桐城派的义理观点和理论体系。

总之，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是桐城派学者对于义理伦理的研究成果。

通过对古
籍文献的考据和深入研究，桐城派学者们深化了对于义理的理解，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中，以提升个人和社会的道德素养，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这一研究方向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塑造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
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是一部由明朝东历著名学者“桐城商”著作的经典著作。

它被称为“桐城义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提出了“理性为王”的理念。

桐城商把“理”的概念延伸到了社会活动当中，认为“理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人们能够把理性作为权威，能自然、正义地运行社会。

其次，《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提出了理性和情感的统一。

桐城商认为，虽然“理”和“情”是两种不同的主体，但是它们却可以互相包容，相互促进，以此维系社会的和谐与平衡。

此外，《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还提出了理性和情感的巧妙结合。

桐城商强调，在实践中，理性并不是物理归纳，而是要联系到具体的实际形势，和情感相结合，以情感制约理性，以理性推动情感，协调理性与情感，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

最后，《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为明朝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建议。

例如，明朝要建设理性化的政治体制，加强社会基础建设，完善政府信息机制，实行科学的财政政策，普及教育。

另外，《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还提出了有关社会和谐、法治、文化启蒙等方面的建设，为明朝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书籍，其在明朝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今天，它还能
为我们提供很多生活智慧，让我们从中学习到一个理性社会的建设方法。

理性在行使权威的同时，也能够得到情感的包容，这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只有理性与情感的融合，社会的发展才会更加顺利，社会的和谐才能更加稳固。

义理、考据和辞章-当时，在左的思潮和浮夸风的影响下，不正的文风相当严重，其主要表现是:装腔作势，虚张声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议论，而是摘抄马列主义的词句代替科学间论证。

与此密切关联的是:不重视材料的准确可靠，有时甚至用假话来证实一些大话和空话；把讲究语言、章法看作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许多文章在内容上是教条主义的，在形式上是拙劣、丑陋的，思想僵化、粗枝大叶的思想作风表现为刻板冗长、含混晦涩的文风。

党刊的这篇文章正是针对当时盛行的这种有害的文风写的。

十年动乱，这种有害的文风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今天来学习这篇文章中的有关论述，还是很有意义的。

解题:义理考据辞章都是借用前人的说法，作者在文中所使用的意思与前人并不完全相同。

古人所说的义理，是指儒家研究经义，探求名理的学问。

前人强调写文章要讲究义理，是指文章的内容要精要地阐述儒家圣贤的学说。

而作者在本文中的意思，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

古人所说的考据，指研究历史文献或历史问题时，根据资料进行考核、证实和说明。

戴震称之为制数，后来段玉裁改为考核，姚鼐则称之为考证，都是一个意思。

作者在文中所说的考证，就是要求材料准确，比前人所说的涵义，范围要广得多。

前人所说的辞章，本指文章，是对诗文的总称，后来也有人用以指文章的实用写作技巧。

作者在文中就是使用了后来产生的这一意思，它是属于文章形式方面的问题，涉及语言、章法和风格等方面。

作者在文章中不仅借用了前人的说法，而且把它作为文章的标题，这样就比使用观点、材料和形式作标题要显得别致，有特色，而且也表明了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是有渊源的，是很早就被人重视并开始研究的，本文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新发展、新见解，同时也突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在文章中的重要地位，标明了本文的论述范围。

不但说明题意，而且阐明总的观点: 这三方面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着的。

其他三个部分都是用空行，加小标题的方式标出来，眉目清楚。

六义理、考据和辞章教学目标1.理解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学习文中对这三者的要求，用以指导写作议论文。

2.弄清本文段落之间的总分、分总和对照、并列、层进的关系，理解议论文的结构的多样性。

3.学习在立论中结合评论，反驳错误观点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点本文用总分式和并列式安排文章结构和逐层深入论证的写法。

教学难点理解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之间辩正统一的关系，以及本文综合运用的多种论证方法。

教学内容一、分析课文本文提出，“写文章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即“义理、考据和辞章”，同时，阐述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观点与材料的关系，要人们端正写文章的态度，提高写作能力。

文章第一部分“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总起，统领全篇，把“义理”、“考据”、“辞章”的概念解释清楚，然后阐明总的观点：“这三方面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着的。

”这部分8个自然段，可分三层：第一层（1~3）论证材料要由观点来统率（观点的重要）。

第1段领起第2段和第3段，是总分关系。

第2段与第3段一正一反，对比论述观点要统率材料，是对照关系。

第二层（4~7）论述正确的观点是从客观实际中来的，要把正确的观点传达出来也离不开材料（材料的重要）。

第4段，从观点的来源和观点的传达方面说明材料的重要，领起5~7段。

第5段，从我们和前人的区别入手，说明我们如何讲究义理，是从正面论证。

第6段和第7段从反面批评两种错误：一是教条主义的文章，缺乏材料的支撑，思想贫弱；一是虽有观点，也有材料，但二者脱节，不能使人信服。

第4段与5~7段是总分关系，第5段与第6、第7段是对照关系，第6和第7两段是并列关系。

第三层（8）总结上文，归纳本部分的中心论点。

说明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对写文章的一个根本要求，我们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第8段与上文是分总的关系。

第二部分“材料的准确性”是分两层写，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层（1~4），写使用材料的要求。

使用材料的要求：第一，是足够和必要的，并且是作了具体分析的。

1111
桐城派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他们的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清王朝政权为服务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散文理论。

方苞提出“义法”说，“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

主张文章要“雅洁”。

姚鼐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说。

“义理”是文章的主旨，“考据”指文章的材料，“辞章”指文章的语言。

姚鼐认为三者不可偏废。

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创作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代文学中重要的散文流派。

义理考据辞章读后感读了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论述，真的感觉就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突然对写文章、做学问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先说这义理吧。

以前觉得文章里讲大道理总是有些枯燥，但是现在明白了，义理就像是文章的灵魂。

就好比一个人，要是没有灵魂，长得再好看也就是个花瓶。

一篇文章要是没有义理，那读起来就像一盘散沙，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表达个啥。

它就像是导航，给文章指引方向。

比如说鲁迅的文章，他那些针砭时弊的义理，就像一把把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读着让人热血沸腾又深思不已。

再说说考据。

这可真是个细致活儿啊。

就像侦探破案一样，得去找证据，查资料，不能凭空捏造。

要是考据不严谨，那就跟在沙地上盖房子似的，风一吹就倒了。

比如说写历史类的文章，要是把人物的生卒年份、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都弄错了，那这文章可就成笑话了。

我感觉考据就像是给文章打地基，地基稳了，文章才能稳稳当当立得住。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发现很多有趣的小细节，就像寻宝一样，在故纸堆里挖出那些被遗忘的小珍珠。

最后是辞章。

这就像是人的衣服，要把文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辞章好的文章，读起来就像在品尝一杯美酒，口感顺滑，回味无穷。

好的辞章能让义理这个灵魂更好地展现出来。

同样的道理，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效果那可是天差地别。

比如说描述一个美女，你可以说“她长得好看”，这很平淡。

但要是说“她眉如远黛，目若繁星，唇不点而朱，眉不画而翠”，一下子就把那种美给具体化、形象化了。

辞章能给文章增加文采，让读者更愿意读下去。

这三者要想融合得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就像要让三个人跳一支和谐的舞蹈，不能各自为政。

义理太重了，文章就会变得说教味十足；考据太繁琐了，文章就会干巴巴的像学术报告；辞章过于华丽，又可能会掩盖义理，让人觉得华而不实。

读完之后我就想啊，以后不管是自己写文章，还是看别人的文章，都得从这三个方面去衡量。

自己写的时候呢，得先把义理想清楚，这是核心；然后认真考据，让文章有坚实的基础；最后精心雕琢辞章，让文章既有内涵又有颜值。

义理、考据、辞章，古人写学术论文的三要素清代有个著名的文学创作流派叫桐城派，派中的领袖人物叫姚鼐。

姚鼐的文学功底十分深厚，写得一手好文章，被誉为“清代古文第一人”。

他主要生活在乾隆年间，进过翰林院，参加过《四库全书》编修组。

姚鼐辞官之后从事教育事业，梅花书院、紫阳书院、钟山书院，这些清代著名的学府，都留下过他的身影。

乾隆年间是清代鼎盛时期，国力的增强促进了文化领域的繁荣，学术研究成了文人提升个人能力的主要方向。

姚鼐作为一个文学家，他也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写过一些学术论文。

他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写学术论文的三要素，义理、考据和辞章。

如果按照姚鼐指导的方法写论文，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义理，就是道理。

这一点十分重要，论文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

问题成千上万，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值得进行科学研究。

所以在选题上就要讲“道理”。

问题出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有多种选择，要选出一种或几种科学的解决办法，也要有“道理”。

总而言之，义理就是合乎逻辑，讲科学，有依据。

这是研究的第一要素。

考据，可以理解为资料的搜集与整合。

学术研究都不是凭空就能得出结论的，要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

这个时候，就显示出资料的重要性了。

资料包括文献、实物。

比如古人的学术研究课题大多属于文史类。

历代史书，年表，古董，就成了重要资料。

对于这些资料先要确定其真实性，再要注重其合理性。

这样一来，考据和义理有了必然联系。

辞章，更多是指文学性，表达方法要有文采。

学术论文虽然要彰显科学逻辑性，但也要表达清楚，让人能够看得懂，有读下去的兴趣。

写论文有一个格式上的规范，不能因为有了规范，就让形式凌驾于内容之上。

包括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论文，起码要做到文从字顺。

姚鼐的观点是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既有联系又相互统一。

其实，这三个要素可以总结成两句话，“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或者干脆概括成一句话，“有物有序”。

有物，就是有内容；有序，就是有逻辑。

写论文最怕故弄玄虚，故意写一些没人能够看懂的东西。

义理考据辞章读后感读完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论述后，我就像是在知识的大杂烩里捞出了一把金光闪闪的勺子，突然就对很多事儿有点开窍的感觉了。

先说这义理吧，就像是一道菜的灵魂。

你想啊，一道菜要是没了灵魂，那就是个空架子，看着好看，吃起来没味儿。

义理在文章里或者学术研究里，就是那个告诉大家“为啥做这个菜，这菜背后有啥意义”的东西。

就好比做个红烧肉，你要是光知道把肉扔锅里煮，却不知道为啥红烧肉要炒糖色才香，为啥要放八角桂皮这些调料，那这红烧肉做出来就少了点韵味。

这义理呢，就是给整个事儿定性的，是中心思想，是方向。

要是写文章或者做研究没了义理，就跟没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撞，读者或者看你研究成果的人也会被你搞得晕头转向。

再说说考据，这就像是做菜时候找食材的过程。

你想做正宗的红烧肉，那猪肉得新鲜吧，八角桂皮得是真材实料吧。

考据就是这么个找真材实料的过程。

在学术上，你提出个观点，就像说“我这红烧肉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那你得有根据啊。

你得考据以前的菜谱是咋写的，别人做红烧肉有啥经验，这个地方的猪为啥适合做红烧肉，这些东西都得去查去考证。

要是考据不到位，就好比你用了过期的肉或者假的八角桂皮做红烧肉，那这道菜肯定就不行了，你的文章或者研究也会漏洞百出，别人轻轻一戳就破了。

最后就是辞章啦，这辞章啊，就是把这道菜装盘上桌的艺术。

你红烧肉做得再好，灵魂再棒，食材再新鲜，要是你随便拿个破盘子一装，黑乎乎地就端上来，谁还有胃口吃啊？辞章就是要把义理这个灵魂和考据得来的那些干货，用漂亮的文字或者形式呈现出来。

好的辞章就像精致的摆盘，文字优美，条理清晰，让人看着就舒服，就像看到一道精心摆盘的红烧肉，色泽红亮，配菜点缀得恰到好处，让人还没吃就先流口水了。

总的来说，义理、考据、辞章这三个家伙就像铁三角一样，少了谁都不行。

它们在文章写作和学术研究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感觉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团队，义理是那个出主意定方向的队长，考据是负责收集资源的队员，辞章就是把团队成果完美展示给大家看的公关。

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内容提要：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其中最核心和基本的。

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并以此对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作了全面评价。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关键词：钱穆、义理、考据、辞章钱穆是着名的国学大师，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的内涵、相互关系和方法论意义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将这一认识贯穿于其整个学术研究中。

他说：“虽不敢自谓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於此三者皆已能有所涉猎。

”[1] 钱穆有关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不仅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方法论，而且，也对清代学术史明确提出的这一重大学术命题作了重要发展，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学术界虽然对钱穆学术思想有一定研究，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涵义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一学术命题的重要发展，首先表现在他分别从两个不同层面对三者的内涵作了更加具体的和新的阐述。

概括他的观点，主要包括二个层面：首先，三者是不同的学问；其次，三者又是任何学术研究必须运用的三种不同、却又是有机联系的方法。

不过，由于钱穆本人并未对此作明确而集中地分析和论述，因此，在分析他的有关论述时，应当根据他阐述时文本的语境来作具体分析。

第一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不同的学术或学科。

钱穆说，如果按照清代戴震和姚鼐对中国学问的分类，一切学术可分成三个部门，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今天文学院分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

”“我们也可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汉学与宋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