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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摘》在线阅读首页 -> 2002年第8期我的视觉日记作者：王小慧我们可以飞了没有鲜花，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没有仪式，没有宾客和喜宴，只有一张印刷粗糙而俗气的结婚证书，大红的底色上印着金色的双喜，里面有我和俞霖的照片。

那是两张年轻而稚气的脸，看上去像兄妹，笑得甜美。

这是我对一生中惟一“大喜日子”的所有记忆，其他便是那似乎永远整理不完的行装，因为要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那是1986年的9月29日，去德国留学的前夜。

那一夜我们虽然很累，心情却非常愉快，等待了六年的机会终于到来。

当时并不知道这一走会改变我整个一生，但无疑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也是最远的一次旅行。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想起一个诗人朋友临别时对我们说的一段话：“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地面的摩擦力非常之大，要有足够的能量来克服这些阻力。

一旦离开地面，空气的阻力与这摩擦力相比微不足道，飞机就可以自由飞翔了。

最难的是在起飞之前那一段。

”他用这段话送我们启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当天把它写到日记里，事后多少年，我乘飞机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这段富有哲理的话。

终于可以长长舒一口气了，我把头靠在椅背上，轻轻拉着俞霖的手说；“我们可以飞了。

”他仍像往常那样，默默地对我报以平和的微笑。

那一年时间里我如饥似渴地张大眼睛，看着这陌生而新奇的世界。

每天拍许多照片，记许多笔记。

我们这个同济大学建筑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小组有几位教授和青年教师，经常是包一辆小面包车在德国和一些欧洲城市跑来跑去，很多时间是在高速公路上。

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度，出国前没有乘快车的体验。

看着那些很快靠近又甩到身后的景物，我思索着；那么巨大的东西，转眼就变小，再后来就看不到了。

人生中的很多事也都会逐渐消失，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以及足够大，大到可以将距离忽略不计的东西，才能称之为有永恒的意义。

让我的爱伴你度过长夜1991年10月31日那天，是德国的“圣灵陶临节”，这个节有点像中国的“清明”，人们要到公墓去为死去的亲人扫墓。

接下来的是周末，很多人都利用这个延长了的周末外出旅行。

俞霖和我约好在纽伦堡碰头，再一起由他开车去布拉格，为了完成我和南德意志出版社的稿约《观察与体验——布拉格》那一天高速公路相当拥挤，为了不误时，俞霖选择了走第14号国道，后来才知道这条路被称为“死亡之路”，因为这段路发生过非常多的车祸。

一路上，我们说着笑着，他放了他最喜欢的歌剧《阿依达》，并跟着音乐唱着……当我们在超车时，一辆福特车迎面急速驶来，三辆车撞到了一起，那辆福特车被甩出二十五米以外。

我们的车则旋转了九十度角挤成一堆废铁。

当然这些都是我事后听说的，我对此完全没有印象。

对我来说只有那如血的残阳和他那欢快的歌声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后来我特别托人从汽车的残骸中找出那个压得变形的方向盘和被撞成碎片的《阿依达》录音带的盒子以及这盘带子，当然我再也不敢听这盘音乐了。

当时我多处受伤：严重脑震荡、鼻骨粉碎、两条肋骨撞断，从颈椎到腰椎至尾骨都有严重的挫伤，尚待继续检查。

而俞霖的伤更重，除亍各种外伤，内脏也被撞得大出血，虽然送到大医院抢救，20点42分他永远离开了人间。

我从小不是一个爱哭的女孩，长大后让我能哭的情形也不多。

但在那些日子里，我只能一个姿势躺在病床上，面对着惨白的天花板和墙上那个木雕的耶稣受难像，他身上被钉子钉住的地方在淌着血……我能听到邻床病友沉重的呼吸声，她呼吸要借助于仪器，所以声音很响，护士常会进来查看。

我总是一个人在默默流泪，奇怪人体怎么有那么多液体流不干?护士每每警告我，严重脑震荡的病人不能哭，要自我控制，否则会留下头痛病后遗症，而每抽搐一下，胸部断了的肋骨就隐隐作痛。

但所有肉体的疼痛都比那心痛的感觉容易忍受得多。

我有时甚至会突发奇想，忍不住要拨动那熟悉的，我几乎每天都拨的号码，打个电话给他试试，也许他还在?也许我只是在做一个噩梦，而事情并没发生?梦醒时他仍会在我身旁像以往一样笑着说：“我的傻小妞。

”记得在他遗体火化的前夜，我用几天时间想好的送他的最后礼物，是一张浸透我泪水、印满吻痕的宣纸和我向他告别的话，它将与他的身体一起化作青烟，带着我对他的思念和爱而去。

白天病房总是有些杂乱，有大夫护士进进出出，有来看我的朋友和问候的电话，使我没能静下来做这件事情。

直到最后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展开那已浸满我的泪水又已经干了的宣纸，为他用我最后的吻做成永诀的：礼物，伴随他上天。

用宣纸擦泪水使眼睛更痛，更红肿，但我要为他而痛，我的泪与爱陪伴他好好睡，他总是为我睡得太少，希望他永远安静地睡下去，他睡的样子总是那么甜，像个大孩子。

但愿火化不会烧痛他的皮肤，不会惊醒他安静的睡眠……我费力地去折叠那两小张宣纸，计算着格子的数目，我想要给他整整一百个吻，因为“一百”这个数目在中国文化里有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的意义。

我有生第一次发现折叠一张纸会这么困难，而这纸在我手中也真的非常沉重，它们将负有多么沉重的使命啊!我拿着小镜子对着那不成形的脸，忍住疼痛往肿胀的嘴上画唇膏，干裂的唇把口红划出一道道的印，我画得那么仔细，每画完一个便轻轻地、一丝不苟地印到那宣纸上。

这事对健康人来说也许不是件难事，但我记得那晚才十几个吻痕便花去我近两个小时的心力，觉得体力不行了便停下歇歇，又止不住地想他并把要对他说的话写在日记本上，因此也写得断断续续：“亲爱的小伙伙：(我是这样称呼他的，他则称我为小妞妞或小甜妞)现在夜深人静，白天没有这份静和时间与你单独在一起说悄悄话了，我从来都太少时间和你说悄悄话，总是太忙。

现在我有好多时间给你……”“你那么喜欢我的吻，可惜我给你的太少了。

但这纸的感觉可不像你那两片软软的、肉乎乎的漂亮的唇，这毕竟太不，样了。

早知有今天我会多吻你许许多多次，我已经在开始受后悔的折磨。

若能早知道今天，我会更珍惜你的爱，也会更懂得爱你。

我得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好好去爱吧，趁你们还活着!可惜他们不知道这遗憾的滋味，而后悔时常常已经太晚……”就这样伴着泪水与思念我吃力地一个一个地继续往那纸上印着吻痕，我无论多辛苦也得印满这一百个吻。

我对他说：“古诗里有‘花容月貌为谁妍’的句子，我总是太忙而太少为你妍容了，真对不起你。

现在我是花全身心的力量为你而妍，你如果有灵也会觉得这是美的，这是带有高尚的爱之境界的美。

”我将一辈子记得镜子里的这画面：我受伤的脸逆着光在阴影里，镜子反射出台灯的光，映出眼睛里的泪花。

终于在早上两点半的时候我印满了那一百个吻。

上午，妹妹取走这礼物，留下我在三百公里以外的捷克边境的小医院的病床上，默默地想像着遗体火化前的一幕。

我想，我宁愿把死亡想像成一个漫长的夜，他可以静静地睡，也可以有美丽的梦，他那么喜欢“梦”字，他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一个梦，是巧合吗?远处的光照耀着我那些天，我不敢多看自己。

镜中的我实在不像我了，没有半点灵气和美的痕迹。

没办法梳洗，自己也感到蓬头垢面，不堪一看。

虽然那时没心情多想这些，也没有多去看镜中的自己，只是保留了为准备展览“我的二十四小时”而养成的职业习惯，随时用照相机记录下每天发生的各种事情，当然也包括自己。

当别人(无论是搞专业的还是一般人士)惊异我在那种情形下还能想到拍自拍像时，对我来说却是极其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相机不是我的眼睛，是一个冷静客观的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伴我左右，既熟悉又陌生，它旁观并记录着我的日日夜夜，我的喜怒哀乐。

日本摄影评论家曾经这样评论这些作品：“胀肿的脸与她周围的康复器械在显示她从死亡边缘逃离的代价……从与自己的严酷的生命现实的对峙与对话中，她已经开始更深地了悟人生的真正含义。

”也有评论家说我是“用照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并称之为“摄影史上最真实的自拍作品”。

我不知道这些照片对别人的意义，但它的的确确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视觉日记，实实在在地记录了我在当时情形下的心境，那在转院途中救护车里的自拍像和我所看到的图景被我记录下来，那是多么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一张是我自己，身边是护理医生和各种急救仪器，我的脸上缠着绷带，颈部被粗大的脖套固定住，嘴肿得可怕……另一张是我看到的景象，近处是输液瓶子，整个画面是一个像黑箱似的车厢，只有远处的天边有乌云下的风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

后来我把这幅照片题名为《远处的光》，这是我当时状态多么真实的写照：已经到了死亡边缘，但死神降临了又离开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在那黑匣子里居然看到了这远处的光而不只是一片黑暗。

那光虽然很遥远很遥远，而且笼罩在乌云之中，但那光毕竟还是照进车内，照到我的身上和脸上，我看到了它，感知到了它，这是一张对我极具象征意味的照片。

那半年不能工作的生活是艰难的，有时我问自己，如果让我重新再来一次，我还能坚持过来吗?我怀疑。

受到许多磨难的我从小经历过许许多多难关，在觉得挺不过来时，咬紧牙关还总是挺过来了，后来再经历困难时，我便会告诫自己：“你能挺过来。

”那艰难是多重意义上的。

在州医院住院时，那里人手不够，只有很少的护士。

记得有一次去门诊部做一项什么检查，要排队等很久。

护士走开了去忙别的事，，我一个人躺在走廊里，人们匆匆忙忙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没人注意我，我很想小便但无法对任何人说，盼着护士回来但毫无指望，绝望中不得已便尿在床上，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我感到非常羞辱，没有了起码的尊严，想到今后也许一辈子要依靠别人服侍，怎么谈得到独立人格?连一个起码的正常人都不如，我能忍受得了吗?对我这样一个自尊心特别强而且很要强的人，我无法想像。

值得欣慰的是我能站起来了。

当我持着器械练习走路时，我走到同屋病友床边，她是那么慈眉善目的白净女人，不像曾做过八次手术的人。

她的花白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在耳后，皮肤那么细腻，她轻轻拉着我的手说：“我告诉过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半年休养之后，我要重新选择未来的道路：回大学工作或做自由职业者。

这半年导师为我申请了新的工作位子，名为“科学研究合作者”，虽然我没去上一天班，却恢复了医疗保险及各种社会福利，如果我愿意，病好后他还可以继续聘用我，这是个比以前工资高许多的位子，而实际上我仍做以前同样的工作并可同时完成学位论文。

我很感激他的苦心。

而做自由职业者的路并不那么容易，这一点我很明白。

自由职业者像演员一样，没有基本的保障，假如你运气好，也许你今年能拿到三个合同，而明年运气不好了，连一个也拿不到。

许多朋友劝我三思而后行，能有个体面的大学工作也是不少建筑师所向往的，何况博士论文不写完也太可惜。

我想我那么热爱艺术，不能做“叶公好龙”式的人物，物质生活上我的要求并不高，我欣赏徐志摩的话；“论精神我主张贵族主义，论物质我主张平民主义。

”而我既然选择改行搞摄影，那么一个建筑学的博士对我恐怕只是个虚名。

经历过死亡威胁的我深感生命的脆弱和可贵。

在病床上我曾发誓要对我的生命负责，珍惜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分钟，不应该为一个虚名而消耗宝贵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