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样板,南海神庙的国家祭祀

南海神庙的国家祭祀牟方君（广州航海学院航海文化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725）摘要：中国历代王朝非常重视民众的信仰问题，将王朝权力秩序构建贯穿于民众精神、灵魂的控制。

海神祭祀，正是中国封建王朝经由干预涉海民众精神信仰，经略海洋边疆，确立王朝政权合法性信仰，建构王权统治合法性基础，彰显皇家权威，进而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统治秩序的整肃政治仪式。

古代中国历代设坛祭祀南海神灵亦旨在通过此种政治现实化的标准行为方式，整确岭南士众的王权政治信仰、诱导南粤黎庶的王朝家国认同、掌控岭表的文治教化，达致王朝权力秩序的稳固，专制皇权的无隙覆盖，海洋边疆的目标经略。

关键词：南海神庙国家祭祀政治仪式政治理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引言古代中国，以礼为治。

名目繁多、体系庞大的礼仪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终使华夏“礼仪之邦”彪炳千秋。

在中国古代精密系统的礼仪体系中，祭祀礼仪最为重要。

《周礼·祭统》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左传》亦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汉书》也载：“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

”汉初，高祖刘邦以太牢祭祀孔子，以至“汉家四百年命脉全在于此”。

而古代中国的祭祀体系，尚国家祭祀与民间祭祀之分。

国家祭祀是指由政府主持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其中既包括中央政府举行的一系列国家级祭祀礼仪，也包括地方政府举行的祭祀活动。

祭祀位列吉礼，亦有大、中、小之别。

岳镇海渎祭祀，便是传统的国家中祀。

自周始，历代统治者皆将祭祀海河湖山等自然理之神纳入国家礼制体系。

秦汉时中央设专祠祀官。

汉宣帝始有使者持节祠岳渎之礼。

唐贞观定“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之日祭之……祀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之”的制度，玄宗进而加封山川神灵，致使岳镇海渎的祭礼至此趋于完备，后世历代封建朝皆依唐制。

而四海之祭，犹以南海为最。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说“考于传记，以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

岭南庶众以至历代帝王十分重视祭祀南海神，个中既有王权政治的需求，也有经济实利的追逐。

“谁打算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过去，因为人类的历史事件总是和过去时代的事件相似，情况之所以如此。

那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是由于人类相同的种种冲动的刺激，所以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

”[1]荀子亦尝云：“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

因此，我们梳理南海神庙的国家祭祀，借以反思此种历史文化现象的现实意义，以期为南中国海洋社会文明进化乃至现今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展开提供文化价值借鉴。

1．南海神国家祭祀缘起中国是个海陆兼俱、生态多样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

在绵长的历史岁月中，蜿蜒漫长的海岸线、星罗棋布的岛屿、宽广平坦的大陆架为中华先民进军海洋，发展海洋经济，形成海洋社会，积淀海洋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广袤无际的海洋不仅丰足了先民的物质生活，也厚实了先民的心灵世界。

自古以来，沉敬于海的明丽、海的柔情、海的博大，更惊异于海的肆虐、海的粗犷、海的凶险，先民们在大海的神秘与诱惑中，一代又一代执着地走向这爿深蓝。

海洋神灵就是先民受大海的诱惑与感召走向海洋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观念外化物。

海洋社会祭祀海神更是渔商沟联物质与精神、通达现实与念想、辗转人世与神界的惯常方式。

在南中国，南海神庙是南粤先民集中展演这种整肃仪式的最大舞台。

1﹒1、四海之识认识源自实践。

基于生存的压力，先民在生活与生产中，通过观察、利用和改造外在自然物质环境的实践活动逐步积累起对周围表象世界的认识，形成有关外在客观世界如天气、物候、山川、土壤、海洋等诸多现象的初步知识。

但由于活动范围的局限，加之观测方法、观察角度与认知能力的缺失，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先民们只能构想出种种超越其上的神灵来籍慰自己。

其实神灵世界就是人类意象对外在表象世界无可奈何表达，也是人类其时无法把握表象世界的痛苦与挣扎的写实。

海洋神灵实际上就是先民走向莫测海洋的“精神与心灵世界”。

初始，囿于生产生活的窄狭，先民的地理视野断不如后世广阔，他们对外在表象世界的初步知识包括山川、海洋的认知相当的粗浅甚至多有妄度。

古典《尚书》“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厥土白坟，海滨广斥”等等记载中的“海隅”、“海滨”就是作为陆地边际的海的近旁之地。

而“大陆以外的海洋在古人看来是吐星出日、天于水际、其深不测、其广无皋、怀藏珍宝、神隐怪匿的世界。

”[2]继之，在不断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生存竞争中，先民对海的认知，从“海隅”到“海邦”，从“四隩”到“四海”，四海便成为中国周边海湖和地区的称谓。

《尚书·舜典》有“四海遏密”之记，《诗·商颂·玄鸟》则载“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及至《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盖无几也，七戎、六蛮、九夷、八狄，形类不同，总而言之谓之四海，言皆近于海也。

四海之外，皆复有海云。

”不过，早期的四海并没确指海域，只是泛指与对举。

后因附之以青龙、白虎、朱雀、玄龟四方方位，便有方域确指的东、西、南、北四海。

由于地理便利，东海最早纳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的视野。

只是秦以降，确指今南中国海以及东南亚、太平洋印度尼西亚至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海域的“南海”，因与国计民生牵涉甚重，遂与东海一样为先民所重视。

即如《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百七《海部》言：“水大至海而极，从古皆言四海。

而西海、北海远莫可寻，传者亦鲜确据。

惟东海、南海列在职方者皆海舶可及，前代资为运道。

”植此缘故，历代统治者多重视东海神、南海神。

[3]1﹒2、海神之肇早先，受制于自然环境，加之征服自然能力的低下，先民们慑服于自然力的强大，构想出种种自然神灵。

面对浩淼无垠、变幻无常、神秘莫测的海洋，无助的涉海先民创造出种种海洋神灵，为充满凶险和挑战的涉海生活找寻精神护佑。

《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

”因而“所谓海神，是指人类在向海洋发展与开拓、利用的过程中对异己力量的崇拜，也就是对超自然与超社会力量的崇拜。

”[4]其实质不过是先民们在涉海生活中创造出来的观念存在物，是随着涉海生活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变化的海洋观念的外化表现。

作为外在表象世界的反映，与物理特质各异的四海相对应，四海神亦特征鲜明。

在《山海经》里，“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

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

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惟海神。

”而执掌南海的南海之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

”其后，随先民涉海生产生活的展开，海洋神灵被赋予无边的法力，又有神人相互感应的渐次深入，以至后世上自帝王下及黎庶，对海神的崇拜日益隆盛。

1﹒3、祝融之临作为迄今为止记载海神最早的文献，《山海经》里四海神中南海神为惟一“人面”“践蛇”的“不廷胡余”。

然而，后人又以方位、月令相渗互融，诠释海神。

《太公金匮》于是载海神为：“东海之神曰句芒，南海之神曰祝融，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

”其实，在后世的典籍中，南海神祝融还司职夏神、南方神与火神。

如《汉书·魏相传》云：“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

”是故历代天子以立夏之日迎接，以祁福降。

《后汉书·祭祝中》有记：“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

”于是，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番禺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确信：“南海之帝实祝融。

祝融，火帝也，帝于南岳，又帝于南海者。

石氏星经云：南方赤帝，其精朱鸟，为七宿，司夏，司火，司南岳，司南海，司南方是也。

司火而兼司水，盖天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于中，而后火生于外，火非水无以为命，水非火无以为性，水与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为水火之帝。

其都南岳，故南岳主峰名祝融，其离宫在扶胥。

”[5]坊间有关祝融何以帝执南海传说甚多，岭南学者黄淼章先生在其力作《南海神庙与波罗诞》中对此有着详实记载：祝融本为火正，以火施化，号赤帝。

又南方为其所辩，遂主南方。

南方属火，而火之本在水，且受命监视治水，故祝融合为水火一体，兼任南海之神。

[6]2、南海神庙国家祭祀肇始尽管自周代海神之祭已纳入国家礼制体系，大凡天子巡猎、发兵、大灾、国君疾患等，都须举行隆重的祭典，祝告山川，祁神福佑，后世帝王皆循此礼。

因山川致云雨，海纳百川，与风雨川泽共滋万物，时至秦汉，海神祭祀不断，然而此时郊祀礼仪，海神仅后土配祭神灵。

只是自南朝梁天监十一年始，四海神独立配祭。

四海神名的独立，尤其北魏地方海神祠出现，为后世国家海神坛庙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礼制基础。

东晋以降，与中原兵燹连天、刀光剑影迥异，岭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谓“永嘉世，九州荒，如广州，平且康。

”特别“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

”[7]这些上层士族落籍岭南，终是王权隐疾，尚须政治整合，王权掌控。

加之秦汉以来岭南海交频繁，海利颇丰，与国计甚大。

但海道虽便，海路更险。

由是，海途平安，海利稳固，尽须海神庇佑。

因此，结束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重新统一中国的隋朝，直接近海立祠致祭海神，又具备完整社会政治经济条件。

2﹒1、开皇之初、大成之礼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曾说：礼治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很特别的方法。

除了中国以外，从来没有其他的国家使用过类似礼治的办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秋序。

只有在中国传统中各种各样的礼仪被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而成为社会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规范系统。

所以，隋立国，旋修礼制典。

即“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

”“隋氏平陈，寰区一统”之后，“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

隋修订整合礼典活动，奠定了唐制订《贞观礼》、《开元礼》的基础，也完成了中国礼制史上承上启下历史重任。

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文帝更是诏令整顿音乐、恢复齐梁陈宗祀、制订《仪注》出行封禅，但见岳镇海渎之礼因社会动荡业已崩坏，遂命完善镇山海渎之制。

故闰十月，即“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

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

及四渎、吴山，并取侧近巫一人，主知洒扫。

并命多莳松柏。

”至此，南海神祠作为国家致祭坛庙始得确立。

2﹒2、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文帝诏令所立南海神祠处南海镇南近海，即至今尚留庙内之唐韩愈所撰《南海神庙碑》一文所提“扶胥之口”、“黄木之湾”。

此“黄木湾”即指当时祠前的港湾，是为珠江支流东江汇入珠江的河口区。

此地北为丘陵山地，北来的冬季风对其影响甚小，加之对岸为一台地，夏季台风到此即被缓冲，珠江东流到此，形成宽至2500米的水域。

珠江口内，洪潮急紧，由此折南，江面骤宽，洪潮转弱，风帆出海，便利非常，为形成进出珠江上游的天然良港备足了自然条件。

又随社会经济发展，汉以降，广州已为南方各地产品中转站，加之外贸繁隆，进出珠江口的海舶、河船甚众，黄木之湾已然成为航船中转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