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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vidence of Relief against Farm Rent in the 13th Year of Emperor Hanwen＇s Ruling Period——Commentary on Economic Policy of Emperor
Hanwen
作者： 臧知非[1]
作者机构： [1]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出版物刊名： 中国农史
页码： 56-64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2期
主题词： 制度变革;《二年律令》;田租;矿业税
摘要：文帝十三年＂除田之租税＂是制度性变革,指此后的所有田税全免,直到景帝即位按照
三十税一的标准重新征收。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说明汉文帝＂重农＂的同时也重视工商业,＂弛山泽之禁＂、＂除盗铸钱令＂直接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税收的增加丰裕了国库,是文帝＂除田之租税＂的财政基础。
二年律令研究《二年律令》是一部重要的汉代法律文献，对于研究汉代的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是关于《二年律令》研究的一些关键信息：1. 内容与价值：《二年律令》是在汉武帝时期颁布的一部法律汇编，主要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等二十七篇，以及一些补充规定和解释。
这些律令反映了汉代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特点，包括刑罚制度、审判制度、监察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
同时，《二年律令》也是研究汉代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经济法规、社会法规和文化法规。
2. 研究概况：自20世纪以来，《二年律令》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许多学者对《二年律令》进行了整理、校勘和注释，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采用了文献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对《二年律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
3. 研究重点与难点：《二年律令》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代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特点；二是汉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三是汉代政治制度的变化和改革；四是汉代文化制度的影响和演变。
然而，由于《二年律令》的资料较为分散，整理和研究难度较大，同时其中涉及的法律条文和概念也比较复杂，因此需要研究者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
4. 未来展望：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二年律令》的研究也将继续取得新的进展。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进一步整理和研究《二年律令》的原始资料，提高对其内容的理解和认识；二是结合新的学术成果和方法，对《二年律令》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探讨；三是加强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推动《二年律令》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总之，《二年律令》作为汉代法律制度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汉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研究将继续关注其内容、价值和方法等方面，以期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明朝的税收徭役与人民苦难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税收徭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给人民带来了苦难。
本文将从税收政策、徭役实施以及人民的遭遇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税收政策在明朝时期，税收制度主要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形式。
直接税以田赋和户口税为主要内容，而间接税则包括商税和工商税等。
明朝的税收征收相对较高，给人民造成了负担。
特别是田赋和户口税，对农民和庶民的影响尤为明显。
明朝的田赋制度是一种按地理位置、土地质量和农产品收益进行征收的税收制度。
不同地区的土地产出不同，因此田赋标准也不一样。
而且，田赋涉及到的具体征收办法也比较复杂，有时还会给农民带来额外的负担。
户口税是明朝对每个家庭的固定负担，不论贫富都需要缴纳。
由于户口税的标准是固定的，对贫困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很多家庭为了应对这种税收，不得不卖地或者丁口，不仅丧失了土地资源还影响了农业生产。
二、徭役实施除了税收制度的负担，明朝还实行了徭役制度，这是一种以劳动力为主要征收对象的制度。
明朝的徭役包括军役、劳役和运输役。
尤以劳役为甚，对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明朝时期，劳役是各地政府征集人力进行工程建设或农业劳动的一种制度。
政府通常通过各级官员下发命令，要求百姓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力。
这些劳役往往超过人们的承受能力，很多人由于过度劳累身体垮掉，甚至丧失生命。
徭役对人民生活的打击不仅表现在劳力上，还体现在对生产的破坏上。
很多农民在被征集劳动力后无暇顾及自家农田的耕作，导致农作物歉收，甚至引发饥荒。
这对人民的生计和社会的稳定都带来了威胁。
三、人民的遭遇由于明朝税收徭役的加重，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农民由于负担过重，很难有剩余的财力来提高生产力或改善生活水平。
加上天灾、战乱等因素，很多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此外，徭役制度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人民被强行征集劳动力，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这导致了一些不满情绪的积聚。
当这些不满情绪无法得到解决时，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冲突。
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之一）汉代的律篇到底有多少，九章律在汉代法律体系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地位，如何看待《晋书·刑法志》记载的“傍章”、《朝律》和《越宫律》，以及传世文献中那些不见于九章的律篇名？这些问题是汉代法制史乃至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基本命题，是关系着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构造的重大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材料的匮乏，这些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张家山汉简出土以后，由于《二年律令》所出二十七种律除七种是九章律篇外，其余二十种均在九章之外，如何解释这二十七种律与九章律的关系，如何理解汉律的构造，这些问题展现在研究者面前。
《二年律令》既给我们带来了新问题，同时它丰富的内容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一学术史回顾与问题的提出汉初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拟定汉律，奠定了汉代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内容。
最早系统记述汉代法制史的《汉书·刑法志》载其事曰：“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蠲削烦苛，兆民大说。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萧何“作律九章”的说法也见诸其他文献。
（注：《汉书·叙传下》：“汉章九法，太宗改作，轻重之差，世有定籍。
”《后汉书·崔駰列传附孙寔》引崔寔《政论》：“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
”《北堂书钞》卷45引《风俗通》：“《皋陶谟》虞始造律，萧何成九章，此关百王不易之道。
”此外，萧何作律九章说还可见《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隋书·经籍志·刑法篇》等。
）自魏明帝制魏律十八篇起，历代王朝的法典一经确立，律篇就是固定的。
汉律是否也是如此呢？汉律九章的篇章数是否一直保持到魏律出台呢？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首先源于《晋书·刑法志》的记载。
《晋书·刑法志》追述战国秦汉至三国魏的法制发展史说：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
内容提要：自张家山汉简中《二年律令》公布后，立刻引起广大学者关注，纷纷撰文立说，讨论热烈，然疑问仍然很多。
笔者欲在本文中对《二年律令》中的法律内容制定的年代进行分析，并以此谈一下对“二年”时间的看法。
关键词：《二年律令》制定年代二年《二年律令》共由27种律和1种令组成。
从其法律内容和同时出土的《历谱》、《奏谳书》的内容来看，基本可以确定《二年律令》的绝大部分法律条文当为高祖时（包括为汉王时期）由萧何制定的法律和高祖的诏书以及由萧何与御史上奏被高祖批准的，还有少许法律条文为惠帝、吕后时追加的。
在对《二年律令》的法律内容制定年代考证之前，还必须弄清“三章之法”⑴的时间问题。
刘邦入关，对关中秦人“约法三章”，而“三章之法”的时限止于何时汉法又开始制定并取代了“三章之法”？.张建国先生认为“约法三章”的时间效力并非班固所说的一直持续到萧何作《九章律》才告结束，而应该早⑵，笔者认同；但他提出其时间最短不过两个月，长则不过两年，这一点笔者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其时间当为一月余，不足两个月，更谈不上两年。
《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候至霸上。
秦王子婴素车白马，係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
……（沛公）遂西入咸阳……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
召诸县父老豪杰……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余悉除去秦法。
……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着重号为笔者加，以下同）耳。
”这段文字已清楚地说明刘邦的“约法三章”是在特殊情况下宣布的暂时性法律，他本人也并未打算长期执行这一十分简单的法律，并指出“三章之法”使用下限为“待诸侯至”而止，众诸侯至后再重新商定新的法律。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秦二世三年十一月，“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悦”，十二月项羽“至关中，诛秦王子婴，屠烧咸阳。
分天下，立诸侯。
”可见“三章之法”仅存月余，项羽入关便不再有效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明确记载：“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
第44卷第1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月V o l.44 N o.1J o u r n a l o f S o u t h w e s t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E d i t i o n)J a n.,2018D O I:10.13718/j.c n k i.x d s k.2018.01.020‘二年律令“所见汉初国家统治思想李健胜(青海师范大学黄河文化研究院,青海西宁810008)摘要: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设置原理与政治基础看,这一法律文书是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制定而成的,汉初承纳分封制并建构 内 外 结合的政治结构是这一法律文献形成的政治基础㊂汉初国家统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在暂时承纳分封体制的前提下,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制定法规,并以此来建构新的统治基础,同时,又通过限制分封,消解 内 外 格局中制约皇权的政治因素,逐步使皇权成为支配国家权力㊁财富的中心力量㊂在这一国家统治思想体系中,黄老无为与 汉承秦制 是交替运用的统治技术,而非国家统治思想本身㊂关键词:汉初;‘二年律令“;国家统治思想;汉承秦制;黄老无为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8)01-0184-05统治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㊂所谓统治思想,是指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理念,它往往以最高统治者的政见㊁统治集团的思想㊁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潮㊁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基本原理等为载体㊂其中,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基本原理是分析统治思想的重要材料[1],特别是透过法律制度的设置原理与政治基础,能够十分清晰地窥见国家统治思想的结构㊁作用及内涵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近年来发现的重要出土文献,是汉初律法制度的汇集[2],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汉高祖至吕后时期的统治思想㊂笔者拟通过分析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这一法律文献的设置原理与政治基础,结合汉初政治形势㊁汉政权组成结构等,剖析汉初国家统治思想的结构与作用,总结其基本内涵,并以此就教于方家㊂一、军功爵制与汉初法律制度设置原理军功爵制是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㊂战国法家主张 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 [3],即以斩首数量奖励军功,并借此打击仍依赖世卿世禄之制的旧贵族势力㊂至汉初,除军功授爵外,还有事功授爵㊁以德授爵㊁国家赐爵等,不仅使授爵途径多元化[4],也使这一制度在更广泛的层面发挥着分配国家权力㊁财富的重大作用㊂综观‘二年律令“,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来制定律法条文,是这一法律文献的基本设置原理㊂首先,田宅分配依据军功爵制,且根据爵位大小形成严格的等级次序㊂‘二年律令㊃户律“规定,关内侯授田九十五顷,大庶长授九十顷,驷车庶长授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授二十五顷,公乘二十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褭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5]175-176㊂授宅多寡亦按军功等级, 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收稿日期:2017-09-17作者简介:李健胜,历史学博士,青海师范大学黄河文化研究院,教授㊂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关系的历史发展研究 (13&Z D059),项目负责人:杨翰卿㊂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褭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 [5]176㊂一般而言,汉初二十级军功爵分为侯级爵㊁卿级爵㊁大夫级爵和小爵四类[6],彻侯有封国,不授田只授宅㊂就所授田宅数量而言,有爵无爵的区别可谓天壤之别,关内侯授田九十五顷㊁九十五宅,庶人只授田一顷㊁一宅,军功爵制的等级也十分森严,大夫爵与侯级爵㊁卿级爵之间,小爵与大夫爵之间皆有很大的等级差异㊂其次,有关司法特权的法律条文依据的也是二十级军功爵制㊂从‘二年律令㊃田律“及‘户律“相关规定看,有爵者拥有减免赋税的特权,如‘户律“规定: 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稾 [5]176㊂凡卿级爵以上者,只要不出租土地,即可免刍稾㊂‘田律“规定: 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㊂ [5]168卿级爵以下者,每户十月出刍1石,这与平民 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 稾皆二石 [5]165的赋税负担也轻了许多㊂此外,‘傅律“的司法设计原理也是以二十级军功爵制为依据的,且以大夫为基准,对有军功者按其爵位高低给予各种优惠,‘傅律“还规定,小爵之子20岁入籍服役,大夫爵之子22岁入籍服役,卿级爵之子24入籍服役[5]182,爵位越高,其子服役年龄越晚,这一规定也能体现出有爵者的特权㊂大夫以上58岁,不更62岁,簪褭63岁,上造64岁,公士65岁,即可免除徭役,而公卒以下者须至66岁才可因年高免服徭役[5]181㊂爵位继承㊁任子等特权的设置原理也依从二十级军功爵制㊂‘置后律“规定,有爵者死后由 爵后 继承爵位,彻侯㊁关内侯 爵后 可袭为同爵, ʌ五大夫ɔ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不更,大夫后子为簪褭,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褭后子为公士 [5]182㊂有爵者还享有任子权, 关内侯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簪褭;卿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上造;五大夫子二人为簪褭,它子为上造;公乘㊁公大夫子二人为上造,它子为公士;官大夫及大夫子为公士 [5]182这种规定既维护了高爵者的利益,又使社会群体内部形成上下流动的内在活力,进而使军功爵制成为支配国家权力㊁财富,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7]㊂第三,减罪㊁免罪的相关法律条文也依据二十级军功爵制㊂从‘二年律令“对刑徒的惩罚看, 汉律之酷虐,亦与秦律不相上下 [8],但对有爵者则往往法外开恩,减罪㊁免罪的法律条文比比皆是㊂如‘二年律令㊃收律“规定: 罪人完城旦舂㊁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诸,皆收其妻㊁子㊁财㊁田宅㊂其子有妻㊁夫,若为户㊁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㊁寡者,皆勿收㊂ [5]156有爵者可免予没籍,可见这是对有军功者的法律保护㊂因军功爵位而减刑的现象更多,‘具律“规定: 上造㊁上造妻以上 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㊂ [5]145‘钱律“规定: 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㊂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㊂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㊁鬼薪白粲二人,隶臣妾㊁收人㊁司空三人以为庶人㊂其当刑未报者,勿刑㊂ [5]160一级爵位可免除死罪一人,或城旦舂㊁鬼薪白粲二人,隶臣妾㊁收人㊁司空三人之罪㊂最后,奖励㊁赏赐㊁养老等制度也依据二十级军功爵制㊂‘二年律令㊃盗律“规定: 吏所与能捕若斩一人, (拜)爵一级㊂ [5]142以爵位奖赏军功㊁事功,显然是‘二年律令“奖励制度的设置原理㊂汉初有爵者不一定有官职,但可享受相应的官级待遇,而官级待遇的高低亦根据二十级军功爵制设定,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㊁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 [5]173,说明依据禄秩高低进行的赏赐也可按爵位为依据㊂‘赐律“还规定, 赐吏六百石以上以上尊,五百石以下以下尊 [5]174,比六百石官的公乘以上有爵者拥有更多特权,这一点还体现在所赏赐衣服㊁棺椁㊁酒食等的数量上[5]172-174㊂‘二年律令“中有关养老的法律规定,其司法原理也与二十级军功爵制相关㊂‘傅律“规定: 大夫以上ʌ年ɔ九十,不更九十一,簪褭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㊁士五(伍)九十五以上者,禀米月一石㊂ [5]181在这条领养老粮的律文中,依据军功爵一级优待一岁㊂‘傅律“还规定: 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七十一,簪褭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四,公卒㊁士五(伍)七十五,皆受仗(杖)㊂ [5]181这条有关受鸠杖的制度,也是依据军功爵一级优待一岁,说明二十级军功爵制是汉初形成养老制度的重要依据㊂总之,二十级军功爵制与国家授田㊁赏赐㊁养老等各种制度相结合,对于稳定汉初国家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9],汉初各项法律制度的设置原理与二十级军功爵制密切相关㊂二、根据军功爵制安排法律制度的根本原因汉初为何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来安排法律制度基于二十级军功爵制形成的法律制度又是如何体现当政者的统治意志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当时的政治形势㊁汉政权的组成结构关系密切㊂汉初, 过秦 思潮流行一时,人们从苛法峻刑㊁残民以逞㊁扼杀言路[10]等角度反思秦速亡的原因,藉以 反秦之敝 [11]卷89,循吏传㊃序,p3623,探究长治久安之策㊂从政治制度史角度看,秦的速亡和分封制与郡县制之间的制度性断裂不无关系㊂统一全国后,秦始皇拒绝臣下优待㊁分封宗室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并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形成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12]卷6,秦始皇本纪,p253的统治局面㊂中央与地方一体化的行政格局从理论上讲有利于君主专制体制的建构与发展,但从当时的社会形势看,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毕竟秦是脱胎于具有悠久封建传统的周代,完全摒弃分封制的作法,使秦的行政体系一开始就面临着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风险㊂商周时,除王畿之地外,土地与人民皆由大小诸侯统治,王是贵族集团的 共主 ,是这一集团的代言人,并不直接控制全国的土地与人民,在逐步发育成熟的分封体制中,王直接管辖的土地为 内 ,大小诸侯构成 外 , 内 与 外 的复合式政治结构,既保障了王的 共主 地位,同时又抑制着最高统治者的集权意志㊂秦统一六国后,打破了这一政治结构,皇帝借助郡县制直接统治全国的人民㊁土地,一些旧贵族㊁宗室及新兴势力失去了维持㊁巩固与其权势相适应的重要依凭,使他们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具体的权力运作体系中,都无法真正适应新形势,进而臣服于君主专制的局面㊂一旦基于郡县制的君主专制体制出现裂痕,这些势力就会趁机而兴,成为瓦解秦政的主力军㊂汉初的 过秦 思潮,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统治者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起初以异姓诸侯分治天下,后又分封宗室,形成皇权与诸侯共治天下的格局,而恢复分封意味着位高权重的异姓功臣及宗室势力能得到妥善安排,也意味着汉初的皇权以分封制淡化君主集权,从而从制度层面减少政治矛盾,并使其制度设置契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㊂在汉初的 内 外 政治结构中,诸侯王曾一度被置于 外 [13],但这并非是观念的产物,从‘二年律令“ 宦皇帝者 [5]173等法律表述及设置原理看,它在汉初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汉初的 内 外 与商周时期的 内 外 ,只在形式上一致,其实质并不相同㊂汉初以诸侯王为主构成的 外 ,实际上是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一种制度设定,并不等同于商周时期共同认可一个 共主 的 外 ,汉政权巧妙地运用旧有的分封体制,稳住了天下局势,进而为政权的巩固和统治结构的优化提供了较充足的政治空间㊂分封异姓诸侯稳定住社会局面后,汉的最高统治者很快展开了剪除这一势力的活动,这一点在‘二年律令“中也有反映,‘贼律“规定: 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㊂其父母㊁妻子㊁同产,无少长皆弃市㊂ [5]133其中就有打击诸侯势力的法律内容㊂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二十级军功爵制培育新的政治势力,并藉此为统治基础,来消解诸侯势力,强化皇权,是汉初最高统治者的重要统治思想㊂‘二年律令㊃户律“的相关规定与汉高祖 法以有功劳行田宅 [11]卷1,高帝纪下,p54的诏令是一致的,汉初的统治者试图以二十级军功爵制授田宅,培育大批军功地主和自耕农,使国家成为军功地主的天下[14],同时任用大批军功地主及其子弟执政,形成 吏多军功 [11]卷5,景帝纪,p149㊁ 公卿皆武力功臣 [11]卷88,儒林传㊃序,p3592的政治局面㊂至高祖十年,共封侯国102个,其中三分之二的侯国分封在赵㊁齐㊁楚㊁荆四国中,四国境内侯国如此密集,根本的原因是借此把四国的治民权和财税权划给列侯,通过变相削地,来打压四国势力[15]㊂吕后执政时期,延续了高帝时的统治思想,通过封赏列侯扩充统治基础,吕后二年,曾下诏 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㊂ [11]卷3‘高后纪“,p96她还通过制定新的律令,降低诸侯王地位,并改变了诸侯王官制同于朝廷的状况,如‘二年律令㊃置吏律“规定: 诸侯王得置姬八子㊁孺子㊁良人 , 诸侯王女毋得称公主 [5]163,‘秩律“中 汉中大夫令㊁汉郎中 的表述,也能反映诸侯王㊁彻侯封国内的中大夫令㊁郎中秩级与中央官不同,[16]吕后还废除了高帝五年 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 [11]卷1,高帝纪下,p54的规定,改为彻侯以下皆授田宅,这也反映了吕后利用律法制度消解 内 ㊁ 外 格局中限制皇权的政治因素,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政治影响的统治思想㊂吕后还以法律㊁昭令等巩固吕氏家族权势㊂‘二年律令㊃具律“规定, 吕宣王内孙㊁外孙㊁内耳孙玄孙,诸侯王子㊁内孙耳孙,徹侯子㊁内孙有罪,如上造㊁上造妻以上㊂ [5]146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优待吕宣王的具体内容㊂吕后七年,她 以梁王吕产为相国 [11]卷3,高后纪,p99,扩充吕氏之权势,这与‘二年律令“中相关规定是相呼应的㊂史称 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 [11]卷3,高后纪,p101㊂吕后优待吕氏家族,一方面说明吕氏是淮北政治集团的重要组成,以分封制妥善安排这一政治势力也是汉初巩固皇权的执政策略,另一方面也说明建构新的统治基础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段特殊的政治动向㊂总之,承纳分封制并建构 内 外 结合的政治结构是这一法律文献形成的政治基础㊂从‘二年律令“看,汉初最高统治者建构新的统治基础,并借此打压㊁削弱诸侯王政治实力,是他们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安排法律制度的根本原因㊂三、汉初国家统治思想的深层结构汉高祖初定天下,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国,秉持 凡事简易,禁罔疏阔 [11]卷89,循吏传㊃序,p3623的统治策略㊂孝惠㊁高后时, 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穡,衣食滋殖 [11]卷3,高后纪,p104,这都似乎能够证明黄老无为思想是汉初的国家统治思想㊂然而,结合上文分析可知,在以高祖㊁惠帝㊁吕后为最高统治者的 内 与诸侯王为核心的 外 这两股政治势力合作㊁角力过程中,黄老无为思想实际上是 内 与 外 之间暂时达成妥协的一种统治技术,汉初的最高统治者提倡㊁运用黄老无为思想的目的是在 内 与 外 共同构成的政治空间中,以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17]为手段,达到 无为者乃有为 [18]无为,p59的统治效果㊂进而言之,黄老无为思想源起的制度背景是分封制,只有在基于分封制形式的 内 与 外 的复合式政治结构中,黄老无为思想才能独立㊁完整地发挥作用,因为彼时君主专制的制度基础还未建构起来,各级各类贵族拥有其封地范围内的政治㊁军事及文化的自决权,而作为 共主 的王只对其王畿之地拥有直接管辖权㊂在由王权与贵族共同构成的统治体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划分往往先决于王对贵族领地及其统治独立权的认可之上,因此,在分封制为基础的政治结构中,王权对于其他部族㊁方国及诸侯国而言,往往处于 无为 状态,以黄老无为思想统治 天下 也是这一政治现实在思想层面的投射与反映㊂汉初的思想家以 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 [18]无为,p59的美好景象,规劝统治者实施无为之政,以体现 道法自然 的基本法则[19],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思想意义上的黄老无为思想可以原封不动地复制到新的政治体系之中㊂当分封制成为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一种制度设计时,如何加强皇权是统治者首要思考的问题,郡县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也能保障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意志,而黄老无为思想不过是维持现状以待来时的权宜之策,并不代表当时国家统治思想的主流㊂至于黄老无为思想在基层社会的运用,也需重新评估,从‘二年律令“相关法规看,汉初政权利用簿籍制度对基层社会的人口和财产进行十分严格的管理,[20]‘户律“就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Ѳ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㊂ [5]175贯彻其中的什伍连坐制度显然也来自秦制,根本看不出汉初政府在基层社会推行过 清静无为 约法省刑 的黄老思想[21]㊂汉承秦制 是汉初形成国家制度与政策的重要形式[22],注重身份㊁阶段原则的秦律深刻地影响了汉初的法律制度[23],二十级军功爵制的继承与运用即是一例㊂正唯如此,继承秦制来巩固刘汉政权似乎也是汉初统治思想的重要内容㊂然而,在汉初国家统治思想的结构中,和黄老无为思想一样, 汉承秦制 也是一种统治技术,是为达到统治目标而实施的一个策略,并不能代表汉初国家统治思想的主流㊂从‘二年律令“看,秦制对汉初法律制度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全方位的,但汉初最高统治者将秦制置于 内 外 共同构成的政治结构之中,在认可诸侯王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继承秦制,着力将秦制嫁接到他们建构起来的新的政治结构中,而非照搬秦制,这就等于放弃了设置秦制的根本原则㊂总之,汉初以分封制淡化皇权专制的制度设计,弥补了周秦之间的制度断裂,减弱了秦制酷烈繁苛的一面,也优化了二十级军功爵制的实施效果㊂综上,透过‘二年律令“的设置原理与政治基础,可以看出汉初国家统治思想的深层结构:在暂时承纳分封体制的前提下,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制定法规,并以此来建构新的统治基础,同时,又通过限制分封,消解 内 外 格局中限制皇权的政治因素,逐步使皇权成为支配国家权力㊁财富的中心力量㊂汉初的最高统治者在新旧交并的历史时期,利用旧有政治遗产构建自身合法性[24],又因势利导,借助制度创新和儒学思想政治化的趋势[25],打造新的统治基础,借此稳定了政治局势,并为最终突破 内 外 格局奠定了政治基础㊂在这一国家统治思想体系中,黄老无为与 汉承秦制 是交替运用的统治技术,而非国家统治思想本身㊂参考文献:[1]张分田.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2]张忠炜.‘二年律令“年代问题研究[J].历史研究,2008(3):147-163.[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新编诸子集成.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399.[4]贾文丽.关于‘二年律令㊃户律“受田宅对象的探讨 兼与李恒全同志商榷[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6-20.[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6]朱绍侯.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99-101.[7]王彦辉.试论‘二年律令“中爵位继承制度的几个问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2):132-136.[8]傅荣珂.睡虎地秦简刑律研究[M].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2:234.[9]张鹤泉.‘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82-91.[10]陈家洲.汉初的 过秦 思潮及其影响[N].光明日报,2008-01-01.[1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3]阿部幸信.西汉时期内外观的变迁:印制的视角[J].浙江学刊,2014(3):5-15.[14]朱绍侯.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51-56.[15]王翠,马孟龙.汉高帝十年的侯国地理分布研究[J].历史地理(第26辑),2012:95.[16]阎步克.‘二年律令㊃秩律“的中二千石秩级阙如问题[J].河北学刊,2003(5):148-150.[17]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2009:60.[18]王利器.新语校注[M]//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19]罗映光.道家文化及其现代价值[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169-171.[20]沈刚.‘张家山汉简㊃二年律令“所见汉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J].学术月刊,2004(10):91-96.[21]曾加.‘二年律令“中的‘盗律“及其法律思想初探[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14-118.[22]罗新.从萧曹为相看所谓 汉承秦制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5):8.[23]曹旅宁.秦律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9.[24]李健胜.文本与政治变迁 思想文化史视域中的秦汉君主专制及其建构[J].中国史研究,2014(3):33-49.[25]曹媛媛.论西汉儒学的政治化努力[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7):57-62.责任编辑张颖超网址:h t t p://x b b j b.s w u.e d u.c n。
历史中国古代赋税制度1️⃣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起源与早期形态在中国古代社会，赋税制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石，其起源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
夏朝实行“贡”制，即诸侯向中央王朝进献特产；商朝则采用“助”法，要求农民在耕种公田的同时，协助国家进行劳役；至周朝，确立了“彻”法，即按土地收成的一定比例向国家缴纳赋税。
这些早期赋税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赋税体系的基础，体现了国家与民众之间基于土地的经济关系。
2️⃣ 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发展进入封建社会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赋税制度也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
春秋战国：这一时期，各国为了增强国力，纷纷进行赋税改革。
如鲁国的“初税亩”，标志着中国开始实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打破了井田制的束缚。
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租赋制”，将赋税分为田租（土地税）、口赋（人头税）和徭役（劳役）三部分，奠定了封建国家赋税制度的基本框架。
汉朝：汉初实行“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经济恢复。
汉武帝时，推行“算缗告缗”等财政政策，加强对工商业者的税收管理，同时增加田赋，以应对边疆战争和宫廷开支。
唐宋明清：唐朝实行“两税法”，按资产和田亩征税，简化了税制，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宋朝则进一步发展了商业税，如“市舶司”征收海外贸易税。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赋税制度进一步调整，如明朝的“一条鞭法”将复杂的赋役合并为统一的货币税，简化了征税程序，减轻了民众负担。
清朝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赋税体系，如推行“摊丁入亩”，将丁税并入田亩中征收，实现了赋税与人口脱钩，促进了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
3️⃣ 赋税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不仅反映了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向。
一方面，合理的赋税制度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为国家提供稳定的财源；另一方面，过重的赋税负担则会加重民众负担，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农民起义和政权更迭。
中国古代税收制度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以土地税（包括依附于土地的户税与丁税）为主，以商税(包括关税与市税)为辅的税收制度。
这一税制，初步形成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已渐趋完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均田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在不断清丈田亩、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户、丁税的合并征收，并加强商税和盐、茶、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从而使商税与货物课税成为中国封建末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先秦《周礼·大宰》有“以九赋敛财贿”的记载。
九赋即指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县、邦都、关市、山泽、币余等九种赋税。
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各诸侯国相继实行“履亩而税”的田赋制度。
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地的好坏或远近分等级征收田赋；鲁国的初税亩，即不分公田、私田，均按亩缴纳租税；楚国的“量入修赋”，即根据收入的多少征集军赋；郑国的“作丘赋”,即按田亩征发军赋。
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应付战争支出需要，争相进行赋税制度的改革。
例如秦国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按土地多少征收田赋，按人丁征户赋。
鼓励耕织和分户，对耕织收入多的，免其徭役；一户有两个以上成年男丁而不分家的，要加倍征收其赋税。
这些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为以后秦政权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秦汉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所有地主和有田的农民自报所占有土地的数额，规定每顷土地缴纳饲草3石，禾秆2石。
如隐报土地，少缴或不缴租税，要受到惩处。
乡佐已向农民征收田租而不上报，也以隐匿田亩论处。
除田赋外，秦王朝还征收包括户赋和口赋在内的人头税；并征用大批劳动力,如服役于郡县的“更卒”,服役于中都官的“正卒“，以及屯戍边境的戍卒。
人民赋税徭役负担沉重。
汉朝初期的赋税承袭秦制。
但鉴于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减低了田赋的税率,先规定十五税一,以后又减为三十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