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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西平：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动向第一篇：陶西平：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动向陶西平：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动向来源:《世界教育信息》杂志最近几天，新闻媒体最关注的有这样两件事，一件事是东海防空识别区，另一件事是PISA成绩的公布。
PISA成绩的公布引起了媒体的很大关注，我已经看到了很多国家对此的评论。
我认为，世界各国对PISA成绩的关注，体现了教育国际交流。
所谓教育国际交流，不仅是中国要了解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也非常关注中国。
因此，让中国了解世界教育，让世界了解中国教育，这就是教育的国际化。
一、前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
教育国际化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教育资源在国际间进行配置，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世界各国教育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提高，各国在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教育内容的选择以及教育手段和方法的采用等方面不仅要满足来自本国、本地的要求，而且要适应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势。
因此，归根结底，教育国际化就是用国际视野来把握和发展教育。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
我们面临着许多挑战——人与自然之间有生态危机，人与社会之间有人文危机，人与人之间有道德危机，人与自己之间有心理危机，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安全危机，文化与文化之间有价值观危机，经济与经济之间有金融危机，这些危机都在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又生活在充满机遇的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
20世纪末，人类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联邦商务部就共同资助了一项研究计划，目的是要弄清楚在21世纪哪些科学技术会引领人类的发展。
70多位一流的科学家在研究之后，提交了一份480页的研究报告《聚合四大科技，提高人类能力》。
报告认为，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al Technology）、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这四大科技的聚合（NBIC）会引领人类社会在21世纪的发展。
陶西平会长《用两只手推动教育的发展》的报告精彩摘录——民办教育的新机遇、新挑战、新使命温总理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指出，“要加快民办教育发展，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中国著名教育家成思危先生说：“中国的教育就像一只鸟，它的双翼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它的双腿是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双翼都健壮才飞得高，双腿都健壮才跑得快。
”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存在着普通教育强，而职业教育弱；公办教育强，民办教育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他们提出了对未来教育的希望，就是用两只手来推动教育的发展。
温总理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指出，“要加快民办教育发展，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中国著名教育家成思危先生说：“中国的教育就像一只鸟，它的双翼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它的双腿是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双翼都健壮才飞得高，双腿都健壮才跑得快。
”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存在着普通教育强，而职业教育弱；公办教育强，民办教育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他们提出了对未来教育的希望，就是用两只手来推动教育的发展。
一、新机遇《规划纲要》总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进入人力资源强国是在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之后的第二个转变。
实现这一转变，民办教育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从而，也为民办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一）新的定位为民办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这六项改革都涉及到民办教育的内容，但实际上办学体制的改革重点是谈民办教育的问题，这次规划纲要还强调要先行先试，进行实验。
要改变原来一决策就实行的做法，实际上有些问题要经过试验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完善以后才能在推进过程中减少一些矛盾的出现，我们往往有许多非常好的意图、非常好的想法，但一落实往往工具理性与我们价值目标背离，费了很大劲，效果反而不好。
这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造成的。
教育的智慧——陶西平报告前一时期，我在基础教育参考杂志上面写了一个卷首语，题目是《教育的智慧》。
所以，东城区教委的领导同志让我来讲讲教育智慧。
我想就这个题目谈一点看法，供大家进一步研究时探讨。
我主要谈三个问题：实现教育现代化呼唤教育的智慧；教师要以高智慧应对时代对教育的诱惑；建设学习型组织，发展教师集体智慧。
（一）实现教育现代化呼唤教育的智慧关于教育现代化的问题是教育发展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我们要争取能基本实现和进一步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三点：1、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实际上是源于世界教育的现代化。
世界教育现代化本来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教育从适应小农经济和传统宗法社会的封建旧教育、转变成为适应工业化的民主社会的新教育的历史演化进程。
讲现代化的实际含义是指工业化和民主化，教育怎样来适应它。
这个过程和现在所要进行的教育现代化应该是有区别的，因为我国教育现代化主要是立足于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来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水平，以适应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过程。
与原来的教育现代化有三点不同：首先，是政府主导型。
过去教育现代化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是一个逐渐演变过程。
现在不一样，是为了使我们的教育适应国家现代化，由政府推动的，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所有的教育改革目标都是由政府来确定的。
第二，是整体变革性。
它不是一个逐渐从局部改变积累成一个教育现代化过程，而是一个整体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从教育的体制、教育的结构到教育的思想、内容、方法都有一系列主张和规划，从而来推进教育的整体运动。
第三，是借鉴性。
实际上我们的教育改革借鉴了发达国家实现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许多历史经验，借鉴了他们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许多的做法，也借鉴和吸取了他们的教训。
当前教育现代化是在政府主导之下，借鉴了其它国家教育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的，是一种整体变革。
涉及教育观的现代化、教育目标的现代化、教育结构现代化、教育内容的现代化、教育手段和方法现代化、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等等，归根到底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就是人如何适应我国现代化需求的问题。
作者： 陶西平
作者机构： 不详
出版物刊名： 基础教育参考
页码： 1-1页
主题词： 教育智慧 教师 价值取向 专业素养
摘要：智慧的教育需要教育的智慧。
当我们的教育停留在教师带着知识走向学生的时候，教师的知识是最重要的；但当我们的教育已经发展到教师带着学生走向智慧的时候，教师的智慧无疑就和教师的知识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了。
当然，智慧和知识是紧密相连的，但智慧毕竟有别于知识。
我们的教育必须摆脱对知识的灌输和对智慧的淡忘，从而保有教育的核心价值。
我们的教师也必须以高智慧应对时代对教育的挑战，。
陶西平：用不一样的眼光看教育作者：暂无来源：《教育家》 2016年第6期文/ 刘淼人物简介陶西平，湖南省益阳市人。
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北京市市长助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现任国家总督学顾问，北京市社科联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全国联合会主席，亚太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联合会主席。
曾主编《教育评价辞典》，著有《让失败率为零———教育改革的思考与实践》。
记者：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最优质的教育是天下父母的共同愿望，现实中“择校热”愈演愈烈，教育内部、外部对优质教育都有诸多困惑，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优质教育？陶西平：优质教育既指教育总体的高水平，又指标志性学校的高水平；既指学校校舍，教育设施的高水平，又指教育思想，课程教材，教师队伍，教育管理的高水平，当然，归根到底是培养出来的学生的高水平。
发展优质教育，既涉及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又涉及优质教育内涵的提升，而优质学校的建设无疑是发展优质教育的关键问题。
优质学校的形成，一般得到政府直接的政策的扶持，加上历史的积淀和教育的创新，以高的教育质量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形成了知名品牌。
“优质学校”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发展性的概念。
“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和丰富。
虽然一般来说，凡是符合学生发展需要以及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
可是，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总在不断地调整着审视“优质教育”的视角和标准，同时也不断地变化着对一所学校的评价。
优质学校既来自政府的评估，更来自社会的认同。
即使在政府评价为同一水平的学校中，社会，特别是家长和学生仍然会关注他们的细微差别。
因此“优质学校”不是永恒的，不能与时俱进的学校，必然会成为优质学校行列的落伍者，而一批本来基础不好的学校或者新建的学校却往往经过努力跨入了优质学校的行列。
记者：如果从春秋时期孔子门下三千弟子算起，我国的教育制度已有2500 年；如果从1840 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各国教会开始在中国举办教会学校算起，我国的中等教育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
陶西平：谈当前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摘要西方国家改革中顶层设计与微观实践的脱节给我们带来了启示，那就是，办教育就要坚持知与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教育。
我想，陶行知先生有知，也一定在告诫和期待着我们陶西平：谈当前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一）办知行统一的真教育。
陶行知先生的名字从“知行”改为“行知”，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到他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主张的转变，也是他始终遵循的要做真人的人格的体现。
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诲很多很多，但首先就要学他的知行观和做真人，因为，这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然有着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十八大为我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勾画了宏伟的蓝图，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到2020年的具体目标。
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知与行统一，防止知与行的脱节。
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有四种脱节的现象值得重视。
一是理念与政策脱节。
部分地区的领导同志，在各种会议的报告中所阐述的理念，听起来是和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所制定的具体政策则并不一定和其所说的相符。
比如，都在口口声声强调简政放权，给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但机构并没见减少，会议仍不断增多，文件不少发，检查更频繁。
结果学校的负责人穷于应付，不能集中精力用于研究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二是目标与评估脱节。
有些地区所确立的教育目标听起来是正确的，既符合教育方针，又符合教育规律。
但其评估标准和评估方式和奖惩办法，则是另立一套。
比如，口头上讲要端正办学指导思想，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实际上评价学校和教师仍用的是高考升学率和考试的成绩排队，只看一点，不及其余。
结果造成学校压力大，学生负担重，全面发展成为空谈。
三是“热点”与重点脱节。
“热点”问题常常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当然应该予以重视。
但形成社会热点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的确实是社会的重大问题，有的也可能是一时的问题；有的是根本问题，有的也可能是表面现象；有的是突发事件引发的问题，也有的是名人名家言行的强烈反响。
陶西平：从情境教学到情境教育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壮丽画卷——从情境教学到情境教育人格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外在条件与人的内在潜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有人认为素质是人先天的潜质无法教育，素养才是后天形成的。
可如果脱离了环境，先天的潜质是难以开发和显现的，后天的素养也就难以真正形成。
情境教学正是主张将这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从而体现教育的真谛。
情境教学的研究，从教学法开始，最后回归到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功能，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过去，前人将学习经验总结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圣贤之书虽然也是来自对环境的体验，但基本脱离了人生活的现实环境，因此也就难以形成适应和改造现实的健全人格。
从这个意义上看，情境教学又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当然，情境相对于环境是更为具体的对外界的情感体验，是可以直接观察、感受的场景与氛围，是外在与内心交互作用更为现实的条件。
李吉林从语文情境教学开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为了达到既定的教学目的，从教学需要出发，引入、创设或制造与语文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场景或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在愉快的教学氛围中迅速而准确地接受新的语文知识，同时促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和谐全面发展，达到在情境中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的目的。
传统的语文教学媒介为教材以及课外读物，阅读与写作是基本的学习模式。
但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着教材与生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情境教学试图突破传统语文教学的束缚，铺设一条抽象与直观、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通道。
所以，情境教学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通过适宜的情境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素材和信息，促进学生主动地探究、发散地思考;是学生应用知识的过程，通过适宜的教学情境为学生提供生动的学习材料，便于学生将知识、技能与体验连接起来，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促进学生健康情感发展的过程，适宜的情境不但可以激发学习的兴趣和愿望，而且可以促进学生正确地对待自己、他人和环境，从而培育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学生个性发展的过程，教学情境是情感环境、认知环境和行为环境等因素的结合，不但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也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
陶西平：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作者：樊效桢来源：《教育家》2019年第21期教育的本源是为人的发展服务。
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下一代，我们有什么样的下一代也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陶西平2018年11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先生出席第五届中小学校长论坛，并作了题为《改革最终必须发生在课堂上》的主题报告。
这位八旬老人至今仍活跃在教育的舞台上。
陶西平，生于1935年，湖南益阳人。
195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但不久后便因病休学。
1955年，20岁的他参加工作，成为北京市第九中学的一名教师，从此他便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普通教师到中学校长，再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一路走来，他始终保持着高瞻远瞩的姿态，着眼于教育发展的未来。
改革开放之初，时任北京市第十二中学（以下简称十二中）校长的陶西平，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积极试行他的改革方案，在领导体制、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做文章，为十二中的教育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像十二中这种公办学校着力进行改革的同时，民办学校也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
然而，许多人对民办教育仍抱有偏见。
在这种背景下，已走上市级领导岗位的陶西平多次发表讲话，积极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他曾任《民办教育促进法》起草领导小组成员，参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调研、起草和宣传工作。
20世纪90年代，脑科学研究成了当之无愧的国际前沿领域之一，美国与日本纷纷开始进行“脑科学与教育”的研究。
2006年，陶西平在《脑科学与教育》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脑科学研究与教育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脑科学研究的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教育对于激发人的潜能的巨大作用，教育工作者应当重视脑科学知识的学习。
如今，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
教育的智慧——陶西平报告前一时期，我在基础教育参考杂志上面写了一个卷首语，题目是《教育的智慧》。
所以，东城区教委的领导同志让我来讲讲教育智慧。
我想就这个题目谈一点看法，供大家进一步研究时探讨。
我主要谈三个问题：实现教育现代化呼唤教育的智慧；教师要以高智慧应对时代对教育的诱惑；建设学习型组织，发展教师集体智慧。
（一）实现教育现代化呼唤教育的智慧关于教育现代化的问题是教育发展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我们要争取能基本实现和进一步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三点：1、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实际上是源于世界教育的现代化。
世界教育现代化本来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教育从适应小农经济和传统宗法社会的封建旧教育、转变成为适应工业化的民主社会的新教育的历史演化进程。
讲现代化的实际含义是指工业化和民主化，教育怎样来适应它。
这个过程和现在所要进行的教育现代化应该是有区别的，因为我国教育现代化主要是立足于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来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水平，以适应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过程。
与原来的教育现代化有三点不同：首先，是政府主导型。
过去教育现代化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是一个逐渐演变过程。
现在不一样，是为了使我们的教育适应国家现代化，由政府推动的，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所有的教育改革目标都是由政府来确定的。
第二，是整体变革性。
它不是一个逐渐从局部改变积累成一个教育现代化过程，而是一个整体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从教育的体制、教育的结构到教育的思想、内容、方法都有一系列主张和规划，从而来推进教育的整体运动。
第三，是借鉴性。
实际上我们的教育改革借鉴了发达国家实现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许多历史经验，借鉴了他们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许多的做法，也借鉴和吸取了他们的教训。
当前教育现代化是在政府主导之下，借鉴了其它国家教育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的，是一种整体变革。
涉及教育观的现代化、教育目标的现代化、教育结构现代化、教育内容的现代化、教育手段和方法现代化、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等等，归根到底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就是人如何适应我国现代化需求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学习，用教育的智慧去解决它。
2、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存在的突出矛盾——影响教育和谐发展的主要问题第一，教育公平问题。
这是当前社会反应比较突出的一个矛盾，就是在地区和地区之间、学校和学校之间存在教育差距，这种差距正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从而引发社会矛盾，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教育公平问题目前推动了当前国家教育发展的原则，就是教育均衡发展问题。
这主要是为了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解决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非均衡发展趋势。
因此，教育公平问题是一个突出矛盾，这个问题自身并不简单，教育非均衡现象是历史形成的，近几年教育非均衡发展趋势依然存在。
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带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
第二，教育质量问题。
教育质量问题和教育公平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当前，除了西部少数地区，在全国大约6%地方还存在着入学机会不公平问题，也就是说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还有孩子没机会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但绝大数地区已经不是教育接受机会问题，而是接受良好教育机会问题，或者说接受优质教育机会问题。
所以，教育质量问题实际上与教育公平问题紧密相联。
社会对于目前教育质量还不是很满意，存在着多面的意见。
为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最重要的是全面推动素质教育问题。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问题从开始提出直到形成理念政策决定，直到在实施过程中既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所以说，教育质量问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从国家领导人到广大群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复杂性。
第三、教育效益问题。
一方面教育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教育投入效益也不高。
也就是说，即使是比较小的教育投入，也并没有完全发挥它的效益，甚至于缺乏教育效益观念。
只注重投入，比如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增加了教育投入多少多少，却很少讲这个投入产生了什么什么效益。
教育投入与教育效益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的，今年3月分，我和柳斌同志一块会见了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副总干事，负责教育、卫生等方面工作，他讲了一个观点，认为教育投入与教育质量没有强相关了。
我给他补充说，你应该说，当教育投入达到一定水平时，教育投入的增长与教育质量提高就不一定是正相关了。
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你连一分钱都没有，连校舍都没有，还讲什么教育质量。
它主要提OECD国家教育投入占GDP百分比最高的是韩国，占百分之七点几，但韩国不是OECD国家里面教育质量最高的。
OECD国家有一个对基础教育质量的评估体系（PISA），按这个评估，在OECD国家中教育质量水平最高的是芬兰，但它的教育投入只占GDP的5%，也是我们到2020年想达到的目标。
美国在OECD中教育投入大概属第二，PISA 主要评判的是基础教育，它的基础教育排在中下等，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在OECD国家中还是最好的。
所以他说，教育投入并不一定和教育质量一定相关，就有投入怎样真正发挥效益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存在一个合理规划与布局及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问题，这都涉及到我们如何更好发挥效益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可能是当前社会对教育最关注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教育的和谐发展，其中可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问题是比较令人关注的问题。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对何东昌一封信的批示里，认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问题不是教育系统单独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由陈至力组织全面系统调研，来进一步分析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相关若干问题。
3、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解决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呼唤教育的智慧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的重要任务：（1）素质教育的提出首先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批判三中心”作为重点教育的改革，也就是批判“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由此形成的建国以来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相当大的破坏了。
1978年以后，开始拨乱反正，实际上恢复前十七年的良好传统。
当时比较重视提高课堂教学，比较重视教师的中心作用，比较重视书本知识传授作用。
提出了“抓好基础知识传授和基本技能训练”的目标，以弥补、批判或者说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否定基础知识、否定基本技能的观念，当时提出的实际上是所谓的“抓双基”，在提出抓好双基之后，紧跟而来的肯定就是负担过重。
大家知道1949年建国，1951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第一篇社论叫“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一直减轻到了这个世纪。
1978年拨乱反正开始抓双基，第二年就开始提减轻学生负担过重。
当时不仅提出“抓双基”，还提出重视培养学生能力，所以当时的教育改革口号为“抓好双基，培养能力”。
当时，特别提出了一个课堂教学改革目标“精讲多练”。
当时的精讲多练，本来是指在课堂教学中精讲，然后多留出一些时间来让学生多练，但很快这个口号转化成了课堂上该怎么讲还怎么讲，把多练转移到课下多练，这样一来造成学生实际负担没有完全减轻。
但应该讲在“重视能力”这个观念上教师比原来有了拓展。
后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随着国外一些教育理念的引进，其中包括开始是苏联所谓赞科夫观点、苏霍姆林斯基、西方的布鲁纳的观点，大家觉得，除了学生应该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具备一定能力外，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还要发展学生智力，特别是赞科夫的一些说法，对我们影响很大，在我们教学中提出一些问题，要使学生蹦一蹦才能够得着，而不是学生在课堂教学当中伸手就能拿得到的。
因此，我们教学改革口号就扩展了，变成了“抓好双基，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很多工作时间长的同志都参与过这个教育改革活动，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这么不断地推进。
在提出这样口号后，大家又觉得我们一个人的发展，一个人基础素质提高，除了双基、能力、智力之外，还牵扯到诸如情感、毅力等等一些因素，当时把这些因素概括起来叫做非智力因素。
所以，教育改革又进一步提出口号“抓好双基，培养能力、开发智力、开发非智力因素。
”因此，应该讲，拨乱反正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教育改革是步步深入的，是步步扩展它的内涵的，对于教育或对于一个人基础素质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丰富。
但象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内容越来越多，越说越长，越说目标越大，越说越多。
所以，有些同志说，象拿来一个“筐”，干脆把这些东西装里得了，我觉得在北京最早应该是北京八中当时的陶祖伟校长，提出“着眼于未来，着眼于素质”的教育目标，就是把双基、能力、智力、非智力因素都搁在这个“筐”里面了。
北京八中1983年第一次提出完整的素质教育大纲，据我了解，据我了解这应该是中国第一份素质教育大纲，它全面分析了学生究竟应具备那些方面的素质和这些素质应当在教育过程中如何进行培养。
尽管那个素质教育大纲，现在来看可能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它的提出应该讲是十分可贵的，它把素质教育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和一个体系提了出来。
可以说，素质教育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是在教育改革实践过程中逐步发展而形成的，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不是凭空编出来。
但是，素质教育提出后，争议还是很大的，存在着起点问题，包括了什么是素质？素质能不能教育？素质是指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传统的教育学认为素质是先天的，现在把素质扩展为后天可以培养的）素质教育针对性是什么等等。
这些起点问题在当时引起的争议是很大的，不太同意素质教育的专家也是很多的。
后来，素质教育终于理念化、政策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素质教育最后肯定下来了。
此前，应该说在《关于中国教育发展纲要（1990年—2000年）》中提到了“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
”把基础教育定位在提高素质上。
但作为一个全面阐述素质教育理念的，还是1999年提出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素质的决定》，把基本理念和主要政策都讲清楚了。
素质教育的实质是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包括素质教育的目标是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加强德育，重点是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还提出了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来推动素质教育。
因此，素质教育已变成了国家意志，变成国家推进教育改革的目标。
也就是说，从专家层面上浮到国家层面，变成国家目标提出来。
我觉得这种理念化、政策化实际上对中国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存在着重要的影响。
因为，它针对原来教育的弊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对于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意识，特别是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这是我们和发达国家基础教育的最大差别，我们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比较差。
现在正开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把下一个“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就放在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