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2013年第03期--新疆龟兹研究院藏木简调查研究简报_庆昭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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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石窟考古现状及展望作者:苗利辉来源:《大众考古》2023年第07期古代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以库车绿洲为核心。
其最盛时西边与疏勒接壤,东面与焉耆相邻,北托天山,南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辖境包括今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库车、拜城、新和、沙雅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轮台等市县。
龟兹佛教历史概述考古资料证明,在古代龟兹这片土地上,青铜时代即有人群定居。
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了距今3000多年的彩陶,纹饰主要为宽带状纹、正三角纹和水波纹(折线纹)。
龟兹地区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始于汉代,此时库车绿洲上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小麦、水稻和粟黍是主要农作物,家畜主要有马和牛等。
纺织业比较发达,丘慈锦享誉西域。
龟兹北部山中储藏有铜、铁和煤等矿产,生产的铁器在西域地区十分畅销。
阿克苏地区发现了许多冶铜和炼铁遗址。
龟兹位于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节点,商业很发达,龟兹五铢是西域的重要货币,汉五铢也在使用。
这一时期,龟兹白族长期执掌政权,虽然经历了焉耆龙氏的短期侵入,以及吕光和万度归的西征,但政治和社会总体情况是稳定的。
誕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约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向外传播。
公元1世纪,由于贵霜王朝国王迦腻色迦的大力推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
约在2世纪时,佛教传入龟兹。
由于龟兹经济的繁荣和龟兹王族的倡导,三、四世纪之交,龟兹佛教逐渐进入繁盛期。
一方面,僧侣众多,大师云集,律法严谨,建寺造像风行。
《出三藏记集》称:“时龟兹僧众一万余人”,“拘夷国寺甚多。
修饰至丽。
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
另一方面,葱岭东西王侯妇女都来到龟兹修行听法,龟兹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
与此同时,许多龟兹佛教徒前往中原,传播佛法,参与译经。
《出三藏记集》载:“咸和三年(328年)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时译者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
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
受者常侍。
”这一时期的龟兹佛教以小乘佛教为主,大乘佛教也有一定的影响。
658年,唐王朝将在西州(今吐鲁番)设立的安西都护府转移到龟兹,随后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
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INSTITUTE龟兹,作为丝路古道上的重镇,素来以融汇多种文明而为人称道。
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其意义不仅在于商贸,同时也促进了文明之间的交流。
丝路兴盛之时,各国的商队、使者、僧侣们络绎不绝,东西方的哲学、科技、宗教、艺术也得到了传播。
宗教是古西域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各种宗教文化在西域诸地的传布,其中以佛教思想影响最深。
当驼商长途跋涉于沙漠之时,佛教僧侣们也沿着丝路西行求法,东行传教。
西域诸邦国虽在沙碛之地,却形成了灿烂的佛教文明。
西域地区至今仍可见许多佛教塔寺遗存,其中龟兹佛教石窟为之最。
龟兹人将释迦牟尼的今生前世绘于洞窟,宣扬其光辉业迹,并塑造高大的偶像来表达心中的敬仰。
在古代,宗教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佛教就是最直接的代表,同时,佛教艺术也承载着多种文化、文明的内涵,如印度阿育王时期敕令建造的石柱,其中就有源自波斯的文化影响,而犍陀罗(今巴基斯坦)佛像的诞生,就吸收了希腊罗马的雕刻艺术。
以佛教美术为载体,各种文明的信息在龟兹石窟得以印证,从中可透视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
一、龟兹石窟与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之东渐,论者往往推至亚历山大大帝之东征、希腊人在亚洲建立的政权,实际原因当然更为复杂,如罗马与世界各地之贸易关系,西亚、中亚等地之中介作用都促成了希腊文化在东方的传播。
龟兹石窟所蕴含的希腊文化信息历历可数。
龟兹中心柱窟券顶中轴往往绘制天相图,风神的形象是一个裸体者置身于云团之中,双手抓握鼓起的披帛,此形象应受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
龟兹壁画有着成熟的人体造型,与身材矮壮的犍陀罗佛像不同,甚至在印度笈多时期,佛教艺术可称之为古典时代的顶峰,但此时阿旃陀石窟中的一些佛像,仍有比例不对称的现象出现。
龟兹石窟注重人体比例协调的绘画技法,让人联想到希腊罗马艺术写实的功底。
当然,龟兹石窟的人体画法与希腊罗马文化究竟是否有联系,也不乏怀疑者,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但同时期的古罗马帝国已然开始衰落。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第27窟调查简报沙娜摘要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约7公里的木扎提河北岸明屋依塔格山的崖壁上,西距拜城约60公里,东距库车约70余公里。
它是我国开凿年代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一处大型佛教石窟群。
表现了从公元3世纪至公元9世纪佛教艺术在龟兹地区的创造发展与高度成就,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
第27窟作为克孜尔石窟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石窟,其所呈现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内容为学术界研究克孜尔石窟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
本文在阐明第27窟洞窟和壁画保存现状的同时结合洞窟形制、碳十四测定等对洞窟年代分期也做了叙述。
关键字克孜尔石窟27窟平綦公元7世纪克孜尔石窟按地理位置可分为谷西、谷内、谷东和后山四个区,第27窟位于克孜尔石窟谷西区西段,毗邻第26窟,位于第26窟的东侧,窟口方向南偏东35°。
①因此窟四面开龛,德国探险队将其命名为“多龛窟”。
该窟除四面佛龛众多之外,还有一特别之处是它的顶,27窟的窟顶不是克孜尔石窟中常见的券顶,而是形状犹如棋盘的平棋顶,这在克孜尔石窟中是仅此一例的。
(一)洞窟形制该窟的形制为中心柱窟。
前室已经坍塌,现存主室和甬道(图1)。
主室平面方形,面宽4.15米、进深4.41米、高4.95米,平棋顶。
正壁中部开一拱券顶立像龛,龛内正壁中下部与后甬道相通,面宽0.98米、进深1.61米、高约2米,距地面0.34米。
龛外壁面有形状、大小不一的9排62个小龛,主佛龛上部有一平浅的佛龛,该佛龛四角各有一附属佛龛。
平浅佛龛上方还有一更小的佛龛伴随两个狭窄附属佛龛。
这些佛龛的左右两边,各有7行狭窄平浅的高佛龛,每行三个,部分佛龛内还残存墙上的地仗。
正壁下方两侧开左、右甬道,甬道纵券顶。
主室左、右侧壁各有3排13个拱券顶龛。
左侧壁从上至下,第一排4个拱券顶龛,第二排5个拱券顶龛,第三排4个拱券顶龛,总计13个拱券顶龛,部分龛体残损。
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的历史回顾与复原研究作者:来源:《海外星云》2021年第03期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木扎提河(渭干河)北岸,明屋塔格山断崖上。
克孜尔石窟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止于公元8世纪~9世纪。
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大型石窟之一,也是中国开凿最早的石窟群。
1961年,克孜尔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重要的遗产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克孜尔石窟现存洞窟345个,总体走向呈东西向,绵延约3 公里。
洞窟分为4个区域: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
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和龛窟等。
其中禅修用的僧房窟遍布各区,数量占洞窟总数的2/3,反映出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地区佛教禅修的重要场所。
克孜尔石窟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新疆文化转型的冲击和破坏。
克孜尔石窟的雕塑(主要是泥塑)大部分已毁,现存雕塑已是凤毛麟角。
壁画则成为克孜尔石窟最丰富的遗存了。
克孜尔石窟现存壁画面积近4000平方米,题材繁多,内容丰富,主题是围绕释迦牟尼前世今生的诸种事迹,即通常所谓的“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
围绕这些故事的天相图、飞天、天宫伎乐等也都是克孜尔石窟具有艺术魅力的图像。
此外,大量的供养人像是研究龟兹历史及西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克孜尔石窟还出土了大量古代各种文字的文书、木简等,都弥足珍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沧桑的克孜尔石窟又遭遇了一场“雪上加霜”的劫难,精美的壁画和雕塑,被无情地从母体分割,远走他乡,天各一方。
新疆文物的流失,与敦煌文物流失一样,是一部中国文物的“伤心史”。
为了准确阐述新疆文物流失的事实真相,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弥补历史造成的遗憾,新疆龟兹研究院承担了龟兹石窟文物流失的调查、研究与复原的任务。
经过二十年多年的砥砺奋斗,取得了初步成果,《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就是其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其核心部分。
K1(b)正面抄经书系《大乘入楞伽经》卷二《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二》及卷三《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三》的部分内容,记叙佛与僧的对话,从不同方面论述、例证佛理。
六页经书编号中的正、反面与经书实际正、反面相反。
编号K1(b)反面、K1(b)正面、K2(b)反面、K2(b)正面为连续段落。
七卷本《大乘入楞伽经》,为唐武周时期于阗僧人实叉难陀译成。
《宋高僧传·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记载,实叉难陀,又名施乞叉难陀,汉意为“学K3(b)正面K3(b)反面 K4(b)反面K4(b)正面K5(b)反面K5(b)正面K6(b)反面K6(b)正面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异学。
天后明扬佛日,崇重大乘,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
叉与经夹同臻帝阙,以证圣元年(695年)乙未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
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
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本,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译成八十卷。
圣历二年(699年)功毕。
至久视庚子,驾幸颍川三阳宫,诏叉译大乘入楞伽经。
天后复制序焉。
……长安四年(704年),叉以母氏衰老,思归慰觐,表书再上,方俞,敕御史霍嗣光送至于阗。
暨和帝龙兴,有敕再征。
景龙二年(708年),达于京辇,帝屈万乘之尊,亲迎于开远门外”。
公元710年10月12日,实叉难陀圆寂于大荐福寺,圆寂时身体呈右侧侧卧,双腿双足迭起,为佛教著名吉祥卧。
稳健大方。
每页6列,每列24—29字,格式统一。
楷书在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官方推崇和重视,在科举考试中明确要求必须以楷书书写,如《新唐书·选举志》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伴随楷书艺术的空前发展,出现了以欧阳询(欧体)、颜真卿(颜体)、柳公权(柳体)为代表的一大批书法家。
编号K6(b)反面文书中,“善哉善哉汝哀世间”中,“愍”写作“” ,当为避唐太宗“民”字之讳,刻意少一笔。
2021年度新疆古楼兰交通与古代人类村落遗迹补充调查简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摘要2021年4-5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罗布泊地区进行了补充调查,以楼兰古城为中心,围绕周边区域开展工作。
共调查已知文物点15处。
采集一批珍贵遗物,对楼兰地区人文与自然遗产分布概况、保存现状有了进一步了解,采集的遗物也丰富了我们对该地区人类活动的认识,为深入探讨楼兰地区自然更迭和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罗布泊地区楼兰交通村落遗迹2014年10月12日,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承担的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罗布泊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综合科学考察”(编号:2014FY210500)正式启动。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子课题“古楼兰交通与古代人类村落遗迹调查(课题三)”的任务。
2014~2017年间,科考队先后五次进入罗布泊腹地,对阿其克谷地和楼兰古城、LE、LK、土垠遗址等本体及其周围遗存分布情况进行网格式调查①。
2021年4~5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又根据线索对以前年度调查未涉足区域及遗迹进行了补充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一、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楼兰古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罗布泊镇西北约81.5公里,地处塔里木盆地东缘的罗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古楼兰交通与古代人类村落遗迹调查2014年度调查报告》,《新疆文物》2015年第3、4期合刊;《新疆古楼兰交通与古代人类村落遗迹调查2015年度调查报告》,《西部考古》第十三辑,2017年;《2016年楼兰科考报告(上)》,《新疆文物》2017年第3期;《2016年楼兰科考报考(下)》,《新疆文物》2017年第4期。
布泊盆地西北。
罗布泊盆地一般泛称罗布泊洼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东抵北山,南达阿尔金山北麓,西邻塔里木盆地,北至库鲁克塔格,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
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
刘国瑞;屈涛;张玉忠
【期刊名称】《西域研究》
【年(卷),期】2005(000)004
【摘要】本文描述了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对壁画内容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这批壁画的时代上限在7世纪晚期,佛寺为唐代遗存.
【总页数】9页(P52-60)
【作者】刘国瑞;屈涛;张玉忠
【作者单位】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麦积山石窟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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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 [J], 盛春寿;李军;张铁男;佟文康;托乎提;买提卡斯木;张玉忠;小岛康誉;刘国瑞;尼加提;铁付德;何晓;阿里甫江;何林;刘勇;冈岩太郎;辻本与志一;富泽千砂之;龟井亮之;祁小山;古丽比亚;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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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龟兹研究院藏木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院藏编号共37个,其中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9件为国家二级文物,7件为国家三级文物。
旧登记号指明它们是1989~1990年对克孜尔石窟窟前进行清理时所得。
《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提及有木简出土,并刊出一件木简的照片[1];《1990年克孜尔石窟窟前清理报告》亦有提及[2]。
之后相关研究进展缓慢。
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施密特(Klaus T.Schmidt )、皮诺(Georges -Jean Pin -ault )等人相继来访,见到若干木简,但所见有限。
后来施氏径行发表3件木简的部分内容,引起学术界关于畜牧语汇的争论。
在国内,《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卷首图版刊出6件木简[3],据庆昭蓉研究,最上方第一块木牍为粮食历,其余均与畜牧有关[4]。
此外,2005年杨淑红在《龟兹石窟新出文物精品集萃》中描述了5件木简的外观,并提供2件木简的照片[5]。
自2009年新疆龟兹研究院成立以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支持下,青年学者相继投入龟兹文物的研究。
2011年6月新疆龟兹研究院建立多项开放研究课题,其中庆昭蓉承担木简研究,荻原裕敏为项目主要成员。
2011年8月在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合办的“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古代新疆佛寺的畜牧业:龟兹研究院所藏吐火罗语畜牧相关木简》为题发表最新成果,《丝路瑰宝———新疆馆藏文物精品图录》亦采用其说明[6]。
2012年5月,庆昭蓉提交课题总结报告,提供所有木简的转写、转录、注释、中译与相关分析,本文择其大要,并补充相关数据,整合为文末附表。
一木简内容木简在内容与形制上的区别颇为明确,可以分为5类:第Ⅰ类为畜牧产品支出(简称“畜牧木简”),共26个编号;第Ⅱ类为粮食支出,共7个编号;第Ⅲ类为不明器物或牲口统计,共1个编号;第Ⅳ类为韵文,共1个编号;第Ⅴ类为碎简,现分成2个编号,似为寺院文书、契约等,共新疆龟兹研究院藏木简调查研究简报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第3期12件,可拼合为9件。
除第Ⅰ类呈枝条状,其余均呈板状。
特例是Ⅱ-1、Ⅱ-2,四面削整精细,呈板条状。
第Ⅲ类按人名列出某种新产物数量,可能是新造器物或羔犊账。
第Ⅳ类仅一件木简,残存五首诗文。
第Ⅰ至Ⅳ类均为婆罗谜文字龟兹语木简,第Ⅴ类为庆昭蓉于2010年10月参观库房时,从过去缺乏编号的碎简、木件等文物中找出的佉卢文字碎简,文字大多磨损或漫漶,研究后发现其字体带有库车地方出土的佉卢书法特征,语言也基本属于施密特拟定的印度俗语龟兹方言[7],少数残简的梵语特征特别明显。
(一)第Ⅰ类木简这类木简呈枝条状,带有树皮,仅一两侧略刨平供书写。
一般而言,龟兹语木简的外形均经过仔细修整刨平,与这种枝条状木简大为不同。
而纵观新疆古代文字资料,这种形制也十分罕见。
因简面狭长粗糙,不易书写工整,此类木简的书法显得颇为拙劣,加上不少木简已蛀蚀、磨损或劈裂,必须仔细比对笔迹才能复原。
据《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记载,有25件龟兹语文木简在第89-10窟窟口附近发现,出土位置在灶台附近地面[8]。
此处地面积灰较厚,壁面被烟熏黑,因此木简应是辗转被当成燃料收集,最后堆在灶边[9]。
据庆昭蓉分析,此类木简虽然编为26个号,但实有27件。
其中一件现在陈列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一件现在陈列于中国古文字博物馆,其余收藏在新疆龟兹研究院。
有一个编号的简由两段残简粘接(Ⅰ-a17),解读后发现应分别为2件,现仍编为一个号。
还有一件无字残简(Ⅰ-x2),已经削整而未见字迹。
若不计无字简,并且先忽略拼合简Ⅰ-a17实含2件,木简数量即与《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完全一致。
由于有些人物重复出现,把第Ⅰ类看成一组文书应该没有疑问,而且不少木简字迹相似,似乎出自同一手笔。
可惜简上缺乏王名与纪年,定年困难。
能够确定的是从语言与书法来看,它们并不甚古老。
它们不只缺乏龟兹语古代期特征,也没有用上比较早期的北道婆罗谜字体,俗语或晚期语言特征倒是常见。
尤其庆昭蓉注意到简上Tson觶kwāne一名可能源自汉语“总管”(EMC ts e wη’-kwan’,LMC ts e wη′-kuan′)[10]。
此词鲜见唐代之前的新疆出土汉语文书,故第Ⅰ类木简应写于7世纪中叶以后,属于唐代。
木简显示当时克孜尔寺院尚在营运,寺职制度还没有分崩离析的迹象,甚至还受王公贵族供奉(Ⅰ-b1)。
因此第Ⅰ类木简的年代距克孜尔的衰废期应有一段差距。
深入研究显示,此类木简可细分成三组:a组(肉品支出,共18个编号)、b组(乳品支出,共6个编号)、x组(无法分类残简,共2个编号)。
x组包含无字简及一件仅余账尾文字的残简。
所以此类木简原本应有肉品、乳品两大区分。
本文即据此分类,再按照内容日期编排。
这并非假定木简写于同一年,而是有鉴于序其日期有助于反映物资消费的季节性变化,所以仍然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若双面有文字,日期在先者判为正面,依学界传统编为a面;日期在后或月日不详者判为背面,即b面。
若初始日期残缺,则据所余内容之日期排序。
此时双面木简的正反面判定含有不确定性,用括号表示为(a)、(b)面。
录文亦沿用学界体例:///写本残缘。
()严重残缺但尚可复原的字符。
[]略残但尚可识读之字符。
-无法识读的字符,或相当于一个字符长度的缺空。
·无法识读的字符成分,例如元音或辅音。
此外为方便编排,以删除线表示涂销内容,<>表示原文旁添字符,{}表示脱漏字符,д为账上表示账目结束的符号。
中译依上述体例,受损明显的内容置于方括号内;残缺十分严重,须依靠上下文推测的内容置于圆括号内。
根据中文语法,或据上下文补充说明的文字亦置于圆括号内,残缺或文意不明内容以三连点…表示。
字末缀星号者表示此字虽未出现单数主格,却出现过其他格、数形式,所以是文献中确实存在的词汇,而根据吐火罗语语法推断出单数主格作为引用形式。
目的在于与文献无征的纯粹构拟词汇(以字首缀星号表示)相区别。
Ⅰ-a1(XQ0018=89k89-10F ∶19)(图一∶1、二∶1)◆Naiman 軌e sak -s 觶u[n]e Pern 軌iske s 觶ārwai kl āte :asam 觶ntan 軌ai ta咬ry ā-pkusai 1.元月十七日,Pern 軌iske 拿了肉:六齿山羊的一块。
Ⅰ-a2(XQ0169=89k89-10F ∶17)(图一∶2、二∶2)(wac )e (ika 咬)m 觶-[o ](kn )e (M )i (k )i (s )ā(n )e [o ](rocc )e (k )e (m )e (sa a )·(a )m 觶(ntan 軌)ai(s 觶arwai kl āt )e :(1)│(tr )i (c )e (tr )ai (yn )e (M )i (k )i (s )ā(n )e [o ](r )[o ](c )e (k )e (m )e (sa ar )i (wa )m 觶(ntan 軌)ai (s 觶)ār (w )ai (kl )[ā](t )e :[1].(a )[la]m 觶-(s r )o (tan 軌)ai (s 觶)ār[w]ai [k ](l )ā(t )e :1.│(n )a (n )o [k ](l )aim 觶-s (r )ota [n 軌]ai s 觶ārwai ///[二(?)月…足齿…一块。
│三月三日,Mikis āne 拿了足齿ariwe *的肉1块,拿了公山羊羔的肉1块。
│然后又拿了母山羊羔的]肉…///注释:1.月份已残,现拟分别复原为二月(wac )e 与三月(tr )i (c )e ,但不排除各自复原为四月(starc )e 与五月(p )i (n觶c )e 的可能性。
2.简末最后一字s 觶ārwai 虽为单数,但无法据此复原数量,参见Ⅰ-a3注释。
Ⅰ-a3(XQ0008=89k89-10F ∶01)(图一∶3、二∶3)(a )trice ika 咬m 觶-wine Yotkolau Indrasene S irk[e]n 軌e yap Ten 觶ke [s ]aisi wen 軌a :cakanma 3tau.An 觶am 觶tewe kam āte.(b )trice ika 咬m 觶-wine Mikis āne s 觶arwai kl āte :[4].ika 咬m 觶-traine s ān 觶ki s s 觶arwiye la s :1.s 觶am āne Pa [n 軌c ]āta s ly āka.Dharmaupte klyaus 觶a.sanai Pary āne {m 觶}ws āwa.(a )三月二十二日,总管僧Indrasene 说(要给)S irke 的大麦拿去给Ten觶ke :3石1斗。
An 觶am 觶tewe 拿(去)了。
(b )三月二十二日,Mikis āne 拿了肉:四块。
二十三日,为了众僧,肉支出了一块。
沙门Pan 軌c āta s 看到了,Dharmaupte 听到了。
我给了Pary āne 一块。
注释:(b )面第一条支出将肉写成单数(s 觶arwai ),但数目是四。
这似乎是书写人易犯之文法错误,复原内容时不可不慎。
据庆昭蓉意见,S irke 可能为粟特人名。
Ⅰ-a4(XQ0014=89k89-10F ∶04)(图一∶4、二∶4)a s tarce ika 咬m 觶-w īne yketsem 觶newi (yo yama )skemane ys āre (s 觶)e kapy āre s s 觶arwaim 觶latem 觶:oroce kemesa awam 觶nta n 軌a 1,ariwanta n 軌a oroce kemesa 1,asam 觶ntan 軌a orocce kemesa 1,klaim觶s rontan 軌a sana 1.moko n軌a咬y ātkar ■新疆龟兹研究院藏木简调查研究简报2013年·第3期bs 觶ka s ce ika 咬m 觶-s twerne yketsen 軌e cake lam 觶semane kapy āri s 觶ārwai s a [w ]āre :o [ro ]cce kemesa ariwam 觶ntan 軌ai 1.a四月二十二日,肉支出了,交给在当地作渠的一名“小麦净人”:足齿绵羊的一块、足齿ariwe *的一块、足齿母山羊的一块、母山羊羔的一块。
(是)首领们命令了(的)。
b 六月二十四日,正在修理地方上的河道的净人们吃了肉:足齿ariwe *的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