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四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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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面临四大风险挑战
作者:刘尚希
来源:《公务员文萃》2018年第09期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目前在其新书《公共风险论》发布会上表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但人类应对不确定性及其衍生风险的知识体系仍未建立起来,而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化解公共风险。
在刘尚希看来,我国当前面临四大风险挑战:一是世界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倾向;二是经济风险,主要是新旧动能衔接不上的风险,眼前是防范金融风险;三是社会风险,表现在阶层固化、社会排斥和贫富差距拉大等,眼前是解决贫困问题;四是环境风险,主要指生态环境风险,眼前是污染防治的问题。
“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化解公共风险。
”刘尚希指出,进入新时代后,现代财政的新使命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公共风险。
刘尚希坦言,应对风险挑战的基本方法是进行风险隔离,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抑制个体风险的外部化,实现风险内部化;二是防止各领域公共风险相互转化;三是从债权债务关系着手,遏制经济风险传播;四是从社会个体行为关系入手,遏制社会风险传播;五是加快改革“风险大锅饭”体制。
改革开放后“利益大锅饭”没有了,但是“风险大锅饭”依然存在。
大家总是在冒风险追求利益,这样一来就会制造风险,从而形成公共风险。
这种“风险大锅饭”的体制怎么真正地打破,现在看来至关重要。
(摘自《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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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财经委警示四大金融风险
作者:
来源:《中国证券期货》2014年第07期
6月24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工作
情况的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认为,当前我国金融运行整体平稳,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与此同时,受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业综合经营和业务创新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交织。
人大财经委警示的四大金融风险分别为:一,金融结构不合理,信用风险过度集聚于银行体系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加大,流动性风险因素增多三,高收益理财产品兑付违约风险上升,监管待加强四,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多发,地域性风险不容忽视。
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来源:中国网作者: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目前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同时还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四大危险。
“四大考验”以往中央多次强调过,但对考验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则是第一次强调。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背景下,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重在时刻提出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是给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个警醒: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复杂,党的建设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我们党必须常怀忧患意识,深刻警醒自己。
执政考验。
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如何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做到执政为民,这对于我们的执政理念和党的自身改革创新是新的重大考验。
作为一个执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的党,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我们应对执政考验必须做好的课题。
这要求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和运用自己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
要坚持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的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不懈地反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改革开放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地提高,综合国力名列世界前茅,但是改革开放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和挑战,例如:改革带来的利益结构调整使一些人受益的同时也使一些人利益受到损害,出现了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改革历经多年“由易及难”,在某些领域的推进似乎正遭遇瓶颈,或是遭受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政府在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但离人民满意仍有距离;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社会贫富分化、道德缺失;面对骄人的数字成绩,某些群体容易滋生“盛世心态”,固步自封……这些都是我们党必须迎接的改革开放的考验。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安全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国内外关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安全面临着四大挑战:外部经济风险、内部结构性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和信息化风险。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保障中国经济安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外部经济风险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球经济波动、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形势变化等因素使得中国的外部经济风险逐渐加大。
特别是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国需要加强自身实力,构建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
二、内部结构性风险内部结构性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仍未完成,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日益突出。
此外,贫富分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需要得到有效解决。
为此,中国需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并加强就业创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才能有效稳定内部经济环境。
三、地缘政治风险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风险也成为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问题之一。
外部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难以保障。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需要积极维护本国利益,加强同各国的战略沟通与合作,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
四、信息化风险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信息安全风险也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的问题之一。
信息泄露、网络攻击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中国必须加强自身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强与各国的信息安全合作,以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总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着诸多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加强自身实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加强与各国的合作与协商,以促进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稳健发展,从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撰文中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四大主要挑战。
中国设想中的向繁荣的市场化经济转型将带来巨大考验。
北京方面必须果断行事,同时响应人民的要求。
但目前,在经济方面,似乎异常地优柔寡断。
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发生什么转变?对于关心世界发展前景的人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参加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为我提供了观察中国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未来挑战的一个不错的窗口。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的学者们为论坛准备的演讲和论文为我们提供了洞见。
中国当前面临着四大主要挑战。
第一是如何转变增长模式——既在数量上也在质量上。
第二是如何相对平稳地管控潜在增长不可避免的放缓。
第三是如何管理好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对接。
最后是如何掌控国内政治演进。
首先,中国已经接受了趋势增长率的下降。
“十三五”期间(2016年-2020年),预计每年经济增速不会低于6.5%。
虽然按国际标准衡量算快的,但对中国而言却是较慢——至少相对直至最近的几年(见图表)。
然而,这一增速仍将帮助中国实现2020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10年翻一番,也将实现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2020年之前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到那时,按购买力平价算,中国实际人均GDP应该接近美国水平的三分之一。
中国整体增速大幅放缓并不必然导致国民福利增长大幅下滑。
过去,伴随经济急速增长的是低回报投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不平等日益加剧以及社会消费领域(尤其是环境、医疗和教育)投资不足。
即使GDP增长大幅放缓,中国也可能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
实际上,如果能完全放弃GDP增长目标、转而设定公共、私营部门消费增长目标,或许会更好。
在论坛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强调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计划。
中国经济的四大外部风险纵观当今世界,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显著恶化,其中有四大主要风险需要高度重视和妥善应对。
第一大风险是债务危机、量化宽松、财政悬崖和全球经济二次衰退。
严重的债务危机实际上已经让所有发达国家陷入低速增长和衰退深渊。
当前,欧元区面临六大艰巨任务:财政紧缩、债务削减、结构改革、经济复苏、政治整合、银行监管。
完成任何一项任务皆困难重重。
2012年11月,欧央行再度下调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为负增长0.4%,2013年增长亦将只有0.1%,2014年有望恢复到1%。
欧元区要从债务危机里面真正走出来,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
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台高筑已经成为长期痼疾,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出路。
日本、英国同样陷入严重债务泥潭。
与此同时,众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全球经济事实上已经陷入二次衰退和长期低速增长。
第二大风险是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汇率动荡、热钱冲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输入性通胀。
以美联储为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有五大后果:虚拟经济加速背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成为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体系;大宗商品成为金融投机产品和避险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输入性通胀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美国、欧元区、英国等储备货币国家以量化宽松和全球通胀转嫁金融危机负担。
以大宗商品价格为例:2008年10月至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时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6%,粮食价格上涨20%,油价上涨高达59%。
2010年10月—2011年6月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0%,粮食价格上涨15%,油价上涨超过30%。
第三大风险是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去全球化”趋势。
美国和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产业实施严厉反倾销惩罚性关税,美国蓄意阻扰华为、中兴通讯、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和扩展业务,只是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冰山一角。
随着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和低速增长,各国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福利开支大幅度削减,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去全球化浪潮将日益高涨。
从国际上看,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四大风险是:1. 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存在三方面问题:第一,新兴经济体中的流动性大量增加,通货膨胀率远高于发达国家。
国际金融市场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债券利率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低于一些欧洲国家。
这些国家政府财务纪律松弛,正在形成泡沫。
第二,为了保增长,新兴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却错过了做结构性调整的机会。
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反而正在进行调整,美国失业率上升也可以被看做是结构调整的一种迹象。
而发展中国家还是依赖出口、原材料出口,调整却放慢了。
第三,新兴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市场化趋势有所倒退,政府干预增大。
整体来讲,2012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有所下降,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这三个因素与其他因素叠加在一起,出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资金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风险在增强,不能排除一种比较糟糕的情况,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金融危机有可能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而导致整个世界经济陷入困境。
2.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扩散的风险同时,债务危机使欧盟的经济前景变得暗淡,宏观经济风险明显上升。
首先,债务危机挫伤了刚刚开始恢复的经济信心。
由于担心经济形势可能因债务危机而恶化,私人消费和投资进一步萎缩,令欧盟脆弱的经济复苏失去两个重要的增长引擎。
其次,欧元区国家纷纷紧缩财政也将影响到脆弱的经济复苏,政府巩固财政的努力将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国家将不得不经历更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困难。
3. 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风险表面上看起来,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
因此,要防止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胀的发生,似乎可以从紧缩货币入手,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
比如,提高银行利息率和证券的收益率,防止居民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大量变现,导致大量现金流入市场;收缩货币供应,减少信贷额度,控制基建投资;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国内市场对货币的需求,等等。
重庆工商大学形势与政策答案一、问答题1、怎么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应归结为,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形式和方法。
它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坚持、创新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形态。
其本质特征: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逐步全面改革和逐步全方位开放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体制的创新,是其自身实践探索的产物,但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2、中国经济2012年面临的“四大国际风险”与“四大压力和挑战”是什么?中国经济面临的“四大国际风险”:一是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二是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扩散的风险;三是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风险;四是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中国经济必须面对“四大压力和挑战”:一是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二是物价过快上涨的压力;三是节能减排的压力;四是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的压力。
3、2011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2011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贯彻落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步,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
2011年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世界经济步履蹒跚的大背景下,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增长平稳较快、物价逐步回落、结构有所优化、民生继续改善、社会不断进步的独特风景。
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47156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2%。
经受“四大考验”防止“四大危险”――四论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本报评论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生于忧患。
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经验,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自觉意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振聋发聩,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值得全党同志警醒――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要正视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
仔细分析这“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可以说每一个考验、每一种危险都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一些党员、干部忽视学习,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意识不牢固,精神懈怠,萎靡不振;一些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问题本领不大;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一些党员、干部意志衰退,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我们党隆重庆祝建党90周年,其要旨既是为了继往,更是为了开来。
越是成功越要戒骄戒躁,越是成功越要头脑清醒。
全党必须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总结90年发展历程,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任人唯贤、广纳人才,以事业感召、培养、造就人才,不断增加新鲜血液,始终保持党的蓬勃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直面“四大考验”防范“四大危险”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高度重视“四大考验”,警惕和防范“四大危险”,体现了我们党对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清醒认识和对自我完善、永葆先进的不懈追求。
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以“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高度忧患意识,认真理解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深意。
“四大考验”的核心是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铸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辉煌,也把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关键期和攻坚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
世纪之交,国际情势对我们的发展总体是有利和友善的。
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逆转,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很大变化。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包括将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转嫁给中国,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声浪日益高涨。
二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使他们更多地把我们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
三是经济全球化拓展了我国的发展空间,使我们得以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步伐,但其负面影响,就是使一些西方敌对的意识形态和黄赌毒等趁机涌入。
四是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也成为改革的重要障碍。
此外,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资源配置的最佳组织方式和制度形态,能够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等价交换、拜金主义等价值观,也会对党员干部的心理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四大考验”的核心是长期执政的考验。
在我们建党90周年、执政62年后,我们长期面对的各种考验更加复杂和严峻,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四大考验”是和“四大危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形势严峻,精神懈怠就会出大事;内外环境复杂,能力不足就难以应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能否始终站在群众立场上想问题、做工作尤其关键;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警惕腐败的危险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四大阵痛和六大新机遇BWCHINES中文网讯,中国经济好不好,其实就是生产效率提升速度大不大。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会带来深刻的变化,既带来新挑战,也孕育着新机遇。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握机遇。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4个方面的阵痛:首先,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要“去产能化”;其次,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要“去杠杆化”;再次,房地产调整阵痛;最后是环境的要求,环境要“去污染化”。
经济转型中的四大阵痛决定了我国正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同时,也将迎来更多新机遇,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
第一是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
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 %。
城镇化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和城市群的建设。
近年来,我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急剧升温。
据统计,我国现有城市群总数已超过30个,预计未来5到10年内,我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城市总量的82%和92%。
如今我国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些都与城市群的建设发展紧密相连。
城市群今后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平台,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更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
从这个角度上说,未来的竞争不仅是产业的竞争,更是城市群的竞争。
第二是经济服务化。
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
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将大幅上升,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化。
经济服务化的新常态将为企业带来丰富的发展机遇。
应努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关注养老、医疗、卫生、旅游、文化、物流业、互联网相关产业等领域的新发展、新动态。
中国经济面临四大外部不确定因素正当国际上渲染称中国今年是全球经济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外,可能自己也是别国的不确定性因素。
25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2014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国际社会四大不确定性影响,决策者对此应予以高度关注。
他所指的四种不确定性因素分别来自于美国、欧盟、新兴经济体及日本。
关于美国的不确定性,朱光耀指出,随着美国国内就业状况的好转及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其所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预计将逐渐得到调整。
这一举动的直接风险在银行,但外溢性却是全球性的。
而美国的财政政策也面临很大风险。
美国政府与国会必须在2月初确定新的债务上限标准,否则美国债务风险将“随时面临爆发可能”。
欧洲的不确定性,关键是在欧元区,虽然欧元区的经济近期有所稳定,主要债务国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迹象,但根本性问题仍未得以解决。
舆论普遍认为,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尚未完全消除,未来危机仍可能以新的方式爆发出来。
欧洲经济的未来走向,仍取决于以何种方式解决目前的债务存量问题。
关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明确性。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表现出现明显分化,多个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出现下降。
这里面自然有美欧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自身结构问题得以暴露。
关于日本的不确定性,“安倍经济学”尽管给日本经济带来温和复苏的形势,但“该国结构性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由于产业空心化、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长期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随着日元贬值和股市上涨势头放缓,“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效用已开始减弱。
2014年4月,日本消费税将从目前的5%上调至8%,朱光耀认为,安倍政府此举将对经济带来较严重的影响。
安倍政府在提高消费税的同时推出了5万亿日元的额外支出计划,此举无异于一场“冒险”和“赌博”。
关注中国经济四大风险作者:张立群来源:《时代中国》2008年第09期刚刚过去的半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一系列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影响,在比较强大的经济内在发展潜力支持下,在宏观调控和其他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总体看,我国经济表现了较强的抗冲击能力,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持续升温和价格涨幅不断提高的情况出现了积极变化,整体运行态势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但进入下半年,四大不确定风险因素需要高度关注。
首先是美国经济走弱对我国出口增长的影响。
针对外贸顺差过大的问题,近两年对出口增长采取了较多抑制措施。
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对部分出口产品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加征出口关税等。
此外,资源性产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资金成本上升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也对出口形成越来越大压力。
而今年又因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其经济走弱,并使国际经济和市场出现了不利于我国出口增长的变化。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今年以来出口实际增长出现了较明显回落。
近年来,出口特别是净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提高,2007年贡献了2.7个百分点。
未来在一系列抑制出口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外贸出口企业的困难有可能继续发展,进而导致出口增幅继续回落,其对总需求增长的负面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应予以高度重视。
房地产业发展可能出现周期性调整。
今年以来,全国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和环比涨幅均呈现持续回落态势,深圳等部分特大城市房价出现了明显下降。
这一变化引起了普遍的看跌预期,导致住房销售量减少。
1-5月份城市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7.2%,而上年同期则为增长16.8%。
预计这一态势会进一步发展。
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控制,但也要警惕大涨之后出现大落。
如果未来住房市场继续低迷,加上贷款紧缩因素,估计会有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困境,房地产业有可能进入周期性调整。
由于房地产建设周期比较长,一般在5 年左右,因此调整一旦开始,预计会持续较长时间。
祝宝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和通胀压力并存
12月22日,由上海证券报社主办的“2011中国理财高峰论坛”在上海成功举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在出席此次论坛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经济下行和通货膨胀压力共存的局面。
祝宝良指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因素主要有三个:首先是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其次是国内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长期问题以及未来的风险;第三是为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和政府换届创造条件。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风险与世界经济的稳定程度有关,如果世界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有可能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而如果政府能够将经济关系理顺,维持经济的稳定,明年的经济发展能够维持。
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对于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祝宝良认为目前国际经济学家的观点太过乐观,在今年8月份美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此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化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缓慢程度远远超出了预期。
他指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估计三到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世界经济不会出现严重的衰退,但是世界经济的复苏也不容乐观。
祝宝良表示,目前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在依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目前货币政策的作用已经不是很大。
对于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因素即美欧经济的恢复,他认为目前欧洲经济的问题已经演变成政治问题,未来发展无法判断,而美国经济不会继续出现衰退,但是增长速度会相当缓慢。
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美国的个人消费率或者储蓄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10月份一直在下降,降到4%,储蓄率降到4%意味着美国的消费没有很高的增长。
其次,明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由于美国的两党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在明年大选结束以前,美国经济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只有在大选结束以后,才会坐下来谈一谈美国经济究竟应该怎么发展,在这中间可能会适当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会带来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出口、投资和消费等“三驾马车”,从这个三方面分析,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首先从出口来看,祝宝良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中国的出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而从国内实体经济来看,目前国内企业利润开始下降,今年1—10月增长25.3%,10月份当月的增长则为12.5%。
投资增长也开始减慢。
而从内需来看,目前消费热点不多,汽车、住房消费减慢。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节能减排压力加大。
“节能减排要达到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工业生产率降下来。
”祝宝良表示。
而目前我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不降反升。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就业压力,由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加大。
目前融资成本高企,导致实体部门利润转移为虚拟部门利润;同时中国还存在下游产业利润转移到上游产业,采掘工业、房地产、劳动力成本上升,小微企业利润转移到大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乱集资、高利贷等问题。
在通货膨胀方面,在经历了一轮高通胀之后,目前CPI出现拐点并保持回落趋势,但祝宝良认为未来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且具有长期性。
首先是因为国内货币存量规模较大,通胀预期尚存;而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高企,输入性通胀压力仍在;工资、土地、资源、环境运输等成本上升,工资物价联动性增强;水、天然气、电力调价没有到位;国内部分农产品(10.82,-0.36,-3.22%)供应偏紧;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祝宝良指出,要解决中国的通胀压力,需要从调整经济结构着手。
中国经济面临四大风险
除了经济下行压力和通胀压力并存之外,祝宝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还面临四大风险。
首先是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在我国,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祝宝良指出,目前的房地产调控以抑制需求为目标,调控过严,影响房地产投资,导致以土地为担保的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出现风险;而如果不继续坚持调控政策,房价继续上涨,会引发泡沫、加大收入差距。
在现有土地制度下,难以增加土地供给。
短期调控中,农产品生产和房地产争地问题,导致政策取向放在控需求上。
此外限购政策也不够完善。
其次,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为10.7万亿元,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元,占比为62.6%;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万亿元,占比为21.8%;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7万亿元,占比为15.6%。
地方政府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整理、科教文卫及保障性住房、农林水利建设等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占86.5%。
根据测算2011年、2012年到期偿还债务分别占24.5%和17.2%,共约4.5万亿元。
2010年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6.75 万亿,总计17.5万亿元,约占GDP 总量的44%。
“如果经济稳定增长,这个问题可能会得以解决。
”祝宝良表示。
第三重风险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风险。
由于通货膨胀税的存在,今年1—9月,现价GDP 增长18.7%,实际增长9.4%,财政增长29.5%。
城镇居民增长较慢。
今年1—9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7%,实际增长7.8%。
与此同时农民收益增加。
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20.7%,实际增长13.6%,其中,工资性收入同比名义增长21.9%,家庭经营收入增长20.4%。
第四重风险是民间借贷的风险,今年以来在中小企业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把融资成本摆在第三位,很多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融资。
祝宝良认为一旦这个资金链断掉,民间的借贷问题会出来。
这个风险跟经济增长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处理好风险问题,就能保住经济增长。
明年经济增长放缓至8.5%
基于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分析,祝宝良认为今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的情况,GDP 增长或降至9.2%,而明年GDP增长或将进一步降低至8.5%。
首先从投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回落。
在投资中,制造业占35%、基础设施(电力、交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占25%、房地产占22%左右。
而由于制造业投资与出口、基础设施投资、企业利润等高度相关,明年将减慢到20%。
而房地产投资受调控影响会减慢到15%,受土地购置和新开工项目减少的影响,保障型住房减少,2012年年中出现较大回落。
此外基础设施投资与融资平台融资有关。
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4%左右,祝宝良预测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或在20%左右。
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基本稳定。
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为扩大消费增强了后劲,而医改新方案、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为扩大消费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高达33万亿元,人均约2.5万元。
不过消费政策效应减弱,汽车、住房需求仍然较慢。
他预计,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实际增长11.5%左右。
2012年名义增长持平,实际提高到12.5%。
祝宝良指出,明年价格上涨压力减弱。
首先由于全球流动性宽松,中东局势动荡带来通胀压力,但世界产能过剩,经济复苏缓慢,初级产品价格不会大涨。
其次,货币供应量从2009年10月开始减速。
国内经济增速在潜在增长率附近波动,供求基本平衡。
而目前猪肉、蔬菜价格上涨势头减慢。
2012年1月份由于元旦、春节重叠,故而他预计2011年12月和2012年1月份物价会较高。
对于未来的房价,祝宝良认为房价会继续下行,但不会大跌。
首先,住宅施工面积增长速度较高。
有统计显示,今年1—10月,住宅施工36.4亿平方米,增长26.8%。
目前住宅新开工面积连续19个月高于销售面积。
今年1—10月,新开工16亿平方米,是销售面积的两倍。
而从调控政策方面来看,限购政策不会放松,也就意味着供过于求。
但同时,2011年7月以来土地购置面积连续下跌,新开工面积减慢,因此祝宝良指出到2012年年中,房地产投资将会下降,供给也将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