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治-法治假设的差异及影响分析

中西政治文化中“人治”与“法治”比较中国的基层官员经常为这样的情况而烦恼，即面对一些上访群众的极端行为，如果满足其诉求，又会催生更对极端行为；如果置之不理，又会积累社会矛盾、影响长治久安。

处理也不对，不处理也不对。

这种进退失据的困境，反映了我国法治意识的缺失。

那么中国为什么法治意识相较于西方显得那么单薄呢？这恐怕要对比中国与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源头，从中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些许原因。

一、中西政治传统中对“人治”与“法治”理解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古代的“法治”概念来源于法家之言，它的含义是指用法律来治人，即把法律当成治人的工具；而在西方传统的政治中，法治的含义是“Rule of law”，即法律的统治，意味法律是最高的统治者，任何人都要受法律的约束。

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核心在于权力制约，亦即治官，而后者的核心在于治民。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代表。

儒家崇尚人治论，主张贤人政治，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应居于王位。

人治论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认为人可以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因此，儒家在政治上寄希望于统治者的道德自律，对统怡者的人性采取了一种非常信任的态度，而忽视了对统怡者的外在制约。

儒家的贤人政治学说为最高统治者赋予了最好的德性，同时也赋予其最高的权力。

尽管儒家“圣王”说的初衷是只有圣人才有资格做王，而在政治实践中则是王最有资格做圣人。

与儒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法治理论中的“中人”说，其不承认有什么道德超人，统治者与普通人的道德水平并无区别，而且都存在着人性的弱点。

因此，西方“法治”两个基本点：一是保权即保护人民的权利（Right），二是限权即限制统治者的权力（Power）。

正是因为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对“人治”与“法治”的理解相距甚远，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维的单薄，人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很差。

究其原因，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 同时，马克思也曾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地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中西方法治理念差异我们都知道,法治思想起源并完善于西方社会。

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成功的法治经验和法治文明的成果。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下,中外法治理念形成并出现较大差异.下面我想简单探讨一下中外关于法治实践性理念的差异,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如有评论不当,还请老师包涵.探讨西方社会的法治思想当然要从其滥觞时期开始研究.以苏格拉底之死为例: 众所周知, 苏格拉底晚年被奴隶主贵族以”慢神”和”腐蚀青年”为由关押起来, 并由一群鞋匠、裁缝和不识字的游民所组成的审判人员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他的弟子们认为, 老师所犯之罪是莫须有的并做好一切准备帮助老师越狱, 但苏格拉底拒绝了,他说: 如果我逃离雅典等于是践踏了雅典的政府和法律, 如果人人都践踏法律, 造成法律的裁决失去权威, 雅典就不能苟存。

可见, 苏格拉底是一个纯粹的法律实定主义者 , 坚信法律的效力只适合于法律体系本身制定的规范与制度。

苏格拉底认为法律是至上的、正义的、公平的, 有良知的人首先是遵守法律的人, 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 更是一种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

为此, 即使他的学生们给了他再生的机会, 可他还是选择面对死亡。

苏格拉底心中的”神”大约不是雅典神庙里供奉的”神”, 如果雅典公众是”酣睡者”的话, 那么苏格拉底便是”唤醒者”, 在酣睡者与唤醒者之间, 立场截然相反, 意愿完全相悖.这就像苏格拉底不由自主地站到了雅典公众的对立面, 为他的死, 提供了必然性。

这里涉及对苏格拉底心境的分析, 在他的心中, 人民对于他的裁判是集体智慧的产物, 具有权威性, 雅典人民根据公众制定的法律将其送上断头台, 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是雅典民主的最佳印证, 即使他内心认为雅典人民对他的审判是不公正的, 他的心中亦充满了对法律的虔诚与信仰.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在大多数西方人心中,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形同虚设, 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 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感情、他的直觉以及他的信仰.信法,守法,用生命捍卫法律威严,像一个卫道士一样做出牺牲,坚守着法律应有的强制性.苏格拉底对后世西方人的法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法律问题上, 与苏格拉底同时期的我国的孔子支持的是一种伦理法,这种伦理法是以宗法人伦道德为基础, 主张德主刑辅, 讲求仁政。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性善与性恶中国人相信人本性善，西方人相信人本性恶。

中国人是农业文明，土地固定、人员固定，是熟人社会。

在熟人社会中，熟人的约束，使得村民更多展示了人本性善的方面，性恶被抑制了。

而西方人是海洋游牧文明，游走不定，是生人社会。

在生人社会中，缺少熟人，人与人之间时刻保持着警惕，使得西方人更相信人本性恶。

善分为真善与伪善，恶分为真恶与伪恶。

真恶不可怕，惹不起可以躲，要是实在是十恶不赦，会有法律惩罚。

但是伪善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无法分辨，无法制裁。

二、人治与法治中国人是人治国家，西方人推崇法治。

中国的人治思想来自性善，正是因为相信人本性善，所以才会相信有永远不犯错误、即便犯了错误，也会自我纠正的大贤。

所以说性善和人治是中国立国的根本，是一对不可拆分的“双胞胎”。

所以中国人是人治国家。

西方人相信性恶。

崇尚理性的西方人认为，人是神与兽的结合体，及时是最好的人也不能消除兽性和私人感情，这种兽性和私人感情一旦获得没有限制的权利的辅佐，就会无限制的膨胀。

所以西方人推崇法治。

三、集体与个体中国文化看重整体，西方文化尊重个体。

一方面，中国是农业文明社会，通常是以家庭生产和消费为单位的小农经济。

在大工业机械生产之前，由于农业生产非常繁重，依靠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所以得依靠家庭甚至是家族的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人是靠天吃饭的，一年四季必须得是风调雨顺，中国人得依靠大自然，这就是天人合一。

所以中国人看重整体，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

西方的文化区别于中国，导致了西方人看重个人。

商业的根本是“利己”。

个人的利益、个性的维护成为商业运营的保证。

海外冒险也需要合作，但是因为贸易是流动的，那么合作也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

为了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能够做到的，就是在遵守契约的前提下，每个人的个体权益得到最大的限度的保障。

所以西方人尊重个体。

总的来说是地理位置倒置了不一样的经济基础与文化。

从法制史角度看中西法治的差异摘要：中西法治存在诸多差异, 通过民主与自由、道德与法律、贫富与权贵、行政思维与法律思维的比较, 对我国不崇洋媚外也不故步自封的法治改革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主自由; 道德法律; 贫富权贵; 官员思维;Abstract：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in the rule of law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in democracy and law, morality and law, rich and powerful, administrative thinking andlegal thinking, reference to the reform of the rule of law for us.Keyword：democracy and freedom; morality and law; rich and powerful; official thinking;一、民主与自由现代的中国与西方社会都在建设自己的法治社会, 但两者法治的形式与内容是有区别的, 这源于深远的历史传统。

西方倡导法治是自由的依靠, 它维护了在法律禁令范围之内为所欲为的自由。

苏格拉底指出正义的法律必须合乎人们的利益, 能够促成人们美好而公正的生活[1], 西方的法治应当是自由的化身。

而中国法治可以比作民主的化身。

单从法治的实施者——法官的产生看, 我国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院长;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地方各级法院院长和地方各级检察长。

选举制度是中国的产物, 因而法治自然带有极大的民主色彩。

西方学者认为人民主权往往是潜在的暴民统治, 但并不能证明中国把民主当作法治的着重点就必然导致暴民统治, 因为人民具有不平等的能力与水平, 如果未受教化且缺乏才干的个人成为统治者极有可能导致暴民统治[2], 但如果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经过层层选拔的众多优秀者集体统治, 导致暴民统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中西方人治＼法治假设的差异及影响分析人性善恶的话题是古今中外哲学家、伦理学家争论的焦点。

从价值形态来看，善恶是人性价值的正反两个方面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因素；从中西方人性论的传统发展来看，中国传统是坚信人性本善的，而西方传统则抱持人性本恶的基本信念。

通过叙述中西方先哲对人性争论的焦点和对其价值取向的睽异来管窥二者对中西方治国建构的影响。

标签：人性；幽暗意识；人治；法治D91 人性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始祖——孔子，就已经提出了仁的人格品性及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善思想，这是平等在中国人性学上最早的依据。

人性善集大成者是同时期的孟子，他从天赋四端即仁、义、礼、智和主体的角度为中国的仁政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虔诚地相信人性是善的，还从道德立场论证，人的思想和行为达到道德标准的要求后人不仅是幸福而且是高尚的。

相反，苟子持人性恶的观点，他认为人都具有趋利弊害的本性并将人性恶划分为好利、疾恶和耳目之欲。

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及追求利益而操戈相斗，如是“修身成圣”和“化性起伪”便是去恶向善的桥梁。

此外，告子是“人性空白”的代表。

他的“生之谓性”的论点清楚地表明了人的自然属性不具有道德意义就像无墨的白纸一样，白纸是人的本性而代表道德的墨则是人为的勾画，是后天的环境或人为的加工对人的影响造就了人性是善或恶。

到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则有“有情然后善恶形为”的说法认为情合于理时则善；不合于理时则恶。

因此，他认为人性的善恶与“情”和“理”有不可脔割的关系。

儒家代表人物世硕也明确指出，人具有善恶两种自然属性，后天的成长会造就向善或向恶的发展，认为人的天性中，同时具有善恶两种因素，两者混杂而善人恶人之分则取决于后天的修养，激发善的因素便成为善人而发扬恶的因素则为恶人。

后世赞成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董仲舒、杨雄、王充、韩愈等人。

罕譬而喻，传统儒家人性中从整体上强调人具有的善性以及力导人避恶趋善，虽然荀子认为人性恶但是从化性起伪到修身成圣这一终极儒家理想却是没有迁变的并和西方传统人性恶有本质的区别，是儒家人性思想在治国建构、励精图治方面力推德治或人治的逻辑前提。

中美大学治理特征的“人治”与“法治”比较谢丽明晰中美大学治理特征，是中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必经之路。

中美大学的内部治理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中国大学由于法律不健全、科层次管理以及人情社会的原因，表现出人治的大学治理特征，其具有灵活性、高效性、创造性的优势，也具有随意性、专制性及恶化竞争的缺陷；美国大学由于法律公约、法律意识以及法治传统，表现出法治的大学治理特征，这种治理特征具有规范性、公平性、权威性、透明性的优势，但也具有低效率、不及时和刻板性的缺陷。

大学治理是一个广泛而综合的过程，它不仅包括教育行政管理与教学质量管理，还包括通过学术和行政管理机构、资金与产权结构、督导评估机构等的合理设置与安排，形成一个制度化的结构，也就是大学治理结构，用以保证大学内部机制的有效运行。

“双一流”建设是目前中国大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总所周知，美国作为拥有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稳居世界前列的高等教育强国，这于其先进的大学治理经验密不可分。

中国作为拥有众多高等教育机构的高等教育强国，在自身悠久发展历程中也沉淀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为了进一步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我们必须明晰中美两国在大学治理特征上的差异性，从而明确各自的利弊，推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适应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趋势。

1 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特征——人治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安排是在国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国家法律规定下依法运行的，国家法律的不全面不完善，使得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出现了人治代替法治的现象,所谓人治即校园治理过程中由个人或极少数人意志来决定学校发展政策和方针，而法律处于从属地位。

1.1 我国大学内部人治的原因首先，相关法律规定不健全。

我国国家法律规定的漏洞导致大学治理组织运行的无章可循，人治占据主导地位。

第一，《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有关规定表述冲突，《教育法》中规定学校工作由校长负责，《高等教育法》规定由党委领导、校长负责，二者冲突与矛盾。

人治与法治辨析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类型，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看，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二者的含义来看，人治与法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指以人治人，后者指以法治人；从二者的基本特征来看，人治与法治都是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都强调权力的独断性和权威性，但人治强调权力的独断性和权威性，法治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和统一性。

本文将从人治与法治的概念、区别、意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以及法治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这几方面进行分析。

人治与法治的概念人治与法治的概念源自于西方，二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然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

实际上，法治与人治是一对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

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看，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治思想，它不仅为法治的确立提供了文化渊源和思想基础，而且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治是一种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都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治国方式。

但是，必须坚持人治与法治相统一的原则。

坚持人治与法治相统一的原则就是既要反对人治，又要反对法治。

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治与法治是人治与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法治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人治与法治都要求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理念；人治与法治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多样性。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它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以法律来治理国家，从而保障人权和限制权力。

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基本方式和最高阶段。

从历史上看，人治与法治是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概念。

中国古代的人治与中国现代法治都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治与法治都不可能在完全意义上等同。

实现中国现代法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人治与法治的区别是一个既有理论层面也有实践层面的问题，它在我国既不可能简单地从正面回答也不可能从反面回答，只能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

论中西方法制思想的差异一、引言“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

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这段文字摘选于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这本书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著作，正如这段文字所说，书中作者将自己的大众心理学的思想表达的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书中的一些观点对犯罪心理学也有一些涉及。

而法律的诞生就是为了让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行为得以受到约束，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法律一直被当作用来维护国家统治的最有效的工具，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各国。

然而由于受到中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中西方的法律思想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也正式因为这种法律思想上的不同造成了立法、法律条文以及法律施行效果方面的不同，以交通法为例，在中国的交通法律法规中都有着类似这样的规定：警车及其护卫的车队、消防车、工程救险车、救护车执行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不受行驶速度、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灯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必须让行，不准穿插或超越。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救护车堵在路上导致病人死亡，消防车由于堵在路上而错过了最佳的救火时期，这类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似乎在中国的马路上不避让救火车、救护车等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化，这也是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所表达的大众心理学。

而想法在西方的某些国家中，在交通法规中明文的规定着遇见救火车或者救护车等应该如何避让，如果不避让会遭受什么样的处罚等，因此在这一国家中，避让紧急任务车辆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由此可见法律的思想不同导致的法律条文的不同，最终导致了法律实施效果上的差异。

二、中西方法律思想的差异1、中国传统法律以刑为核心，西方传统法律思想以权利为核心：传统的中国法制观念中以“刑”为核心和主要内容，因此古代的中国法律认为刑即法、刑即律，主要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特殊性，统治者实行高压的政治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

中国法律制度与西方法治理念比较研究近年来，中国的法律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之间的比较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法律制度与西方法治理念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各自的优势。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法律制度和西方法治理念的异同，以及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启示。

首先，中国法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立法机关的权威性和专制性。

中国的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手中，这体现了中国的集权制度。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注重分权和制衡，立法机关通常由两院制组成，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互相制约的机制。

其次，中国法律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区别还体现在法律的适用和实施上。

在中国，法律的适用和实施常常受到行政干预和非法权力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方法治理念强调法律的平等适用和全面实施，依靠独立的司法机构保障法律的执行。

这种区别导致了中国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然而，中国法律制度也有其独特的优势。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就有重视法律的传统，法律治国的思想根深蒂固。

中国法律制度融合了传统文化的元素，并且在满足社会集体需求的同时，也注重个人权益的保护。

与此相比，西法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个人权益保护，而社会集体需求的实现可能相对滞后。

除了以上特点外，中国法律制度还面临一些挑战和改进的需求。

首先，中国的法律制度在适应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强法律制度的国际化、专业化和有效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交往。

其次，中国的法治建设还存在问题，如行政干预、司法独立性不足、法治意识和法制教育不完善等。

这些问题制约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健康发展和权威性。

针对以上问题，西方的法治模式可以给予中国一定的启示。

例如，通过引进西方的司法独立机制和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提升中国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此外，加强法律教育和法治意识的普及，可以提高中国公民对法律的认知和信任度。

同时，结合中国的国情，也应注重加强法治与社会公平的衔接，以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