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民国时期黔籍军人的几次历史性转变

黔系军阀混乱史（二）护国之战响应护国1915 年（民国四年）12 月 12 日，袁世凯称帝，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将民国5年改为洪宪元年。

云南首举护国义旗，王文华力劝刘显世桴鼓相应，刘不纳，谓云南一省讨袁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贵州万不能从井救人，同趋灭顶”。

并向袁密告王，称“文华辜负天恩，自外生存”。

王文华被激怒，对刘显世说“吾辈与共和同命，事在必行。

爵使请以第1 团兵变告北廷，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

华而有成，利仍归爵使”。

贵州各界亦强烈要求当局响应起义，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统治。

《贵州公报》发表《卫黔即以卫滇》的文章。

知识界人士上书刘显世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军巡按可欺，广大人民不可欺。

1 月 17、18 两日，省城绅、学、商、农、工各界代表两千多人，在省议会堂连续举行大会，声讨袁世凯罪行，推派数百名代表到护军使署递交上书，要求举兵护国。

王文华1916 年 1 月24 日，戴戡率云南护国军一部抵达贵阳，顺势劝说刘显世尽快举兵。

1 月27 日，刘显世在外有云南护国军驻筑，内有全省军民的推动下，宣布贵州独立，出任贵州都督，发布讨袁檄文。

蔡锷将滇、黔两省护国军合编为“护国滇黔联军”（即护国第 1 军）。

1 月28 日，蔡锷、唐继尧、刘显世联名任命戴戡为滇黔联军右翼军司令，统辖东、北两路黔军。

北路黔军，由驻桐梓、松坎等地的熊其勋第5 团，和继圣第6 团（和继圣不愿反袁出走，由副团长胡忠相继任）合编为一个梯团，熊其勋任梯团长，共有官佐士兵两千余人。

东路黔军，由驻贵阳的王文华第1团，驻铜仁的彭文治第2 团，驻天柱的吴传声第3 团，合编为东路支队，王文华任支队长，总兵力不足4000 人。

左为戴戡，中为蔡锷，右为陈国祥。

出战川南1916年2月3日，右翼军总司令戴戡，带炮兵、机关枪兵各一队，从贵阳出发，经遵义于13日抵达松坎镇，就地设司令部，指挥北路黔军熊其勋梯团作战。

北洋军曹锟以重庆为据点，令川军第1师刘虎臣、阎相文、张鹏舞等团进驻川南綦江一带。

贵州新军阶层的兴起林芊【摘要】晚清时,一个区别于八旗和绿营的新生军事力量——新军诞生了,而贵州新军则兴起于1901年,当时贵州巡抚邓华熙以贵州防军和威远营为基础,着手演练新军.直至1905年,组建为三个营,共1500人作为常备军.这是贵州建立新军的标志.rn1906年,岑春蓂任贵州巡抚后,对新军进一步“酌量征募,归并训练”,人员迅速增至1 787人,编制为一标,定名为贵州常备步兵第一标.新军这一定制一直延用至贵州辛亥革命前夕,士兵持洋枪,做洋操,异常抢眼.【期刊名称】《当代贵州》【年(卷),期】2011(000)013【总页数】1页(P62)【作者】林芊【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正文语种】中文贵州军官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是在贵州新旧思想转化中成长起来的新思想阶层，是在贵州传播新学和革命思想的人群之一。

正是贵州军人阶层相对革命化的特征，促成了贵州辛亥革命的和平解决。

晚清时，一个区别于八旗和绿营的新生军事力量——新军诞生了，而贵州新军则兴起于1901年，当时贵州巡抚邓华熙以贵州防军和威远营为基础，着手演练新军。

直至1905年，组建为三个营，共1500人作为常备军。

这是贵州建立新军的标志。

1906年，岑春蓂任贵州巡抚后，对新军进一步“酌量征募，归并训练”，人员迅速增至1787人，编制为一标，定名为贵州常备步兵第一标。

新军这一定制一直延用至贵州辛亥革命前夕，士兵持洋枪，做洋操，异常抢眼。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新军阶层，清末贵州新军阶层的兴起主要以军官阶层的出现为特征。

这种兴起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由旧式军队中许多军官改编组成，二是新军成立时自然形成的军官团体。

而后一种则是新军中军官的主体，他们大多是早期由外省调入贵州的军官。

1906年，接任贵州巡抚的岑春蓂，原为湖北接察使，他赴任贵州时“便拨熟悉操练法兵官目数十名，随带来黔”，任新军督队官、队官、排长等。

后来贵州的军官学校培养的士官生也进入新军，开始了军官阶层本地化的进程。

民国初期黔籍留学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者：董扣艳傅德华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04期[摘要]民国初期贵州地区兴起三次留学浪潮，其间涌现出以王若飞、龙大道、周逸群、周达文等人为代表的黔籍留学生，成为早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知识群体。

这段时期的历史实践和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民国初期；黔籍留学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价值[中图分类号] B27；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4-0022-04黔籍留学生是民国初期推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知识群体，目前学术界对该群体的关注颇少。

本文通过检索《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工具书[1]，找出其中收录的民国初期黔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逐一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筛选出王若飞、刘方岳、龙大道、周逸群、周达文、李侠公等具有留学经历的黔籍知识分子，以相关文献史料为分析文本，以黔籍留学生推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为考察对象，着重提炼这段自外向内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借鉴意义与启示价值。

受国内外现实因素影响，民国初期黔籍青年的留学国度出现两次明显更替，先由日本转向欧洲，再由欧洲转向苏联。

不难窥见，民国初期黔地区的留学潮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基本吻合，大致呈现出以下三个演进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洋不如东洋”。

1918年3月，黔地区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率领王若飞、刘方岳等青年奔赴日本学习与考察，并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直到五四运动前夕，黄齐生一行愤然回国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此后，虽有周逸群、李侠公、毛景周等黔籍青年东渡日本求学，但像黄齐生率领的这种具备一定规模的贵州留学团再无其他。

第二阶段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1919年下半年，从东洋归来的黔籍留学生分两批奔赴法国勤工俭学。

然而，受到一战影响，欧洲对劳工需求急剧减少，勤工俭学生成为最先失业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