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老王》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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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老王》的意蕴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滨海国际合作学校 房福建
杨绛先生的散文舒缓从容、清丽淡雅,虽是一些
平淡的白描式的文字却浸润着她对世事的透彻的颖
悟,一如李健吾先生的赞誉:“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 易自然,而韵昧尽在其中矣。”于是阅读者就顺理成
章地演绎出一个个的“韵味”:以老王为代表的底层
劳动者在不幸生活中不改善良的天性,散发着底层
的光芒;抒写在患难中人与人之间彼此理解,相互关 爱,追求平等与尊严的人道主义光辉;是自我灵魂的
考问,在遭遇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时,能否怀有一颗
宽容善良的心,能否坚守人性。读者心中萌生了种种 意义,莫衷一是,虽然文学理论中有“一千个读者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但在莎士比亚心中哈姆雷
特恐怕只有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恰恰是语文教学
中不容忽视的起点和核心。 我们知道,文艺批评中的文本意义包含了三个层
面:一是文本意义,即作者在实际文本中通过语言词句
所呈现出来的意义;二是作者意图,即作者想通过文本
呈现出来的创作动机,或者隐藏在文本中的主观意愿;
三是读者意义,即读者在阅读文本中获得的意义。然
而,在语文教学中,学生囿于对文本的微观把握,以及 相对“业余”的阅读视野,获得的读者意义势必带有主
观色彩,甚至是偏颇的。而教师的“专业”阅读视野相对
优于学生的“业余”阅读视野,于是教师在教学之前一
定要细读文本,“咬文嚼字”,尽最大可能去揣摩作品字
里行间所呈现出来的意蕴,进而探寻作者的表达欲望,
这常常与作者生平、时代背景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
教师更大的作用在于引导、引领学生将作者意图与文
本加以印证,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和审美
情趣,生发文本的读者意义,获得属于自我的真正意义
解读。
文本的解读有许多关节,可以是情节、人物、情 感、主旨等。对于《老王》一文来说,而破解文本的情
感迷宫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情感错位处人手:我们首
I62{2015年第2期(总第300期) 先明了两人的身份,这是情感错位的客观缘由;然后
深入文本,从纵的层面——杨绛一家与老王的交往
历程中梳理情感错位的来龙去脉,横的层面——杨 绛一家与老王交往的几个细节中思考情感错位的缘
由。循此路径,《老王》一文的主旨解读,尤其是对“那
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的理解,或许可以
柳暗花明。 文章开篇讲了杨绛先生与老王的最初交往。正因
为是“常坐”,所以才有了“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看 似闲话,实则别有深意,交代了老王的特殊身份——
“单干户”。“单干户”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新中国成立
后,原本是自由职业的人被组织起来,参加政府组织
的合作社,而当时未参加的个体劳动者则被称为“单
干户”。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单干户”因其没
有被组织化而成为了脱离社会组织的“边缘人”,没有 什么职业保障,更不用说什么福利待遇,即使是在社
会关系中也备受歧视。比如乘客不愿意乘坐他拉的 车,不仅仅是因为其生理缺陷,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
单干户;患了眼疾,非但得不到同情,反而招来“这老
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
眼”的风言风语;房屋分配也成了子虚乌有的事,于是 才有了文中老王说的“住在那儿多年了”;载客三轮被
取缔后,老王赖以维持活命的生计被禁止了,即使雪
上加霜染上疾病也无人照顾,这与他是单干户不无关
系。所以这个“单干户”的身份,给老王带来了物质的
匮乏和精神的折磨。可以说那时的老王最大的苦闷在 于精神上没有寄托,犹如“失群落伍”的大雁,总想着 进入体制内,可是“晚了一步”“进不去了”,因而时时
感到自卑与惶恐。
相比于老王,杨绛先生一家也好不到哪里去,文
中有这样三处信息:“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
顾”“我自己不敢乘三轮”,和“愿把自己降格为 ‘货”’
。先来看看第一处文字。杨绛先生说“他从没 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时,我们大多数人只是盯
着后面“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这一句,于是发
掘出老王的善良、真诚、老实的品质。其实那时的杨
绛先生一家正在遭受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劫难。多年
以后,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书中回忆起 那段挨批斗、剃阴阳头、打扫厕所的不堪回首的往 事,不知怎么稀里糊涂中成了“好欺负的主顾”。但
也就在这一段经历中,杨绛先生在感受世态炎凉的
同时,也触摸到患难之中的真挚友情。她在《乌云与
金边》一文的结尾曾感慨道:“借西方成语:‘每一朵
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
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
了解,滋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一片乌云 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
为金色。”在杨绛先生眼中,老王与自己“同是天涯
沦落人”,随着彼此了解加深,滋生“一点同情和友
情”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
与自己没有丝毫的“敌意”。所以才有了杨绛先生女
儿给他吃大瓶的鱼肝油,治疗他的夜盲症,专门坐老
王的车也是为照顾靠拉车活命的他的生意;为报“知 遇之恩”,老王“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
相等”,“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
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
落”,当然也好理解他临危之际扶病前来送香油和鸡
蛋的举止。 再来看“我自己不敢乘三轮”这一句,我们也还
原这一段历史。“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应该是在文革之前,文革后杨绛先生被“扫地出门”, 成了“牛鬼蛇神”,被剃成“阴阳头”,那是断然不敢
“压迫”甚至“剥削”作为劳动者的老王的,否则是“自 绝于人民”。表面上说“愿把自己降格为‘货”’,其实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杨绛先生夫妇在一些人眼
中何尝不是“货”?看似一句戏谑、调侃,其实就说明
在那个年代人其实真的已经不像人、不是人,知识分
子被关牛棚,底层人民受摧残,但是杨绛先生的叙述
是如此的平静,把这一切当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就像
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轻轻抚摸自己的伤痛。或许是
真的无奈,曾经的挚友变成了给自己以污蔑、侮辱甚 或是致命打击的“阶级敌人”,幸而有老王这位“底 9}YuwENJIA0xuE i_——●■ l
层”的朋友不离不弃。于是就有了送钱先生到医院
“坚决不肯拿钱”的举动,杨绛先生一定要给钱时老
王“哑着嗓子悄悄地问我:‘你还有钱吗?”’于是就有
了生病了依然扶病到杨绛先生家来,病危之际送来
香油和鸡蛋以表达“知遇之恩”的行为。白居易曾经 写过《琵琶行》,里面为偶遇的琵琶女的命运而唏嘘
感慨,甚至“江州司马青衫湿”,因为他突生“同是天 涯沦落人”之感而自怜自悼。更何况杨绛先生与老王
有这么多的交往,有物质的帮助,也有精神的慰藉,
这份命运的感伤肯定超过了白居易和琵琶女,那也
就明白了患难中的温暖是何等可贵,又怎是珍贵的
香油和鸡蛋可比的呢? 这个微妙的情感“平衡”被老王的病重而死打
破,以至于杨绛先生产生了“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
个不幸者的愧怍”的良心谴责。不幸者还好理解,为 什么称自己是幸运的人呢?杨绛先生愧怍什么呢?除
了上文我们讲过的两人感情的付出、累积,相互之间
的帮助也多了一份“亲情”色彩,因而杨绛先生的女
儿把一大瓶鱼肝油送给了老王,老王把舍不得吃的 香油、鸡蛋送给杨绛先生。钱、鸡蛋、香油其实都是表
达情感的一种载体,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
些都是珍贵而难得的,能够把这些送给对方必是情
感至深之人。但为何杨绛先生感觉是总是“心上不
安”,是“拿钱去侮辱”呢?还是回到文本,“我回家看
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有吃完的鸡蛋,一再追
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
谢意”,这句话不能忽视,是“我”在脑海中一遍遍过
电影,老王来送香油和鸡蛋的细节已经刻在了自己
的灵魂深处。“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 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
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
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
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
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
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
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
王,你好些了吗?”’这一部分我们应该注意两处细 节:一是老王的“直僵僵地镶嵌”,一处是杨绛先生的
“吃惊”。“直僵僵地镶嵌”这一逼真的细节写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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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立体化的老王被病魔折磨得形同槁木,变得平
面化,杨绛先生又何尝不是被这个时代弄得、压得不
能动弹?所以杨绛先生很自然地把自己主观上的感
受迁移到眼前的老王身上,丝毫不留痕迹。杨绛先生
的“吃惊”源于忽然看到眼前的老王已经被病魔折磨
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老王,你好些了吗”这样脱
口而出的话语充满了人情的温暖。这是一个有修养
的灵魂在冷静地描述那个时代,反思那个时代,但不
失温暖的善良。 再来看看杨绛先生在这一回忆细节中扮演了怎样
一个角色,先是“吃惊”“忙去接”“强笑”,当老王说“不吃”
之后,杨绛先生“谢了”“然后转身进屋去”。通过下文杨绛
先生的解释和老王的等候可以看出,在过去的日子里,这
样的往来已经习以为常,这样的照顾、关怀天经地义。感
觉是“侮辱”和“惭隗”的应该是在老王离开的那一刻,“可
是我害怕得糊涂了”即是明证,杨绛先生虽然经历过生离 死别,经历过文革的种种非人折磨,但是老王的病症还是
让杨绛先生乱了分寸。也就是此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 倒”“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这有些不符合“亲情”往来的
规则,但杨绛先生在事后追悔莫及的是“捉摸他是否知道
我领受他的谢意”,这超越善意和真诚,是关乎尊严的大 问题。想当初老王在杨绛先生困顿时不也是“哑着嗓子哨
悄问”,而“我”只是想到了还是和往常一样用钱来回报。 老王大限已至,这时是不再需要什么活命的东西了,之所
以送来香油和鸡蛋,完全是对杨绛先生一家的真诚的感
恩与回报,“我”再拿来钱对他来讲有何用呢?这不是误解
了老王的善良了吗?自己对老王“钱”的回报与老王对自
己“心”的付出相比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所以我在苦闷
的心灵挣扎之后,说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
的愧怍”。
那就到了最后一个情感错位,老王诚然是一个 “不幸者”,但杨绛先生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吗?她
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下放到干校学习改造;钱先生
腿被打得走不得路,烦请老王帮忙送到医院;高级知
识分子,却成了“好欺负的主顾”。其实作者在原稿中
说自己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很明显是站在物质
的角度思考问题,杨绛先生有比老王优越得多的生 活条件,从“单位占有程度”而言,“我”在物质上确实
比老壬享受了多得多的社会产品。再者从“我”的一
J64}2015年第2期(总第300期) 系列举止来看,也没有真正从心底把老王当作一个
对等的朋友,感情上“多吃多占”。由“多吃多占的人”
改成“幸运的人”,杨绛先生应是别有深意的,或许更
能体现对自己灵魂的剖析与考问。我们回到文本可
以感受到:开篇的“闲话”其实并不闲,是关涉老王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