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配公平问题的几点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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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配公平问题的几点辨析
一、不要把大“蛋糕”变成大画饼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转变，应该说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然而，有人对此却大惑不解，十分反感，杜撰出种种理由加以诘难。其最突出的论据就是“没有效率，哪来公平，不把蛋糕做大，用什么去调节收入差距?”“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决不能向效率开刀”。此论高擎效率的大旗，很能迷惑一些人。这里笔者要反问一下大“蛋糕”论者，你们所描绘的大“蛋糕”究竟是哪些人的大“蛋糕”?谁是大“蛋糕”的主要分享者?以笔者之见，如果不调整现有分配格局，仍然奉行所谓“效率优先”的政策，其结果只能是高收入阶层以更大的比例瓜分和占有大“蛋糕”，而对低收入阶层来说，大“蛋糕”不过是一个大画饼，挂在房梁上只能看几眼而永远也吃不到嘴里。
做大“蛋糕”和切割分配“蛋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首先必须把“蛋糕”做出来，才能对其进行分配。蛋糕做大以后，如果原来的分配比例不变，参与分配的所有成员所获得的绝对额都将有所增长。如果改变了分配比例，这将出现两种情况：高收入者所分比例降低，低收入者所分比例提高，将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反之，则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拉大，已成不争的事实。因此，才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一说，才必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努力缓解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那么，按照大
“蛋糕”论者的逻辑，只要把“蛋糕”做大了，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上述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目标。情况真的会这样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大“蛋糕”论者强调的侧重点是所谓“效率”，是把“蛋糕”做大，而否认目前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不调整目前的分配格局，如上所述，即使按原比例分配，低收入群体虽然也能多分到一小杯羹，使自己的茅草屋换上几片瓦，但与富者更加辉煌的殿堂相比，则变得更加寒酸了。这种结果并不是人们期望的目标，与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背道而驰。
“蛋糕”做大以后，假设没有政府的干预和其它社会力量的参与，对收入分配不进行积极的调整，高收人群体能够自动地放弃一部分所得，自觉地缩小自己分割“蛋糕”的比例吗?不能。除了少数具有善心的个例之外，作为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经济群体行为，过去没有这种先例，现在没有这种迹象，将来也不会出现奇迹。人们恐怕不会忘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阐述：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这种资本积累趋势如果自由放任下去，那资本主义的丧钟可就真的要敲响了。而至今资本主义的丧钟所以没有敲响，应归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富人的高额所得税和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及社会保障大大缩小了阶层收入差距，才保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方平安。我国如果按照大“蛋糕”论者的主张，只注重做大“蛋糕”，仍然忽视调节分配，绝不会自然而然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只能在资本
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下，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直至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才只有3588亿元人民币。到了2007年，我国GDP总量预计达到24万亿元人民币，世界排名第4位，按此速度，升到第三位指日可待。30年来，“蛋糕”确实在不断做大，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在做大。如果按照大“蛋糕”论者的逻辑，随着“蛋糕”的不断做大，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早该缓解了。但事实恰恰相反，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的迹象，而且朝着继续拉大的方向挺进。在这种情况下，不时有人出来安抚受穷的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意思是你们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要急，现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暂时的现象，随着经济总量的做大，财富的温情会逐步波及到你们。多么美好的一幅远景图画啊!原来设想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即上世纪末达到小康时，就应走向共同富裕。结果这一目标不但没有实现，收入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那时的GDP总量才10多万亿元人民币。在大“蛋糕”论者看来，那时的“蛋糕”虽然比改革开放之初大了许多倍，但还是不够大，为了做大“蛋糕”，继续拉大差距也应在所不惜。那么，又过了7年，GDP已经达到24万亿元了，面对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现象，还要以做大“蛋糕”为借口，继续让低收入阶层等下去，请问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是头?
大“蛋糕”论者对“注重公平”的诘难，似乎还揪住了以下三个小尾巴：
第一，你们强调公平，就是搞结果平等，搞结果平等就是搞平均主义那一套。以我之见，现在强调注重公平的人，并不赞成绝对平均，也不否认一定程度收入差距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富人有能耐，山珍海
味，大
“蛋糕”之类愿意怎么吃就怎么吃去，可也得让穷人喝上碗粥，隔三差五再加上块馍馍呀!可这最低的水准有时都保证不了，怎么能让人心平气顺呢? 第二，你们强调公平，就是诉诸伦理道德，而伦理道德毕竟代替不了经济事实。不错，伦理道德具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倾向，而纯粹的经济分析是不能以主观价值为依据的。但是，在经济学中，许多领域不可能也不应该搞纯经济分析，完全把伦理道德等因素排除在外。马克思在讲劳动力的价值决定时就曾说道：“劳动力的价值决定还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连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就是在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也被看作是很不道德的事情。难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一些血汗工厂的压榨和一些劳工低廉的收入，人们对此提出一点道德诉求还有什么过错吗?难道完全不讲道德，把工人吃饭、睡觉看作给机器加油，给牲畜添草料一样，是实现资本增值必须付出的成本，到了这种地步才符合所谓纯经济分析的规则吗?动不动就指责人们“仇富”，人们仇什么富了?袁隆平、吴文俊得大奖，一次就拿500万元人民币，没见一个人对此有意见，而且都拍手称快。至于针对富人的杀人越货，古往今来，早已有之，不足以为今日之所谓“仇富心理”佐证。与此相反，那些靠压榨、靠垄断、靠权势，甚至靠贪污受贿而暴富起来的阶层，让人们对他们没意见，不仇视他们，那可能吗?如果老百姓真的麻木到这种程度，那就真的永远没有希望了。 第三，你们强调公平，就是媚俗，就是丧失学术精神，就是对社会的长远利益不负责任。什么是媚俗?如果关心穷人的利益，关心众多老百姓的福祉就是
“媚俗”的话，那么这种“俗”还非媚不可。这总比傍大款要好得多。有写穷人的经济学而获诺尔奖的，温家宝总理也倡导穷人经济学，有谁认为他们媚俗了?而这正体现了一种高尚的情怀，一种深厚的学术底蕴，一种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而充当资本的文丐，整天为富人摇旗呐喊，那才是早就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家的典型。 讲求效率，把“蛋糕”做大，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问题是把这件事与分配扯到一起去，就不伦不类了。在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效率是属于生产和流通中的事，而不是分配中的事。分配的职能是把生产和流通的成果按照一定规则分配给各种主体，是对在一定效率基础上生产出来的果实进行分割的过程。如果对分配提出要求的话，不是效率高或低的问题，而是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当你大谈效率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离开分配领域了。难怪刘国光先生大声疾呼：把“效率优先”放到应该放的地方去讲。“蛋糕”无论大小，一进入分配领域，都存在一个分配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能说“蛋糕”小的时候，收入分配差距大一些就是合理的，只有等到“蛋糕”大了，才能去解决公平问题。小“蛋糕”有小“蛋糕”的公平问题，大“蛋糕”有大“蛋糕”的公平问题。另外，小和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一个绝对的、静止的量。如果认为只有等“蛋糕”做大了以后，才能强调解决公平问题，有人就会以“蛋糕”永远相对地
“小”而把解决公平问题推向遥遥无期。我们现在就是要高度警惕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在初次分配中就要处理好公平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的提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次十七大报告对此作了重要修正：“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一分配理念的调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解决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目前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非常突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如果把初次分配中公平问题放到次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并寄予再分配去解决，就会使问题越积越多。十七大报告的这一论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就是在初次分配中就要处理好公平问题，不能把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推到再分配去解决。再分配应该解决它应该解决和能够解决的问题。
1.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低有失公平
劳动力所有者只有按劳动力的价值取得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被使用后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才是公平的。那么，劳动力的价值是怎么决定的呢?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的。它包含这样几个部分：劳动力自身的生存需要，其家庭成员的生存需要，劳动力再生产的教育、培训费用，全家人必要的享乐费用。另外，劳动力的价
值决定还包含一个
“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所有这些部分加在一起，构成了劳动力价值的总和。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时，在揭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备受资本的压榨和欺凌时，都是在劳动者获得了劳动力价值这个前提下展开论证的。因为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长期低于其价值，如果是那样的话，劳动力就会在萎缩的情况下勉强生存，长此下去，资本主义再生产也就不能正常进行下去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们基本认同了这种分配规则，并且认为是“公平”的。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曾发出这样的号召：“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我之所以要较详细地引证上述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决定的论述，主要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时，在劳动力价值决定这个初次分配领域，就重视了对“公平”问题的分析，并揭露了形式上的“公平”所掩盖下的阶级对抗。如果没有对初次分配的这种深刻分析，就不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的特大号不公平。
在当今的中国，毋庸讳言，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仅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就有八九千万人，加上其他受雇于各类企业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其最低数量不下两亿人。这些人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能否按劳动力价值获得劳动报酬，是在初次分配中能否争取到公平的底线。如果工资水平长期被压在劳动力价值以下，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在萎缩中勉强度日，在挣扎中勉强活命。这样的情况，即使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也不属常态，而是特例，被普遍认为是极不公平和极不道德的事情。做了一天公平的工作，却没有得到一天公平的工资。而目前我国，有大量资料和数据证明，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中，有大批人员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前几年外来务工人员的月工资仅600元人民币左右，十几年时间仅增加了68元人民币，几乎没什么变动，现在也只有1000多元钱。这样的工资水平，有人说一天赚的钱仅够买4碗炸酱面，养家糊口极为困难，更谈不上什么教育、培训、娱乐支出了。这样的工资标准，不是个别现象，在建筑业、加工业、商业服务业，非常普遍，而且经常被拖欠。这种畸形分配局面的出现，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