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作者：曹爱军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03期【摘要】近现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在国家危亡的历史关头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抗击外辱、民主建国的过程中凝聚形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施了一套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制度和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深度融合。

现阶段，中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提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造提供了理论指引。

作为当代中国族际治理的核心议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确立正确的价值立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国族认同建构。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者】曹爱军，甘肃政法学院教授、甘肃省“飞天学者”，政治学博士。

甘肃兰州，730070。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3-0001-009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没有中断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中国历史长河中，“由于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战争、迁徙、通婚、混居以及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民族本身必然经常地发生分化、聚合或与其他民族交融”[1]。

在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互动中，各个民族之间结成了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逐渐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格局。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在经常性的交往互动与广泛的交流整合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字基本统一、观念基本相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2]现代中国56个民族都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

56个民族在历史演进中互相交流、吸收，互相依存、融合，凝聚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当今时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国家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情形下，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视角，系统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理论内涵与行动逻辑，无疑是关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各民族交往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大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之所以能够维系历史的延续，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相互交往、交流，彼此吸收、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

（一）二十世纪前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互动与融合在中国历史上，有五次民族大迁徙、大互动、大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

第一次是炎黄时代至夏商周时期。

上古时代，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生活着两大部落集团——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他们与周边族群在互动和冲突中不断发展壮大，尔后炎黄两大部落在长期争斗中逐渐融合形成了炎黄部落集团。

之后，中国历经尧舜禹时代进入了夏商周时代，华夏族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聚形成。

第二次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在频繁的征伐中促进了华夏族的凝聚。

在此过程中，华夏族各诸侯国与周边的北狄、西戎、东夷、南蛮、羌、百越等族群在频繁的战争和经济交流中不断互动交融。

一些族群逐渐融入了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族，华夏族的规模不断壮大。

尔后，秦統一中原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汉承秦制，王朝国家体制得以建立和巩固，在此过程中华夏族逐渐演化为汉族。

第三次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割据战乱时期，不同民族在割据政权兴替中形成了人口迁徙、杂居相处和交往互动，各民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文化样式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大同化、大融合。

第四次是五代十国至辽宋金元时期。

这一时期，中原汉族政权的控制范围在缩小，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壮大起来，契丹、女真、党项等大量进入中原，与当地汉族融为一体;中原的部分汉族也因战乱再次南迁，壮大了南方的汉族群体。

第五次是明清时期。

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提高其统治力和影响力，不仅强化了中央集权政治，而且展开了较大范围的文化交流。

北方的少数民族向汉族地区迁居，他们在与汉族的交往互动中逐渐适应了汉族文化，留在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改用汉姓，促进了新的融合。

清王朝在入关前，他们就与蒙古东部诸部互通婚姻，在满蒙之间进行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建立起了满蒙联盟。

入关后，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彻底被打破，清朝统治者意识到融入中原文化对其统治的重要性，采取了主动适应、融入中原文化的政策，主动把满人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与汉族文化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满汉的融合及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实现了中华文化较大范围的认同和融合。

[2]各民族之间频繁的交往互动和相互融合，是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总体趋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不容回避也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逐渐形成，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中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实现了由松散到紧密、由交往交流到相互融合的认同整合。

（二）“中华民国”时期中华各民族的“一体化”融合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走向“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百年抵抗外辱、救亡图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伴随民族救亡运动而兴起，担负起了凝聚民族力量、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推动了中华民族观念的觉醒。

[3]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清朝专制帝制，建立起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民族观发生了从汉族主义到五族共和，再到大中华民族的演变，深刻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方向和态势。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

同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提升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其中，民族主义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内容。

这一阶段，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观，具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是为小民族观。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族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和建国原则。

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论。

《宣言》说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人为一人。

是曰民族之统一。

”[4]82相较之前的小民族观，五族共和论有很大的进步，是为中华民族观。

1921年孙中山提出：“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洲专制。

……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

”[5]887到1924年，孙中山先生提出将中国各宗族“都结合起来，便可以成一个极大中华民族的国族团体”[6]53-54。

至此，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民族观得以确立，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全体四万万中国人凝聚起来的统一的国族，是为大民族观。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继承了国族主义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一元论。

他认为：中华民族本出一源，中国各民族无种族、血统的区别，声称各宗族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宗教及地理环境的差异。

中华民族不仅来自共同的祖先，而且“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7]2，形成了单一的中华民族实体。

在此基础上，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同化其他少数民族而形成一大中华民族。

为此，当时的“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41年4月拟定了《民族政策初稿》，提出要以中华民族一元论为理论基础，强化舆论宣传和国民教育，统一国语教育，推动族际通婚，消弭狭隘的民族界限意识，激发边民的国家意识，增强各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

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观念逐渐觉醒、自觉形成的关键时期，“大汉民族主义”“五族共和—国族主义”的观念转变轨迹清晰地呈现出了这一进程。

伴随观念上的转变，国民政府推行了一些促进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政策：其一，在法律上确认“中国境内各族一律平等”，在大政方针和法律条文上明确规定了关于蒙藏自治、各民族平等及少数民族参政的保障。

其二，在中央层面设立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蒙藏委员会，专门管理蒙古、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事务，加强对民族地区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保证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有效管控。

其三，实施了民族与边疆治理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方开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设：一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国情社情和中央民族政策的宣贯，引导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和民国政府、动员少数民族组织起来救国抗战;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办学校教育，振兴蒙古、西藏的经济和文化，推进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其四，强力推行民族同化。

在抗日战争进入僵持的形势下，蒋介石在1942年出版的《国家之命运》一书中，将“民族”改为“宗族”，为民族同化政策做思想和理论上的铺垫。

之后，国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认同汉族文化的运动，促使少数民族主动融入汉族，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

[8]“中华民国”时期，我国民族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也得以实施，这为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中华民族认同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此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再到“卢沟桥事变”，民族危机日益加剧。

在此情形下，中华各民族深切感受到了“战则存，降则亡”，只有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抗战才能救中国。

在十四年抗日御辱的征程中，中华各民族同仇敌忾、空前团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融合共生，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抗日图存的巨大力量源泉。

这样，中华各民族的国族主义意识不断增强，总体上接受了中华民族实体客观存在的整体性。

[9]（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互动与交流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和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客观实际，制定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民族政策，形成了以民族區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民族地区发展为内容框架的民族工作制度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主要涉及两个重大问题[10]21：一是维护和实现国家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实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国家共同体中，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交融而形成的，既是一个整体性的民族共同体，也是一个整体性的政治共同体。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任何妄图搞民族自决和国家分裂的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国家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完整和领土统一的行为。

二是在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国家对少数民族与民族地方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着力推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及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不断缩小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平等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的转变，促进了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