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遗赠案案情.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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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遗赠案案情
四川省泸州市某公司职工黄永彬和蒋伦芳1963年结婚，但是妻子蒋一直没有生育，后来只得抱养了一个儿子。
由此原因给家庭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1994年，黄永彬认识了一个名叫张学英的女子，并且在与张认识后的第二年同居。
黄的妻子蒋发现这一事实以后，进行劝告但是无效。
1996年底，黄永彬和张学英租房公开同居，以“夫妻”名义生活，依靠黄的工资（退休金）及奖金生活，并曾经共同经营。
2001年2月，黄到医院检查，确认自己已经是晚期肝癌。
在黄即将离开人世的这段日子里，张学英面对旁人的嘲讽，以妻子的身份守候在黄的病床边。
黄永彬在2001年4月18日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
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
”4月20日黄的这份遗嘱在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
4月22日，黄去世，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但遭到蒋的拒绝。
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
从5月17日起，法院经过4次开庭之后（其间曾一度中止，2001年7月13日，纳溪区司法局对该公证遗嘱的“遗赠抚恤金”部分予以撤销，依然维持了住房补贴和公积金中属于黄永彬部分的公证。
此后审理恢复），于10月11日纳溪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认为：尽管继承法中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而且本案中的遗赠也是真实的，但是黄
永彬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这种民事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法院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比虚拟案例更遥远的法律追求--读《洞穴奇案》后感
静安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朱晓婕时间：2011-7-20 把《洞穴奇案》当作一本了解美国法理学思想和美国法律文化的佳作也未尝不可，但它更是一本思想性的书，具有原创性的法理学思考。
因为对法哲学思想、司法理念及方式的解读基于一个生动的假想公案进行，所以读来并不枯燥，尽管过程中常需琢磨再三。
1949年，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个后来被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例：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
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
威特莫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
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莫尔做牺牲者。
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
本书的第一部分为富勒所作，他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洞穴杀人案的判决书。
1998年，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游戏，假设五十年后这个案子有机会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又针对这个案子各自发表了判决意
见——便有了这本《洞穴奇案》。
我无意讨论十四位法官是如何旁征博引、深入浅出、针锋相对、逻辑严密地来发表他们的判决意见的，也不想列举法官们推论有罪或无罪的种种理由，那样吃力不讨好，也无必要。
对于那些引人入胜的司法判决书，结论性的概括丝毫不能反映细细品读的享受感。
整体而言，富勒的五位法官观点鲜明，线索专注而清晰，很容易抓住他们的论点和逻辑；而萨伯为了述及更多的法学流派，并且由于富勒的基础性观点在前，所以他的九位法官明显论点更具综合性，论据更为庞杂，每位法官都力图从多个角度去反驳与己不同的立场，更加缜密地去论证自己的判决。
与第一部分相比，阅读第二部分需要一些耐心和时不时的停下来思考。
萨伯在导言中提到，这个虚构案例以一些令人揪心的真实案例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1842年美国诉霍尔姆斯案和1884年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
两起案件中均发生了海难之后的杀人自保行为，被告人皆以紧急避难抗辩而被驳回，分别被判定为非预谋故意杀人罪和谋杀罪。
而对于这个洞穴奇案，如果五位吃人求生的探险者能够被一劳永逸地简单地认定为有罪或无罪，那么它反倒失去了其丰厚的研究价值，富勒和萨伯的杰作也就不会成为一桌受用不
尽的法哲学盛宴。
通过法律实现正义，是古往今来许多人秉持的信念和理想。
然而，这从来不是一个简单和容易实现的理想。
在洞穴探险者案中，我们看到，案情并不复杂，法律规定更是简单明了。
但就是对这样一个案件的处理，正反两种意见竟然势均力敌，而且十四份法官意见，没有一份雷同。
当然，这部分是因为作者有意展示法理学思考的多样性，但这种虽具戏剧性却不乏真实性的手法，却也再好不过地展现了人类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在力图调和价值冲突、回应正义诉求时法律所面对的种种困境。
只要生活在继续，人们就必须就这些和其他类似问题不断地提问和思考。
自然，我们并非每天都面对洞穴探险者案那类离奇案件，我们置身其中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文化，与富勒和萨伯描述的也可能大异其趣，但这些并不能阻止我们从他们的论述中获得极富现实意义的教益。
毕竟，人性的智愚明暗到处可见，人类生活也并非隔绝不通。
随便举几个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李丽云案，许霆案，梁丽案，邓玉娇案。
这些案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都是因为事关正义、法律和我们的道德情感。
因此，尽管这里没有陪审团式的审判，更见不到上诉法院精彩纷呈的法官意见，但严谨的法律推理，
公开的理性论辩，开放的对话，以及对正义的不断探求，却是必不可少的。
保有这些品性和能力，我们虽不能轻易达致正义，但接近正义的希望总不至湮灭于黑暗之中。
在抽丝剥茧的思维游戏之后，在欲仙欲死只剩下掩卷短思的力气之后，这里想说点题外的感想，这也是很自然想到的：这个故事离我太遥远了。
你现在回头再看一眼上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你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一天我犯了什么罪……这么讲不恰当，换个说法，如果有一天我成为某件刑事案的嫌疑人或被告人，我希望我的动机不是“试图以激烈手段为自己或他人寻求公正”，我宁愿作为一个职业罪犯被审判。
如果我不幸被杀，我希望凶手是个体的人，而非公器，平等或意外地丧生于个人之手，我接受那是我的运气不好。
如果我被判有罪，我不期待所谓的民意或行政干预来令我脱罪——尽管我欢迎那样的结果。
我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审判者是闪耀着人类伟大理性光辉的真正的法律，有一群充满智慧的人能不为政治所左右地运用它，他们理解并且始终追求，没有什么比捍卫公民个体的意志和权利更能实现社会的法治与公正……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有点悲哀，似乎即使是最虚弱的乐观也让我感觉，这样的希望似乎比这些虚拟的案例离我们更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