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其不满

2019-09-03

约在1970年以前，知识考古学在福柯的思想中起着⾄关重要的作⽤。从他的处⼥作《精神病与⼈格》(1954年)到《疯癫与⾮

理性――古典时期疯狂史》 (1961年)，经《临床医学的诞⽣――医学凝视的考古学》(1963年)，到《词与物――⼈⽂科学考古

学》(1966年)，再到《知识考古学》(1969年)，延⾄《话语秩序》(1970年演讲，次年出版)，知识考古学是前期福柯⼀以贯之

的思考维度。尽管不能将福柯思想中的“考古学”的意义视为⼀种固化不变的东西，也⽆法将福柯在约10年之久的时段中采⽤的

知识考古学⽅法做明晰的、⼀贯的界定，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些前期福柯⼀直坚持的看法。例如，福柯反对⼈本主义、⼈

⽂主义，放弃传统的线性⽬的论的历史观，反对对深层意义的挖掘，也不愿意探寻重要性、新颖性、统⼀性和独创性等等。福

柯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批判西⽅近代的“逻辑主体性原则”和现代“历史主体性原则”。在1969年的⽅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中，

福柯提⽰该书的⽴意是为了“扫除初步的障碍”，⽽这些“初步的障碍”即主要来⾃西⽅此前的逻各斯中⼼主义和历史主义等，其

具体表现就是把“在科学性秩序及话语范围中的改变与⾰命”仅与“那个保证历史永恒不变的宇宙之道理”(指逻各斯)相连接，⽽不

是与话语实践本⾝相连接；以对“唯⼼的、理想知识的、理念和意见的历史”的维护代替对“话语运作本⾝存在”的探讨。这样，

使⽤知识考古学这⼀⽅法论武器，福柯同时向当时流⾏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的论历史等宣战。⼤致说来，福柯

要在符号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找寻新的理论出路。

很难对知识考古学下⼀个严格的定义，⽽福柯也明显没打算这么做。在解释知识考古学的核⼼概念之⼀――“陈

述”(state―ment)的时候，福柯没有正⾯给出定义，⽽是通过解释“陈述”“不是什么”来界定：它不是话语的基本构成单位，不等

于⼀个命题，不等于⼀个句⼦，也不等于⼀个⾔语⾏为。在⼀定程度上，福柯对知识考古学的界定也是通过讲述知识考古

试论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

于奇智

【作者简介】于奇智 西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

在出版《雷蒙·鲁塞尔》后，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4）开始追问考古哲学和批判哲学间的关系问题，并作了大量笔记。他原本拟撰写《癫狂与非理性》的续篇，但因癫狂问题与疾病问题在当时还未成为重大的理论和政治主题，所以福柯的《癫狂与非理性》、《诊所的诞生》和《雷蒙·鲁塞尔》没有受到重视。这一客观原因使他改变了预定计划，不过这个预定计划帮助他转到了“符号问题”。阅读马克思著作、精神分析和符号学是当时法国知识界的热点。1963年11月在西班牙Prado参观Velázquez油画《官廷侍女》后， 促进了他对符号问题的思考。12月重读海德格尔并完成Les Mots et les Choses（《词与物》）一书提纲。《词与物》所研究的不是符号关系，而是秩序关系；探讨的是18至19世纪经验科学及其纯理论上的变化。福柯在出版《词与物》时，加了一个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这表明，福柯将“人文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也完全可以将这本书看作是对西方人文理性的批判，是一部20世纪的《纯粹理性批判》。本书出版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是空前的，一版再版，掀起了一场自存在论思潮以来最大的哲学革命；它是扬弃历史的象征；“人之死”从此流行起来，成为该时代的标语。作者本人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乃至不可动摇。福柯的“人之死”是从尼采的“上帝之死”推演出来的，并且推进了西方的“死亡观念”。福柯给当代西方思想带来的颤动与他的“人之死”的宣言密切相关。福柯试图再现科学史、认识史和人文知识史中的无意识，正是站在人类意识和人类理性的对面思考文化史。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思想立场。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 一

福柯与列维一斯特劳斯和格朗热（Gilles—Gaston Granger）一起，对法国人文科学哲学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对自近代以来的人文科学的潜在构造进行了总体解释。我们应该从康德出发来解读福柯，并理清从康德经黑格尔、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到福柯这条线索。应该说，这条线索理起来会越变越长，越变越粗。这说明，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康德通过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批判，切断了“思”与“在”之间的联系，但不彻底。在康德那里，虽然“思”不存在于“在”之中，但是仍保留了“思”与“在”的统一性，这是康德的理论矛盾。“思（主体或人）”空而有限。 “Wasist der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１０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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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福柯的档案观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范永康

在福柯看来，档案不是指处理完毕的、具有查考价值的文件，而是指支配这些“被说出的东西”的“话语网络”或“陈述系统”。然而，福柯的档案观又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陈述或话语具有零碎性、偶然性、断裂性、差异性等特质。福柯档案陈述话语摘要

关键词

福柯指出，“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

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１］１４３。一言以蔽之，福柯并不将表

层的“被说出的东西”，而是将深层的、在“被说出的东西”背后起支

配作用的“陈述系统”视为“档案”。那么，福柯的档案观具体内涵是

什么？他提出这种档案观的意图是什么？具备怎样的时代特质？弄

清这些问题，对我们深入了解后现代档案观，推进档案学的理论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一、福柯档案观的理论内涵

正如德勒兹所说，“这位新档案员宣布他将只注重陈述，而不去

理会那些曾以千百种方式吸引老档案员的东西：命题和句子”［２］５４４。

要想了解福柯的档案观，必须从他的“陈述”概念入手。

显然，在福柯那里，“陈述”与提供一个明确意义或知识判断的

“命题”和“句子”是有区别的，“陈述与句子、命题或语言行为并不具

有相同的单位”［１］９３。第一，“陈述”为“命题”和“句子”的出现提供了前

提性的参照系统。“陈述的参照系构成了地点、条件、出现的范围，构

成了个体或对象分化的要求，事物的状态和被陈述本身涉及的关

话语分析2011年12月27日 17:05:28

若干概念

话语分析与阐释学的宗旨大相径庭。阐释学要求对某一文学文本在整体上进行理解和阐释，而话语分析不事先预设任何文本意义，目的也不在于探究其意义，而是考察贯穿在不同文本中的话语构成，研究它们如何建构了文本，如何使文本具有了意义，并在文化语境中承担功能。

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奠基人是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福柯的话语概念具有多重意义和开放性，强调实践，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不同的意义。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介绍自己的话语分析概念时，将其比喻为“采石场”，其一是说各个学科的同仁都可从中各取所需，再有就是反映了福柯对完整理论构架的排斥。

如果将话语分析作为方法泛泛的运用于文学研究，我们会遇到问题重重，因而有必要事先澄清几点：首先要限定话语概念，使之适用于文学分析的实践。话语可以被概括为有关某个主题的语言陈述的总和。福柯认为话语的关键不仅是所说（Gesagte）和所写（Geschriebene）的集合，而是特定文化决定了如何思维、如何言说条件下的陈述（Aussage）之和。话语并不再现或临摹文化现象，而是引发和建构了它们，因而话语分析要考察的与其说是话语，不如说是话语依据的规则、依存的条件。

话语驾驭个体的感知、思维和行动，这是福柯的出发点，因为他关注“说”的条件，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什么甚至被言语和思维遗忘。他引入了“话语实践”的概念，话语不再是符号（指示内容或表征的意义载体）的总和，而是不断实践，是根据一定规则系统生产话语对象的实践（福柯1973:74）。

福柯认为话语的可能性（即“可说”与“可想”）受制于某种排他机制，它由禁令、边界、注释、方法、理论、习俗和教义协调运作生成。福柯于1970年12月2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座《话语的秩序》中概括了这种机制，为了解释不同时期话语的不同排他规则，福柯以孟德尔的遗传学为例，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时常疑惑，为什么19世纪的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居然不能认识到孟德尔学说的正确性。原因在于，孟德尔所谈论的对象，运用的方法，他所置身的理论视野，对于那个时代的生物学简直匪夷所思[…]。孟德尔道出的真相没能在当时生物学话语认可的‘真理’那儿找到容身之处：那时的生物学研究对象和概念遵循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福柯19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