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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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墨为例的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的比较名学思想指的是儒墨两家思想中的注重名称、用语、符号、词义等方面的哲学思想。
与之相对的是概念学说,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是欧洲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概念论之一,倡导以概念为基础,从概念的关系和范畴中推导出知识。
儒墨在名学上的思想重点是“异同”、“辨证”等问题,主张人们要通过辨析名称、理解符号、比较事物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找到事物的本质、归纳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知道事物的规律和道理。
在此过程中,意义的复杂性和语言的多义性被视为需要被把握的因素,它们需要通过逐步的推敲、澄清和展开而被理解。
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则认为,概念是人类认识过程的基础。
在他的著作《篇目》中,他将概念定义为“可以表达为一个单独的话题”的词语。
概念是由人类对外界事物的感官经验所形成的抽象概括。
在概念学说中,概念的范畴、关系和精密度等都是需要被深入探究的方向。
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认为,用“种类”、“种”、“类”等来划分概念是最基础的方式,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都应该用这个方法来分析。
在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墨的名学思想强调的是语言和事物之间的关联,更为注重的是用精准、恰当的语言表现事物的本质并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语言和思想的虚实之间的联系;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则注重逻辑和抽象,关注的是用符号标记事物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概念为基础推导出知识。
另外,儒墨对名称的界定着眼于思想上的精益求精,着重强调名称透彻、恰当、周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概念的准确性是推理和判断的基础。
总体来说,儒墨的名学思想强调语言、名称、符号等的作用,通过辨析和划分来寻找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差异。
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则注重概念的构建和使用,通过抽象、分类和推导,寻找相似性和差异性,推导出知识。
不同的思想有着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借鉴,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多元丰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以儒墨为例的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的比较名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
而在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概念学说的代表人物。
本文将以儒墨为例的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进行比较,来探讨它们在道德、政治和人生观等方面的异同点。
儒家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礼仪和家庭伦理,注重个人修养和人伦道德。
墨家思想强调兼爱、无私、公平,主张消除战争和争斗,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着眼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提出了幸福、美德和潜在的价值观念。
在道德方面,儒墨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孝敬、慈爱、忠义、公正等是儒家所强调的道德要求。
墨家主张“非攻”、“盘诘”等亦是其道德观的特征。
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则主张人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美德,通过行为和思想的完善,实现自己的潜在价值。
在政治方面,儒墨思想注重的是政治伦理和政治制度,强调了君臣关系、民主(衡)、选择贤能、益国利民等为政治理念。
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是关注于政体和政治制度的完美,主张通过合理的政治制度来实现政治和社会的良好秩序。
在人生观方面,儒墨主张人生追求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
墨家主张人生要追求无私和公平。
而亚里士多德主张人生追求幸福,通过追求人生的美德和潜在的价值来实现。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儒墨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在道德、政治和人生观上存在着一些异同点。
儒墨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和谐,强调人的内在修养和伦理道德;而亚里士多德着重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主张追求幸福和美德。
儒墨思想更侧重于社会伦理和政治制度,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更关注于政治制度和个体的美德。
儒墨思想和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在打造美好社会和实现个体幸福方面,都有各自的独特见解和价值观念。
这两个文化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哲学思想。
儒墨思想更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和谐,而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更侧重于个体的美德和政治制度。
它们的比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文化,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人类对于道德、政治和人生观的追求与探索。
以儒墨为例的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的比较儒墨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都是中国和西方古代思想的重要代表。
虽然它们在起源和文化背景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试图通过对人类思维方式和现实世界的理解来传授道德和知识。
在以下的比较中,我们将探讨这两种思想的相似之处和差异。
1.人的本质和目的儒墨学说强调人的本质是善良的,每个人都具有良知和道德的潜能。
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们可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
儒家追求的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和睦、国家的治理和世界的和平与共同繁荣。
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则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目的在于实现幸福。
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理性生活的实现,这需要个人具备道德品质和才智,同时也需要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支持。
2.道德与伦理儒墨学说注重道德修养和自律,儒家思想着重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强调君臣、父子、兄弟和朋友之间的义务和道德准则。
儒家追求的道德是仁义礼智信的完美结合。
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也强调道德,但其着重点在于人的行为和习惯的培养。
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实践和习惯养成,人们可以发展出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
3.教育与知识儒墨学说将教育视为首要重要的事业,强调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
儒家认为教育是个人和社会进步的基础,通过学习经典文化、古代智者的教导以及与师长的交流,个人可以获得智慧和道德。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教育是塑造良好公民的重要手段。
他强调通过实际学习和实践活动,人们可以培养才智和道德,从而在社会和政治中有所作为。
4.政治和社会组织儒墨学说强调政治和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儒家强调君主的仁德和道德价值,强调社会等级和家族之间的关系。
墨家则强调和平与公正,并主张废除有等级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认为政治组织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幸福。
他主张合理的君主政体,强调公民的参与和反对暴政。
以儒墨为例的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的比较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是东西方哲学中的两大重要思想体系。
以儒墨为例的名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的儒家和墨家思想,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则代表着西方古希腊的哲学思想。
两者都对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提出了一系列精深的思考和见解。
本文将以儒墨为例,对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进行比较探讨,旨在揭示它们的异同与相通之处。
首先我们来谈谈名学思想,儒墨二家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流派,他们的思想内容丰富、影响深远。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仁,强调人伦之道,强调礼、乐、义、仁等道德规范,提出了“中庸”、“仁爱”、“孝悌”等思想。
墨家强调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强调天下大同。
名学思想注重的是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仁爱”、“兼爱”、“非攻”等,也就是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和爱的博爱。
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则是古希腊哲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对概念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亚里士多德认为,概念是对于现实的抽象和概括,概念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现实。
他提出了十类概念,从个体、种类到最终的形而上学概念。
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注重的是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他认为概念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抽象和概括,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世界。
从以上对名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之处。
名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都关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名学思想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和爱的博爱,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注重的是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理解,重在从概念来探究现实问题。
名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在对于概念的理解上也有所不同。
名学思想中的“仁爱”、“兼爱”等是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和规范,是以人为中心的。
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则是对于整个宇宙和现实世界的抽象和概括,是以宇宙为中心的。
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也有一些相通之处。
理论体系比较与评价每一个理论体系,无论它的建立者自觉到与否,都有一个立场。
关于立场,我们见到两种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理解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特指阶级立场。
『1』场有哲学认为,场“就是事物的相对相关性的所在,也同时是此相对相关性之所以为可能的所在”。
『2』由此来看,立场即在场中的位置。
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评价的角度来看,立场是一个理论体系由以建立的出发点,也是它的整个体系赖以支撑的基本立足点。
事物所处的层次也是立场的一个方面。
立场不同,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也必然不同。
因为在同一时间,语言表达的线性序列特征决定了我们只能梳理出一套有条理的意义秩序,被广范接受的以三断论为特征的形式逻辑也决定了我们只能建立起一套逻辑严谨、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
这就是说,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只能有一个立场。
同一个理论体系如果有一个以上的立场,就必然会导致逻辑矛盾。
立场的选择要服务于我们预期的目的。
以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探讨为例,如果目的是旨在让现代人理解它的特质,则应该以现代观点为立场。
如果目的是旨在表现出中国古典美学的原生态运动的纵向、横向结构及其特征,则应该选择中国古典美学本身为立场。
立场的选择未必都是有意识的。
但是,一旦你选择了某个问题,你同时就接受了某些预设,从而就在一定层次上取定了一个立场。
立场确定之後,就要确定审视方位,也即视角。
这就好比我们站在一个地方向远方观望,总有一个观望的方向、方位,如上、下、左、右、前、後、东、西、南、北等等。
立场好比坐标原点,审视方位好比在一个坐标体系中相对于X轴所能划出的各个不同度数的角度。
也就是说,立场只能有一个,审视方位却能够有多个。
原则上说,同一立场可有无限个审视方位可供选择。
但实际上,受时间、精力、水平、物力、财力等等的限制,从同一立场出发的审视方位只可能是有限的若干个。
单一审视方位的理论体系也是有的,仅仅比较少,主要是那些研究对象属于简单性的、静止的事物的理论。
以儒墨为例的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的比较儒墨与亚里士多德都是古代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构建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
其中,儒墨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至善至美;亚里士多德则代表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关注的是自然和自我实现。
名学思想是儒墨思想的一种流派,主要负责研究道德和伦理问题。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主要研究的是自然和形而上学问题。
本文将通过比较儒墨名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来探讨两种思想的异同之处。
一、人性的本质在儒墨思想中,人性被视为一种良心,请顺应天命,勤于修身,去除恶念,从而得到圣人和伟人的称号。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不过程度不同。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特别关注人类的理性,他认为人类是通过理性来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同时也是通过理性来实践自己的人类特质。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每个人都是主体,有自己的智慧,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评估。
二、道德准则的不同在名学思想中,儒家将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的四个基本准则。
其中仁是最为重要的准则,人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关心他人,帮助别人。
礼制和仪式也十分重要,帮助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
儒家的道德准则十分严厉,对任何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都予以惩罚。
亚里士多德则侧重于人类自我实现的道德准则。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类特质,需要通过自我实现来体现。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道德准则是灵活而非严格的,因为他强调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下实践自己的人类特质。
三、对知识的追求在儒墨学说中,知识是修身成为圣人的关键所在。
学习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儒家极力奉劝人们尽力去追求知识。
这种追求知识的行为往往也会使人们的道德更加完善,因为知识有助于我们理解秩序、理智、道德等方面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则强调通过观察来获得知识,这种知识是基于实践和经验的,并且是无穷无尽的。
通过对是否真实的反思和批判性思考,亚里士多德寻求到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
以儒墨为例的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的比较儒墨是中国古代两大学派之一,既有着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的思想观点。
名学思想是儒家学派重要的一部分,而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是古希腊哲学最为重要的学说之一。
本文将比较儒家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的异同点。
儒家的名学思想认为,人类本质是“良知”,也就是说,每个人天生都有一个良知,它的作用是指引人行为的方向,使其追求善,避免恶。
因此,人类的本性是善的,如果遵循良知的指引,就会实现自身的价值。
相反,如果忽略良知,犯下恶行,就会背离人的本性和价值。
在儒家的名学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中庸”,指的是遵循良知的中间点,不偏不倚的处事态度。
总之,儒家名学思想强调的是人性的善、人类的价值与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认为,人类最高的目标是实现幸福。
为了实现幸福,人类需要掌握正确的理性思考方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确的思考方法是从身上的经验中识别出共性,然后抽象出一般概念。
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概念,与名学思想中的良知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良知是人类先天具有的指引行为的方向和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中的概念,也是人类通过思考和认识抽象出来的。
它们都涉及到对于实践行为的指引和道德判断准则。
然而,儒家名学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在某些方面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在人性的理解上。
儒家认为,人本性就是善性,具有天赋的良知。
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不纯粹是善或恶,而是潜在的,需要通过后天的养育和教育带来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其次,在“中庸”的理解上,儒家和亚里士多德也存在差异。
儒家的中庸是一种积极的境界,追求的是完全遵从良知的完美状态。
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庸”,则更多的是一种平衡状态,通过恰如其分的行为达到最好的结果。
综上所述,儒家名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概念学说在许多方面存在共性,在对人性、道德、智慧等方面的理解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两者在某些方面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
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与陈那、法称的因明学有何异同?谢谢邀请让我回答这么艰深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是我的专业,但也是我在头条最受考验的答题!问题艰深不可怕,可怕的是怎样用最少的篇幅说明最难的问题,让头条的受众看得明白,有所收获。
在此,尽我所能解答如下:一、逻辑怎么来的?逻辑是针对人的思维散乱的情况而制定的思维规则。
什么是思维散乱?就是思维漫无边际,说话语无伦次、自相矛盾。
中学语文课本里讲到一个卖矛的人自夸自己的矛无坚不摧,同时又自夸自己的盾无艰可摧,这就是典型的逻辑悖谬。
本题所问的这两大逻辑系统就是为解决此类问题应运而生的。
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最让人熟知的是他的“三段论”。
即人要想说明自己的观点(逻辑学叫“命题”)必须要有两个前提,大前提和小前提。
比如:任何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大前提);“扒车门”违反了国家动车交通安全条例(小前提);所以“扒车门女”应该受到相应处罚(结论)。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不止这么简单,在《工具论》里有诸多逻辑分论,特别是《范畴篇》,对学习逻辑有重要指导意义。
陈那的“因明学”也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但他的方法是倒过来推证的,即先说出命题,然后再说出论据或前提。
比如:那个地方着火了(结论);从那个地方看到了浓烟(小前提);着火的地方都有浓烟(大前提)。
三、亚氏和陈那的高下要看在哪一个角度论。
逻辑学是哲学的命脉,自亚氏开创西方的逻辑学体系以来,至今哲学仍在为逻辑的问题互相厮杀,有时为了“真理”而争的你死我活(黑格尔语)。
这个体系日臻完善、日渐高深,对人类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而“因明学”是佛学系统内的逻辑学。
因为佛学是“出世间”法,因明学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世间法”而立的。
陈那最初的动因是为了解决佛教内“辩经”(辩论佛家经典)所立,是为了在弘扬佛法中把经典辩解透彻,让人信服。
玄奘法师(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在印度所学重点就包括这个内容,所以他能在古印度打败天下无敌手,称作辩才无碍,被誉为印度第一高僧。
!""#年第$期(总第%&#期)学术论坛’(’)*+,(-./0+1.2$,!""#((34356789:5;1.2%&#)因明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分析比较黄志强(广西师范学院政经系,广西南宁<$"""%)[摘要]在逻辑史上因明与亚里士多德各自建立了一套语言逻辑系统,从范畴分类和区分谬误两方面来看,因明的论述比亚氏更为详尽、深入,在表述上也更为清楚明确,说明了因明具有更强的论辩性和应用性,应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
[关键词]因明;亚里士多德;语言分析;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在古希腊,人们早就有许多关于语言的探讨和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无疑是最为系统的,对后人的影响也最大。
实际上,因明关于语言的论述并不逊于亚氏的语言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进行比较说明。
一、范畴分类在亚氏的著述中实际上有两个范畴分类,一是在其著名的《范畴篇》里提出来的,它区分出十种范畴,即实体、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活动和遭受,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范畴理论。
二是在《论辩篇》里提出来的,它与十范畴理论稍有不同,区别在于它的第一个范畴是“本质”,而不是“实体”。
在《论辩篇》中,亚氏建立了他的四谓词理论,认为谓词对主词的表述关系有四种,即定义、固有属性、属和种差。
就是说,对于一个形如“是@”的句子,@表述的可以是定义、固有属性、属或种差。
在此基础上,他为谓词对主词的表述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必须区别发现了上述四种形式的谓词的类。
这些类是十种:本质、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活动、遭受。
任何事物的偶性、属、固有属性和定义都应在这些范畴之中,因为任何通过这些谓词所形成的命题都表达事物的本质,或者事物的性质或量,或者其他一些谓词。
”在《范畴篇》中,亚氏认为,语言形式分为简单的和复杂的,前者叫“非复合的表达式”,如“人”、“牛”、“跑”等;后者叫“复合的表达式”,如“人跑”、“人获胜”等。
他说:“非复合的表达式表示实体、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活动或遭受。
”从这两段说明可以清楚地看到,亚氏谈到主词和谓词,分析主词与谓词的表述关系,由此得出十种范畴;他谈到简单和复杂的语言形式,以此把词和句子区分开来,并且从词区分出十种范畴。
因此,可以确定地说,亚氏得出十种范畴乃是基于对语言的分析。
自恰巴曲森以来,藏传因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因明范畴“摄类”排列成一个体系,标志着其范畴理论在形式上的成熟和系统化。
恰巴曲森最初列出十八对范畴,即显色白与红、实有法与假立法、相违与不相违、总与别、相属与不相属、异与同、合遍与离遍、因与果、有法与能别(因)、能相与所相、多因与多宗法、彼此相违、直接相违与间接相违、彼此互遍、是与非、是的反面与非的反面、确知是与确知非、了知事与了知常。
这十八对范畴大部分与语言[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A B C"#D)的研究成果之二。
[作者简介]黄志强(%E&#—),男,广西贺州人,广西师范学院政经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逻辑学、佛家逻辑。
#!万方数据逻辑有关,仅仅“能相与所相”一对是直接讲认识论的。
萨班·贡噶坚赞在《量理藏论》的前八品中重点论述了七对范畴,即境与心、能量与所量、总与别、成立与遣他、所诠与能诠、相属与相违、性相与所表,在其具体阐述中涉及到因与果、自相与共相、现量与比量、一与多、同与异、排入与立入、质与体、合遍与遣遍、排除他具与排除不具、常与物、立与破等十一对范畴,这样仍然是十八对范畴,它们也是与语言逻辑紧密相关的。
不过认识论的内容有所增加,如境与心、现量与比量等。
宗喀巴在《因明七论入门》中讲了二十对范畴,即境与具境、所知与所量、物与非物、因与果、亲因与疏因、有与无、比量与现量、所诠与能诠、量与非量、分别与无分别、谬误与非谬误、自证与他证、心与心所、相违与相属、遮与立、总与别、一与异、排入与立入、性相与所表、质与体等,特别对境与识、所诠与能诠、相违与相属、总与别、遮与立、量与非量、一与异等作了新的阐发。
以后,龙朵活佛的《因明学名义略集》、工珠·元丹嘉措的《量学》等著作对摄类范畴均有相似的表述。
普觉·强巴的《因明学启蒙》集“摄类”之大成,共提出二十多对范畴,即物质与心识、境与具境、能量与所量、总与别、成立与遣他、现量与比量、自相与共相、所诠与能诠、相属与相违、性相与所表、因与果、量与非量、一与多、同与异、立与破、常与物、排入与立入、遮无与遮非、质与体、后遍与遣遍、下遍与违遍、排除不具与他具、否定与肯定、是与非等等。
显然,普觉·强巴在范畴分类上更为合理和全面,在叙述上也更加细致和清楚。
可以看出,藏传因明的范畴分类比亚氏更为详尽,在概念的解释上也更为明确,这一方面是由于因明有着更强的论辩性和应用性,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语言的分析。
因明家一般把人们的认识对象分为外境与具境,宗喀巴说:“可知晓或可明了,为外境之性相。
”“能理解或能明了,为具境之性相。
”前者为客观认识对象,后者为主观认识对象,它们分别以“所诠”和“能诠”作为认识手段,而这二者及其种类都是以语言作为媒介并加以呈现的:“由名言而了解,为所诠之性相。
分为二:由言语动机之心识执著之力,从语言所了解之义,为执著所诠之性相;由言语动机之分别识显现之力,从语言得知了解,为由执著所诠引出直接所诠之性相。
”“由语言之力使能理解所诠意义,为能诠之性相。
从性质方面分为:名、句、文三种。
唯能诠表境物之性质,为名之性相,如言瓶子。
……能结合境物之性质与差别而诠表,是句之性相,如说小瓶子。
能结合诠表境物差别法行止之事,为文之性相,如说用小瓶子盛水来。
……能诠从讲说时分为:执著之能诠及由彼说出之直接能诠二种,后者如说瓶之‘声总’。
”以上引述可知,藏传因明无疑是从语言动机或语言之力的有意义的表述中得出诸多范畴的,而且这里也使用了亚里士多德提到的语言形式:非复合的表达式即“名”和复合的表达式即“文”。
从用词的角度来看,因明的表述显得更为合理和全面,亚氏的非复合的表达式只是一些简单的纯名词,复合的表达式实际上是语句,如“人跑”在日常语言中表示为“人在跑”,却遗漏了复合词的表达式,像“小瓶子”、“《水浒传》的作者”、“铁桶”之类的复合词是亚氏的两类语言形式没有涵盖的,而因明用“句”这种语言形式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在因明家看来,事物的自相本身和我们对它们的正确感知(真现量)是无分别的,当人们用诸多名言种类即各种范畴去称谓、认识、理解、谈论事物时,就产生了有分别的共相或比量,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也就产生了分别识。
宗喀巴认为,这种分别识实际上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将语言之名和名言之实事义结合而执之识,为结合语言分别识之性相,……分别识从所见境方面分为三种:(!)如未熟谙语言者之相续中,见瓶之声总之知觉,为唯见声总之分别识。
(")如未熟谙语言者之相续中,见瓶之义总之知觉,为唯见义总之分别识。
(#)如熟谙语言者之相续中,执瓶之分别识,为兼见声总义总二者之分别识。
”事物个体的属性是无限多的,有的是普遍属性,有的是特有属性,要熟谙所有语言才能把握其全部性质,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用未熟谙语言的范畴这些分别识去谈论事物的属性,主要是撇开事物的特有属性而把握其普遍属性,也就是将语言的名称与词项(名言)所表达的意义相结合而产生诸范畴。
显然,这里是从人类运用语言的局限性的分析中而区分出各类范畴的。
如遮止与排他这对范畴,普觉·强巴指出:“谓以执自(事物本身)分别,由直接阻止所遮而了别,为遮止之性相。
……谓以诠自之语,于自己所遮之遮止处,既是执自分别之所量,又是成立之相符事,又为缘是遮止之相符事,为遮自身非是之排他性相。
”二、区分谬误亚里士多德关于谬误的论述是非常出名的,他$"万方数据在《辨谬篇》中区分出十三种谬误,对这些谬误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解决它们的方法。
亚里士多德主要把谬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赖于语言的谬误,有六种;另一类是不依赖于语言的谬误,有七种。
我们主要看他关于依赖于语言的六种谬误的论述。
亚氏认为,在表达的时候,有些词是有歧义的,因此会产生两种谬误,一种是语词歧义。
比如“知道口信的人才能获知传达给他们的口信,因此知道的人获知”。
这里“获知”一词既可以表示使用知识来进行“理解”,也可以表示获得知识,因此是有歧义的。
另一种是语句歧义。
比如“谈论无声是困难的”,这个句子显然有歧义,如果“无声”作“谈论”的宾语,表示谈论的对象是无声的,意思可以是“关于无声的谈论”;而如果“无声”作“谈论”的状语,表示谈论本身是无声的,意思就可以是“无声地谈论”。
此外,同一个表达式在分开说与合着说时其意思往往不一样,由此会出现两种谬误,一种是合谬,如“一个人能够端坐和行走,能够写字和不写字”,它给人一种感觉,有人似乎可以边坐边走、同时写字和不写字,这显然是荒谬的;另一种是分谬,如“!是"和#”,用!表达的东西用“"和#”来表达是不合适的。
最后两种依赖于语言的谬误是错放重音和变形谬误。
前者与句子的读法有关,有些词在重音读法不同时会导致句子的意义发生变化,如“王某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如果“好”字读上声(音郝),那就表示王某性格随和、容易采纳别人意见;如果“好”字读去声(音浩),那就表示王某是一个饶舌者。
变形谬误涉及阳性、阴性、中性词以及动词和分词的变化,如一篇文章标题“评鲁迅论孔子”,词语结合关系不同会有不同的意义,若是“评/鲁迅论孔子”,意为“评鲁迅对孔子的论述”或“评鲁迅的孔子观”;若是“评鲁迅/论孔子”,意为“评鲁迅并且论孔子”。
显而易见,亚氏的这些研究主要是为了澄清词的意义和句法结构的意义,与语言分析紧密相关,可以说,这是典型的纯粹的语言分析。
佛家逻辑关于谬误的论述及分类更是无与伦比的,它谈得最多的是论式和语言方面的谬误。
由宗因喻组成的论式是新因明的证明理论,它极其重视对语言的运用,体现着语言逻辑的本质和特征,这明显地表现在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共许极成”。
所谓共许极成是指立敌双方对论式中的所有概念(宗法、因法、有法、同品和异品)和除宗“随意乐立”经一番论证才能达到一致之外的其他命题(因喻),必须取得一致的认可,才能充当论辩的材料,否则就会产生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