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

收稿日期：2015-0５-２７网络出版网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50729.1100.022.html网络出版时间：2015-7-2911:00:36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三角一体化中的江苏战略研究———兼论苏南、苏中及苏北的集聚、辐射与联动》(14ZHB001)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孙亚南（1978-），男，南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一、引言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国家战略叠加地，在“十二五”规划收官和“十三五”规划开启之际，长三角地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长三角一体化、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江苏沿海地区开发、舟山群岛新区开发、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在长三角地区次第展开，不断为其提供新的动力和发展机遇。自2008年长三角一体化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以来，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4年12月沪、浙、苏、皖商务部门签署了“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有力地推动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2015年3月26日，长三角公路交通运输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标志着长三角交通一体化迈入了新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副司长邹勇2015年3月表示，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长三角城市群绝大多数城市处于上海3小时经济圈内，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升。然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并非一蹴而就，历经十数年努力，且目前仍是机遇挑战并存，问题桎梏同在，而梳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紧抓长三角一体化新机遇，挖掘长三角一体化深层问题，进而提出有效措施来应对长三角一体化的新形势，不仅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长三角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必备条件，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难点所在。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国家战略及经济内生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目前已由“浅表一体化”延伸至“深层一体化”。具体而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体历经4个阶段，即一体化萌芽阶段（1982～1988年）、一体化展开阶段（1990～2000年）、一体化加快阶段（2000～2008年）、一体化深入阶段（2008年至今）（夏宝龙，2014）[1]，各阶段发展动力与成果如表1所示。不可否认的是，长三角一体化不同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合作与推动，在一体化加快阶段尤为明显（孟涛、马燕，2015）[2]，具体政府举措及发展成效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推动与支持，同时，新常态下的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也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三、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新机遇1.机遇一：国家战略聚焦与叠加机遇近年来，国家和地区积极支持长三角一体化率先发展，先后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长三角检验检疫一体化合作备忘录》、《关于开展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的公告》、《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安徽承接产业转移若干政策建议》《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旅游一体化行动纲领》、《建立联合整治机制，推进长三角生态环保一体化》等一系列政策，短时间内如此密集与全方位的政策历史罕见，而这些政策皆旨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无疑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大机遇。2.机遇二：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进入新常态，而推动新常态下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笪孙亚南（南通大学商学院，江苏南通226019）眼摘要演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背景下，在多重国家战略聚焦和叠加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新的机遇，正在由“浅表一体化”向“深层一体化”深入，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然而，由于资源基础、制度机制等原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与发展桎梏；如何紧抓机遇、应对挑战、突破桎梏、率先发展，不仅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然选择。眼关键词演长三角一体化；新机遇；挑战；当下对策[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5）10-0065-04ＤＯＩ：10.13253/j.cnki.ddjjgl.2015.10.01１2015年10月第37卷第10期Oct.2015Vol.37No.10当代经济管理CONTEMPORARYECONOMICMANAGEMENT

65All Rights Reserved.孙亚南：新常态下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

产业转型升级是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长三角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受到产业同构和低效率重复建设的困扰，阻碍了区域一体化的分工协作，而新常态下国家整体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规划无疑为长三角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且“十二五”规划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了发展若干重点产业，长三角地区产业定位于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国家政策对这些产业的支持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及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3.机遇三：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机遇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被寄望成为新形势下上海改革开放基因的“培养皿”。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形成经过实践检验且确实管用有效的基本管理制度，特别是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扩区，其带来的巨大“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已初现端倪。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有着长期良好合作的基础（滕永乐、沈坤荣，2014）[3]。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上海与周边城市的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空间将不断拓展。上海将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平台，努力做好加快自身发展与主动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这两篇大文章，与长三角兄弟省市一起，共享改革开放新机遇，共同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出应有贡献。4.机遇四：城市圈及城镇化建设机遇长三角被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30个城市的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元，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王牌”。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形成集群优势，有利于在统筹东中西区域发展中发挥先导作用，有利于在深化城市合作中提升整体竞争合力。2015年3月26日至27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五次市长联席会议召开，本次会议致力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建设更高水平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深化区域合作，强化创新驱动，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一步扩大上海自贸区的辐射效应，促进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继续在制度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新的起点上共同打造长三角经济“升级版”。表1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历程阶段动力合作内容合作成效萌芽阶段（1982~1988年）改革开放后“上海经济区”制度框架一体化理念的提出、合作框架构建、企业间“横向联合、品牌共享”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初步构建，省市领导人会议初步确立展开阶段（1990~2000年）浦东开发、国际产业转移企业跨区域发展、政府间协作加强市场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加快、每两年召开“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加快阶段（2001~2008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化进程加快国内外企业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分工、地区间产业分工新格局构建多层次多内容的一体化机制形成、社会资本整合大幅提升深入阶段（2008年至今）《指导意见》、《区域规划》的出台，上海自贸区的成立经济、市场、交通、环境、生态全方位多领域的深度一体化合作长三角一体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打造国际化都市圈和城市群表2政府推动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作用时间事件成效2003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赴上海、南京考察学习，浙江与上海、江苏分别签署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技术交流的协议拉开三省市高层频繁互访的序幕，长三角区域合作骤然升温，2003年因此被视为“长三角元年”2005年12月25日首次长三角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杭州召开长三角区域合作正式纳入三省市最高决策层视野2007年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习近平提出“长三角联动发展，一加二大于三”的发展理念；长三角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11月底在上海召开长三角的合作向全方位、深层次发展，长三角定位于世界级城市群，提出了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的新要求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公布，第42条中明确提出“积极推进泛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泛长三角”首次被写入中央文件，意味着“泛长三角”被提至国家战略层面，长三角区域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出台，要求建立健全泛长三角合作机制2011年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发展促进基金，在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产业升级方面发挥作用2013年至今长三角“八巨头会议”召开，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核心决策机制建立；迄今为止，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已召开10次诸多“一体化合作协议”不断签订，一体化合作进入“深水区”

66All Rights Reserved.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挑战1.挑战一：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不协调由表2可知，长三角一体化的开启是政治动员的产物，因此长三角的发展至今仍受到政治的牵绊，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该种发展模式面临着巨大的弊端，一方面由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政府行为的可监督性无法保障，可能使长三角一体化未能沿着最佳路径推进；另一方面受传统地方政绩考核的影响，政府间尚未达成一致的利益协调机制，在非合作性博弈中，地方政府有动力也有能力在区域一体化合作中违约，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以邻为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张颢瀚（2013）列示了市场机制下的都市圈经济与政府机制下的行政区经济之间的主要区别和矛盾[4]，见表3。

由表3可知，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的不健全，致使政府频频对市场产生干预，造成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间根本性的矛盾，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阻碍和桎梏，也是长三角完全一体化要应对的首要挑战。2.挑战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虽然长三角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形成了制约。除政治和制度因素影响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包括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在内的要素差异，从目前情况来看，上海、苏南、浙北地区的要素资源比较丰富，而苏北和浙南的资源相对匮乏，导致长三角发展呈现出“上海———苏南（浙北）———苏北（浙南）”的梯度差异；要素差异的直接影响是产业差异，要素资源丰富地区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而不具备优势产业的地区发展则相对落后和被动，长期以来则直接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据调查，自1995年起，长三角内部59县（市）之间的差异一直处于不断扩大趋势，严重制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3.挑战三：产业同构严重，集聚水平不足，缺乏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由于客观条件相似以及政府利益驱动下的投资方向一致，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不仅产业相似系数高（禚金吉等，2011）[5]，同一层次中的产业结构也相同，城市特点缺乏鲜明性。据调查，长三角核心区16个城市中，分别有11个、8个、12个城市将汽车、石化、通信作为重点发展产业（解艳波、陆建康，2010）[6]。虽然产业同构客观上为产业集聚创造了条件，但产业集聚不是简单的重复和集中，而是产业的链接和产城的融合，产业集聚的目的是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产业功能整合，要求企业之间加强信息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链接发展，进而提升整体竞争力。然而，目前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在利益驱动下重复建设严重，难以实现集群效应，造成资源大量浪费，也无法培养品牌竞争力。4.挑战四：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足，难以发挥城市群效应城市群建设有助于促进城市圈内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通过“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来逐渐缩小地区间差距。然而，从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现状来看，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尚未形成，存在较为严重的“简单均衡”或“一城独大”现象，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足，难以发挥城市群效应，影响一体化发展（王振，2015）[7]。此外，从城市群发展效率来看，由于各城市圈中心城市的辐射半径差异，致使圈外被辐射区域的“塌陷区”和“重叠区”同时存在，资源浪费和短缺同时并举（袁贺，2011）[8]；从城市群发展质量来看，资源与环境压力逐年加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持续上扬而生活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城市群的发展质量面临考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五、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策建议1.推进政府层面改革，创新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政府作用不可或缺，但政府之间必须突破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积极探索、构建有利于推动资本、技术、产权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制度安排，形成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旅游市场乃至口岸、生态环保、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为保障长三角一体化顺利实现，政府要主动破除一切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性障碍，加快形成相互协同的管理机制、合作机制、服务机制和推进机制。此外，在“十三五”规划启动之际，长三角各省市政府有必要实现省市间“十三五”规划的有效衔接，从制度层面上指导、引导各城市协调发展。2.紧抓发展机遇，促进重点领域一体化的率先突破长三角一体化涵盖诸多方面，所有方面同步实现一体化是不可能的，长三角应紧抓发展机遇，利用优势依托，促进重点领域一体化率先突破。具体而言，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以强化长三角城市间公交、地铁和城铁等公共交通设施的延伸和联通；在互联互通方面，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为武装，打造物流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的长三角物流网。在生态环保方面上，可以探索建立长三角环境监测数据及空气质量预测预警信息共享机制，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机制，表3都市圈经济与行政区经济比较主导力量利益分配行为界限参与主体都市圈经济市场、企业自主市场利益共享开放、公平竞争横向、平等合作行政区经济政绩、政府干预非共享利益分割封闭、行政壁垒纵向、行政级别孙亚南：新常态下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