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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异化和归化看中医名词术语翻译作者：曲倩倩来源：《群文天地》2012年第18期摘要：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方法是翻译界长久以来争论的问题之一。
针对中医翻译的特点，笔者认为，采用异化翻译法能够更好地保留中医文化的特色，提升中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关键词：异化；归化；中医名词术语；翻译法异化( foreignization )和归化（domestication）是韦努蒂（Venuti）提出的两种翻译方法。
异化翻译法倡导适度放弃目的语的习俗和惯例,借用来源语固有的语言文化素材实现来源语的语用意图,以保留来源语文化的异域性和原文的风貌。
归化翻译法则主张恰当沿用目的语的习俗和惯例,利用目的语自身的语言文化素材体现来源语的语用意图,以尽量减轻译文读者对译入文化的异质感。
随着中医在全世界的推广，其影响力也早已超出了国界，因此搞好中医翻译对推广中医无异于如虎添翼。
笔者认为，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能够更好地实现此目的。
一、异化在翻译中的必要性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语言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体现文字优美流畅,更要尽可能地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特有的文化意象。
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
因此,在翻译中如何处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王宁教授认为：文化研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话语模式（王宁, 2007）。
肯定“破学科”，肯定“差异”，必然会带来翻译方法上的观念的革新，意即消解“归化”而肯定“异化”（王宁,2002:316）。
德勒兹（Gilles Deleuze）提出一个公式：他者（other）＝一种可能的世界之表现。
韦努蒂认为异化的翻译方法有利于抑制“翻译中种族中心主义的暴力”（ethnocentric violence of translation），利用翻译中的“他者”概念有利于抵抗文化自恋情结（cultural narcissism）和文化帝国主义（Venuti，1995：20）。
神经毒素的新测定法
任琨
【期刊名称】《职业与健康》
【年(卷),期】1989()2
【摘要】今年八月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研究人员独家发明出利用组织培养技术测定有毒氨基酸对神经系统毒性作用的新方法,不仅阐明了致病机理,还为药物学,职业病和保健医务工作者检测有毒化学物质提供一个得力工具。
早在三十年前,该学院已经研究出神经细胞培养系统,为新检测法奠定了基础。
将大鼠或小鼠胎儿神经细胞和肌肉纤维分离出来,置于培养皿中,加入适当培养基后在恒温下培养,六、七天后奇迹出现了。
【总页数】1页(P26-26)
【关键词】神经毒素;鼠胎;培养系统;有毒化学物质;肌肉纤维;阿尔伯特;大鼠;组织培养;神经系统毒性;接合体
【作者】任琨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135
【相关文献】
1.几种新的蝎毒神经毒素的纯化及它们某些性质和结构的初步研究 [J], 胡纫秋;王淼
2.一种强毒性中华马氏钳蝎哺乳动物神经毒素新晶型的初步晶体学研究 [J], 金雷;王大成
3.鱼体中三甲胺（TMA）含量的一新测定法——气敏电极测定法 [J], 郭大钧;奚印慈
4.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新模型:调整后的完全价值测定法 [J], 盛均全; 邹鑫; 邓至义
5.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新模型：调整后的完全价值测定法 [J], 盛均全; 邹鑫; 邓至义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ENGLISH ON CAMPUS2023年33期总第681期顺应论视角下《长津湖》字幕翻译研究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影视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优质的国产电影迈出国门。
而国产电影作为宣传中国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其字幕翻译无疑是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2021年国庆档红色影片《长津湖》一经推出便备受赞誉，并顺利在海外上映。
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语言的交流，字幕翻译是语言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长津湖》能够顺利在海外上映，正是得益于其高质量的字幕翻译。
本文从顺应论视角出发，从语言语境、交际语境、文化语境三方面探讨顺应论在《长津湖》字幕翻译中的运用，希望本文能够为红色电影的对外传播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长津湖》；顺应论；字幕翻译；对外传播作者简介：宋晓娜（1998-），女，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英语教育。
一、引言笔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近年来学者们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国外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对国内受众产生的影响，很少关注国内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在海外传播的效果。
而影视作品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媒介，其字幕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国内影视作品翻译质量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这也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影视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过程中为了顺应多层次、多维度的翻译目的，无不涉及对多种选择的确定，而这恰好与顺应论的内涵相契合。
顺应论认为语境因素的顺应是指语言的使用和选择要与语境互相顺应，语境包括交际语境、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其中交际双方是语境中最重要的因素。
基于此，笔者从顺应论角度出发，探讨《长津湖》字幕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助推国内更多优秀影片“走出去”，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二、电影《长津湖》概述影片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向观众生动形象地还原了抗美援朝的英雄们为保家卫国而奋勇抗战的场景，展现了战士们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精神和炽热的爱国精神。
‘自然科学史研究“㊀第42卷㊀第2期(2023年):226 240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l.42㊀No.2(2023)近代遗传单位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 gene 的中译徐丁丁밨(深圳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中心,深圳518060)摘㊀要㊀20世纪初,随着遗传学的进步,经典遗传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gene 一词在出现不久后也进入国人的视野,并产生了若干译名㊂经过四十余年的积淀,中文 基因 一词最终得到普遍使用㊂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 基因 一词的中译和演变,是反映近代遗传学知识在中国的建构与本土化过程的典型案例㊂中国近代遗传学共同体对译名学术性和普及性等要素的反复衡量,也体现了多种因素在科学传播中对概念形成的共同作用㊂关键词㊀遗传单位;gene ;基因;中译中图分类号㊀N092文献标识码㊀A㊀㊀㊀㊀文章编号㊀1000-0224(2023)02-0226-15㊀㊀㊀收稿日期:2021-12-14;修回日期:2023-04-25㊂㊀㊀㊀作者简介:徐丁丁,1982年生,湖南益阳人,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㊁生命科学史,Email:tritonx100@㊂㊀㊀㊀基金项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科研2019年度项目 近代遗传学名词的中译与演变 (项目编号:YB2019015)㊂㊀①㊀相关论著很多,如:刘玲:‘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中遗传与进化内容的变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付雷:‘现代遗传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中学生物教科书的视角“(‘中国科技史杂志“,2014年第2期,第147-157页);刘丹:‘高中生物教科书中基因相关内容的变迁“(‘中学生物教学“,2015年第9期,第6-8页)㊂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对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的观察和总结㊂㊀②㊀高翼之记载,谈家桢在中国遗传学会第2次遗传学教学学术讨论会(1984㊃广州)的致词中曾说: 我一生中作为当今生命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 基因 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出色的中文译名之一㊂20世纪初, gene 概念出现后不久传入中国,其名词的中译和演变,对遗传单位概念的理解和近代遗传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影响深远㊂探究 基因 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日益引发研究者的关注㊂①关于 基因 一词中译名由谁提出,遗传学者高翼之十分肯定为谈家桢㊂他说: 谈家桢在留学美国期间应邀为国内科学杂志撰文介绍现代遗传学时,把gene 的汉译名定为 基因 ㊂有趣的是,当时因校对人员工作疏漏,误刊为 因基 ㊂[1]他在其他文章中也坚持此说㊂②[2-4]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著名的遗传学家之一,谈家桢被视为 基因 一词中译名的定名者或许是一些后辈学者的良好愿望,也符合把 伟业 归功于伟人的某种传㊀2期徐丁丁:近代遗传单位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 gene 的中译227㊀㊀统㊂然而,愿望和真相是两回事㊂无论是该名词的翻译,还是谈家桢的科学活动,都是近百余年间的事情,近现代史的考镜源流有大量史实可据,高先生的说法可靠与否,还得看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视㊂最得意的杰作是把gene 翻译为基因㊂ 这一句话后为许多出版物引用,有的直接将谈家桢写作 基因 的第一位译者㊂甚至有人据此引申出 中国人使用基因概念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的推断㊂此后,高翼之回忆谈家桢的话,曾说 从他讲话时的表情和语气来看,更多的是带有调侃的成分 , 但我可以肯定他是讲过那句话的,并且我也相信把 Gene 一词译为 基因 是始于谈家桢先生,因为他不需要无中生有地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来㊂ 见:高翼之致冯永康信函,2014年6 7月㊂谈家桢夫人邱蕴芳在‘我忆谈家桢“(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页)中则认为, 自约翰逊提出 gene 这个单词之后,国际遗传学领域就用 gene 替代了孟德尔在19世纪提出的 factor ,中译为 因子 ,而中国的遗传学领域在1937年前依然沿用 factor 的中译名 因子 ,这显然在语言上与国际同行脱节了,因此家桢把 gene 译成 基因 并引入了中国 ㊂这一表述似是对上述说法的一种细化和加工㊂但是,就高翼之所述的字句本身而言,似不能认为谈家桢有表述自己首次翻译了 基因 的意思㊂本文在文献追溯和合理探讨的基础上,认为谈家桢确实在 基因 一词的中译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表达是有历史根据的,对此的引申则不符合谈家桢的原意㊂此外, gene 一词1922年即中译为 因子 并流行多年,中文的 因子 不能只看作 factor 一词的译名㊂在此,笔者感谢冯永康老师提供信函内容㊂㊀①㊀钟扬㊁李辉2016年8月18日在上海图书馆所做讲座‘解读我的美丽基因组“,讲座预告见: /jiang /list /list.aspx?id =3981,讲座音频见::81/vod /mp3/160808.mp3㊂㊀②㊀卢惠霖(1900 1997),湖北天门人,医学遗传学家㊂1925年在岳阳湖滨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经教会选派赴美留学进修生物学,1926年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深造,是在摩尔根(T.H.Morgan)实验室学习的第4位中国学生(前三位分别为陈桢㊁陈子英㊁李汝祺,第5位即谈家桢㊂不过谈氏赴美时,摩尔根已在加州理工任教)㊂1929年秋回国,1935年执教于雅礼中学,兼任湘雅医学院副教授,1943年担任湘雅医学院教授㊂㊀③㊀在讲座中,钟扬提到谈家桢晚年托付他写文章予以澄清,但他一直未能找到谈家桢提到的那篇文章㊂此事 至少已过去十年,还没有完成谈老的遗愿 ㊂不料,2017年9月,钟扬在内蒙古出差途中不幸去世,这篇未竟的文章遂成永远的遗憾㊂㊀㊀实际上,根据植物学家钟扬回忆,谈家桢在去世前不久曾特意提到, 基因 这个中译名由他创造的说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他还在20世纪40年代在武汉大学的学报发表文章,反对把 gene 译为 基因 ㊂①对于这一译名的贡献,谈氏认为应当归功于较他更早赴美留学且同出摩尔根实验室的另一位中国学者 遗传学家卢惠霖㊂②不过,公众认同一旦形成,就不易在短期消解或改变㊂在谈家桢去世后, 最早将 基因 一词带入中文 仍然与发现嵌镶显性现象一道,作为谈氏一生中最出色的成绩之一,并列出现在全国各大报刊的新闻通稿里㊂[5]其影响更加深远㊂追溯文献,上述谈家桢和高翼之所指的文章实系一篇,即谈氏于1936年发表于‘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的‘遗传 因基 学说之发展“(谈家桢言 40年代 或为晚年误记,故钟扬一直未能找到此文③)㊂[6]但全文均用 因基 而不用 基因 ,校对疏漏的说法似不能成立,也可佐证谈氏当时未认同 基因 这一译法㊂这一名词的翻译和传播,显然另有途径㊂科学名词术语在出现和传播后,需要相关科学共同体的参与和认可,才能成为科学共同体所遵从的范式的重要内容,科学术语的译名正是如此㊂特别是当一门学科尚未完全本土化之时,一些重要译名的选择与确定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点在近代科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㊂一个重要名词的引进㊁翻译㊁传播与接受,其背后往往反映着一个学科知识体系的本土化进程㊂ 基因 一词的中译,也应回到这一背景中来考察㊂㊀228㊀自㊀然㊀科㊀学㊀史㊀研㊀究42卷㊀1㊀遗传单位概念的早期演化与 gene 一词的出现1865年,近代遗传学奠基人孟德尔(G.J.Mendel)在德国小镇布隆(Brunn)自然科学学会的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报告了他对豌豆杂交实验进行统计和分析的结果㊂在这篇划时代的论文中,作者写道:实验证明,稳定的后代只有在卵细胞和受精花粉属于同样性质因而两者都具有创造十分相似个体的要素(Analge)①时才能形成,就像在纯种正常受精的情形那样㊂所以我们必须认定,在杂种植株中产生稳定类型时,必然有完全相像的因子(Fac-toren)在起作用㊂②事实上,从理论方面,这个假设完全足以解释各代杂种的发育,只要我们同时假定在杂种中不同种类的卵和花粉细胞其平均数目相等㊂[7]20世纪初,随着孟德尔工作的 再发现 ,1901年,英国遗传学家贝特森(W.Bate-son)将其论文翻译为英文,并加注释说上述两段话 包含着孟德尔遗传原理的精髓 ㊂[8]必须指出的是,孟德尔在论文中采用了多个具有 特性 ㊁ 因素 含义的名词来表示遗传单位的概念,如Merkmale㊁Charakter㊁Element㊁Faktor等[9],用于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逻辑推理,但并不对应某种具体的物质㊂从某种意义上说,孟德尔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把数学和统计方法应用于实验分析,从而归纳出清晰可辨的遗传规律,他不曾探究其理化基础和生物学功能的实现途径(当时也不具备相关的研究基础)㊂因此,孟德尔的遗传单位是符号化的,它是具体的 性状 在抽象层面的表述㊂③20世纪初,随着孟德尔定律的 再发现 和颗粒遗传观念的发展,生物学家们又陆续采用了一些意义相似的词汇,如 单位性状(unit character) ㊁ 单位因子(unit factor) ㊁ 因子(fac-tor) ㊁ 性状单位(character unit) 等,便于对实验的统计㊁分析和说明㊂[10]可以看出,在孟德尔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性状 和 因子 的含义是紧密相连的㊂在今天的知识里,作为外在表现的 性状 和作为内在机制的 因子 显然是两个概念㊂但在当时,人们对遗传的物质基础缺乏了解,既然特定性状本身和决定特定性状表现的遗传单位互为表里,因此 单位性状 这类词汇既可以表示遗传的实际结果,又有着遗传中不变因素的含义㊂今天仍在使用的 显性性状 (dominant character)㊁ 隐性性状 (recessive character)等概念,还可看出这种思维的影响㊂①②③吴仲贤将之译为 材料 ㊂Mendel Gregor.Versucheüber Plflanzen-hybriden.Verhandlungen des naturforschenden Ver-eines in Brünn,Bd.IV für das Jahr1865,Abhandlungen,1866,pp3-47.此处译文参考高翼之‘解读宝籍 孟德尔和他的论文 植物杂交的实验⓪“([4],10页)㊂如陈文盛就认为,孟德尔并未提出遗传物质的具体概念,把merkmale等词汇译作factor(因子)或determinant (决定子),是贝特森等人的 过度诠释,让大众以为孟德尔已经有基因的观念 ([25],33-34页)㊂㊀2期徐丁丁:近代遗传单位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 gene 的中译229㊀㊀随着颗粒式遗传观念的发展,在达尔文泛生论(pangenesis)①的基础上,荷兰生物学家德㊃弗里斯(H.de Vries)于1889年提出,生物的每一个外部性状都是由细胞内一种看不见的特殊颗粒决定的,他把这种颗粒称为 泛生子 (pangene,德语为pangen)㊂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森(W.L.Johannsen)在其著作‘精密遗传学原理“(Elemente der exakten Erblichkeitslehre)中,把 pangene 一词缩短而成 gene (德语为gen),试图代替语义含混的决定子(determinant)等词汇,从而独立出某种具体的遗传因子概念㊂[11]不过在他的认知中,gene只是 一种计算或统计单位 ,且反对将其实质化㊂②1900年孟德尔定律被重新发现后,不少学者开始在不同的物种中进行实验㊁证明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广泛性和有效性㊂与此同时,一些生物学家也开始了对遗传物质基础的探索㊂这些研究推动了人们对遗传因子在细胞内的位置㊁ 颗粒遗传 的物质基础和机制等问题的认识,使 遗传因子 这一抽象的假设逐渐具体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概念㊂20世纪初,萨顿(W.S.Sutton)和博韦里(T.Borevi)通过研究减数分裂和染色体行为的关系,提出了遗传因子位于染色体上的假说㊂这些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遗传学家摩尔根(T.H.Morgan)及其弟子斯特德文特(A.H.Sturtevant)㊁穆勒(H.J.Muller)㊁布里奇斯(C.B.Bridges)等人,以果蝇为材料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了伴性遗传现象,随后又解释了性状连锁现象,提出连锁互换规律,并进行了遗传作图㊂1915年,他们出版了‘孟德尔遗传的机制“(The Mechanism of Mendelian Heredity),肯定了遗传因子的实在性㊂此后,他们逐渐用 gene 一词取代了此前使用的 factor ㊂1926年,摩尔根出版了巨著‘基因论“(The Theory of Gene),系统地介绍了基因学说,把基因视为在染色体上排列的实体,开始形成经典遗传学中基因集遗传(功能)㊁突变㊁交换 三位一体 的最小遗传单位的理论㊂[11] gene 成为现代遗传学上最重要的名词之一,其含义在百年间迅速发展,至今仍在不断充实和更新㊂2 遗传单位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10年代之后,孟德尔学说和遗传学新知逐渐传入中国㊂时人对此颇为注意,说: 遗传学,系一千八百六十年,补林(Brunn,布隆)之僧明铁若(孟德尔)所实验而得者, 近十三四年来,日形发达,有旭日冲天之势 ㊂[12]一生以科学救国为执念的秉志在‘科学“杂志第1卷第1号中介绍道: 自门德尔植物遗传论(后) , 近世欧美业牧畜者,无不习门德尔之学说 ㊂[13]在这种情形下,遗传单位和遗传因子的概念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㊂和国际情形一致,早期的中文文章即介绍性状(character)为遗传单位㊂1913年,一①②这是一种早期的颗粒遗传思想㊂法国哲学家莫佩尔蒂(P.Maupertuis)认为,来自父母双亲的粒子(particles)决定子女的特性(attribute)㊂1868年,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一书中提出,身体各部分都能产生 微芽 (gemmules),通过血液集中到生殖细胞㊂受精卵发育时,这些微芽分别发育为身体的各个部分㊂在生殖细胞中聚集的微芽组合不同,后代的发育表现也就不同㊂他将这一理论命名为泛生论㊂江可达编著:‘承载生命的符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59页㊂㊀230㊀自㊀然㊀科㊀学㊀史㊀研㊀究42卷㊀篇译文提到孟德尔对其遗传实验的机制猜想时说: 其结论谓遗传物质之一物,宛如化学者所论之原素 , 此一定不变之遗传物质,梅氏(孟德尔)与以单位性质之名 ㊂[14]1917年,陶知行(即陶行知)介绍说 孟特儿之三原理为何,一曰单独性情(Unit Characters),二曰性情分立(Segregation),三曰性情之隐显(Dominance and Recessiveness) ㊂①这类名词,反映了前述20世纪初期遗传学界的流行看法㊂1917年,时为北平农业大学学生的卢守耕②发表了‘生物上子不类亲之理由“一文,详细描述了遗传学自孟德尔到摩尔根的工作,主要对遗传中何以发生性状改变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其举例包括豌豆㊁鼹鼠㊁多塞特羊㊁血友病㊁果蝇㊁色盲症等,几乎涵盖了当时根据孟德尔遗传学所进行的各物种的代表性实验㊂[15]值得注意的是,卢守耕在文中引用了约翰森的 表型 和 性型 (即基因型)两个概念,并提及了 gene 一词:植物中,又有表面观之似为一个之独立性质即gene(遗传单性)㊁而实则由二种以上之性质结合而成者,是亦由异性交配,遂起性质上分离结合之作用,而发现与亲相异之性质也㊂就目前所见,卢氏是国内最早对 gene 一词进行解释的人㊂但就此句而言,他注释的 遗传单性 实际上指的是性状㊂作者同时在前后文中又引用了 单位形质 和 因子 等词,但他既未对这些名词进行解释,也未提及其间的关系㊂1923年石正邦的一篇文章,解释杂交后子二代呈现显隐性状的原因是 雌雄两亲所具的 遗传质 (或称 因子 )一方是 优性 ,一方是 劣性 , 优劣二种因子合起来便称一对 对等形质 ,优劣因子多数时则称 复对形质 ③等㊂[16]以优劣作为命名,不知是否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而此处所指的 形质 其实也指性状㊂1923年6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遗传学“,被认为是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最早的遗传学教科书㊂该书由金陵大学农科毕业生李积新④编著,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校订㊂作者在文中注释道: factor,因子者,各项性质之谓也 ㊂不难发现,把因子(factor)和性状(character)相混同,是当时常见的情况㊂随着遗传学的进步和遗传物质基础研究的进展,性状和因子概念逐渐区分,得以更加准确地阐释孟德尔遗传学的现象和机制㊂这些进展也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㊂1917年,赵经之⑤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遗传质者,有只谓在核之染色体中 , 此遗传质者,恰如一个①②③④⑤今称单位性状㊁性状分离㊁显性和隐性㊂卢守耕(1896 1988),浙江余姚人,农学家㊂1918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㊂1925年后任浙江省立农业专门学校教员㊁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讲师等职㊂1930年考取留美公费,赴康奈尔大学研究植物育种等,193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央农业试验所技正,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㊂1945年任台湾糖业试验所所长,1954年任台湾大学教授㊂从这里也可以再次看到早期遗传学界对 因子 和 形质 (即性状)两种概念的认识㊂文中所称的对等形质(alleromorph)概念,此后为等位基因(allele)所更新(复对形质和复等位基因亦同)㊂而在当时, 形质 表示的是抽象概念的性状(character), 因子 的含义则还比较模糊㊂李积新(1892 ?),浙江杭县人,近代农学家,1918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科,系该科首批毕业生(同批有陈桢㊁叶元鼎等),历任金陵大学农林科教员㊁‘农林新报“主笔㊁江苏省农工厅农事科长㊁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等职㊂赵经之,生卒年与生平不详,20世纪20年代初似任山东省立模范蚕业讲习所所长㊂㊀2期徐丁丁:近代遗传单位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 gene 的中译231㊀㊀之化合物,由种种之元素组合而成㊂其构造遗传之单位,即因子之一 ①, 集因子而造种种之遗传质 ㊂[17]赵文明确介绍 因子 为遗传单位㊁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这是目前所见中文文献里最早者㊂1918年,蒋继尹②在‘学艺“上发表的‘闵德氏之遗传率“一文,堪称当时介绍孟德尔遗传学最详细者[18],他将 factor 译为 要素 ㊂[19]此后,factor的概念越发普及,而 因子 也成为遗传单位的常用译名㊂1922年,棉作学家冯肇传和冯锐等人在康奈尔大学讨论遗传学名词,并于次年发表‘遗传学名词之商榷“一文,其中把 Genes 也译作 因子,因 ㊂③[20]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给予 gene 的明确中译名㊂在明确遗传因子的实在性,并将之作为生物学基本概念进行传播而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摩尔根学派的中国弟子们,其中具有开创性的是陈桢㊂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指导他的是细胞生物学家威尔逊(E.B.Willson)㊂他也是第一个在摩尔根实验室进修的中国学生㊂1924年,时在东南大学担任动物学教授的陈桢出版了中国国内第一本大学中文生物学教科书‘普通生物学“㊂在第六章 遗传 中,作者用 因子 概念详细解说了 孟德尔定律 一节;在 遗传的物质基本 一节中则写到: 孟德尔因子就是染色体,或者染色体的一部 , 每个染色体是许多因子的物质基本结合而成的群体 ㊂[21]其后,作者又仔细介绍了摩尔根发现的连锁现象,说: Morgan以为这是因为在普通的二对因子的遗传现象里每对因子的物质基本,叫做因基(Gene) , 两个因基因为同连附在一个染色体上,在遗传的时候发生的连带关系叫做环连④ ㊂([21],209页)这可能是中文文献里第一次介绍 gene 是具有物质实在性的遗传单位㊂⑤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陈桢强调 因基 作为 物质基本 的属性,但由于他已经明确 因子 为 染色体的一部 ,包含着物质基础的意义, 因子 其实也就是 因基 ㊂此后,陈桢于1933年出版了‘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生物学“,与‘普通生物学“的处理一脉相承:在 遗传 章节中,以 因子 来阐释孟德尔实验的结果,而以 因基 说明摩尔根等人发现的连锁问题㊂[22]作为中国近代动物遗传学奠基者和在国内讲授遗传学课程的第一人,陈桢所介绍的近代遗传学知识体系,对学界同仁和后来者的影响极为深远㊂⑥1929年初,陈桢前往北京的清华大学担任生物学系主任㊂他所审定的一篇清华学生写作的关于遗传与性别决定的文章,即以 因子 为基本名词㊂[23]从清华留美的彭光钦等人,在1930年出版的译著‘普通生物学“中写道: 在前段内曾假定精子细胞或配子受有数种决定素,现名为因基或因子,此种因子遗传于子代 ㊂[24]可见,即使对陈桢及其周围人来说, 因子 也是更为习惯①②③④⑤⑥这种把遗传质和因子的关系,看作化合物和分子㊁原子的关系,反映了19世纪末期物理和化学的发展对遗传学的影响㊂蒋继尹(1891 1929),字叔贤,广西全县人㊂少年时代获广西省公费赴日留学,获农学士学位㊂历任济南农场技师,山东农专㊁北平农大教授㊂1928年曾受聘为广西大学化学教授㊂该文发表于‘科学“杂志,是中国科学社早期对科学名词翻译的系列讨论文章之一㊂今称 连锁 ㊂当时已经有用 因子 一词来介绍连锁现象的,如夏道湘翻译的‘家蚕遗传因子连锁关系之新发现“(‘新农业季刊“,1924年第1期,第53-61页)说 美国木鲁干氏谓 同一染色体中之遗传因子有连锁关系 ,该文主要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㊂以‘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生物学“的传播为例,该书到1949年5月为止,共印刷158版次,堪称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中学生物学教材㊂㊀232㊀自㊀然㊀科㊀学㊀史㊀研㊀究42卷㊀的用法㊂因子 一词的生命力何以如此强大?简而言之,作为惯用名称,当时以它来研究和阐释遗传学和遗传现象已经足够,中外皆然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染色体和遗传因子的关联仍然是一种推理的结果,其中关键证据是 染色体与孟德尔因子的行为的相似 ㊂①此时距离孟德尔定律 重新发现 不过二十余年,即便斯特德文特已经通过计算重组频率进行了因子的遗传作图,其本质上仍然是数学方法对遗传现象的解释㊂ 在理论推演中,遗传学家所观察的个体性状都只担任符号的角色,性状本身不是重点,可以忽视 ㊂[25]自陈桢以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条件有限,中国遗传学者能开展的研究寥寥无几,且基本属于经典遗传学的范围㊂学界知名的遗传学家如罗宗洛㊁李汝祺㊁周承钥等人,都在其译著和编写的教科书中采用了 因子 这一译名㊂[26-28]特别是留日归来的罗宗洛,未使用日译汉字的 遗传子 ②而选择 因子 ,可以说明这一译名当时已得到学界普遍接受㊂而李汝祺更是将其师的名著The Theory of Gene的书名译作‘因子论“㊂([27],26页)此后译作 遗传因子 的也不少㊂③[29-31]1945年之后,一些学术出版物在英汉译名对照表中,依然将gene译作 因子 ㊂[32-33]3 因基 与 基因由上述情况可见,在现代遗传学传入中国后的二三十年间, 因子 是遗传单位的主流译名㊂不过,随着对摩尔根学说的介绍, 因基 一词也得以逐渐受到关注㊂它早期常与 因子 一词并用,如前述彭光钦的译文即是㊂又如吴元涤在1932年出版的‘高中及专科学校用生物学“中即在 遗传 一章专辟一节 因基说 ,称其 补充孟氏说明的缺陷,以期适合于孟氏定律 ,其中提到:关于一染色体附有多数遗传单位的事实,美儒茅根氏Morgan更就其研究的结果,创为因基的假说以证明之㊂氏称遗传因子的物质基本为因基Gene,在普通的遗传现象,如具有两对因子的相对形质,其每对因子分别存在于一对相异的染色体上,即每染色体各具相对形质的一个因基㊂[34]在这里,吴氏沿用了陈桢翻译 因基 的含义和语境,即强调其 物质基本 ,并主要用于解释摩尔根的发现㊂随着gene概念的传播,有的报刊和文章开始用 因基 替换 因子 ㊂①②③农学家俞启葆所撰‘遗传质在染色体上之证明及其例外“(‘科学世界“,1934年第12期,第1107-1112页)详细阐述了相关科学发现和推理,其文末数语云: 遗传质 之定义(Heritable Substance)有二方面,一种指控制遗传之基础物质㊂一方面指所遗传之性质(Inheritable Character)㊂后者即前者之表现,前者实为后者之基础㊂有时甚难区别,有时有区别之必要㊂本篇所用,未加以区别,但所指有时为内的,有时为外的,亦有时同指内外㊂祈读者以上下之口气,自加辨别,以免混乱 ㊂可见,作者虽然清楚因子和性状是两个概念,但认为 有时甚难区别 ,而笼统地以一个名词让读者自行辨析㊂对于一篇专业性较强的文献而言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也说明对当时的遗传学家来说,符号化的因子和性状常常可以互通㊂日文为 遺伝子 (いでんし)㊂这是一个具有典型的颗粒遗传观念的译名㊂民国时期医学领域出版时间最长㊁影响最大的医学辞典‘高氏医学词汇“也采用 遗传因子 这一译名㊂见:鲁德馨㊁孟合理合编:‘高氏医学词汇“第9版,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39年,第177页㊂。
浅析英汉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作者：梁济韬来源：《校园英语·月末》2023年第03期摘要：英汉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面对文化背景的差异必须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做出合理选择，以提高译文质量。
为做好跨文化翻译工作，本文将对归化与异化的基本概念、两者关系进行分析，然后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翻译的基本要求与常用方法。
通过研究可知，归化与异化两者相互对立，但又相辅相成，彼此功能并不相同，在满足基本要求的条件下熟练应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能有效提高英汉跨文化翻译质量。
关键词：英汉跨文化翻译；归化与异化；跨文化翻译策略作者简介：梁济韬（1998.06-），女，山西文水人，宁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英语与汉语在语言表达方式、语法逻辑、语义表达习惯等多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要完成读者能够理解，又能体会到其中文化特征的英汉跨文化翻译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而要做好该项工作，就需要译者熟练掌握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
同时从现实层面出发，熟练掌握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对于开展国际交流、文化输出等大有益处，因此有必要对比展开相关研究。
一、归化和异化理论（一）基本概念归化是指将外来语言及内在文化元素归入读者文化背景，用读者母语的语言逻辑等进行翻译，使得外来语言化为读者能够理解，且有认同感的译文。
译者在翻译时，既要考虑原作及原作作者，尽可能地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忠实地表达出来；同时，还要考虑译入语读者，尽量淡化原文的陌生感，使译文便于读者接受。
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便是采用通顺地道的译入语进行翻译，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我国翻译家傅雷和钱钟书先生便主张归化的翻译策略，傅雷曾坦言：“理想的译作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异化是指在译文中保留外来语言的特有表达方式、语法逻辑的一种翻译策略。
简言之，异化就是要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
异化法要求在充分理解源文本语义的基础上，将源文本的意义转化为目的语的新结构，并赋予其新的表达意义，使源文本的精神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
体认翻译学视野下的汉语藏族文化负载词翻译——以《尘埃
落定》英译本为例
于海艳;邓忠
【期刊名称】《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23)1
【摘要】借助体认翻译学的体认观对《尘埃落定》的英译本《Red Poppies》中的78个藏族文化负载词进行了计量分析。
文化图式缺省和“体”与“认”的失联导致了部分藏族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偏离和歪曲。
未来译者应在体验现实的基础上,调动认知机制,将“体”与“认”紧密结合翻译文化负载词,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总页数】5页(P107-111)
【作者】于海艳;邓忠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9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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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训练文献翻译院系名称：电子工程学院专业班级：微电子0902 学号：04094061（24）学生姓名：任琨Electronic structure of the valence band of II–VI wide band gapsemiconductor interfacesD. Olgu´ın and R. BaqueroDepartamento de F´ısica, Centro de Investigaci´on y de Estudios Avanzados del IPN.,Apartado Postal 14-740, 07000 M´exico D.F.In previous work we hav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electronic band structure of a (001) oriented semi–infinite medium formed by some II–VI zinc blende semiconductor compounds in the valence band range of energy. Besides the known bulk bands (hh, lh and spin–orbit splitting), we found two characteristic surface resonances, one corresponding to the anion termination and another to the cation one. Furthermore, three (001)–surface–induced bulk states with no–dispersion from −X are also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systems. In this work we present the electronic band structure for (001)–CdT e interfaces with some other II–VI zinc blende semiconductors. We assume ideal interfaces. We use tight binding Hamiltonians with an orthogonal basis (sp3s_). We make use of the well–known Surface Green’s Function Matching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interface band structure. In our calculation the dominion of the interface is constituted by four atomic layers. We consider here anion–anion interfaces only. We have included the non common either anion or cation (CdTe/ZnSe), common cation (CdTe/CdSe), and common anion (CdTe/ZnTe) cases. We have aligned the top of the the valence band at the whole interface dominion a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The overal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interface is a very rich space where changes in the band structure with respect to the bulk do occur. This is true not only at interfaces with no common atoms but also at the ones with either common cation or anion atoms irrespective to the fact that the common atomic layers are facing or not each other at the interface.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001)–surface–induced bulks states reappear at the interface in contrast to the pure (001)–surface resonances which disappear. This confirm our previous interpretation of such states as bulk states. Their behaviour is very interesting at the interface. We have refine the terminology for these states to up–date it to the new results and have call them Frontierinducedsemi–infinite medium (FISIM) states. They might well appear also in quantum wells and superlattices and have influence in the transport properties of these systems. In the last ten years, the study of the physics of surfaces, interfaces, superlattices andquantum wells of semiconductors has been the object of permanent study. At the originof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ese systems is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its electronic band structures and its phonon spectra. In previous paper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known surface Green’s function matching method (SGFM), we have used a tight-binding formulation to calculate the electronic band structure, the surface, the surface induced, and the interface states for several systems in a consistent way with the known bulk band structure calculations. The method can also be applied to overlayers, superlattices,phonons and to calculate transport properties in heterostructures as quantum wells, for example, by making use of the well known method by Keldysh. Although there is no actual need to restrict ourselves to non-reconstructed ideal interfaces, we consider interesting to deal with this simpler situation. This is not a real limitation. Recent advances in thin film deposition technology have allowed the fabrication ofoverlayerson surfaces, interfaces, and superlattices under stricter control of the parameters entering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samples with high degree of structural coherence are nowpossible. These artificially prepared materials are of great interest since they can exhibitproperties different from those that occur in nature. Nevertheless, a minimum perfection in the growth of the samples is to be achieved before the properties manifest themselves. Forexample, superlattices will not exhibit their specific electronic properties unless interdiffusionbetween the two media is avoided to a great extent.The semiconductor interfaces are less studied than their surfaces. Although interestingin themselves,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hysics of the interface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point for the detailed study of thermal, optical, photoacoustic and other properties ofquantum–wells and superlattices. The electronic properties at solid–solid interfaces dependsometimes even on detail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atomic layers from the differentmaterials in contact. Our work can be used as a starting point to analyze those details. These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face reconstruction,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degree of intermixing, stress, compound formation, etc.In previous work, we have studied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the valence band forthe (001)–surface of several II–VI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s. We have considered CdTe, ZnTe, CdSe and ZnSe. We have obtained the bulk bands (infinite medium) from the direct diagonalization of our tight-binding Hamiltonians and compared our results with the available data. The same result was obtained using the SGFM method, from the(001)-bulkprojectedGreen’s function. This is actually a proof of consistency which gives us confidencein the new result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ectronic spectra for these materials appear in Table I.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zinc blende II–VI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 valence band as we have obtained from our calculations is sketched in Fig. 1. The hh and lh bands follow each other closely in energy. The hh band disperses from to X about 2.0 eV and the lh one about 2.4 eV. The spin-orbit splitting is about 1.0 eV in the Te–compounds and about 0.5 eV in the Se–ones. The spin–orbit band (SO) reaches X at about 5.0 eV. This is the band with the most dispersion. The LCAO composition is mainly (px, py) for the first two bands and (pz) for the last one.From the (001)-bulk-projected Green’s function we get the energy of the(001)-surfaceinducedbulk states. Three such states appear, Bh, Bl and Bs, in this range of energy. These surface-induced bulk bands show no dispersion9,15,16 and were first found experimentally byNiles and H¨ochst4 and confirmed later by Gawlik et al.6 for CdTe(001). At X Bh mixes withthe hh bulk band and Bl with the lh one. Both are of (px, py)–character. Bs mixes with thespin-orbit band at X and is mainly (s, pz). The three states appear at the same position in energy irrespective of the cation or anion termination of the surface as one expects for surface-induced bulk states which only depend on the surface through the boundarycondition(the wave function has to be zero at the surface).The (001)-surface valence band is very rich in several other features. In particular, two characteristic surface states do exist in this range of energy. One corresponds to the anion (Sa) and the other to the cation (Sc) termination of the (001)-surface. In all the systems considered, the anion terminated surface band follows roughly the dispersion of the heavy hole bulk band but is at a slightly higher energy. The cation terminated surface band starts roughly around 2–3 eV from the top of the valence band in and has a varying amount of dispersion. The two states appear at very different energy values and are distinctive of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urface for the four systems under consideration.In this work, we want to extend these findings to the case of interfaces. We will studythe valence band of several (001)-CdTe interfaces with other II–VI wide band gap zinc blende semiconductors, namely, (001)–CdSe, (001)–ZnTe and (001)–ZnSe. Our work can bestraightforwardly extended to other interfaces using the data that we give in the appendix.Our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II, we summarize the method that we haveused, section III is devoted to discuss our results and constitutes the main part of the paper.We describe in detail the valence band of the interfaces studied in this section. Section IV isdevo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frontier induced semi–infinite medium (FISIM) states whichare reminiscent of the surface–induced bulk states. We then summarize our conclusions ina final section V.To describe the interface between two semiconductor compounds, we make use of tight–binding Hamiltonians. The Green’s function matching metho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rturbationcaused by the surface or interface exactly, at least in principle, and we can usethe bulk tight–binding parameters (TBP).10–12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are using thesame TBP for the surface, or for the interface and the bulk. Their difference is taken intoaccount through the matching of the Green’s functions. We use the method in the form cast by Garc´ıa–Moliner and Velasco. They make use of the transfer matrix approach first introduced by Falicov and Yndurain. This approach became very useful due to the quickly converging algorithms of L´opez–Sancho et al. Following the suggestions of these authors, the algorithms for all transfer matrices needed to deal with these systems can be found in a straightforward way. This method has been employed successfully for the description of surfaces, interfaces, and superlattices.A. The FormalismWe have calculated the bulk (infinite medium) band structure of the compounds by the tight–binding method (TB) in the Slater–Koster language27 using an orthogonal basis of fiveorbitals, sp3s_. The s_ state is introduced to properly locate in energy the conduction bandusually formed by d states in the II–VI zinc–blende (ZB) semiconductor compounds. We have included the effect of the spin–orbit (SO) interaction.30 The TBP that we have used are listed in the Appendix. They reproduce the known bulk band structure calculations for all the semiconductors studied here.9,31,32To calculate the Green’s function for the interface, we first get the one for the free surface. We assume ideal truncation. The general equation for the Green’s function can be written aswhere ! is the energy eigenvalue and I is the unit matrix. We adopt the customarydescription in terms of principal layers. Let | ni be the principal wave function describing the nth principal layer. It is a LCAO wave function formed by one s–like, three p−like, and one s_–like atomic wave function per spin per atom. Since there are two atomic layers in a principal layer, | ni is a 20–dimensional vector (2 spin states). If we take matrix elements of eq. (1) in the Hilbert space generated by the complete set of wave functions | ni, we get Since, by definition, only nearest–neighbor interactions take place between principal layers, the identity operator to be introduced between (!I −H) and G can be expressed as: We have presented the results for three of a series of band structure calculations for interfaces formed by II-VI wide band gap zinc blende semiconductors. We have included the non common either anion or cation, common cation and common anion cases. All our interfaces are anion–anion on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used was to align the top of the valence bands at the interface domain. In our approximation it amounts to four atomic layers altogether. We have used the known SGFM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interface Green’s function and have produced the projected band structure at each atomic layer of the interface. We have used tight–binding Hamiltonians to describe the two media. Our parameters give very reasonable bulk band structures that agree with the known experimental data forthe II-VI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s that we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in this work. The parameters are given in the Appendix so that these and other results can be reproduced by the interested reader. We recall that the input to SGFM method are the bulk parameters.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same parameters are used for the surface or the interface and the bulk. The difference is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method itself. To describe the interaction at the interface we have used linear combination of thetight-binding parametersfor the two media.The overal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interface is a very rich space where changes in the band structure with respect to the bulk do occur. This is true not only at interfaces with no common atoms but also at the ones with either common cation or anion atoms irrespective to the fact that the common atomic layer are facing or not each other at the interface.This introduces further subtleties to the complicated problem of the calculation of the band offset.A very interesting point is the behaviour of the Frontier Induced Semi Infinite Medium (FISIM)–states. In this work we showed that no surface resonances survive at an interface but, in contrast, the FISIM–states do. This confirms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we gave before about these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se are not surface states. The FISIM–states have no dispersion at a semi-infinite medium with a free surface but show some at an interface (see Figs 2–4 and Table IV). Their LCAO–composition is shown in Table V for completeness.All these details of the interface band structure should manifest in the transport properties of heterojunctions and should influence the behaviour of a device. In this concern itwill be interesting to study the the band structure of ternary and quaternary compounds interfaces, quantum wells and superlattices.II-VI族宽的带隙的价带的电子结构的半导体界面D. Olgu´ın and R. BaqueroDepartamento de F´ısica, Centro de Investigaci´on y deEstudios Avanzados del IPN.,Apartado Postal 14-740, 07000 M´exico D.F.在以前的工作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在详细的电子能带结构的（001）取向形成的半无限介质由一些II-VI族的闪锌矿型半导体的价带中的能量范围内的化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