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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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精神家园
蓓莉
《生于七月四日》是美国导演奥里弗·斯通执导的“越战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另两部人是《野战排》和《天与地》。
这位好莱坞的著名导演，置功利、猎奇于身外，一再将镜头对准那场无谓的战争，对准普通人对“人性”及一系列人生、社会问题的反思，其严肃的题材一度在美国乃至世界影坛上引起强烈的震动。
影片主人公朗尼出生七月四日——美国的国庆日。
1961年1月20日，当年轻的他从电视上听到肯尼迪总统发表“就职演说”中著名的那句“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时，这位单纯、充满青春期气的小伙子，眼眶中泪光晶莹。
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朗尼自愿参军远征越南。
在一次战斗中，他目睹了被枪杀的平民和儿童横尸遍野的惨状，一个婴儿的哭叫声最终寂灭在炮火里。
他的精神濒临极度绝望的边缘，持枪向所有移动的物体扫射，不料误杀战友威尔逊。
在下一次战斗中，他受了重伤。
他没有死，但身体自胸部以下全部瘫痪。
他坐着轮椅，回到了主战、主和斗争激烈的美国。
望着参加反战集会的昔日恋人，他陷入迷茫和困顿。
他是带着为国家利益不惜捐躯的意志奔赴战场的，他是带着为正义而斗争的意志奔赴战场的。
但是，挥之不去的炮火与爆炸声、那些在人类利器下死去的无辜的生命，终于促使他怀疑这场战争的意义。
怀疑曾经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的信念，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啊！他的精神家园似乎也被那炮火击溃了。
人不能没有精神家园。
赵鑫珊曾在一本书中提到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的自杀：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由牛顿、麦克斯韦建立的经典物理学大夏的基础开始动摇了。
“牛顿原理”和“拉瓦锡原理”以及经典物理学的其他一些基石都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一些有过伟大建树的科学家也感到过去赖以生活和工作的信念发生了严重危机，这种信仰危机即精神家园丧失感。
精神家园一旦被毁，由自己建造的、赖以活下去的世界（科学理论或科学体系）一旦崩溃，执着求真的科学家往往就会自杀。
玻尔兹曼、德国科学家德鲁德、荷兰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挚友埃伦菲斯特都是在这种精神家园丧失感——“无家可归”的悲剧背景下自杀身死的。
在越战时期及战后的六十年代末期，美国出现了很多“嬉皮士”。
他们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他们怀疑一切，旧秩序被否定，新秩序尚未建立……朗尼是他们中的一员。
事实上，很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都成为精神上的流浪者。
他们清楚战场的真相，从而竭力回避谈论战争、屠戳百姓、误杀战友，他们没有根、没有目的，只是在放纵和麻木中漂泊。
如朗尼后来所说，这种信仰的丧失杀死了整整一代人。
终于，人性的良知使他们犹如涅磐后再生，他们决定打破沉默、揭露战争真相、呼吁和平。
尽管他们只是以服从为天职的士兵，但他们没有把一切责任推到总统及军界决策者身上。
对这场战争，他们要负起自己的一份责任。
朗尼到威尔逊家谢罪。
拖着赢残之躯，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和平之旅。
但那些狂热主战的爱国者们（每个国家和民族似乎都普遍存在着这种缺乏理性的爱国激情）并不给他们和平，这些曾毫不犹豫地用鲜血浇灌祖国理想的士兵们，终于被斥为“卖国贼”而遭到殴打与驱逐。
在混乱中，朗尼退至安全地带。
然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还未完全尽到时，他掉转轮椅，义无反顾地与他的同伴们再次朝混乱的会场进行。
画面上随之奏起的音乐，苍凉而壮美。
爱国主义若没有理性作基础就只会堕入偏狭的民族主义，从而无视其他民族人民的生命完整与尊严，而民族与民族之间由于长期的隔离，是多么容易滋生偏见与仇恨啊。
想想生活在两大阵营里的人民在成长过程中被教化出的相互敌对的情绪，想想日耳曼人在二战中对犹太人的疯狂杀戮，想想宗教派系的迫害……不都是偏见导致的最极端的形式吗？在美国的另一部影片《与狼共舞》中，当绰号为“与狼共舞”的美国青年深入到曾被白人世界斥为“野蛮、凶残”的印第安部落以后，不就发现了这些印第安人的善良、淳朴、和睦、友爱么？然而无独有偶，印第安人同样认定他们所不了解的白人世界是野蛮、不文明的。
这部影片中所出现的白人与白人、白人与印第安人及印第安人部落间的种种战斗，无一不是缘于彼此长期隔绝而造成的偏见的仇恨。
故罗曼·罗兰曾这样冷峻思索：
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他的虚伪。
人类的食粮大半靠荒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
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艺术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
这些谎言是适应每个民族而各不相同的。
各民族之间所以那么难于相互了解又那么容易彼此轻蔑，就因为这些谎言作祟。
在“爱国”的激情与人类良知相冲突的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真正能以极建全的理性分析这一切乃至与之抗争，真正“吾爱吾国，但吾更爱真理”的人寥若晨星。
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科学家，都免不了受到时代的限制而不容易明察，或因为缺乏足够的勇气。
坚持真理往往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往往需要非凡的勇气乃至甘冒“卖国贼”之大不韪。
因为“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时，往往是“以太阳的名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有93位科学文化界名流联名发表《文明世界宣言》为其军事侵略辩护，而在反对战争的声明《告欧洲人书》上签名的科学家只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4位。
二战中，面对着受蒙蔽的疯狂的德国民众和笼罩全球的血腥恐怖，绞刑架下的伏契克深情地呼唤着人类的理性：“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
不陷入偏狭的民族主义就只能是站在一个世界公民的角度，真正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尊重人，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生命的尊严和完整。
在这一点上，罗素是这样评价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毕生都关怀个人自由，他本人表现出他的环境所需要的全部勇气。
”二千多年前，华夏大地也听到过这样的振聋发聩之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这是何等坦荡的声音。
以人为重，一切以人为标准，这当是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对“爱国主义”的检验亦不例外——服从与否要看它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人的幸福与发展。
这基于人本的终极关怀，我们没有理由回避。
像《生于七月四日》这样在美国、法国涉及社会现实的影片，多有揭露和鞭挞社会弊端的勇气，这种不讳言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丑恶现象，这种自我反省、敢于直面现实以引起全社会的警觉与监督的做法，正是一个健全的国家所不可缺少的。
有这样一种爱国——自己“肩着黑暗的闸门”，却是为了“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
一生致力于揭露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当日本友人增田涉问及“是否后悔做一个中国人”时，他“眼里含着泪花，低沉着声音答：‘不，我爱中国’！”
影片的最后，朗尼得到了心灵的平静，他说：“I am home。
”（我回家了）是啊，精神上不再流浪，他重新找回了信仰，找回了精神的家园。
——《女子文学》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