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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3期No.3.2019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总第189期Sum No.189DOI：10.14096/34-1044/c.2019.03.03明清时期皖北环境演变与流民走向陈忠珊，王智汪(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摘要：流民是人类历史发展进入阶级社会后普遍存在的人口和社会现象，伴随人类社会的历史而出现。
当社会繁荣、政治清明之时，虽然有流民存在，但规模小，影响范围亦小，一般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反之，社会动荡，天灾人祸，会出现流民潮，对社会冲击大，甚至酿成大乱。
宋元以降，皖北水旱灾害频仍，明清时期流民问题不仅不能消除，反而随岁月变迁越来越严重，这对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关键词：明清；皖北；流民；荒政中图分类号:K928.6文献标志码:A本文的皖北区域划分，既指自然区域，又是行政区划，它必须是明清时期皖省辖域内所属州县。
谭其釀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中对皖北地区的地理范围划分见图1。
具体指今天的霍邱、寿县、定远、凤阳、天长、五河、怀远、颍上、阜阳、太和、蒙城、亳州、宿州、灵璧、泗州、凤台、涡阳、嘉山、固镇、阜南、临泉、界首、利辛、滩溪、淮南、蚌埠和江苏吁盼等30个县市。
一、皖北流民成因明清时期的皖北，社会落后，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皖北农村完全延续着古老的传统，不曾出现过农业进代化的影子，这里的流民问题十分突出。
大多数的农民逃离祖祖辈辈居住过的乡村，沦落为流民，从本质上是经济原因导致的。
(-)自然原因皖北出现一批批流民的重要原因在于灾荒。
明文章编号：1004-4310(2019)03-0015-07清时期，皖北水灾、旱灾和蝗灾等问题严重，自然灾害频发，不仅小农经济不稳定，而且社会穷苦不堪。
唐宋时期的淮河流域在当时的经济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国家富裕的象征。
晚清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成因、影响约议摘要：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尤其以水、旱、震、风、虫等灾害发生的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成为导致中国近代社会迟滞、衰落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灾害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自然地理条件本身不利因素的影响，又有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有不良社会政策及吏治腐败等因素的作用，带有综合性、复杂性。
自然灾害对晚清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极为严重。
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等负面社会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然灾害的肆虐有关。
关键词：晚清；自然灾害；生态环境；吏治腐败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4-0110-08自然灾害亦称灾荒，是指自然界的恶劣现象给人类社会生活造成的各种损害、破坏。
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绪言》中曾经给灾荒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1]5自然灾害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自然灾害与人类成长始终是结伴而行的。
因此，对于自然灾害的抵御、征服，也就成为人类求得生存、发展的重要课题。
灾荒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明。
至于本文谈到的晚清中国社会，不仅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社会动荡不宁，而且自然屡屡肆虐，灾荒频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损害，并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本文拟就晚清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成因、影响等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学界同仁。
一、晚清时期自然灾害概况晚清(1840―1911)历史虽然只经历了70年，但是各种灾荒却高频率地发生，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
概而言之，晚清时期发生的灾荒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旱灾次数最多，危害也最大。
清代皖江流域市场的发展概况、特点及原因分析
张绪
【期刊名称】《安徽史学》
【年(卷),期】2009(000)005
【摘要】在清前期长江流域东西贸易日渐兴盛这一历史背景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皖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传统型市镇、地方集散型市镇和流通枢纽型市镇等具有不同层级的农村市场网络体系,并以芜湖作为该区域市场体系的最高中心地.从时间上看,皖江流域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从清初至乾隆年间的恢复阶段、乾隆至嘉道时期的快速增长阶段以及道光至成光年间的平稳发展阶段;从空间上看,皖江流域市场无论在市场密度方面,还是在市场贸易范围、市场贸易半径方面都处于同期全国市场发展的较高水平,但皖江流域内部的市场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各地区的市场密度、市场贸易范围及市场贸易半径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专业化水平低和开放性不强是皖江流域市场发展的主要特征,造成这些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格局的单一性、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商品经济观念的落后性.
【总页数】11页(P98-108)
【作者】张绪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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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安徽农村人口的变迁叶东撮镇中学【摘要】：在清代，随着自然灾害和战乱的影响，安徽人口大量变迁。
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招徕客民。
大量的客民迁入促进了安徽省当地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封建租佃和宗法关系的松弛。
【关键词】：近代；安徽；农村；人口在清代，安徽农业与全国所有农业生产一样，同属于小农耕作农业的生产方式，经受不住天灾人祸的严重冲击。
这种比较脆弱的生产方式和其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在皖省稳定发展进程中虽然能够为皖省民众提供丰富的物资供应，但是在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时，依然受到限制发展。
所以，当自然灾害与战乱时，安徽农村必然受到巨大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造成农村人口变迁。
自然灾害对安徽农村的影响非常严重。
农业的生产是靠天时的，它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和良好的气候生长过程。
安徽省地处我国东南部，有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水系，宜于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的发展，素有“江淮富庶，冠于全国”之称，所以安徽省自古以来就是田赋漕粮的重地，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省份。
近代时期安徽自然环境不断恶化，水灾、干旱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
1848年至1850年安徽省连续三年遭受了洪灾。
对于1848年的水灾，时任安徽巡抚王植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本年安徽省江淮异涨，圩堤漫缺成灾。
”①1849年的水灾比1848年的更加严重，据王植奏言：“本年，安庆等州县，自春租夏雨水过多，山洪叠发，兼之上游诸水下注，江淮并涨，以致滨临江淮各属堤坝漫溃，一片汪洋，……所有怀宁、桐城、宿松、望江、宣城、南陵、贵池、东流、当涂、芜湖、繁昌、无为、庐江……和州、含山等州县，被水成灾五、六、七、八、九分及勘不成灾等。
”②1855年，寿州“夏大旱，飞蝗蔽天，禾稼俱伤”。
同年安徽省受灾面积达25个州县。
1860年，五河县“春饥荒后瘟疫，人相食，饿殍遍野”。
1864年，建德“旱灾，大饥，民食树皮、观音粉，肠被塞，多有死者”。
③据粗略的统计，“1840—1910年间，安徽遭受水旱等灾超过25个州县的年份竟达41个，平均不到两年出现1次。
清末至抗战前安徽在全国稻米供需格局中的地位
王春芳
【期刊名称】《安徽史学》
【年(卷),期】2009(000)003
【摘要】清末至抗战前,我国稻米供需格局发生了变动,清代前期的粮源地中仅剩下湖南、江西和安徽三省.三省中,安徽稻米输出量最大,历年输出最为稳定,销售范围最广.安徽成为全国首要米源地的原因主要有:皖米因人口锐减输出量增大;芜湖米市的形成吸聚了大批米粮和米商,使皖米销售范围扩大、销量增加;皖米的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强;湘、赣两省的输出能力有所降低,实际输出量减少等.
【总页数】6页(P113-118)
【作者】王春芳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9.54;K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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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祸与文化传承——以晚清徽州为例梅立乔1，2【摘要】摘要:文化是通过将前人的经验累积或思想感受传达给后人，被后人领悟并改进，从而得以传承发展。
晚清之前徽州文化成果丰硕。
晚清伊始，徽州即遭遇十二年兵祸，社会经济停滞，原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由于兵祸亦被隔断，主要原因如下:在战火中，儒生等文化传播主体往往抱道守器，坚执经义，面对太平军多舍生取义;连年征战使得如文化景观、典籍等文化载体也多被毁损;战乱恶化社会风气，赌博成风。
种种因素使得兵祸后徽州文化传承难以为继，表现在私塾教育中塾师素质参差不齐，士风不振;多种传统工艺失传;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徽州传统文化发展呈式微之势。
【期刊名称】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37)002【总页数】6【关键词】关键词:兵祸;文化;传承;晚清;徽州文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是通过教育、口耳相承等方式将前人的经验累积或思想感受传达给后人，被后人领悟并改进，从而文化能够被传承发展。
晚清之前徽州文化能够繁荣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文化传播个体及载体的有效信息传递，再加上“东南邹鲁”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徽文化在逐层累积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壮大。
数十年的战乱，使得徽州人口急剧减少，社会经济凋敝，文化传承被隔断。
徽州处群山之间，相对闭塞，自古“世不中兵革”，《万历休宁县志》称“从来无兵戈资略之惨”，一向为理想的世外桃源，流入徽州的移民多是因外界战乱而避祸至此的。
在明清几百年的发展时间中徽州形成独具区域特色的文化形式，成果丰硕，其内容囊括: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朴学、徽州教育、徽州戏曲、徽州刻书、徽州三雕、徽州科技、徽州民间工艺、徽州茶道、徽菜，等等。
［1］时至晚清，这一世外桃源却成为太平军与湘军争夺之战略要地，遭受前所未有的战祸。
“盖自咸丰三年失安庆以后，至同治三年复江宁，以前此十二年间，徽之人民几无日无时不在风声鹤唳，憔悴忧伤之中。
浅析清中后期徽州慈善组织的发展善会善堂始于明末，是一种济贫的教化组织，其创建和管理也是地方公共事务之一。
清中后期，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开始走向衰弱，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产生了慈善救济思想，并付诸实践。
本文结合清中后期的背景，探索古徽州慈善组织的发展，并对他们的慈善救济思想和活动进行闸述，使人们了解他们的慈善救济思想在整个慈善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当今社会慈善组织建设提供借鉴。
标签：徽州;慈善组织;慈善救济思想;小社区徽商贾而好儒。
以儒家思想为人生哲学的徽州商人，大多數在经商致富之后，也富有利他精神：在别人处于困难时，慷慨地伸出仗义之手;在社会建设需要时，能慷慨解囊，支持社会事业。
明清时代在地产成立的各类慈善组织约为3580个，安徽地区均在数量上占了重要的地方。
乾隆以后，慈善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清嘉道年间国势由盛转衰，经济发展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求，政府在思想控制上不同于康乾时期一样苛刻，“新生后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撰述”。
[1]面对着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粮食短缺、自然灾害频发等诸多问题，国力渐衰的清政府已然没有十足的能力来应付和解决。
这样便使得善堂所面对的局势不再如以前一般单纯，由此，善堂逐渐发展出与前清不同的施济模式，尤其是其组织形态体现了小社区的特色，为这一时期徽州的慈善救济事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善会善堂的慈善行为有多种，比如保婴保育、停棺施棺、施药养疴等，清中后期保婴会以及以施棺为主的综合性善堂其组织形式根据特色，故以下从这两个方面研究清中后期徽州慈善组织的发展。
一、保婴保育中国的育婴组织，起始于宋代的慈幼局。
《宋代·理宗本纪》记载“癸亥，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仍置药局疗贫民疾病”[2]。
明清时代育婴堂总计约973个，1850年以前约有579个，1850年后约有394个。
民国的《重修婺源县志》曾有记载“婺贫俗，多溺女”，“族大人繁，贫户甚多，溺女之风日炽”，由此可知徽州，尤其是婺源县溺女之风盛行。
从清代安徽的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存在与作用家族、宗族、乡族是清代安徽基层社会的实体组织。
如果说，在聚族而居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相同性质生产活动、彼此之间没有多少横向依赖、生存竞争能力普遍低下的“私”的小家庭，由于有“公产”；有“祠堂”、“祭祖”、“续谱”；有“利益社会性”与“共同社会性”互为表里，而增强着对“公”的大家庭??家族宗族共生共存的纵向依赖性，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个牢固的家族宗族组织的话，那么，各个家族、宗族也同样是进行相同性质生产活动、彼此之间没有多少相互依赖性的组织。
只是依靠共同的公共事业活动、信仰文化和所服从的共同的权力方可能超越本族，联系在一起，组成以几族、十几族为中心的乡族组织。
共同的公共事业活动首先是经济活动，这便涉及到了经济社区。
经济社区不等于经济区。
经济区是由地理、气候、人口密度、农作物品种、产量、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手工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决定的纯经济意义上的不同区域。
经济社区则是在经济区基础上，人们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及需要，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互动共生的关系、形成彼此有别又有联系的区域社会。
19世纪中期以前，安徽基层社会经济社区中起区划和联系作用的主要是市场网络及水利设施。
前者适于安徽全省，后者则表现于江淮流域及水网密集、湖泊棋布之区。
市场网络中最基层的是遍布城乡的“市”，市是在商品交易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和居民点。
每一个市都有自己的辐射区域即所隶属的村落，俗称“乡脚”。
市与市辐射相交区域便是乡民交易活动的范围。
中间层是连接城市乡村和基层市场的“镇”。
镇，是高一层次的市场和居民点。
镇的四乡，是镇向周边辐射的可及范围，即与镇发生“互动”、“共生”关系的区域，如同“乡脚”。
镇以上是城市。
每一个城市周围，均有为其提供粮食、农副产品、手工业原料的经济圈，城市则从此经济圈向周围更广阔的地区辐射开去，成为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及集中加工农副产品的手工业基地，带动和影响着整个社区的经济生活，从而在高一层次成为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
改革开放前安徽省农村人口流动分析作者：段金萍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第32期摘要：改革开放前，安徽农村人口流动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1949—1962年期间，农村人口流动活跃；二是1962—1978年期间，农村人口流动处于低潮。
农村人口流动是农村社会变动的重要表象之一，安徽省农村人口流动与其间农村社会变动情况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安徽；农村；人口流动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2-0073-02一、农村人口流动活跃（1949—1962）（一）人口可以自由迁移，农村人口流动相对活跃（1949—1957）1958年以前，国家延续了建国前那种相对自由的迁移政策，允许城乡居民自由迁移，农村人口流动相对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农村人口的流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统一组织的农村人口流动，如遣返回乡、城市招工、水库移民、农民集体移民边疆等。
解放前，安徽省经济特别落后，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民生活贫困，水旱灾害频仍，皖南地区又流行血吸虫病等瘟疫，导致人口外流数大。
解放后，一些逃荒在外的安徽灾民被遣返回乡进行生产自救。
如南京市在1950年就对解放前流入其境内的外地灾民进行了大力疏散，其中遣返到安徽省五河、灵璧、凤阳等县和山东睢县、济南、龟山等地的达17万人。
同时，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农民分到了土地，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他们愿意回乡。
如淮北及皖东等过去因战争、灾害等原因在外地谋生、逃荒要饭的农民，大多陆续返回故乡。
在农民返乡的同时，乡村中的一些人进入城市。
一方面，安徽解放之初，需要一批进城接管和管理的干部，农村中一些人尤其是在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涌现出的农民积极分子被选拔为干部，由此进入到城市中。
另一方面，“一五”期间，安徽省新建、扩建了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淮南煤矿、马鞍山钢铁企业、安徽造纸厂等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同时还建设和发展了电力、化工、机械、轻纺等多种工业部门。
简述近代徽商的变迁古代徽州地处浙，赣，皖三省的交界，这里山岳连绵，重谷崎岖，可耕作的田地很少，徽州人为了谋生，不得不“以贾代耕”，外出寻找生计。
明中期以前，徽州人就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但“徽商”二字真正为世人所熟知还是在明中期以后。
因为在此之后，徽州商人逐步形成了“商帮”，商业经营的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改变。
自明中期至清道光时期，徽商群体称雄于国内商界达300余年，他们足遍天下，富甲一方。
但到了清末时期，由于政策的变化和战争外资等因素影响，曾经盛极一时的徽商逐渐走向了没落。
一、徽商兴起的条件有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徽州人并不是是天生喜爱经商，而是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有莫大关系。
徽州又叫新安，其下辖有歙县，绩溪，黟县，祁门，休宁和婺源六县。
这里山多地少，粮食难以自给，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另谋出路。
徽州景色图徽州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极其富有经济价值，特别是婺源所产的杉木，其质量奇佳，是建造房屋，制作家具的好材料，早在南宋时期，就曾有大批徽州人以种植杉木为生。
徽州地处亚热带北部边缘，这里海拔适中，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非常适宜种茶产茶。
早在唐代，歙县就以产茶闻名于世，陆羽曾在其《茶经》中记载“歙州产茶，且素质好”。
如今的江西景德镇是天下闻名的瓷器之都，但其烧瓷制瓷所用的土料却全依赖于婺源和祁门两地的供给，明清时期就有不少两县之地的百姓开设“碓厂”，专门制作瓷土为生。
有“文房四宝”之称的笔墨纸砚是古代必不可少的文化用具，在其生产上各地皆有专精，然徽州所产的文房四宝却是样样皆精。
早在唐代，徽州所产的纸墨砚就以闻名天下，《新安志》中曾记载：“李后主留意翰墨,有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旧坑石之砚”。
宋代时期，徽州还出现了几位制笔大家，他们的作品也是名动一时。
除了自然条件外，徽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给经商提供了便利。
徽州虽处群山之中，但其与经济发达的江浙距离很近。
古时徽州人东去苏杭，西出饶州，或北上芜湖，不过三五日路程，且大部路线都可依靠水路以舟代步，一旦徽州人走出群山，便可利用便捷的水运交通往来经商，聚敛财富。
・122・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5期 J o u r n a l o f H a rb i n Vo c a t i o n a l & T e c h n i c a l C o l l e g e流民是指因遭遇自然灾害、社会厄运或其他的种种原因，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流落社会的人。
他们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丧失了部分或全部生产资料，无所归依，没有生活来源，居无定所，只得四处漂泊游荡。
安徽近代流民问题的产生是各种因素“合力”[1]的结果，本文从经济层面讨论安徽近代流民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土地兼并的狂潮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一直是社会的最主要的生产手段和财富的最稳妥保障，因而便一直是封建社会中各种形态财富的最后归宿。
”[2]晚清时期，安徽仍然是一个农业地区，二千多年的自然经济仍然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绝大多数的人民仍然生活在与土地密切相关的农村地区。
正是自然经济的周期性危机，迫使大量农民纷纷逃脱原居地，流落各处，沦为流民。
在土地兼并狂潮中，农民与官僚、地主、富商等的竞争自然处于弱势，成为被破脱离土地的对象。
失去土地的农民，在生存的压迫下，少部分受雇于原属于自己土地的新主人或其他地主，大多数只能背井离乡，成为流民。
有记载“今流寓日多，大抵皆荆扬之人也。
荆扬之乡视南山诸州邑不为狭，特以生齿日繁，口分之田豪强兼并，较之南山诸州邑土广人稀则狭矣”[3]。
以安徽淮系官僚集团为例，李鸿章及其兄弟六人，在淮北地区所占田地约在50万亩以上，“其在外县者更无论矣”。
[4]其他次级的官员也疯狂购地，北华捷报记载：“深得李鸿章信赖的一个中国官吏，最近为了种植鸦[收稿日期]2012-06-12[作者简介]余道年（1989-），男，安徽六安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970—（2012）05—0122—02浅论安徽晚清时期流民产生的经济原因余道年（安徽大学 ， 安徽 合肥 230039）摘要：晚清时期的安徽，处于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没落期，又是近代化社会的曙光期。
新旧交汇的安徽晚清社会，流民问题异常严重，纵贯整个晚清时代。
农民大量逃离世居的农村，沦为流民，根本上是经济压力造成的。
经济原因是促使流民问题的最长期最首要的力量，而具体的经济因素十分复杂，主要有：土地兼并、苛捐杂税、生产条件的破坏、自然经济解体等。
关键词：晚清；安徽；流民；经济原因片而购置了一万亩土地。
”[5]又如六安州的徐宗瀛、彭玉麟在奏稿中说：“徐宗瀛（湖广总督）廉耻自持，……惟其历任缺分尚优，居身过于节俭。
在本籍六安州乡间买有庄房两所、田数亩，分于两胞侄为世业。
本身子孙两房，乡间有老屋一所，城内新架住屋一所，买田计不足千亩，留为退老及子孙教育之资，此皆人情之常。
”[5]买田不足千亩，不仅被认为是人之常情，还受到称赞，可见当时社会土地兼并之风气。
二、苛捐杂税的重压为了运营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满足统治集团的挥霍，苛捐杂税就成为了人民身上沉重的负担。
晚清时期，对内对外战争不断，仅军费和对外赔款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这些费用都无疑的摊在了百姓的头上。
再加上吏治腐败，各级官吏层层盘剥，百姓实际承担的捐税又将更高。
这样，各种苛捐杂税不断加重，严重的直接造成了百姓经济上的压力。
晚清政府，为支付一系列战争赔款和运行日益腐败的庞大国家机器，不断调整税收政策，从摊派《南京条约》的赔款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厘金再到清末新政的税务改革，结果是不断加重旧税和开征新税，农民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造成农民经济生活极端困苦。
如安徽涡阳县，“丁漕科征，原以银为本位。
自折钱便民之说行，始以每钱二千作银一两，核收正耗平余一两三钱五分，须交钱两千七百文……清壬寅癸卯（光绪二十八至二十九年）之间，钱一千二三百文，即可易银一两。
每两既收钱两千七百，合二六串底，每正银一两，共耗银平余计值银二两二钱有奇，而解款正耗仅・123・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5期 J o u r n a l o f H a rb i n Vo c a t i o n a l&T e c h n i c a l C o l l e g e止一两一钱。
漕米正杂，每石解银二两零，折收钱六千五百，共合银五两有奇。
官缺之肥，无过斯时。
”[6]又如安徽霍山县，“始咸丰二年三年，城内时称殷富，输资城垣防守之饷较重。
四年五年城垣陷，则绅商盖藏既尽，追呼渐迫于乡户。
五年，知县邓元镐令西南乡，凡田亩收租十石者，捐稻两石充饷，以一成解送大军，以一成归本地团防，内揆五分，为地方善后经费，名曰练稻，如是遵办者又五年。
惟六年旱蝗得免，七年拈至，公私扫地。
如是，追呼益密，及于山民中下之户矣。
”[7]三、生产条件的破坏张之洞在光绪末年曾上奏一份《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唯农事最疲，有退无进。
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
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
”[8]由此可见当时农村的整个生产情形，几乎完全延续着千百年来的传统，未曾出现农业近代化的气息，安徽的农业近代化则更晚于沿海地区。
农业生产的丰歉，听命于天。
这样的农业经济在一切顺利的情形下尚能勉强，再难以承受任何一点破坏。
但自近代以来，安徽便一直灾荒不绝。
因此而沦为流民者，不计其数。
几乎每一次稍有规模的自然灾害都是社会生产的灾难，更是农民的苦难，流民潮往往与之相伴而生。
如安徽太平县，“南乡获家墩有官一圩区，共田四十八万七千余亩。
去年曾被水灾，民不聊生，室如悬磬。
冬闻水退，勉强将圩堤修筑，以待春耕。
惟因费少工疎，堤岸不甚坚固。
刻下惊波陡发，围堤又冲决十丈有奇，一时圩内之民，哭声震野。
同时郡东二小圩亦被冲没，田废器用，悉数废遣，而人口死亡，尤觉惨难寓目。
”[5]在安徽地方官员的奏折中也经常可见有关灾荒的内容，“涡、蒙、灵、宿，被灾至重，往往数十里炊烟断绝。
有地未被潦无人耕种者，有地为水没欲耕不得者。
有主之地，则应酌借籽种，助其规复。
死亡之户，则应由官招垦，暂缓其租征。
其有因饥售田，逃亡复归者，又应就该邑清查荒田，计口授之。
”[9]四、自然经济解体经济落后能产生流民，经济发展也会引起流民的产生。
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圈地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与土地分离，成为流民，最后在生活压力和工业化的吸力下只得流向城市。
中国近代化虽没有达到英国那样高度，但近代化的步伐已经开始迈出了。
自然经济解体与近代工业化是社会近代化的主要表现，近代工业化又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流民，虽缺乏量化的统计，却是清晰可见的。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自己自足和耕织结合，因此耕织分离和商品市场的发展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表现。
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的分离，即是手工纺织业在西方工厂纺织业及其商品的冲击下逐渐从耕织体系中淡出。
正如翟克所说：“中国农民缺乏耕地，因此一家之生活实不容易维持，幸而中国的农民的生活程度低下，而农民兼有副业，如织布、纺纱与养蚕都可以增加农民之收入，使他们得以维持其生活，但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农村后，就把中国农民的原有副业掠夺了，于是农民就入不敷出，则农民不能不求副业——当苦工——于都市，而把土地的耕作委之妻子父母，弄到结果，副业的苦力变成正业，正业之农耕变成副业，于是从前农业原有的和平安定之空气，为之一变，农村就无形中被破坏了。
那末，他们就不断逃往都市，农民离村之现象就发生了。
”[10]如果说自然经济的解体对流民产生一种推力，那么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发展，则对流民的向心流动产生一种拉力。
[1]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作用于农业，一是冲击了家庭手工业，二是引起一定程度的农业近代化，这样就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从而导致流民现象的发生。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安徽流民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经济压力的迫使，构成经济原因的合力，不仅有传统自然经济的落后，还有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近代工业化的发展。
在传统和近代化交替的时代，流民问题的产生因素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
而具体到不同地区和某个时段，促使流民产生的主要原因亦不尽相同，需要根据史实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1]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25,31-32.[2]陆德阳.流氓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23.[3]同治洵阳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4]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M].南京：中正书局，1936.48.[5]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84,181,728.[6]民国涡阳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89.[7]霍山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3.21.[8]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8.39.[9]冯煦.蒿会奏稿[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59.[10]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M].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社，1933.119. （责任编辑：刘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