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０８（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元素探析臧震摘要人权思想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究竟是否孕育着西方人权思想的基本元素呢？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哪些人权起源元素上有所缺失呢？本文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人权的概念和来源进行研习，第二部分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比较这个视角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权土壤问题，并试图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人权思想元素正义与权利文化土壤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0592(2008)08-037-03“人权”这一名词无论从词源和概念来源上讲都应是出自近代的西方，当今世界流行的人权理论对于人权的定义和诠释都是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为基础的，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客观现实。
但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每当看到西方国家也许是基于希望非西方国家改善本国人权保护状况、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善意而做出的攻击别国政治经济体制、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时，心里总会有些不悦。
于是乎，我们经常愿意在一种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的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下回到历史来寻找一种慰籍，希望能在老祖宗那找到那些现代的所谓的先进思想，哪怕是萌芽。
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但笔者在最初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权思想的关系时却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愫。
而令人苦恼的是，越是希望达到寻根的目的却越是无法在学术研究上获得进展，甚至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于是笔者在经过一番思考后诉诸文字时，即在本文的体例构架上放弃了具有预判性质的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存在人权思想的肯定假设，而是怀着一种中立的价值观来看两者的关系，以求能得到一些较深入的体会。
一、人权的概念和来源研究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对他们有一个整体的较准确的把握。
笔者自知学识有限，自然不可能对于人权的概念和来源这样复杂的问题得到全面而权威的结论，仅以求对其作一个初步的、大概的解释。
“人权”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人之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这里涉及两个层面的理解，即“人”和“权利”。
首先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概念，当然对于这里的“人”可以做内涵范围大小不同的解释，特别是随着近代和当代第二、三代人权研究的兴起，作为法人的集体概念甚至是民族、国家、国家集团都被有些学者作为人权的主体。
这种简单的解释对于我们初步理解人权概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误导，即人权就仅仅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那些特定的权利，这样就把人权概念限定为一种实证权利或者法律权利。
人权实际上意味着要求政治变革的一种宣言，而不是法律权利，一个人必须要求人权，这就意味着要求根本的社会变革，意味着一个人没有享受到他所拥有的权利，但是，这并没有使人权成为什么不真实的权利，要求人权本身就说明一个人已经拥有的人权。
人权的实际力量和价值在于，只有当法律权利和其他较低的权利要求失败时，人权才是适用的，它的道德力量常常更加伟大。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人权更近似于一种道德权利。
“正义是权利的逻辑基础”，或者说人权是基于人的本性需求而创立的，人们并不是为了生活而“需要”人权，而是为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需要”人权。
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指出的：人权产生于“人自身的固有尊严”。
与其他的社会事件一样，人权产生于人的活动；它并不是上帝、自然或者生活中的有形存在赋予人的。
人权代表着一种社会选择，它所选择的是有关人的潜能的一种特定道德观，这种道德观的基础是关于有尊严的生活的最低限度要求的一种特定的本质性看法。
人权很少涉及现实状况，而是更多的超越现实而论及应然层面，常被视为更深刻的达到现实的可能性。
《世界人权宣言》没有告诉我们大多数国家中的生活状况，然而它却确定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一种称得上是人的生活的最低条件。
也就是说，人权起源于一种人们的对于能过有尊严的生活的道德诉求。
更进一步说，这种道德性诉求就是以主张权利为中心原则的人道。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具有产生人权思想的土壤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作人权思想能否在古代中国孕育？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权思想的产生的要素是什么，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土壤环境，只有两者能够达到一直即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具有人权思想赖以孕育的要素，对于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肯定性的回答。
下面本文尝试从探究人权思想的产生所必需的几个要素和背景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一）正义观正义观指的是一种价值观，“正义”就是指“应当”、“应该”、“应得”，古希腊先贤经常陷于对于什么的“善”的思辨，这个所谓的“善”就是作者简介：臧震，中国政法大学人权法学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
法学研究２００８．０８（中）“正义”。
正如前面论及的，权利产生的逻辑基础是正义，权利的正当性（即某一个人为何能够具有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资格）恰恰指向的是正义，即古希腊人就认为权利即来源于正义，或者说正义的体现就是权利，西方思想从一开始就给权利披上了正义的外衣，这为以后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法治等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理论的根基。
古汉语中的“正”与“义”是分开适用的，“正”指无所偏倚和倾斜。
前面所指的“正义”的含义更接近于古代的“義”。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正义”也就是古语中的“義”是怎样予以理解的呢，是否也像西方一样将正义指向权利了呢？《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
礼容得宜则善矣。
”《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语：“多行不义必自毙”，是说其弟共叔段所居京城地过百雉（一曰三百方丈），不合“先王之制”。
可见，春秋时所谓的“義”，意即行为适宜于“礼”，或断事适合于礼，正所谓“礼义”并举。
而很多追求“利”的行为必然要破除旧制，即对“礼”形成威胁，从而间接触犯了“義”的道德观，所以这在春秋时期就引起了一场“义利之辨”。
它在形式上是道德于利益之辨，实质上则是“公”、“私”之争。
晏婴在论战中指出：“让，德之主也，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
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夫民生厚而有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他主张对利要采取“让”的态度，对民之利欲必须“正德”以限制（“幅之”），其实质就是限制个人私欲的增长。
在春秋时期与晏婴相同的观点屡见不鲜，并最终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义利观所承继。
也就是将“義”与“利”对立起来，形成了几千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正统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墨子提出了义利统一的不同义利观，他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利，义也”。
正因为这样，古代中国将“義”、正义指向了义务，而没有将义与利统一起来、将正义与社会利益联系起来，而没有发展出正义同个人的私“权利”相结合的思维模式，所以就不可能真正产生“权利”的概念，进而也不可能产生以指向权利的正义观为基础的人权思想和精神。
（二）抗争（争取自由）的精神近代西方人权思想是伴随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的。
人权的价值核心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西方民众的抗争精神。
正如前述，人权思想的来源是人对于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道德诉求，人权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推动力是人对于自身权利的不断争取精神和对于现实专制的反抗精神。
可以说，人权的精神在于反抗。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具有对“需要”进行主张的文化基因，儒家要求人们“安贫乐道”，孔子的“仁学”伦理思想主张“仁”和“仁爱”，主张社会应该维持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模式，最高统治者皇帝本身就是神州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在家里做儿子的自然应顺从父亲，因此普天之下的子民也不得反抗作为家长的皇帝。
当然，另一方面孔子有要求君要施“仁政”，要“爱人”，主张民本思想，孟子亦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但是，给统治者设定道德上的义务并不能解决国家权力与公民私权的根本矛盾，抛开法律体制上的权利义务的设置不谈，单纯从道德层面上也只是对统治者设定了义务而没有赋予个人以私权，尤其是反抗权。
于是乎，历史的长河中的经典场景就是，某个朝代经过开国之初的几个皇帝的励精图治之后，便开始出现昏君而逐渐腐朽没落，而底层的民众也仅是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之时才揭竿而起。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的这种所谓的造反权并不能算是近代人权的萌芽，首先，它本身不是一种合法、甚至于合情的权利，从皇帝到贵族到士绅阶层乃至于起义的民众本身都不认同这种反抗的做法，农名起义从农民自身的情况来看，也只是当其生活希望已经破灭，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或者没有其它出路的选择之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其次，造反的诉求不是基于一种对“需要”或“权利”的主张，更不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那种西方的对政府权力即皇权进行限制的有限政府思想，而仅是一种因为对统治者未承担起其所应承担的责任的不满。
造反的目的并不是对皇权进行限制、对人民权利进行保障，而是期望推翻现在的皇帝，以图迎来一个新的仁君来进行“爱人”的统治，即反抗不是对权利的诉求而仅是对“仁政”的期望。
也就又回到了第一点所谈的，暴民起义的目的在于使皇帝能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即施“仁政”，而不是为了争取个人的权利。
正是由于全社会各阶层一致具有的这种以义务为本位的正义观扼杀了反抗的精神萌芽。
（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对于人权精神的形成具有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西方法哲学看来，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唯一的，任何离开个体的国家、社会、法律都是虚幻的。
个体性思想是西方法哲学及其权利、价值、自由和人权得以展开的轴心和基点。
正如前面所述，人权的起源是个人的人性需要，有学者甚至认为人权的主体只能是个人，“不存在作为社会权利或任何集体权利的特种人权”，“社会的权利不是人权，而且不可能是人权，除非我们重新定义人权的概念。
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把一切良好的事物称为人权，而抽去了人权一词的全部含义”。
在他们看来，人的个体性既体现在“份”上，“份”即一个人在伦理关系的特定位置和身份。
中国文化里的个人，是内省的、让与的、利他的、与人协和的道德主体，不是外制的、索取的、利己的、与人争斗的利益主体，这种个体容易发展成为义务主体而不是西方的那种权利个人主义。
（四）宗教历史的两个产物——超验思维（真理模式）与平等观念西方近代人权思想的形成受到一种超验的权利诉求，这种人与自然、经验与超验、社会正义与自然正义的二元对立思想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因归功于宗教即基督教的影响。
基督教的教义宣扬上帝造人说，基督徒们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抱着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态度，久而久之人们就在经验之上形成了一种对更高的、更具理性的超验真理的信仰。
于是，当人们意识到社会中的不公平、不平等时就会求助于超验的真理，用自然正义来实现社会正义，从自然法的观念出发而不是以世俗的角度切入，比如萌发出了人权的思想来对抗现实中的专制。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与超自然的关系一直未居主要地位，“子不语怪力乱神”，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主张以人为本，讲求当下即是，切于日用之实，很少“离事而言理”，儒家伦理思想是一种解决世俗问题的学问，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人与做事是相通的，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换句话说，天理或天道蕴于普通的世俗人情之中，儒学大家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之类的超验事物或真理也不去研究它们，而是强调天人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