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学和科学政策
- 格式:docx
- 大小:15.26 KB
- 文档页数:4
战后日本的科技战略目标及决策模式吴建华;潘毅文【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科技战略目标以及沟通为主的协商式科技决策模式。
其中,科技发展战略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旨在消除技术差距并创立自主的科技体系,将高科技作为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手段;其决策模式强调科技决策过程及其步骤的“协商性”,但突出日本政府在科技决策中的作用。
探析并总结日本战后科技战略目标及决策模式的经验教训,对后进国家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After the Word War II, Japan establishe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ic target with its ow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ulted decision modal mainly in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Among them,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targets catching up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y, aims to eliminate the technology gap, set up the independ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and take the high -tech as a means of seeking political military power. And the decision model stresses on the proc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 cision - making and the consultative of its process steps, while it outstands the role of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ision - making. By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target and decision - making model after the Word War II, it can undoubtedly make a great role of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junior country to formulate the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期刊名称】《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00)005【总页数】7页(P90-96)【关键词】日本;科技战略目标;决策模式【作者】吴建华;潘毅文【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15二战期间,日本科学政策一直服从和服务于军部战争需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重要工具。
日本明治维新的文化和政治变革1868年,日本从过去的封建制度中走出,实行了一场名为明治维新的文化和政治变革。
这场变革,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历史和未来走向。
本文将对明治维新的文化和政治变革进行探讨,以了解其对日本的影响和启示。
一、文化变革1. 普及教育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实行普及教育。
明治政府颁布了《教育令》,规定了学制、教科、教学方法等。
教师和学生的待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这种普及教育的政策,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 文字改革明治政府还进行了文字改革,将汉字简化成日本国语。
这种改革让百姓们更容易学习和理解文字,带来了语言的统一和方便。
同时,这种改革也为日本的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
3. 科学技术引进明治政府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并引进了西方的科技。
这些技术包括民生方面的,如电报、电话、铁路等,以及工业技术的,如机械制造、矿业开发等。
这些技术的引进,使日本的工商业和民生水平得以大幅提高。
二、政治变革1. 颁布宪法明治政府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通过此宪法的颁布,明治政府识别到现代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并加以实践。
这个宪法为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地方制度改革明治政府进行了地方制度的改革,决定将大苑政策改为郡县制。
这个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效率和民生水平,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政治的发展。
3. 徵兵制度明治政府征兵制度的实行,使日本能够以更强大的力量参与国际事务。
这种征兵制度的建立,为日本威慑对手和维护自身和平环境提供了更强大的能力。
总之,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其文化和政治的变革,给日本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虽然这些变革是困难的,但是这种进步以及日本的现代化,证明了人类拥有足够的力量去趋向正确和稳定的方向。
日本鼓励创新的措施日本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创新的强国。
为了进一步推动创新发展,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鼓励创新。
本文将介绍日本鼓励创新的措施,包括政府支持、科研补贴、创业投资等方面。
政府支持日本政府在鼓励创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创新研究和创业创新。
首先,日本政府设立了多个创新支持机构,例如国家研究开发机构(NEDO)、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等。
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资金、设施和专业咨询等方式,为创新项目提供支持。
此外,政府还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合作,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交流与共享。
其次,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研发补贴政策。
对于创新项目,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实践。
此外,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科技创新基金,用于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再次,日本政府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保护。
政府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审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等措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
此外,政府还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保护本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科研补贴除了政府的支持外,日本的科研补贴机制也为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日本政府将科研补贴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未来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
首先,日本政府设立了科学技术研究费(STK)计划,用于资助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科研项目。
该计划通过评审和竞争的方式,选取优秀的科研项目进行资助,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应用。
其次,日本政府还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提供相应的补贴和激励政策。
企业可以申请研究开发支援计划,获得资金支持和优惠税收政策,以推动创新研发。
另外,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专项基金、跨国合作等方式,吸引国内外优秀的科研机构和人才参与创新项目。
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和专业咨询,加强创新研究的国际合作交流,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人才。
创业投资创业投资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变迁及新动向
刘德娟;沈力
【期刊名称】《科技管理研究》
【年(卷),期】2024(44)4
【摘要】日本的《科学技术基本法》自2020年修订后,学界对其政策最新动向的
梳理研究还有待完善,因此,对日本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主要框架和创新模式的变迁
及特征进行总结分析。
研究发现,其历经了从传统的科学技术创新线性模式向目标
导向型的社会变革创新模式的转变,从科学技术层面向科学技术新生态体系层面创
新的转变,从只注重科技研发到注重人文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综合知识
创新的转变,以及创新主体从“产学官”合作为主向“产学官民”共创方式的转变。
这一转变与中国目前所走的科技道路有些相似,因此借鉴日本经验,从完善科学技术
创新政策法律法规、加强相关者横向协同、创造科技与人文社科融合的创新环境等方面,提出对中国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几点启示。
【总页数】7页(P27-33)
【作者】刘德娟;沈力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323;G327;G255;G301
【相关文献】
1.日本科学政策的新动向
2.日本幼小衔接政策的新动向——以日本2017版《幼儿园教育要领》为蓝本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日本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科技政策上世纪90年代日本陷入了泡沫经济破灭的经济低迷状态,同时社会也迎来老龄化和少子女化的人口问题,经济一度缺乏活力。
1995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决心以发展科技来振兴经济。
1996年,日本出台《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其中所体现的新的科技政策,改变了日本科技政策重在技术开发的战后模式,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基础研究及其作用,并努力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间达成平衡。
该计划5年为一周期,全面规划国家创新体系,使日本沿着这条新的发展战略在科技领域走到了世界前列。
在这里,本文以日本出台的总共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为对象来介绍日本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科技政策。
一、科技发展目的每一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所指定的科技发展目的和方向都会因为国情的变化和上一期计划完成情况而有所不同。
不过总的来看,这四期的基本计划都体现出以下几个大目标:应对当前和未来面临的社会问题、提高人们生活福利、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解决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困境、振兴和发展基础研究、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日本。
第一期计划指出,通过科技发展解决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生活水准恶化的问题,解决增进健康、防治疾病和预防灾害等生活需求问题,环境、食品、能源和资源短缺等挑战全球的发展问题;政府在不改变原来基础研究计划的前提下,要根据形势重新确定重点资助领域,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平衡;要为提高产、官、学各界的R&D能力彻底改善环境,促进公众、社会和经济界使用所有的成果。
第二期计划指出,解决工业竞争力下降、就业减少、劳动力减少、保健费用和社会安全支出增加的问题;通过药物和预防保证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通过发展IT技术使新工业诞生、社会生活便捷;解决全球共同关注的新鲜水源、食品、能源、全球变暖、传染病等问题;在今后50年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要达到30人左右,建立相当数量的研究基地,产生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通过提高技术转移机构的水平,促进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想产业界转移,增加申请国际专利的树林,保持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能力。
福 州 大 学 李潇潇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王海洋 史 鑫日本当前航天政策及其发展动向(上)*基金项目:福州大学科研启动项目(CXRC201915),李潇潇(/0000-0002-8359-3897)。
摘 要 在回顾日本航天政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本文对日本当前航天政策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其政策层次,介绍了日本航天法律及其航天政策中的国防安全内容,归纳了其对外空威胁的分类及空间攻防手段。
从完善航天装备、发展航天产业及强化以美日同盟合作等3个方面,归纳其推行航天政策的着力点,及其航天政策施行中的问题。
最后,从依托航天技术提高作战能力、升级装备强化外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高适应性的运载发射能力等3个方面,对未来日本航天政策的动向做了展望。
关键词 日本;航天政策;航天产业;国防安全;航天法一、背 景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按驻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命令,其航空航天活动受到严格禁止[1]。
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
1952年3月8日,在美国授意下,驻日“联合国军司令部”解除了日本航空航天活动的禁令;同年4月28日,颇具争议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生效,日本的主权得以恢复,打开了日本战后航天活动的闸门。
解禁后不久,日本就开始着手建立其航天科研机构。
1955年,日本政府设立航空技术研究所,1963年改称为航空宇宙技术研究所;1960年,日本科学技术厅设立宇宙开发实施本部,1969年改组为宇宙开发事业团;1964年,东京大学设立宇宙航空研究所,上述3个机构正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的前身[2]。
最初,由于受到本国法律和国际政治条例的限制,日本的航天活动可谓谨小慎微、蹒跚起步,不过进展却十分迅速。
从1955年4月12日,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糸川英夫科研团队研制的超小型固体火箭(“铅笔火箭”)发射试验获得成功,到1970年2月12日,日本第一颗人造卫星“OSUMI”发射入轨,日本仅用了15年时间就成为继美国、前苏联、法国之后全球第四个自主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日本的科技行政管理制度日本作为一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国家,其科技行政管理制度在科技政策制定、科技资源配置、科技项目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点和优势。
本文将对日本科技行政管理制度进行详细介绍。
一、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及职责日本的科技行政管理机构主要由文部科学省和厅、新能源及工业技术开发组织等组成。
文部科学省主要负责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科技资源进行调配和管理。
而新能源及工业技术开发组织则承担着科技项目的管理和执行职责。
具体来说,文部科学省的职责主要包括:(1)制定科技政策。
文部科学省负责制定科技政策,包括科技发展规划、科技产业政策、科技合作政策等,为科技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指导。
(2)调配科技资源。
文部科学省根据国家的科技发展需求,进行科技资源的调配和配置,包括财政资金的分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等,为科技创新提供资源支持。
(3)推动科技转化。
文部科学省鼓励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
新能源及工业技术开发组织的职责主要包括:(1)执行科技项目。
新能源及工业技术开发组织承担着执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职责,包括研究开发、试验验证等工作。
(2)推动产学研合作。
新能源及工业技术开发组织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二、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日本的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主要由文部科学省负责。
文部科学省根据国家的科技发展需求和战略定位,制定相应的科技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
在制定科技政策时,文部科学省采取了多种方式和途径,包括:(1)征求专家意见。
文部科学省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经常征求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利用科技专家和学者的智慧和经验,制定科技政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2)开展国际合作。
文部科学省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引进国外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持。
(3)依法治理。
日本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依法进行,文部科学省在制定科技政策时,必须遵循法律法规,保证科技政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日本科学和科学政策
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
日本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战后日本基础研究的发展主要围绕大学和企业展开,大学一直作为传统意义上基础研究的主要阵地而存在。
而同时,战后日本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虽然其研发经费主要集中于试验开发,但因其投向研发的经费基数较大,使得日本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成为影响日本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
就基础研究投入来看,日本也表现出政府和企业作为基础研究两大投入主体并存的特征,但两大投入主体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企业投入基础研究集中于企业内部的中央研究所,而政府投入基础研究则集中于大学。
1[1]
文部科学省是日本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核心部门,包括其下属的独立行政法人机构JSPS(学术振兴机构)以及JST(科学技术振兴机构)2[2]负责执行对基础研究的资助。
另外,其他省,如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以及厚生劳动省等也有少量资金投向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强度的历史变化
图日本基础研究强度的历史变化
1965年,日本基础研究强度高达30.3 %,之后开始呈下降趋势,1975年下降到14.2%。
1975年以后基础研究的比例开始回升,且基本在15%上下波动,1990年降至最低点13.0%,之后稍有提升。
1997年以后基本稳定在15%附近。
日本之所以会出现20世纪50年代至1965年基础研究强度保持较高比例,而1965年以后大幅下降?一般认为,这一变化主要在于受日本技术追赶战略的影响。
在1959年开始的“岩户景气”时代,日本企业内研究所数量显著增加,达到几乎每个稍有规模的企业都设有研究所的状况,此后的几年,在日本战后科学技术史上被称为“中研繁荣”的时代(即企业内大量建设中央研究所的时代)。
这一时期,企业进行基础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因此会出现基础研究强度保持较高水平的状况。
而1965年之后比例大幅下降的原因在于,日本企业开始转向技术开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开发研究上,从而导致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降低,后来受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企业投向基础研究的比例下降更加明显。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R&D经费大幅度上升,虽然基础研究经费总量也增加,由于分母R&D大,基础研究的强度就变小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础研究的强度保持着稳定的态势,约15%,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也算是高的。
新的战略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1995年11月日本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后分别制定了第一个基本计划(1996-2000年)和第二基本计划(2001-2005年)。
日本试图通过这些战略举措,将日本建设成为:
·能够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国家;
·有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
·一个安全舒适、生活质量高的国家。
日本为此制定了具体目标:(1)发表大量的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提高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评价的基础研究论文比例。
在今后50年中,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要达到30人;建立相当数量的研究基地,吸纳国外优秀科研人员,创造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阐明各种疾病的遗传基因和建立数据库以及技术基础设施;制定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对策;利用生物技术提供优质的粮食。
(3)提高技术转移机构的水平,促进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向产业界转移;增加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以提高企业生产、保持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能力。
基本方针:(1)为提高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效果而进行资源的重点分配。
向新知识挑战,重视开创未来的高水平的基础研究。
(2)建立能够创造出世界水平的优秀成果的体制,扩大基础投资。
完善竞争性的研究与开发环境,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培养优秀人才,确保科研人员的流动性;进一步完善公正、严格的评价体系;重点改善国立大学的基础设施,加强计量标准,生物遗传资源等科学技术的支撑设施。
(3)把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
科技成果要为解决
粮食、经济、产业、环境、健康、福利、安全等问题做出贡献。
(4)推进日本科学技术活动的国际化。
建立向国际开放的、集聚国内优秀人才的研究基地,并能够开展世界水平的研究。
日本基础研究的亮点:9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日本基础研究异军突起,其SCI论文及Top 1%已进入世界前列(参见第11章),更令人瞩目的亮点是:
2002 年,小柴昌俊(Masatoshi Koshiba)和田中耕一(Koichi Tanaka)分别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
加上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1949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1965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江崎玲於奈(Leo Esaki,1973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福井谦一(Kenichi Fukui,1981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1987 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白川英树(Hideki Shirakawa,2000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和野依良治(Ryoji Noyori,200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总数已有九名。
3[3]
日本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了诺贝尔奖“量化指标”:到21世纪中叶,日本诺贝尔奖总数达到30人。
对照我国,我国尚未实现本土诺贝尔科学奖“零德突破”;我国有着重重的“诺贝尔科学奖”情结(即NB控)。
那么,在我国这样一个高度重视量化指标的国度,是否会在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2021-2050)中提出冲击诺贝尔奖的量化指标尼?
(摘自拙著修改:刘立:《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补充:根据杨肖先生的资料,日本自然科学获奖人数已经上升到15人(下面的名单中含文学奖)。
1 湯川秀樹京都大学 1949年物理学賞
2 朝永振一郎京都大学 1965年物理学賞
3 川端康成東京大学 1968年文学賞
4 江崎玲於奈東京大学 1973年物理学賞
5 佐藤栄作東京大学 1974年平和賞
6 福井謙一京都大学 1981年化学賞
7 利根川進京都大学 1987年生理学・医学賞
8 大江健三郎東京大学 1994年文学賞
9 白川英樹東京工業大学 2000年化学賞
10 野依良治京都大学 2001年化学賞
11 小柴昌俊東京大学 2002年物理学賞
12 田中耕一東北大学 2002年化学賞
13 小林誠名古屋大学 2008年物理学賞
14 益川敏英名古屋大学 2008年物理学賞
15 南部陽一郎 [5] 東京大学 2008年物理学賞
16 下村脩長崎医科大学 2008年化学賞
17 鈴木章北海道大学 2010年化学賞
18 根岸英一東京大学 2010年化学賞
Fields奖
小平邦彦(Kunihiko Kodaira、1916年 - 1997年)広中平祐(Heisuke Hironaka、1931年 - )
森重文(Shigefumi Mori、1951年 - )
本文引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