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补偿研究中的技术问题研究
1 生态补偿的科斯概念
生态补偿是当前生态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对生态补偿有不少定义,但由于侧重点不同及生态补偿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早期的生态补偿是对生态环境破坏者的惩罚性措施,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减少生态环境损害的经济刺激手段[11];随着生态建设实践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生态补偿的内涵发生了拓展,由单纯针对生态环境破坏者的收费,拓展到对生态服务提供者(或生态环境保护者)给予补贴,激励这些提供者(或保护者)主动提供优良的生态服务[4]。
1.1 生态补偿的科斯概念
迄今为止,生态补偿的主流思想基础仍是科斯经济学。科斯定理表明,无论资产的初始产权配置如何,社会最佳状态都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就环境问题来说,只要交易成本足够低、产权界定清晰,个体、社团甚至超级国家实体都可以交易他们的权利,直到环境物品和服务实现帕累托最优供给[5]。因此,建立生态服务交易市场成为解决因市场失灵引起的生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方案。
基于科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Wunder等[6]提出“生态补偿是一种自愿交易、具有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或能保障这种服务的土地利用、至少有一个生态系统服务购买者和一个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当且仅当服务提供者能够保障服务的供给(有条件的)”。目前,该概念在生态补偿文献中占主导地位,它认为理想的生态补偿项目应该把生态系统服务整合到市场中,生态补偿应该尽力实行科斯定理[12],一个“真正”的生态补偿项目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①必须清楚被提倡的土地利
用类型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②利益相关者必须有终止合同关系的可能性;③监督系统必须与干预相伴,以确保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为此,在生态补偿项目设计中,科斯方法把重点放在减少交易成本、产权分配、建立生态服务提供者与购买者之间的交易过程等方面。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将外在的、非市场环境价值转化为当地参与者提供生态服务的激励机制,目的在于把正面激励转让给生态服务提供者,而且生态服务的供给是有条件的。激励是影响决策者参与行动动机的因素,生态补偿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把个体和/或集体的土地利用决策与自然资源管理的社会利益连接在一起的激励[5]。根据决策者的感知,可将其分为积极激励和消极激励。积极激励是生态补偿的核心,一方面积极激励可以改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决策,通常情况下生态系统服务由个人或集体供给,通过积极激励可以改变个人或集体的土地利用决策,从而改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例如中国的退耕还林项目;另一方面,积极激励还可以影响对规章或法律效力的态度,例如哥斯达黎加PSA项目,因与反砍伐法案一致,而使其得到了社会支持[13]。积极激励的贡献并不意味着消极激励的缺失,消极激励常以强制参与或罚款与惩罚等形式出现在生态补偿中。但是,在实践中积极激励的权重应超过消极激励,而且应该尽可能把积极激励转让给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个人[7]。条件性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核心方法,究竟以生态系统服务物理量还是以服务提供者采取的行动作为激励条件对项目设计至关重要[14],在实践中选择何种方法取决于技术和监督成本。由于测量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很困难,因此,常以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有假定关系的生态指示器作为激励条件,而不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量,例如,利用栖息地变化的卫星监测结果来估计碳服务供给[15];此外,由于生态补偿干预力求改变行动者的行为,也常以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特殊行动作为激励条件,例如欧
洲农业环境生物多样性补偿就是基于行动(种植灌木绿篱)与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服务)供给之间的假定关系。这种以行动为基础的协议虽然增加了农户与决策者行为的确定性,但也增加了生态结果的不确定性。在生态补偿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对是否满足激励条件进行监督,但恰当的监督不仅依赖于观测服务以及服务供给者努力程度的能力,而且依赖于服务供给者的行动与服务供给之间关系的强度与一致性。
2 生态补偿科斯概念面临的挑战
基于科斯定理的生态补偿概念虽然构建了生态补偿的理论框架,但理论性太强,实践者无法模仿其构建的严格假定运行条件(例如,明确的产权、完全信息以及竞争),在实践中不太容易推广和实施。从当前国际生态补偿实践来看,大多数生态补偿项目不能严格遵守Wunder提出的这些标准[6]。
2.1 自愿性难以完全满足
生态补偿实际上是各种规模的集体组织(从小组织到国家政府)之间的谈判,受其干预影响的人们是否愿意自愿参与,依赖于他们能否有效地对服务收益施加控制以及能否处在谈判位置上。然而,现实中有些社团成员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观点经常被忽视,这些成员往往是因为高压才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例如哥斯达黎加的PSA项目和中国的退耕还林项目。Vatn指出目前大量的生态补偿案例严重依赖于政府和社团参与[16],有些政府操作的生态补偿项目并不是利用政府的财政收入筹集资金,而是通过向生态系统服务使用者强制收费实现的,因此,至少从购买者的观点出发,不能被看做是自愿的市场交易。有时,即使私人交易发生了,自愿性也不一定能够满足,例如在流域生态补偿项目中,上游土地管理者因改善土地利用实践而得到补偿,但下游用水户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因生态补偿项目而
支付了较高水费,他们虽然付费了但未必是自愿的。Farley等也指出为了提供充足资源或确保付费公平分摊常常需要采用非自愿方法,例如税收或强制服务费[17]。
2.2 生态系统服务难以完全界定 2.3 条件性难以完全遵守 2.4 效率和公平的分离基于市场竞争标准,生态补偿科斯概念认为应优先补偿那些对环境额外性贡献最大且受偿意愿最低的人。通常情况下,贫困程度与所要求的补偿相反,如果按照受偿意愿确定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那么穷人就会成为生态补偿项目的主要受益人,这虽然有可能实现效率与公平双赢,但会引发重要的伦理问题,一是穷人是否都自愿参与生态补偿项目,或在这种自愿协议背后,是否存在穷人因为他们的身份而不能拒绝补偿的情况;二是由于穷人的绝对机会成本较低,致使“环境保护责任”不相称地落在穷人身上,使得穷人选择可替代土地用途的自由度较低,这有可能引起生产性锁定,
最新整理地区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一条为加强生态绿心保护，提升绿心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水平，加快推进我市两型社会建设步伐，根据《省长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生态绿心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政办法〔20xx〕18号）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生态补偿资金来源为市级财政预算安排、上级转移支付两型专项资金等。 第三条生态补偿资金补偿范围为《长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20xx—2030年）》确定的位于本市范围内生态绿心区域。包括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控制建设区，总面积82.36平方公里。 第四条生态补偿资金补助的项目分为生态基础补偿和绿心地区重点项目补偿。 1.根据绿心地区生态基础评估结果，给予生态基础补偿。 2.绿心地区重点项目补助 （1）生态绿心保护标识设置和日常维护。 （2）森林生态、生态农业、生态村镇、生态廊道和旅游休闲产业建设。 （3）生活污水管wang系统、农村社区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4）养殖业结构进行控制性调整。 （5）工业产业退出，含采矿企业退出。 （6）林业、水利、矿产资源的保护。 （7）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其他补偿事项。 第五条生态基础评估市两型办牵头，会同财政、环保、国土、水务、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制定《绿心地区生态基础评估考核办法》，依据《绿心保护条例》对补偿区域基础生态环境进行全面评估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第六条对考核结果评为优秀的，按照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控制开发区面积分别给予每平方公里4万元、3万元、2万元补助，在重点项目资金安排上优先支持；考核结果评为良好的，分别给予每平方公里3万元、2万元、1万元补助，在重点项目资金安排上重点考虑；考核结果评为合格的，分别给予每平方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解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为什么要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谁可以提出损害赔偿？环保部有关负责人17日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今年初，贵州省开出了一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书。一家企业因为非法处理污泥渣污染环境，被贵州省环保厅索赔900多万元，用于被损害地区的生态修复工作。 这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典型案例。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吉林、山东、江苏、湖南、重庆、贵州、云南7个省（市）开展改革试点工作。 损害生态环境是有代价的。但我们也看到，在渤海湾溢油污染、松花江水污染、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壤污染等诸多事件中，公共生态环境损害未得到足额赔偿，受损的生态环境未得到及时修复。 环保部这位负责人说，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首先就是实现损害担责的需要。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损害担责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有助于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他表示，这一改革也是弥补制度缺失的需要。在我国，国家所有的财产即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但是在矿藏、水流、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受到损害后，现有制度中缺乏具体索赔主体的规定。 同时，通过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他指出，目前，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条件尚不成熟，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后，需要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为立法积累经验。 明确赔偿权利和义务 生态环境受到了损害，谁有赔偿义务？谁有索赔权利？ 方案规定，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到应赔尽赔。 在赔偿权利人方面，2015年印发的试点方案规定，赔偿权利人是省级政府。此次印发的方案则将赔偿权利人由省级政府扩大至市地级政府。
关于生态补偿研究中的技术问题研究 1 生态补偿的科斯概念 生态补偿是当前生态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对生态补偿有不少定义,但由于侧重点不同及生态补偿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早期的生态补偿是对生态环境破坏者的惩罚性措施,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减少生态环境损害的经济刺激手段[11];随着生态建设实践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生态补偿的内涵发生了拓展,由单纯针对生态环境破坏者的收费,拓展到对生态服务提供者(或生态环境保护者)给予补贴,激励这些提供者(或保护者)主动提供优良的生态服务[4]。 1.1 生态补偿的科斯概念 迄今为止,生态补偿的主流思想基础仍是科斯经济学。科斯定理表明,无论资产的初始产权配置如何,社会最佳状态都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就环境问题来说,只要交易成本足够低、产权界定清晰,个体、社团甚至超级国家实体都可以交易他们的权利,直到环境物品和服务实现帕累托最优供给[5]。因此,建立生态服务交易市场成为解决因市场失灵引起的生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方案。 基于科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Wunder等[6]提出“生态补偿是一种自愿交易、具有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或能保障这种服务的土地利用、至少有一个生态系统服务购买者和一个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当且仅当服务提供者能够保障服务的供给(有条件的)”。目前,该概念在生态补偿文献中占主导地位,它认为理想的生态补偿项目应该把生态系统服务整合到市场中,生态补偿应该尽力实行科斯定理[12],一个“真正”的生态补偿项目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①必须清楚被提倡的土地利
用类型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②利益相关者必须有终止合同关系的可能性;③监督系统必须与干预相伴,以确保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为此,在生态补偿项目设计中,科斯方法把重点放在减少交易成本、产权分配、建立生态服务提供者与购买者之间的交易过程等方面。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将外在的、非市场环境价值转化为当地参与者提供生态服务的激励机制,目的在于把正面激励转让给生态服务提供者,而且生态服务的供给是有条件的。激励是影响决策者参与行动动机的因素,生态补偿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把个体和/或集体的土地利用决策与自然资源管理的社会利益连接在一起的激励[5]。根据决策者的感知,可将其分为积极激励和消极激励。积极激励是生态补偿的核心,一方面积极激励可以改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决策,通常情况下生态系统服务由个人或集体供给,通过积极激励可以改变个人或集体的土地利用决策,从而改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例如中国的退耕还林项目;另一方面,积极激励还可以影响对规章或法律效力的态度,例如哥斯达黎加PSA项目,因与反砍伐法案一致,而使其得到了社会支持[13]。积极激励的贡献并不意味着消极激励的缺失,消极激励常以强制参与或罚款与惩罚等形式出现在生态补偿中。但是,在实践中积极激励的权重应超过消极激励,而且应该尽可能把积极激励转让给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个人[7]。条件性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核心方法,究竟以生态系统服务物理量还是以服务提供者采取的行动作为激励条件对项目设计至关重要[14],在实践中选择何种方法取决于技术和监督成本。由于测量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很困难,因此,常以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有假定关系的生态指示器作为激励条件,而不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量,例如,利用栖息地变化的卫星监测结果来估计碳服务供给[15];此外,由于生态补偿干预力求改变行动者的行为,也常以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特殊行动作为激励条件,例如欧
我国荒漠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研究 摘要：荒漠化是我国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是长期制约我国中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严重危害到我国荒漠化地区的可待续发展。荒漠化不仅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影响到人民生存的条件，还造成农牧业减产，导致人、地矛盾激化，毁坏了大量生产生活设施和建设工程，诱导和加剧了生态脆弱区的贫困，阻碍了经济的腾飞。本文分析了荒漠生态系统恢复和保护工作的现状,旨在阐述我国建立荒漠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关键词：荒漠、生态补偿、构建 引言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和自然环境的恶劣，我国荒漠化现象一直比较严重。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较大、分布较广、荒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如何治理荒漠化已成为全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防沙治沙,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需要建立和完善荒漠生态补偿机制。 一、我国荒漠生态系统的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土地荒漠化、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北方沙化土地多属于风蚀荒漠化类型。根据最新沙化监测结果,全国现有沙化土地173.97万km2,占国土面积的18.12%,30个省(区、市)的889个县(旗、区)均有沙化土地,但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东北等省区,其中尤以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5省区最为严重,5省(区)沙化土地面积162.49万km2,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93.4%。局部地区土地沙化仍呈扩展趋势,如三江源头五年扩展23.8%,黄河首曲地区5年扩展17.38%,甘肃民勤五年扩展1%。土地沙化导致生态恶化,土地生产力下降,可利用土地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严重影响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的正常、安全运营,导致沙尘暴、干旱等自然灾害肆虐,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据统计,因土地沙化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影响近4亿人口的生产和生活。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采取了强有力措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颁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批准了《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05～2010年)》,相继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和三北防护林建设四期工程等一批以防沙治沙为主攻的防沙治沙工程,防沙治沙取得了明显成效。经过长期努力，我国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产生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截至2003年底，全国累计治理沙化土地2050万公顷，有12%的沙化土地得到了治理，重点治理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据统计，京津工程区有1600多万人在工程建设中直接受益，与工程启动前的1999年相比，工程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近1100元；工程区产业结构逐步得到优化，发展后劲得到进一步增强。[1] 二、生态补偿及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一个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概念。从自然属性角度,生态补偿也可称为自然生态补偿(na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其内涵被界定为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2]。可以看到,自然生态补偿的概念具有“调节、还原和维持系统平衡”之意,是一种自然生态系统内在的“压力-状态-响应”机制。对于社会属性的生态补偿概念,尽管国内有多种被学者或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认可的表述,但还没有一个较为明确或统一的关于生态补偿概念的定义。 [1]孙佑海、陈根长、翟勇、王炜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实用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2]中国环境科学大词典编委会.环境科学大词典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1.
上海生态补偿机制 一、政策调研： 1、政策性文件 （1）《关于上海市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 （2）《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沪财预﹝2009﹞108号） （3）《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沪府发〔2010〕1号） （4）《上海市公益林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考核实施细则》 （5）《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沪府令〔2013〕10号） （6）《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号）2、上海市生态补偿机制发展进程 2009年，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主持召开的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关于上 海市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和《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两个文件。会议要求， 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办法，形成导向明确、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区 县进一步开展生态建设和保护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全市生态环境。 上海市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工作过程中，先从建立基本农田、公益林、水源地的生 态补偿机制入手，逐步扩大范围、完善方式、健全机制。市政府印发的《关于上海市建立健 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包括公共财政投入、扶持产业发展、市场运作和相关制度保障 4个方面内容，明确了生态补偿“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综合运用行 政、法律、市场等手段，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调整相关各方的利益关系，促进生态保 护地区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上海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环保局等部门联合制定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注 重体现区县贡献和政策导向，注重发挥主管部门作用和转移支付整体效用，内容包括转移支 付分配因素、资金使用和管理3个方面。 自本市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上海市在饮用水水源地、公益林、碳排放交易生他补偿 等领域均有较好的成效。2009年至2012年，市级安排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累计达43.9 亿元，年均增长为24.3％。2013年，本市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年初预算安排生态补偿 转移支付资金15.5亿元，比去年增长9.2％。 2015年，上海正按照“应保尽保、总量拓展”的要求，划定生态红线。由初步形成的生 态保护红线划示规划方案可以看到，红线保护区域涵盖15类生态空间，包括自然保护区、饮
福建省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办法（2017 年修订） 为贯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中办发〔2016〕58 号），进一步加大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力度，推进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全覆盖，加快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根据财政部等部委《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财建〔2016〕928 号）有关精神，制订本办法。 一、实施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内12 条主要流域，其中跨设区市的闽江、九龙江、敖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由省有关部门按照本办法组织实施（闽江、九龙江、敖江流域市、县范围见附件）。 不跨设区市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实施办法，由有关设区市人民政府参照本办法于2017 年底前另行制定实施。 二、基本原则 （一）全面推进，多方筹资。根据我省流域特点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全面建立覆盖全省、统一规范的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采取省里支持一块、市县集中一块的办法加大流域生态保护补偿金筹措力度，促进流域上游地区可持续发展和 全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
（二）责任共担，区别对待。流域范围内所有市、县既是流域水生态的保护者，也是受益者，对加大流域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投入承担共同责任。同时，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受益程度、保护责任、经济发展等因素，在资金筹措和分配上向流域上游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三）水质优先，奖惩分明。将水质指标作为补偿资金分配的主要因素，建立奖惩机制，对水质状况较好、水环境和生态保护贡献大、节约用水多的市、县加大补偿，反之则少予或不予补偿，进一步调动各市、县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四）规范运作，公开透明。按照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的要求，用标准化方式筹措、用因素法公式分配生态保护补偿金，明确资金筹集标准、分配方法、使用范围、管理职责分工及监督检查办法等，实现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筹措与分配的规范化、透明化。 三、资金筹集 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金，按照省政府《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闽政〔2016〕61 号）提出的“力争到2020 年补偿资金比2015 年翻一番”的要求，主要由流域范围内市、县政府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集中，省级政府增加投入，自2018 年起 分三年逐步到位。资金筹集方式如下：
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张建肖 安树伟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 要:归纳介绍了生态补偿的历史背景。从不同角度概括了生态补偿的内涵,并对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化研究作了综合阐述。在以上基础上,从森林生态补偿和流域生态补偿两个方面归纳了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实践的研究的基本结论:一套广泛适用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形成需要BPP原则,即“谁受益,谁补偿”原则的有效实施;而变“输血式”补偿为“造血式”补偿、解决补偿标准问题是生态补偿机制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生态补偿;外部性;价值化;森林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BP P原则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645(2009)01-0023-06 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人口规模的持续膨胀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补偿问题随之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并成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研究及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北美和西欧等发达国家早已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研究,在补偿规划、补偿标准制定、补偿管理及实施操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比之下,我国的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综述国内外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提高我国生态补偿的效力、效果都是十分必要的。 1 国内外生态补偿的历史背景 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麻省马塞诸塞大学的Larsno和M azzares,第一个提出了帮助政府颁发湿地开发补偿许可证的湿地快速评价模型。1956年,美国政府推行保护性退耕计划,又称土壤银行计划,即鼓励农场主短期或长期退耕一部分土地,“存入”土壤银行,银行付给一定的补助,对按照计划退耕的农场主给予农产品价格补贴,引导农场主把退耕土地用于土壤保护。1961年又制定了紧急饲料谷物计划,为减少饲料谷物的库存和产量,鼓励农场主停耕20%的耕地,即可以从政府取得停耕土地正常产量50%的现金或实物补助;如果停耕土地超过20%,补偿比例可提高到60%。1965年又实施了有偿转耕计划,进一步细化了退耕休耕的生态补贴。此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陆续制定了税制绿色化措施、水源林基金和使用者收费措施。如欧盟在其成员国内部,推行CO2税、SO2税、石油收益税、能源税等多种税种,以求实现生态补偿。日本为了解决缺水问题,建立了水源地基金和使用者收费措施,以补偿河流上游的林主和增强森林涵养水源。 收稿日期:2008-06-17 作者简介:张建肖(1983-),女,河北保定人,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基金项目:2007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主体功能区建设与陕西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批准号:07JK137)及2007年陕西省软科学项目“主体功能区建设与陕西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批准号: 2007K R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健全我市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确保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和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全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总体要求 （一）目标。到2020年，实现森林、湿地、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以及重点横向补偿类型、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确保补偿水平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初步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基本建立公平合理、运作规范、相互衔接、积极有效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基本原则。 1.权责统一，合理补偿。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科学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的权利义务，根据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加快形成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补偿的机制。 2.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将生态保护补偿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保护、泉水保护、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精准扶贫等紧密结合，逐步实现重点领域和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促进绿色协调发展。 3.突出重点，分类推进。着眼于解决当前紧要的实际问题，在重点区域开展试点，稳步推进不同领域、区域间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逐步形成完善的生态保护补偿体系。 4.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发挥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导作
用，完善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拓宽补偿渠道，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二、落实重点任务 （一）重点领域。 1.森林生态保护补偿。建立完善破坏森林资源责任制度。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凭证运输制度、凭证经营加工制度和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许可管理制度，加快推进森林资源管理体系建设，遏制毁林开山和乱占林地行为，杜绝林地非法流失。继续实施国家、省、市级重点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生态效益补偿。完善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的公益林管护机制，探索建立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和以森林植被碳储量为切入点的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发改委负责） 2.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落实国家、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和退耕还湿试点政策，研究制定我市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办法。在济西湿地、黄河玫瑰湖湿地、白云湖湿地等国家级湿地公园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并逐步在市级及以上湿地公园推广。（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城乡水务局、市环保局、市农业局负责） 3.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开展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实施锦绣川、卧虎山、狼猫山等城乡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流域面源污染治理补偿和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区域生态保护补偿，重点支持水源涵养林、污染治理、水土保持、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保护工程建设。鼓励村民科学施肥，使用低毒、低残留易降解农药。（市城乡水务局会同市环保局、市农业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负责）
第29卷 第4期 2010年4月地 理 研 究GEO GRA P HICAL RESEA RC H Vol 129,No 14Apr 1,2010 收稿日期:2009208211;修订日期:2009212215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专项;贵州科技厅基金项目黔科合J 字[2008]2217;贵州科技厅社 发项目黔科合SZ 字[2009]3034 作者简介:赵翠薇(19682),女,贵州大方人,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方面的科研与教 学。E 2mail :zhaocuiwei @sohu 1com 生态补偿效益、标准 ———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赵翠薇1,2,王世杰1 (1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550002; 21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阳550001) 摘要:随着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生态补偿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创新手段日益受到重视,补 偿效益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通过综合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优化 选择补偿区域和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提高补偿效益的关键,机会成本是应用较广的确定生态补 偿标准的方法,不同区域提供的生态服务以及损失的机会成本有差异。我国对区域差异关注 较少,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户的真实成本,存在补偿不足或对不需补偿就能提供生态服务的 区域实施补偿等问题,补偿资金利用效益较低。国际上比较注重生态补偿的区域差异,在生 态补偿效益、促进环境保护积极性等方面效果较好。针对我国目前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 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生态补偿;标准;效益;启示 文章编号:100020585(2010)0420597210 1 引言 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全球近2/3的生态系统质量不断下降[1],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环境保护具有外部经济性和公共物品特性,存在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的不对称,容易导致供应不足或过度开发,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保障其有效供应。生态补偿将环境的外部性和非市场价值转化为真实的经济激励[2],是调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关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3],受到广泛关注,已有多个国家实施了生态补偿计划,如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补偿计划、墨西哥的森林水文服务补偿计划、欧盟和美国的农业环境政策、我国的退耕还林计划和生态公益林补偿计划等。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问题,生态补偿的目的是在资金约束条件下获取最大的环境效益[4],因此,补偿标准和因补偿而增加的生态服务是关键[5],直接关系到补偿效果和补偿者的承受能力[6],生态补偿标准及补偿效益成为研究热点。 由于多数生态服务不具备空间替代性,而各区域实施生态建设和保护的经营管理成本及损失的机会成本差异较大,生态效益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7,8]。生态系统经营者作为环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为逐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现制定本试点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 通过试点逐步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和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形成相应的鉴定评估管理与技术体系、资金保障及运行机制，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015年至2017年，选择部分省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从2018年开始，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点省份的确定另行按程序报批。 二、试点原则 ——依法推进，鼓励创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立足国情与地方实际，由易到难、稳妥有序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对法律未作规定的具体问题，根据需要提出政策和立法建议。 ——环境有价，损害担责。体现环境资源生态功能价值，促使赔偿义务人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实施货币赔偿，用于替代修复。赔偿义务人因同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需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主动磋商，司法保障。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赔偿权利人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主动与赔偿义务人磋商。未经磋商或磋商未达成一致，赔偿权利人可依法提起诉讼。 ——信息共享，公众监督。实施信息公开，推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共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信息。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中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开，并邀请专家和利益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适用范围 本试点方案所称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本试点方案要求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1．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 2．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 3．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事件的。 （二）以下情形不适用本试点方案：
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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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2.1 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综述 2.1.1 国外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综述 生态补偿的理念在西方国家产生的比较早，作为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理论创新概念，生态补偿在经济学界、生态学界和管理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此外，作为一项涉及多部门的制度创新安排，生态补偿在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层面上的实践也倍受关注，一直以来都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方面： 2.1.1.1关于生态补偿动机的研究 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的测算，1960～2005年间，翻了一番的世界人口和增长超过六倍的全球经济对生态环境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而同时近三分之二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却在下降。World Bank（2004）和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2005）认为正是因为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对生态服务的消耗越来越大，为了保证生态服务供给与生态服务消费之间的平衡，人们不得不选择PES的方式。此外，《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21世纪议程》(1992)等重要国际文件的出台也有利的促进了PES的发展。Mulder et al.（2005）对公司进行环境投资的动机进行了分析。此外，很多学者则从PES的比较优势出发分析了其流行了原因。Ferraro（2001a）, Ferraro and Simpson（2001）, Ferraro and Kiss（2002），Pagiola et al.（2005)认为采取PES项目相比于其他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而言更加直接，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Jenkins et al. （2004），Scherr et al.（2005)则认为一次性的生态补偿项目对于资金的需求往往是很大的，很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而PES则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Pagiola and Platais（2002），Rosa et al.（2003），Pagiola et al.（2005)认为PES项目可以使生态环境与当地居民之间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局面。 2.1.1.2关于生态补偿影响因素的研究 Pagiola et al.(2005)系统化的分析了资源管理者参与到PES的主要影响因素：
黑龙江农业科学2011(3):133~136 Heilong jiang Ag ricultural Sciences 国内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李 坤,陈艳霞,陈丽娟,陈传明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福建福州35007) 摘要:从生态补偿机制的内涵、国内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发展过程、补偿标准的确立、生态补偿制度依据以及生态补偿模式等几个方面对国内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回顾与探讨。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在标准制定、补偿制度连贯性与持续性、法律制度建立、以及理论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应该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有效的监督制度、健全的法律依据、严格的执法程序。政府应该转变自己的角色,逐渐退出参与者的身份,而是应该作为一个监督者和引导者,将生态补偿交由市场完成。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2767(2011)03 0133 04 收稿日期:2011 01 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0YJA840002);福建省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资助项目(2010R1037 4);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科研创新团队资助项目 第一作者简介:李坤(1987 ),男,山东省枣庄市人,在读硕士,从事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研究。E mail:lkaill@https://www.doczj.com/doc/88827681.html, 。 通讯作者:陈传明(1963 ),男,福建省长乐市人,硕士,副研究员,从事自然保护及景观生态和区域规划研究。E mail:ch encm 63@https://www.doczj.com/doc/88827681.html, 。 自然保护区的健康发展为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社会经济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造成损害,如何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此背景下,建立合理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就成为了必然。国内众多学者对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补偿标准、政策法律、补偿原则以及生态补偿的意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对这些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对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早日完善,建立一个合理的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1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内涵 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中的过渡措施[1],二者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首先应该对生态补偿概念加以界定。尽管目前已有一些针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但尚没有关于生态补偿的较为公认的定义。国内许多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李文华认为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目的的,以经济手段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制度安排。广义上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服务功能两个方面。毛显强 认为生态补偿是指 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 [2]。宗建树等学者对生态补偿也提出了相关的概念[1]。目前生态补偿机制还没有形成比较公认的概念,多数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为了合理进行生态补偿而建立的一种积极的环境经济政策。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一个亚类分支,国内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定义。在对其研究和应用中多套用其它方面生态补偿机制的成果和定义。该研究认为: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为了维护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或者是特定物种持续存在和发展而建立起来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具有激励效应的长效制度安排。 2 国内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进展 2.1 国内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实践研究进展 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实践补偿案例始于20世纪70年代四川青城山生态补偿案例[3]。20世纪80年代我国生态补偿实践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而开始了缓慢的发展,该阶段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要特征是: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实际操作,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是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萌芽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也随着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研究而得到了缓慢的发展。该阶段研究主要特征是:缺乏针对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专项研究,大多数研究 133
生态补偿机制改革成效及做法 近年来，**市立足市情，以机制体制创新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为抓手，突出“生态功能区调整改革创新、山区农民大转移改革创新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创新”三大机制创新，积极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生态补偿新模式，努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从XX年到XX年，全市生产总值由185.1亿元增加到505.68亿元，年均增长13.9 %，人均生产总值达3175美元；三次产业比重从XX年的20.30∶40.30∶39.40调整到XX年10.9:48.6:40.5。与此同时，国家环境监测总站的监测数据表明，**XX年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99.4，远高于全省平均值82.8，有5个县进入全省前10位，生态环境质量多年来一直位居全省首位、全国前列。其主要做法： 一、构建生态补偿政策体系。近年来，**市相继出台实施《关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态县生态乡镇生态村建设工作的意见》、《**市推进农业产业化考核办法》、《农业产业化发展考核办法》、《关于加快市直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一系列带有生态补偿性质的政策文件，努力克服财力薄弱困难，采取财政奖励、财政补助、以奖代补、
财政贴息等多种形式，在省级生态乡镇创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项目、高效生态农业和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和扶持。市本级从XX年开始，每年从收取的水费中归集专项资金80万元用于市区黄村水库饮用水源地周边村庄的环境污染整治；从XX年起，每年安排农家乐休闲旅游发展资金100万元。龙泉等地对水源地和库区乡镇以生态补偿名义进行了财政补助。庆元县在《XX年全县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实施办法》中，取消了13个东部乡镇在工业生产、工业税收和招商引资方面的考核指标，考核的重点放在生态保护和生态高效农业发展等方面。 二、推进异地开发生态补偿。着眼于科学保护和持续利用生态环境功能，编制了《**市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实施生态移民。对高山人口搬迁实行补偿，以人口异地转移推进生态恢复、生态保护。到目前，已有11.5万农民走出大山，有效减轻水系源头地区的环境压力。XX年8月，发布了《**市十万农民异地转移规划》，计划到XX年，全市累计搬迁41473户146456人。同时，考虑景宁畲族自治县的生态区域功能定位，其县域范围内应限制发展工业，而县域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工业经济的支撑，**市借鉴金磐开发区生态补偿模式的成功实践经验，积极筹划在市区**经济开发区增挂国家民委扶贫试验区，并在东扩区块内设立面积为3.8平方公里的景宁经济开发区。把景宁制造业转到**，把开发区
印发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财政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 为完善我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地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我省生态安全，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主题主线和“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按照国家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并结合我省实际，在现行激励型财政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不断加大对生态保护的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给予适当补偿，增强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有效调动其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促进我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二、基本原则
（一）统筹兼顾，逐步推进。做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与激励型财政机制和县以下政权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衔接，把生态保护与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机结合，促进生态保护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按照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生态要素、资源禀赋特征和发展要求，综合各地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以及自身条件因素，采用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 （三）奖补结合，重在保护。坚持“谁保护，谁得益”、“谁改善、谁得益”的原则，充分考虑重点生态功能区对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根据维持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相当水平的需要，对其予以合理补偿，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地区给予一定的激励。 三、补偿范围 省财政从2012年起每年安排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资金，对生态地区给予补偿和激励。补偿资金按县（市）测算，列入补偿范围的县（市）须同时满足以下3项条件：一是我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生态发展区域；二是属于国家级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以下简称生态区）；三是位于我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建制县（市）。 按照生态保护等级，将列入补偿范围的县（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国家级生态区，即属于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的县（市）；第二类为省级生态区，即属于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的县（市）。 四、分配办法 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资金分为基础性补偿和激励性补偿两部分。其中，基础性补偿部分根据县（市）的基本财力保障需求辅以调整系数按不同类别计算确定；激励性补偿部分根据基础性补偿和县（市）的生态指标考核情况计算确定。具体计算方法见附件1.纳入补偿范围的县（市）继续享受现行激励型财政机制转移支付补助。 五、资金总额及使用范围 （一）资金总额。由省财政根据财力情况，每年确定分配总额，并按各50%的比例确定基础性补偿资金与激励性补偿资金的分配额。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配套文件解读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中办发〔2017〕68号，以下简称中央《方案》）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当制定生态环境损害索赔启动条件、鉴定评估机构选定程序、信息公开等工作规定”的要求，并根据目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践工作需要，自治区制定并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主要内容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四个配套文件。现将四个配套文件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解读 磋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主要规定了以下六方面内容：一是关于磋商的原则，规定了“双方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等原则。二是磋商告知书的内容和反馈时限，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正式和赔偿义务人进行磋商前，要向赔偿义务人发磋商告知书，本办法规定告知书的内容以及赔偿义务人的反馈时限。三是磋商会议人员的组成，
本办法规定磋商由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主持，人员由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赔偿义务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受委托的鉴定评估机构等相关人员组成，可商请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与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也可邀请专家和利益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参加旁听。四是磋商的内容，本办法规定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与赔偿义务人双方应就生态环境损害事实与程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与期限、生态环境修复目标、修复启动时间与期限要求等具体问题进行磋商。五是磋商协议的内容，本办法规定了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和赔偿义务人就磋商达成一致后，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具体内容。六是终止磋商的情形，根据中央《方案》和广西《实施方案》规定，磋商未达成一致，赔偿权利人可依法提起诉讼，本办法规定了六种终止磋商的具体情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终止的，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应当代表赔偿权利人向案件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管理办法（试行）》解读 此办法主要规定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主要领域；二是明确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和赔偿义务人共同协商选择鉴定评估机构的原则；三是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
生态补偿的经济理论综述 孟艾红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本文从不同角度概括了生态补偿的内涵,并对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化研究作了综合阐述，从森林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方面归纳了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实践研究的基本结论:一套广泛适用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形成需要BPP原则,即“谁受益,谁补偿”原则的有效实施;而变“输血式”补偿为“造血式”补偿、解决补偿标准问题是生态补偿机制今后努力的方向。在此基础上，用博弈分析法和离差平方法的生态补偿量分担模型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但是只依靠这些方法还是不能很好的解决生态补偿的标准问题，不能使生态补偿标准更加精确,更加可行。 ［关键词］生态补偿;森林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离差平方法；生态补偿标准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经济，人们不惜破坏环境，结果造成全球气候升高、臭氧层破坏等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补偿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并成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研究及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西方发达国家对此已开展了各种生态补偿理论及实践研究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目前国际上关于生态补偿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关于生态补偿的标准更是难以确定。本文就当前学术界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做一概述。 一、生态补偿的内涵 生态补偿在当前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因此研究它的人也比较多，他们从不同方面研究生态补偿，比如矿山生态补偿，草地生态补偿，海洋生态补偿，森林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农业生态补偿等。但由于侧重点不同及生态补偿本身的复杂性，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下面是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关于生态补偿内涵的认识。 美国生态学家Cuperus的定义，认为生态补偿是“对在发展中对生态功能和质量所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助，这些补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受损地区的环境质量或者用于创建新的具有相似生态功能和环境质量的区域”。Cuperus是从人们行为的负外部性来理解态补偿的，他主要是说对已造成的破坏进行补助，是对一种既定事实进行补救，而不是防患于未然。 张国庆、钟吉安指出，生态效益补偿,不单是为了控制生态破坏,而应该包括因自然资源的使用所造成的生态功能丧失的恢复和补偿,具体包括对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