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有一些人打着公知旗号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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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的公知是什么意思“公知”是网络上的一个特定词语,也可以说是一种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接触到“公知”,不过它却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而且还有着愈演愈烈之势。
“公知”最早出现于民国时期,当时主要指的是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任务就是回国后大力宣传科学与民主。
但是,“公知”并不局限于只进行纯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当时中国也存在许多所谓的“公知”,比如鲁迅、李大钊等人。
现在所说的“公知”已经不再局限于海归的知识分子,对那些官员、明星、富豪等有着影响力的人物,似乎都能冠以“公知”的头衔。
人们都说当今社会是言论自由的社会,不过我认为言论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那么何为言论自由?我认为言论自由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让我们说话,并且得到尊重。
这里的“言论”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
言论自由绝不是无边界的,因此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当然,一些明星自身就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在言论自由方面也需要加强管理。
这样才能防止明星们自作聪明、胡说八道。
“公知”有两种含义: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二是“自我认同的知识分子”的简称。
公知就是通常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类似,但不完全相同。
知识分子是学者,他们往往以所学知识为傲;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党派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关心政治,只对事情本身感兴趣,是知识分子中的“异类”。
很多人把公知看做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相信科学、崇尚自由的代表。
然而,公知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他们虽然在表面上承认知识分子的使命,但骨子里却认为“我不认同的你都对”。
这种观点有很大的危害性,这种思想也在危害着整个中国社会。
公知没有专属领域,他们随便议论任何话题,他们几乎是什么话题都涉及,这很容易带坏青少年。
有的公知甚至宣扬民族主义,认为只有中华文化才是最优秀的,其他国家的文化都是垃圾。
当前,国家提倡创新、创业、创造,可是公知却对这种精神嗤之以鼻,因为这与他们自身利益毫无关联。
“公知”一词在中国最早出自《南方人物周刊》策划的一个专栏,每年评选并公布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相关定义很宽泛。
“知识分子”是20世纪初的阶级概念,当时受过教育且从事脑力劳动者皆可入列。
在当今中国,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屈指可数,所以对于活跃在网上的年轻人而言,凡是对公共事务公开发表意见者皆可称为“知识分子”。
若非要把知识分子的门槛提高到专家、教授阶层,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又达不到此标准,其中不乏教育水平不高的高中肄业者甚至前超市收银员。
学术界对于划分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是公共,但何为“公共”?掌握话语权,且乐于透过互联网新媒体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
无论是《南方人物周刊》那几年评选的公知名单,还是这些年活跃于各种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公知,都符合这个标准。
“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缩写词,是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公知”一词更是对那些貌似公正博学,实则摇摆不定,自视甚高,以天下评判为已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诲人不倦的一群文化人。
尤其在网络和微博中,第三方提到“公知”多含有讥讽的意思。
“公知”一词的污名化以及这一群体遭到批评,当然有他们自身的责任。
一方面,公知们虽然通常有一些专业知识,但是也不可能覆盖所有领域。
在一些新闻事件的判断和评论上免不了过于依赖直觉。
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公知年龄层次相对偏大。
接受教育较早,知识相对也会比较老旧,有时候会跟不上现实的发展。
所以公知们虽然心系社会,也时不时会提出一些不靠谱的建议。
例如,于建嵘教授发起“微博打拐”活动,发动网友拍摄街边的乞讨儿童,上传微博并报警,并希望立法禁止儿童乞讨。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他们本没有权利无端怀疑并强迫检验,也无疑侵害了很多非拐卖儿童正常乞讨的权利。
在药家鑫一案中,一些法学专家“废除死刑”的呼吁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网络语公知是什么意思?公知的特征公知原为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简称,精确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在如今的网络社会,一些人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自以为是地发表不成熟的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使“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受到了颠覆。
使得许多人把冒充“公共知识分子”的人讽刺为“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顾名思义就是经常就公共议题发声的知识分子。
自从有公共媒体以来,就有公知的存在。
民国年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压的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凝聚起来,公共知识分子也在重新形成。
虽然当时不使用公知一词,然而如北岛等人,也被后来的人们认为是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大范围使用始于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哪些特征呢?首先,公知之所谓“公”,主要是他们的价值立场“为公”,公知们往往以公共利益代表自居。
公知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他们非常关心一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自认为自己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的。
所以我们经常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低公信力。
这些公信力激励着公知们的道义担当。
但是,一旦公知们发现政府某些做法是有利于所谓公共利益的,公知们又会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教育大众。
由于公知们确认自己是大公无私的,因此对自私、自愿和自由的市场保持着鄙夷和敌意,认为普通大众道德水平低劣,不符合文明社会的需要,尤其是会衍生假冒伪劣和丛林竞争,政府干预市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
公知为什么成了贬义词“公知”之所以不招一些人待见,甚至让一些人“恨之入骨”,不外乎他们不会顺情说好话,不会见风使舵,甚至不会指鹿为马、黑白颠倒。
什么是公知?所谓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他们起码应该具有五个基本特点,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
如果一个公知,罔顾事实,只捡别人爱听的话说,委曲求全,甚至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甚至哗众取宠,邀功请赏,这样的人即使有些专业知识背景,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知吗?可以说,古往今来,社会的每一步前进,都离不开真正公知仗义执言的身影。
甚至可以说,哪个时代仗义执言的公知越多,哪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就越快。
反之,哪个时代仗义执言的公知越少,甚至噤若寒蝉,哪个时代前进的步子就会变小,甚至停滞,甚至,倒退。
不要把一些公知的批判性言论视为洪水猛兽。
因为,仗义执言,敢于批判,才是真正的负责任公知的本质属性。
如果一个公知只会歌功颂德、锦上添花,那这就不是真公知,而是伪公知。
更不要把一些公知的批判性言论斥为带节奏、到处乱喷、道德至上、居高临下。
他们的言论也许不成熟,但一个包容、开放、文明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声音。
希望在不同的声音当中,在各种观点自由碰撞的火花之中。
没有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社会就会失去活力,就会死气沉沉,就会如一潭死水,就会麻木不仁,就会变得狭隘、保守、落后,甚至,荒唐。
所以,一个社会,要想文明,要想快速发展,甚至弯道超车,不但不能诅咒、压制、谩骂公知,还应该保护、爱护、尊敬公知,要鼓励、倡导人们勇敢、大胆地发出不同的声音,哪怕一些声音很刺耳,很不识时务。
不为别的,只为我们的社会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少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公知是一个健康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才,也可以说是社会的良心和脊梁。
如果一个社会真正的公知都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一些只会见风使舵的伪公知却成了香饽饽,那么,这个社会就肯定出了大问题。
当前政治谣言七大“惑众”特征作者:姜胜洪来源:《人民论坛》2012年第18期政治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解释和评论的过程,其产生与传播特别是大量产生与传播需要一定社会条件。
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噪音杂音有所增多,各种谣言、小道消息不时出现在网络上,政治谣言也呈激增之势,一些政治谣言在民众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
政治谣言的七大传播特征网络媒介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也使政治谣言的传播呈现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蛊惑性大、隐蔽性强、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等新的特征。
第一,微博成了“政治谣言制造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论坛的开放、微博的兴起,整个社会进入了“全民传播”的时代。
据统计,目前我国网民已达5亿多人,微博用户数量已超过3亿。
微博受众的广泛性和传播的快速性,使之很容易成为虚假信息、不实言论传播平台。
一则小小的谣言,往往借助微博的种种“围观”行为,获得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瞬间送至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用户,在转发和评论中,其影响力被成倍放大。
例如,今年3月以来,一些不法分子在微博上无端编造、恶意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夜里响起了枪声”等政治谣言,造成群众的恐慌心理,影响社会稳定。
第二,内容虚假,证据模糊,蛊惑人心。
政治谣言的内容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信息,提不出任何信得过的确切证据,但为了争取人们对它们的可信度,政治谣言传播者总是尽量地提出一些直接的但却是虚假的“证据”来。
比如说“某人亲眼看见”、“某某权威人士说”等模糊性的词语传播这些虚假信息,并使这些虚假信息在一定状况下显示出逻辑合理性,因而能够得到一部分社会情绪的认同,迎合某些人的心理或情感需要,这反过来又提高了谣言的扩散速度。
这种虚假性也就使得政治谣言必然具有欺骗性,其结果是人们在政治谣言的影响下,分不清事实,失去判断的标准和行动的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引起重大社会动荡和政局失稳,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第三,方式灵活,真伪难辨。
10月23日上午,早起的人们都被《新快报》的头版惊呆了:“请放人”三个黑体大字几乎占据了半个版面。
那句“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掷地有声,铿锵有力,让人想到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谭嗣同。
新闻理想、言论自由、权力迫害、绝地抗争,脑中瞬间飘过这几个让人激动的大词。
“急公好义”如袁律师般的估计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速转发,然后声援,呼号,施压,公知们可以一洗记者陈宝成乌龙案的屈辱。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是我评论热点新闻的一贯做法。
在事实未明之前,我不贸然下结论。
但我会看无数的大V、记者、律师支持《新快报》的理由,说实话没有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
关于异地抓捕,关于犯罪主体,关于媒体权力,都是基于立场而不是基于事实的辩护。
我在10月23日晚上写了一篇博客《新快报陈永洲案件之我见》辩驳,10月24日录了一期《天天说法》专门讲这个案件,很多人读后说:理性。
但还有人在叫板:有证据么?拿出来!10月26日上午,关键的证据出来了,央视早间《朝闻天下》报道,陈永洲向民警坦承,为显示自己有能耐,获取更多的名利,他受人指使,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报道,致其声誉严重受损。
陈永洲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供认并深刻悔罪。
十几篇文章中,只有“一篇半”是在他人安排下采访完成的,其余都是直接由他人提供现成文稿。
在讯问中,警方问他:对方给了你多少钱?陈永洲说:五十万。
警方问:收了么?陈永洲说:收了。
舆论大哗!《新快报》的两根穷骨头,原来值50万,一根25万!之前某财经内参网爆料说陈永洲已经招认收黑钱,得到了验证。
而且,从央视报道的画面显示,他还招认了这件事情牵涉的其他人,比如《新快报》的某个主任,《21世纪经济报道》的某个记者,全是南方系下属的,一时间搞得媒体同行大为紧张!进去之前是谭嗣同,怎么现在变成了蒲志高了呢?薛蛮子那个老嫖客招供也就罢了,被寄予厚望的记者居然也叛变了!于是,公知们收起原先呼吁“请放人”的僵化表情,开始转到另一个频道:陈永洲被刑讯逼供了!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自证其罪的!央视有什么权利播放陈永洲的自供?这是侵犯陈永洲的隐私权!各种奇葩理论扑面而来,一干律师的吃相相当难看。
特色公知精英反文明“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近年来在中国思想舆论界相当活跃,是相当有势力、有影响的一大派别。
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公共知识分子”理应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也是“天下为公”的担当者,具有超政治、超党派的性质,并以其知识产品贡献于国家、民族和社会。
但是,中国“公知”—“特色精英”实际表现却与此大相径庭。
最近,国内外都斗发生了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他们都有很到位的表演,对自己的身份与价值做了很充分的诠释:东莞扫黄——中国“公知”—“特色精英”坚决反对,要支持妓女与嫖客坚决挺住;四川打黑——中国“公知”—“特色精英”照样反对,说这又是黑打;昆明3.01事件——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旁敲侧击,把矛头指向中国的民族政策;反腐败——中国“公知”—“特色精英”说这是专制体制无谓的挣扎,高叫不能搞运动式反腐;再结合此次乌克兰危机,联系到中国“公知”—“特色精英”长期以来的一贯表现,人们不能不得出如下几个结论: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总是站在中国政府的对立面,无论中国政府的政策得当与否,一概都为他们所鞭笞;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总是站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凡是有益于大多数中国人的事情,统统都为他们所反对;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总是同美国及“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美国赞同的,他们举双手赞成,美国反对的,他们坚决反对,从来没发现他们对美国说过一个“不”字。
上述这些表现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当代中国“公知”—“特色精英”,其实一点都不“公”,他们并没有任何“公共”的意思,完全是为着特定利益而效劳的一伙。
这还说明,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是有着特定政治色彩的政治派别,其政治本色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角色,以至于他们只能进行上述表演,而不可能有别的表演。
他们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其实不过是一种外包装掩护和释放的迷雾。
中国“公知”—“特色精英”的精神信仰是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核心是有关“人权”的理论,一切从“人权”出发是他们的基本法则,也是他们同中国政府、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全面对抗的有力武器。
当代公知的真面目,个个让人气愤
网友评出当代五位公知,
1 蒋方舟
曾被誉为中国的天才少女,16岁成为少年作家协会主席。
但出名后她却接受日本的资助,发表《东京一年》捧岛国踩祖国。
2 乔木
乔木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拿过不少新闻大奖,曾经举报何炅在大学吃空饷。
被誉为国内的头号公知,结果在网络上公开崇洋媚外,还带着妻女一起移居美国。
3 马立诚
他原本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在2002年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竟然在文中宣传南京大屠杀不存在,还为岛国侵略者洗白。
4 时殷弘
时殷弘是我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但却想让中国销毁核武器,但不是为了让世界无战争,而是想取得美国的信任。
这段话真是让国人感到丢脸。
5 高晓松
高晓松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早些年间他的才华深受娱乐圈推崇。
但近几年却暴露出本性,大肆吹捧美国绿卡的好处,甚至还参拜过岛国的神社。
传噤辨寇蕾对微博话语暴力现象的反思刘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近几年来,微博作为新兴媒体,其功能从简单的娱乐社交转变成为舆论卫士,微博在社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多重的角色,同时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但是微博的作用能否一直保持效力,能否始终在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之内不危及网络话语空间,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本文从微博话语暴力盛行的原因、微博话语暴力是否等同于文化建构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从而对网络语言暴力这一问题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关奠词:语言暴力群众领袖文化建构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
2009年8月中国门户网站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
新浪微博创立于2009年8月14日,一开始,新浪微博被看做是中国式“T w i t t e r”(即国外的一个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的网站,它允许用户将自己的最新动态和想法以短信形式发送手机和个性化网络群,而不仅仅是发给个人),根据D C C I2012年最新调查发现,在中国互联网用户中19岁以上的微博用户占比已经达到88.81%,微博用户量约为3.27亿。
近几年来,微博作为新兴媒体,其功能从简单的娱乐社交转变成为舆论卫士,微博在社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多重的角色,但在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徼博也滋生出了一些问题。
一、徽博话语■力盛行的原因如果问起2012年在新浪徼博上什么话题最热门、影响最深远,那就是徼博反腐。
在2012年微博反腐“表哥”扬达才、雷政富、“房叔”蔡彬等,因为网络检举榜上有名。
微博反腐作为反腐的一种新形式,在2012年大放光彩。
而在2013年的网络事件中,网络造谣的事件层出不穷,2013年8月公安机关针对网络造谣事件开展了“清网行动”,打击扰乱网络话语空间的一些网络大谣例如秦火火、杨秀宇、傅学胜等为网络空间的有序进行提供保证。
尽管微博上的信息量庞大,且呈现“平民化”的趋势,但是受众自己对于新闻本身的判断和筛选存在着主观性,加之微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微博很容易被一些网络暴力者利用。
微博上有一些人打着公知旗号唱反调
有人发长微博,捏造某大学学生会干部贿选的故事,写得情节跌宕,只在文末说,这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希望微友“在转发批判之前,先要动动脑子”。
然而,很多人明知是假的也在大量转发、当真讨论。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很多人面对微博信息,没有耐心看完,没有时间思考,没有理性思辨。
在这样的舆论场域下,说什么、怎么说,就显得极为关键。
如果发言者都讲责任,遵规范,传播客观、真实的信息,表达理性、公允的观点,那么就能够加快形成良性的舆论秩序,培养受众的成熟心理和理性心态。
反之,如果胡言乱语一通,传播不实信息,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那么就容易刺激受众情绪,使舆论场域出现混沌和混乱状态。
尤其是一些实名、知名、著名的微博“大V”们,因其“粉丝”众多,几句话就可能闹得沸沸扬扬。
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冬天给树穿衣服保温无用,理由是树内部不发热,无温可保,据此批评政府部门每年是在“花钱做无用的事”。
冬天给树穿衣是为防冻,岂是为保温?他这个分析有问题,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还有专家说,鱼离开水很难活过12个小时,因此一听说有人能让普通的鱼离水存活好几天,就说这不可能。
这个结论下得草率,如果他从书斋走到实践中去,就会从福建建瓯市的“弓鱼术”中大长见识。
有一些知名人士,把自己的微博当成私人之间的闲扯。
有的把道听途说、未经证实的丑闻、绯闻、腐败信息一发,让公众信以为真。
有的喜欢以偏概全,把一个人的毛病、一个地方的问题,上升到普遍性、全局性的层面大发议论。
有的则张冠李戴、牵强附会,不讲基本的逻辑,只把若干现象、问题一摆,就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
在公共舆论场域,如此一锅乱炖,如果不细加甄别,很容易引人义愤填膺、情绪激昂。
微博上还活跃着一些人,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却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与良知。
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而不论是非曲直。
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分个别和一般。
基本言论载体就是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而不辨真假。
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种种胡言乱语情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下一些公共舆论场域的乱象。
有人说这是“观点多元”、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实则背道而驰。
观点多元,乃是对人物、事件的多种看法,应合乎事物的本来面貌。
无论何种观点,应持之有据、论之有理,遵循基本的价值逻辑。
看问题的立场,应是客观、理性,不隐美、不虚恶。
以“观点多元”为借口胡言乱语,不仅是对观点多元的误读与曲解,也不利于观点多元的培育和秩序的形成。
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点呈现多元多样的复杂态势。
对事物和问题的不同看法,整体上合乎人们的内心实际,有助于人们多角度看待问题,在交流沟通辩论中形成社会共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是有增益的。
但是,观点多元并不等于胡言乱语,胡言乱语对社会不但无益还很有害。
自媒体时代,只有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慎用自己的话语权,发表负责任的言论,才能赢得社会公众的尊重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