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组合中的作用研究

产业政策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组合中的作用研究1——CGE模型政策模拟的天津案例胡秋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摘要】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确立内源型的结构升级及增长机制需要多个不同层面的对策进行选择及组合。

本文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产业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组合中的作用进行了案例分析。

结果表明：就天津案例而言，直接从分配层面入手的政策效果需要劳动可流动的政策配合，但即便如此其结构调整效果也不理想。

而通过产业竞争政策，降低高盈余率产业的盈余水平，进而降低价格，发挥价格调节机制，最终通过经济系统内的关联互动，在分配结构和需求结构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实现了较理想的调整和升级效果，而在要素可流动时上述效果更强。

其政策启示是，进行竞争性市场建设，以局部带动整体，以微观带动宏观，并配以适当的要素市场的流动性建设，进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保持增长是一个有益的政策思路。

【关键词】产业政策CGE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为我国及各地方经济实现稳定运行和持续增长带来挑战，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确立内源型的结构升级及增长机制变得尤为重要。

而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对着眼于生产、分配和需求等多个不同层面的对策进行选择及组合。

但由此引发的一个政策现实问题是，由于经济运行的系统性和内部关联性，各层面对策的综合效果较难定量把握，在政策决策时不能“心中有数”，1本文研究得到了天津社科基金（TJTJ07-009）、南开大学文科科研创新基金（NKC07032）和教育部重大课题（09JZD0018）的资助，并得到了天津市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缺乏支持。

本文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发挥其能够基于经济运行的系统性和内部关联性来对经济政策的综合效果实施量化模拟的特点，对产业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组合中的作用进行以天津为例的案例分析，从而获得政策启示。

一、天津宏观经济运行在结构变化趋势上的三方面特征从国民经济核算的三个层面来看，天津宏观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以进入新世纪为拐点，显示出不同的结构变化趋势。

即产业结构重新向工业倾斜，分配结构重新向营业盈余倾斜，需求结构重新向投资需求倾斜。

并且，三个方面的结构变化之间是有机联系的。

（一）生产层面——第二产业重回主导地位GDP的生产层面上（图1），以进入21世纪为拐点，此前，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比重从70%左右持续下降至50%左右，而第三产业比重则从20%多的水平持续上升之接近50%，出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

但在21世纪最初二、三年以后，双方的变动趋势逆转，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第三产业比重则持续下降，双方差距不断拉大。

数据来源：《2009年天津统计年鉴》。

图1 生产层面的天津GDP结构（二）分配层面——营业盈余重占主要部分GDP的分配层面上（图2（a）），同样以进入21世纪为拐点，此前，劳动报酬在分配结构中的比重波动上升，在20世纪末达到高点时占到了分配结构的一半左右。

营业盈余的比重则波动下降，在20世纪末达到低点时不到分配结构的20%。

但进入21世纪以后，劳动报酬的比重明显下降，营业盈余的比重不断上升。

2005年以后，营业盈余开始超出劳动报酬，重新占据了GDP分配结构中的主要部分。

21世纪以来生产税的比重普遍高于此前的绝大多数时期，固定资产折旧的比重则至上世纪90年代初呈现缓慢的波动上升以后波动持平。

（a）（b）数据来源：《2009年天津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天津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

注1：（b）中1987年的劳动报酬为同年投入产出表数据中“劳动者收入”与“福利基金”的合计。

注2：（b）中1987年投入产出表的初始投入没有区分“营业盈余”和“生产税”而是合并的“利润和税金”，本图没有引入这两项数据，故图中1987年有欠缺。

图2 分配层面的天津GDP结构进一步地分产业来看（图2（b）），就数据可得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而言，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升降变化首先得自于从第二产业所获劳动报酬比重的先升后降，一段时滞以后从第三产业所获暴动报酬比重也先升后降。

而营业盈余所占比重的升降变化则全部得自于第三产业营业盈余比重的先降后升，第二产业营业盈余比重则始终是上升的。

生产税比重的缓慢上升则主要是受第二产业生产税的比重提升支撑。

（三）支出层面——投资需求重新成为主导力量GDP的支出也就是需求层面上（图3（a）），至上世纪90年代初，天津的投资需求比重（即资本形成）呈大幅波动上升趋势，净出口盈余的比重则呈大幅波动下降趋势。

其后，两者变动趋势出现反向调整，投资需求比重缓慢下降，净出口盈余比重缓慢上升。

至此，双方的对称变化形成一个略呈收口趋势的喇叭状。

这期间，消费需求先是缓慢上升，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基本持平。

进入21世纪以后，投资需求比重重新持续上升，且升势渐强，而与其反向变动的是消费需求比重的持续下降。

在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中，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政府的贡献是不同的。

城镇居民是消费需求的最主要主体，因此，总的消费需求变动主要受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变动影响，两者同步性最高。

而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缓慢持续下降，政府消费比重则缓慢上升。

由于这里的净出口是全部对外贸易的净盈余，因此，有必要区分天津与国内其他地区间的区间内贸盈余和国际贸易盈余及调出/入和进/出口（图3（b））。

可以看到，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部对外贸易净盈余占GDP比重的上升是由国际贸易盈余的增长带动的，同期的国内贸易是反向变动的赤字扩大。

另外，相对于盈余水平，贸易规模尤其是调/出入规模较大，因此，不能因为贸易净盈余在GDP中的占比下降而认为天津经济向内需转型。

（a）（b）数据来源：《2009年天津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天津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

以下同。

（c）（d）（e）图3 支出层面的天津GDP结构进一步地，从需求的产业结构来看，首先是消费需求（图3（c）），作为消费需求的最主要主体，就数据可得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而言，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比重的上升，首先是其对第二产业需求的上升，之后是对第三产业需求的上升。

而在本世纪初以来的比重下降阶段，同样首先是对第二产业需求的下降，之后是对第三产业需求的下降，但其结构仍较上世纪有较明显的升级。

投资需求（图3（d））主要指向第二产业产品，投资需求比重的上升主要是对第二产业产品需求的上升。

对外贸易方面（图3（e）），国际贸易盈余的上升主要由来自第二产业贸易盈余的增长所支撑，与国内其他地区间内贸赤字的扩大则主要因为在第三产业由盈余转为赤字并不断扩大，第二产业的内贸与第三产业成反向变动，由赤字转为盈余并不断上升。

（四）三方面结构变动间的有机联系作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不同层面，天津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分配结构变化、内需结构变化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天津经济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由劳动报酬向营业盈余倾斜，如果考虑到企业很少以分红等方式向居民转移1，意味着这部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被用于了企业投资。

加之居民消费性支出占其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表1），意味着劳动报酬等归属居民的收入中也有更多的资金供应于投资。

综合结果，带来投资需求份额的相对扩大而消费需求份额的相对缩小。

进而，由于消费需求的产业结构虽有一定程度的升级，但相对规模下降；而投资需求以第二产业为主，且相对规模上升，从而促成了天津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下降2。

表1 居民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天津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另外，如前所述，虽然全部对外贸易净盈余的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大幅下降，但这1营业盈余中应有部分作为分红而被转移于企业以外部门。

但依据相关数据如天津2002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05年）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红利”项下不过8．97亿元，仅为当年增加值收入1471.13亿元的0.5%。

可见，企业的对外转移微不足道。

2当然，这里描述的是地区内财富资金的初始分配与最终流向之间的总量上的关系。

其间有本地财富资金对外流出，而本地投资等资金需求来自外地资金供给。

因此有进一步细致研究的必要。

仅是对外贸易盈余的变化而非贸易规模的缩小。

并且，其中的国际贸易盈余上升被国内贸易赤字扩大所抵消。

而国内贸易赤字的扩大，则主要是因为第三产业部门的内贸赤字扩大，而第二产业无论是内外贸都是盈余的。

可见，外部需求的结构变化是促成第二产业份额上升而第三产业份额下降的另一因素。

二、结构调整对策的综合效果模拟分析（一）经济结构调整的对策选择问题从上述新世纪以来天津经济宏观运行的结构变化特征来看，要想调整结构，提高内源型增长机制在天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从调整分配结构入手，以收入分配影响需求支出，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化。

但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1．如何看待和处理营业盈余。

前文已经表明，天津经济分配额结构中的突出变化是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和营业盈余份额的上升。

调整分配结构主要即调整其中的营业盈余份额。

对此存在两种处理。

一种是，通过分配政策将此项收入在主体间转移，并经由不同主体的支出行为和支出结构的不同，从而影响需求结构，带动经济运行的结构调整。

例如，将部分营业盈余从企业转移给居民，带来内需中投资和需求份额的变化，进而通过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产业结构差异影响产业结构。

可以看出，最终结果是基于经济系统内部联动关系的综合效果。

另一种是，较高比率的营业盈余意味着其中可能包含有超额利润。

实施竞争政策，将会降低利润率水平和价格，但降低的价格将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并带动消费。

例如针对营业盈余比率较高的第三产业实施竞争政策，将降低该产业利润率水平和价格。

但在价格作用下将刺激对第三产业需求。

显然，最终结果同样是综合效果。

并且，这种综合效果在考虑到要素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时将更为复杂。

2．要素是否可在区内外流动。

当区内要素总量固定时，针对局部产业的政策，将导致区内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从而影响其他产业。

而如果要素可在区内外流动，政策的直接效果则只针对该产业产生总量效果。

例如，针对第三产业的竞争政策所导致的该产业价格下降，进而导致需求增加，供需均衡产量提高。

这在区内要素总量固定的情况下，将导致要素向该产业集中，使得其他产业的产量下降。

而在要素可流动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长所需资源由区外新增资源补充，政策效果局限于第三产业的总量变化。

当然，这里所说的效果局限于特定产业指直接效果，而不包含间接效果。

因为要素流出/入意味着本地经济规模的扩大/缩小和财富的增加/减少，经由当地国民经济循环，将波及到其他产业在需求带动下实现增长/萎缩。

3．对策选择中综合定量分析的必要性。

从上述两个问题的共同点中不难看出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问题是，难以通过定性分析对各个政策及其组合的综合效果获得确切的结论，从而对政策决策提出有效的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