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_蛙_的语料库检索分析_陈婵

莫言小说语言艺术探析作者：孙金鹏来源：《科学与财富》2020年第19期摘要：莫言的小说通常具有朴素自然特色，本文以《蛙》为例探讨其小说的语言艺术，分别从词汇、修辞、风格和特性四个方面阐述该作品的语言艺术魅力。

关键词：莫言;小说;语言艺术;蛙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莫言的作品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其文学作品大多以魔幻的叙事手段完成，并且想象力非常丰富。

2012年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莫言热潮”，自此以后，莫言及其作品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评论。

一、莫言小说语言特点莫言发表的小说以中长篇形式为主，其中《红高粱》及《丰乳肥臀》等都在文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同时也存在诸多争议，正是在多种不同声音的讨论下，莫言的文学声誉越来越大。

经过十余年的构思和创作，长篇小说《蛙》于2009年底正式出版，在文学市场上迅速占据一席之地。

就语言特点来看，其他作品以魔幻形式的语言为主，而《蛙》的语言则更具写实意义，在词汇、修辞、风格及特性等方面都包含着巨大魅力，让读者在妙趣横生的语言中就深刻理解到作品内涵。

二、《蛙》的语言艺术分析小说《蛙》的主要内容是“我”的姑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同时也是新中国女性的代表，描写了姑姑在50余年的工作经历中发生的各种故事，呈现出这一阶段新中国农村地区的生育现状，其中重点表现出我国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历程。

在创作时主要通过书信形式描绘出姑姑这一饱满的人物形象，并由此从侧面突出当时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开展期间面临的种种困难与挑战。

该作品在2011年荣获茅盾文学奖，作品通过莫言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阐释了整个故事的发展梗概。

纵观《蛙》的语言艺术，可以从词汇、修辞、风格与特性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词汇分析莫言曾表示，在写作时需要使用能和他人明显区分开的且具有个人特色的语言，不同的词汇组合成不同的语言。

《蛙》这一作品内的词汇应用主要体现在方言、熟语和粗话三个方面。

1.; 方言词汇莫言祖籍山东，山东地区的方言在其作品中非常常见。

几年前，莫言的《生死疲劳》曾经遭到过一些批评家的诟病。

在对《生死疲劳》、《第九个寡妇》（严歌苓）等作品进行了一番深入剖析之后，批评家邵燕君认为：“像王葡萄这样的‘一根筋’形象在近来的长篇创作中也并不鲜见。

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余华《兄弟》中的宋凡平也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牛脾气’，他们能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一种非常的生活方式，完全靠‘本能’支撑。

‘本能’是固定的，生物性的，它似乎不受社会观念所左右，但实际上，这样僵硬的傀儡式人物恰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洪常青。

接受这样的人物不仅需要理解、认同，甚至需要信仰。

这提醒人们，意识形态果然是没有终结的。

像当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那样鲜明的‘规定性’，可以以任何一种新理念的形式在‘重述’中重现，形成对历史新的遮蔽。

”①结合我自己对于莫言《生死疲劳》的阅读感受，就应该承认，邵燕君的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莫言此作的要害所在。

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受到了一种单一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影响遮蔽的缘故，所以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对于历史意识进行的深入思考，自然也就被迫打了不小的折扣。

然而，令人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到了《蛙》这部长篇小说中，所具体呈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带有鲜明自我超越性的历史观。

这一点，既突出地体现在作家关于前三十年的描写中，也清晰地体现在他关于后三十年的描写中。

其中，最能见出莫言历史观的，是他笔下那些不无血腥气息的关于计划生育场景的描写。

一方面，从中国人口的发展历史来看，如果不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就借助于官方的强制性力量，强有力地执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拥有祖先崇拜心理以及传宗接代观念的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就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

地球就这么大，地球上可资利用的资源越来越枯竭，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坚持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而且更是对于世界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蛙》读后浅析事实上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之前，我还是对他知之甚少的，就是趁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才对他有所了解。

莫言自八十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

莫言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认为，莫言是中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网上有人这样评价他：“莫言可能是当下中国文坛最博大、勤奋的作家。

博大源自其尝试的写法多而宽，充满试验性的创新精神，其笔法汪洋恣肆、气势蓬勃、自由率性。

勤奋源自其写作的数量和质量之积，也源自其不懈的开拓精神，就中国当下而言，无人能出右。

”初读这篇小说时，最实际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语言文字怎么这么简单！简直算得上是直白的没有一点令人可以有误会的余地，刚开始时甚至是觉得像是流畅度比较好的小学生笔触，心里有时会禁不住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吗？事实上，读到后来才体会到，这篇小说的文字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直白而已，文章多数时候十分口语化，像是在面对面跟读者讲述那一段段往事一般，但该精炼的时候一点也不啰嗦，反而很精到。

个人觉得，作者实际上是在以一种尽量贴近当时生活背景的语言习惯来最直接的展示小说里那个年代和特定情境下的人物性格特点以及年代特点，给了读者最直观的感受，并且让读者能够对当时的发生的事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如此最能体会到作者所要传达的情感以及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读罢全文，对这种现实主义的手法的确有独到之处或许算是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另外，我发现作者的叙述中还不乏趣味，例如：“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姐姐跑得急，摔了个狗抢屎，那碗面条泼了，碗也碎了。

为了不让姐姐回来挨骂，大奶奶从自家碗橱里找了一个碗让姐姐端回来。

”字里行间充溢着满满的生活气息，没有一个字会让人觉得矫情、生硬，“狗抢屎”这个无比接地气而形象的比喻，让整个文段都妙趣横生，当时读到这里时真的是让我笑到喘不过来气，仿佛真的亲眼看到了“姐姐”摔倒时滑稽的样子。

生命在民间──莫言《蛙》剖析张勐2009年岁末，莫言孕育了近十年的长篇小说《蛙》终于呱呱坠地。

《蛙》经由对乡土中国一部生育史的纵览、反思，折射六十年历史的风云变幻、腐朽神奇。

形式上，莫言又一次地花样翻新，将《蛙》分作五部分，前四部分采用书信体小说叙事，第五部分则选取话剧形式，由此衍生出多元繁复的叙事网络：书信体部分带出了写信人、收信人、作家之间的错综对话关系；话剧部分则在一派喜剧、闹剧形式下暗蕴着悲剧性的深层结构；书信体小说与话剧又适成“互文”，在在昭示出文本叙事基调“拟真”与“戏说”间的交错变换。

而这一系列形式迷障背后，更剪不断、理还乱的应是国家意志的“历史合理性”与民间伦理中的“生命自在性”这一对矛盾的纠缠论辩。

此外，伴随着新作的出版，莫言又在北京、上海等地做了多次演讲与访谈，这些作家自述与作品之间无形中又延展成一种新的互证、互诘的阐释空间。

鉴于此，笔者拟悉心探寻上述叙事网络结构间的种种“缝隙”，由是深入拓展，开掘小说的思想蕴藉与形式意味。

一、小说的预设读者《蛙》在文体上分别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诸封长信与一部话剧构成。

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第一人称叙事擅长“独语”，运用书信体小说形式应更适宜于“对话”。

然而，若将《蛙》称之为“书信体小说”，每封“书信”与“小说”却都是割裂的，其语体亦截然有别：前者取知识分子话语，略带学生腔；后者主要取民间话语。

除却个别段落作者有意透露“知识分子或其他角色与民间人物交错进行的”叙事体那未及缝合的针脚处①──如“我母亲”与“有文化的哥哥”的复调式表达；就整体而言，知识分子叙事已如洪炉化雪，不露痕迹地融入了民间叙事中。

在小说部分中，叙事者径自滔滔不绝，言说间鲜有与收信者的直接思想情感交流。

如是，令人不免猜度莫言之所以采用书信体小说言说的动因与目的。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则是部分批评家所指出的：这是“莫言向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献媚’策略”②。

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情同谊深，他曾多次谈及，莫言将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竞争实力的候选人。

莫言小说《蛙》的词语变异修辞莫言是先锋派作家最具实力的代表,他大胆地进行语言的创新与实验,试图将语言的地位提升到小说本体的高度,表现出一种鲜明的语言本体意识。

莫言无疑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大师,驾驭语言的能力可谓登峰造极,其小说语言的创新实验突出表现在对语言的反常规运用方面,在词语的修辞上,善于运用变异手法对词语的形式、意义和搭配各方面进行开掘和创新。

本文将以莫言的最新小说《蛙》为语料对作品中出现的词语变异修辞方法做初步探索。

标签：《蛙》词语变异形式意义搭配变异是与规范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有意偏离语言规范,创造性使用语言,从而获得某种特殊艺术效果的修辞活动。

冯广艺《变异修辞学》中认为语言变异是“作家艺术家对语言材料的巧妙安排,包括打破常格,形成与人不同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言语表达方式,从而使言语表达新奇、别致,收到特别的表达效果”。

莫言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代表,追求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其突出特点是注重感觉描写。

对这位语言大师来讲,现有的词汇系统和语法规范无法记录他飘忽不定的感觉,不能捕捉其闪烁意念的火花,束缚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因此,他突破现有的词汇系统,超越原来的语法规范,运用变异修辞手法,造成语言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本文试图从变异入手,通过对《蛙》这部小说中词语形式、意义和搭配方面特点的梳理来探讨词语变异的方法和途径。

一、词形变异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词语是形式较为固定的语言单位,一般不允许随意替换、颠倒及拆分语素,但在特定的题旨和情境下或者为了表义的准确性,或者为了某种特定的修辞效果,可以改变词语的固定形式,只要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审美期待大于对语言规范的破坏,我们便认为这种尝试是有价值的,是成功的。

《蛙》这部小说中词语形式上的变异可以大体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一)语素替换替换词语中的某个语素,仿造出一个新词(类似于修辞格中的仿拟),从而实现对旧词的继承与超越,或者使词的理性意义更加准确,或者增加了词的色彩意义。

莫言《蛙》中“蛙”的多义性及其生成理据好的小说一般都具有多义性，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从探析莫言《蛙》这部长篇小说中“蛙”的多义性，我们可以大致揭示出此类小说多义性的基本规律及其背后的理据。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出版于2009年。

作者在该书代序言中明确提出，“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

由此从一个侧面说明，作者也正是按照“多义”标准去创作《蛙》这部长篇小说的。

换言之，“多义性”正是《蛙》这篇小说文本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读解此类小说文本的关键。

一、“蛙”的多义性《蛙》的多义性集中体现在小说标题“蛙”这一语词上。

如果能够解释“蛙”的多义性及其生成理据，我们即可凭借切片式技术以此为样本，大致廓清整个《蛙》乃至莫言很多小说的多义现象及其成因。

我们注意到，在小说第四部分，小狮子问丈夫蝌蚪：为什么“蛙”与“娃”？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我们东北乡的泥娃娃塑像中，有许多怀抱着一只蛙？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蛙》）另外在小说的第五部分，姑姑与蝌蚪也有这样一段对话：姑姑：叫什么题目来着？蝌蚪：《蛙》。

姑姑：是娃娃的“娃”，还是青蛙的“蛙”？蝌蚪：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

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

（《蛙》）①上面的两段叙述话语虽然出自不同的对话者，却都围绕着讨论“蛙”的多重含义或指涉对象展开。

因此，其会话意图也显而易见：作家莫言无非是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小狮子与蝌蚪之口，向读者明示“蛙”其实有多重含义。

因此，通过整个小说文本有关“蛙”的叙述话语构成的语境，我们不难推断“蛙”这一语词在《蛙》内被赋予的不同涵义。

首先，蛙1=青蛙/牛蛙。

在汉语的词汇系统内，蛙1无疑是“蛙”这一汉语语词的基本义。

探析莫言《蛙》中生命的张力【摘要】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高密东北乡”的文学概念是莫言以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为原型创造而成。

《蛙》作为莫言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心思想上有一个很鲜明的意图，那就是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关键词】莫言；故事；生命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高密东北乡”的文学概念是莫言以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为原型创造而成。

在山东高密这片多情的土地上有绵延不绝的故事，藕断丝连的乡愁、淳朴真挚的热情从莫言的笔下挥洒。

莫言在他的作品中一直在讲述一个个故事，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都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些故事也是中华民族真实历史的缩影，“高密东北乡”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农村的历史，我们祖先生存的遗迹，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历史长河中走来，有暗淡无光，更有辉煌灿烂，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能清晰看到勤劳的人民在广袤的土地上如何在历史地漩涡中一次次摔倒和爬起。

现以《蛙》这一代表莫言目前创作的最高水平的作品来分析莫言的创作特色。

一、《蛙》的思想深度以及文本结构的革新（一）《蛙》的思想深度《蛙》作为莫言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心思想上有一个很鲜明的意图，那就是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就像文中所说的“我们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

”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娃”这个具有生命气息的生物贯穿始终，村中的男性不去结扎是为了生娃，村中的女性偷偷怀孕也是为了生娃，而文中两个艺术家所从事的行业也是“捏泥娃娃”再到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牛蛙养殖基地也是在“代孕生娃”，娃娃，作为最原初的生命力，带着纯真与期待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最初的活力与热情，那作为题目的《蛙》与“娃”有没有一定的联系呢？关于“蛙”是在写到计划生育之后才出现，那这些“蛙”是否就像文中的“姑姑”所说的那样，是那些未出生的灵魂投生的呢，为何“姑姑”会如此的惧怕那些“蛙”，行走“江湖”大半生的姑姑什么世面都见过，但唯独惧怕“蛙”，对于“姑姑”这样一个从事特殊行业的人来说，她在潜意识里面有着对生命最高的崇敬，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她首先要保证的是生命的完整与健康，但是在历史的面前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生命，是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还是让更多的生命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同为生命，这对于“姑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人类在通往更高水平的文明时该怎样走出这样不解的困惑，“姑姑”自己没有答案，那我们读到她的人有答案吗，也许这样的答案只有历史自己才能够回答。

《蛙》结构特征分析摘要《蛙》的整个结构是以写实为主的四封书信、超现实主义的话剧，书信与话剧相互映衬，戏中有戏。

写信的对象是作者虚拟的一个日本作家杉谷义人，他以书信的方式向杉谷义人讲述姑姑的故事。

从作品看，作者描述书信部分的原动力来自2002年大江健三郎的高密之行，姑姑的故事也与此次高密之行有关。

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意义上，都展示了莫言对生命的态度、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人性的褒赞。

小说结构上的创新使故事变得更加有意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多角度对话，使得生命的庄重更加突显。

关键词：结构创新审美意蕴情感叙述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一《蛙》整体结构的创新纵观莫言的创作道路，他一直把自己写作的方向定位在民间，这种写作立场是莫言自觉不自觉的体现。

《蛙》这部作品立足于民间，莫言创作《蛙》一直处于回忆中，他在2002年与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聊过蛙给他的深刻印象。

在山东的农村，成千上万的蛙的叫声震耳欲聋，成了莫言童年时期最深刻的回忆，这也为《蛙》的写作埋下了伏笔。

“蛙”作为一个意象词出现在作品当中，但却由此引发了对人性的考证，对生命的尊重。

《蛙》的整个结构是以写实为主的四封书信、超现实主义的话剧，书信与话剧相互映衬，戏中有戏。

写信的对象是作者虚拟的一个日本作家杉谷义人，他以书信的方式向杉谷义人讲述姑姑的故事。

从作品看作者描述书信部分的原动力来自2002年大江健三郎的高密之行，姑姑的故事也与此次高密之行有关。

一个好的素材一定要有一个与其相匹配的形式，好的形式、好的结构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内容。

作品的题材摒弃了传统的叙事风格，在整个结构的安排上具有拓荒性，但这种标新立异的叙事风格蕴含着很深刻的哲理，莫言的《蛙》从伦理的叙述角度去讨论伦理困境，并对生命的救赎产生独立的思考，针对姑姑老年之后生活的叙述表现了一个作家对生命和良知的反思。

第五部分九幕话剧虽然在前四部分书信之后，但是话剧却是整部作品最重要的一部分，莫言曾针对这部作品有过这样的言说：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个话剧，彻底的虚构，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实性，是为了跟前面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

汪洋恣肆、汁液横流、谈狐说鬼、众声喧哗、一点正经都没有，一向是莫言的拿手好戏，也是他“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1)的专属标签。

但是，在《蛙》里，莫言谦逊了，口拙了，寡寡淡淡地用五封信和一部短剧匆匆记叙了姑姑的一生，虽然他明明知道，姑姑的一生“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

这是莫言力不从心、江郎才尽的征兆，还是一次蓄意为之的叙事“变调”？如果是一次“变调”的话，莫言意欲何为？一、故作谦卑的叙事人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是莫言始终萦绕于心的所在。

不管是爱还是恨，是缱绻还是决绝，他都不得不把最绚烂的才情、最铺张的文笔奉献给这段历史。

历史成了莫言的宿命。

不过，这段历史已经被“正说”了无数次，这些“正说”又是如此深获人心，莫言当然不甘淹没于“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之中，更何况“正说”之“正”根本满足不了他的勃勃野心和雄奇的生命原力。

那么，“反说”？“反说”肯定能别开生面，却是无比艰难的——革命史早已被凝定为自明、庄严的真理，岂容他人置喙？更暗藏危险——“反”只能是对于“正”的“反”，说到底还是与“正”同体的，所谓“生面”便只能在与“正”的同一维度之上绽放。

不愿“正说”也不能“反说”，莫言果断撤退，在历史的缝隙和边角处着眼，用匹夫匹妇的爱恨贪痴呼应或解构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用“丑怪荒诞”的美学丰润对抗“雄浑炫美”的美学(2)，一种新历史或反历史观由是生成。

退一步海阔天空。

草莽间原来英雄四起，乡野中自有云蒸霞蔚，莫言意外遭逢一股股淋淋漓漓的元气，元气召唤出、鼓荡起他那蛰伏着的生命原力，他竟不得不成为当下中国文学中最野性、癫狂和滔滔不绝的说故事的人。

于是，我们看到红高粱地里我爷爷我奶奶的旷世风流，看到万乳攒动的骇人奇观，更看到西门驴、牛、猪、狗、猴历经六道轮回终不改的豪横和执拗——莫言的世界原来万物各有生机。

但是，莫言天马行空、飞沙走石的野性叙事在嬉笑、嘲弄正襟危坐的革命史“正说”的同时，会不会也在闪避着历史，历史的真相依旧扑朔迷离？过度膨胀、自我增生的叙事，会不会压抑了对于历史本身的关注？他那虎虎生风的相对性、暧昧性，会不会只是无力把捉绝对和明晰而不得不如此的权宜？癫狂，可能正是相对主义时代的妥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