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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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宣言我们,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世界银行的代表,随着当前社会的日趋复杂,国家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但是各国在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仍然存在着差别。
目前,各大洲的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倡议下已经开始使用统计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令人鼓舞。
虽然这些倡议基于不同的方法、文化背景、知识范畴,而且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程度各有不同,但它反映了一个共识,即需要超出传统经济核算指标的范畴,例如人均GDP,来衡量各国的社会发展状况。
事实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施进度测量指标体系正符合这一发展趋势。
我们必须推动依据事实来制定各个层面的政策环境,以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
在“信息化时代”,社会福利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透明及负责任的公共政策的制定。
反映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果的统计指标的可用性及其对公民的传播,能够促进善政和民主的进程。
通过公开辩论和构建共识,可以强化公民对社会目标的影响力并增强公共政策的责任性。
我们申明这样的承诺,即度量和促进社会各个层面的进步,并支持各国家为此提出的倡议。
我们敦促统计部门、公共和私人机构以及专家学者等团体之间的共同合作,从而产生用于全社会的高质量,基于事实信息,促使我们对社会福祉及其发展进程形成共识。
官方统计数据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公共产品”。
社会进步指标的发展,强化了政府统计机构在提供相关、可靠、及时和可比的数据,以及统计指标在国内和国际传报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我们鼓励政府部门投入各种资源,依据联合国于1994年采用的《官方统计基本原则》来开发可靠的数据和指标。
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我们必须:●鼓励各社会团体思考二十一世纪的“进步”对于他们自身的意义;●共享用健全可靠的方法衡量社会进步的最佳做法,并提高对此的认识;●在可靠统计数据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激励就社会发展的全球问题以及国家间相互比较进行国际讨论和交流;●针对不断变变迁的各种外部环境,提出广泛、一致、公开的理解,尤其致力于对那些重要环境变更或尚未有充分认识等领域的认识;●鼓励合理的用于建设统计能力的投入,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投入,以提高数据和指标的可用性,用于指导各项发展计划,并报告各种国际目标(例如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施进展。
作者: 俞坚
出版物刊名: 建筑与文化
页码: 5-5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8期
主题词: 城市化进程;2010年上海世博会;《伊斯坦布尔宣言》;生活质量;身体健康;人与自然;
和谐城市;联合国
摘要:�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注册报告》指出: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身体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
"而城市面临的种种挑战的发端,不论是拥挤、污染、犯罪还是冲突,其根源都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
而长期的失谐,必然会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
为此,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以"和谐城市"的理念应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解读邹启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称《公约》)于2003年10月17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顺利通过,这是人类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公约》于2006年4月生效,目前,已有97个国家批准加入了《公约》。
我国于2004年8月批准加入了《公约》,成为第6个加入《公约》的国家。
《公约》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生效,并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拥护,证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顺应了当今各国的需要,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
了解为何要制订《公约》及其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其紧迫性?兴许对进一步理解《公约》有一定的助益,下面笔者试图作些粗浅解读,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由来众所周知,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的,就如同人之身体与思想,它们之间密不可分。
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并专门制订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就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应该是深远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我国于1985年加入)将具有特殊价值的遗迹、遗址、文化景观及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此确认其为全人类的遗产。
然而,此公约的保护内容没有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为未来制订新的公约提供了可能和机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文化遗产更加脆弱,更容易遭到自然的或人为的损害。
1989年的《关于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的建议》、2001年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2年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均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指出它是文化多样性的主要动力, 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在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项新的计划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一项是1993年启动的“人类活瑰宝”体系,另一项是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事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联合国系统内惟一主管文化事务的政府间组织,长期致力于物质遗产(或称有形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或称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
这里让我们参照“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有关的重要日期”(《信使》2006年5月刊),同时结合相关文献和事件的追踪,来回顾《公约》出台的简要历程和重要举措。
1966年,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该《宣言》为在教科文组织框架范围内制定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1970年,召开了关于文化政策的体制、行政及财政问题政府间会议(威尼斯,意大利),开始提出与“文化的发展”和“发展的文化维度”相关的理念。
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获得通过。
当时就有一些会员国对保护“非物质遗产”(虽然当时并未形成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表示了关注。
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1978年,首批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建议为《世界版权公约》增加一项关于保护民俗(Folklore)的《议定书》。
1982年,世界文化政策会议(墨西哥市)承认后来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一类问题越来越重要,并将“非物质因素”纳入到了有关文化和文化遗产的新定义中。
1982年,教科文组织成立保护民俗专家委员会,并在其机构中建立了“非物质遗产处”(Section for the Non-Physical Heritage);1989年,在教科文组织第25届全体大会上通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1993年,在韩国的提议下,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54次会议通过决议,建立“人类活财富”(Living Human Treasures)工作指南,1994年启动该项目的行动计划,专门针对“人”──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民间艺人”或“传承人”的保护而设立。
1996年,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具有创造的多样性》指出,1972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无法适用于手工艺、舞蹈、口头传统等类型的表达文化遗产。
A/CONF.219/7联合国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报告2011年5月9日至13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报告2011年5月9日至13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联合国 • 2011年,纽约A/CONF.219/7说明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
本出版物所用名称及材料编排方式,并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的划定,表示任何意见。
A/CONF.219/7联合国出版物目录章次页次序言 (iv)一. 伊斯坦布尔宣言 (1)二. 2011-2020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6)三. 向土耳其人民和政府表示感谢 (48)四. 组织和程序事项 (49)附件一. 文件一览表 (69)二. 参加互动专题会议和并行活动的主旨发言人、特邀嘉宾和专题讨论者 (70)三. 一般性辩论的参与者 (74)四. 会议出席情况 (87)五. 特别活动一览表 (92)六. 民间社会论坛伊斯坦布尔宣言 (95)七. 私营部门声明 (100)序言大会在2008年12月19日第63/227号决议中决定于2011年召开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高级别会议。
会议的任务授权如下:(a) 全面评估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伙伴执行《布鲁塞尔行动纲领》的情况,交流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并查明所遇到的障碍和制约、克服这些障碍和制约所需采取的行动和举措;(b) 根据评价结果、新出现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因应办法来确定有效的国际和国内政策;(c) 重申千年首脑会议和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等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为应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特别是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有关的需要所作的全球承诺,并支持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穷和有所受益地融入全球经济;(d) 动员更多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支助措施和行动,并为此在最不发达国家与其发展伙伴之间拟订通过一个焕然一新的伙伴关系。
2002年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伊斯坦布尔宣言
王秀屏
【期刊名称】《电联信息》
【年(卷),期】2002(000)004
【总页数】3页(P58-60)
【作者】王秀屏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TN91-27
【相关文献】
1.《共产党宣言》的空间逻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纪念《共产党宣言》专题述评 [J], 宋朝龙
2.世界电信发展基本情况统计——摘译自国际电信联盟2002年世界电信发展报告[J],
3.2002年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概况 [J], 唐子才
4.第14届世界禽病大会在伊斯坦布尔闭幕第15届世界禽病大会2007年将在北京召开 [J], 许家荣
5.ITU专栏ITU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简讯 ITU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同意海德拉巴行动计划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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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与实践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和实践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以防止苏联扩张,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促进民主、自由的推广为基础的。
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实践是众所周知的,这篇文章将探讨美国冷战时期对外政策和实践的一些方面。
一、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1. 伊斯坦布尔宣言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美国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该宣言提出了外交政策的方针,即向欧洲各国提供经济援助,以加强它们的防御系统,以防止苏联的扩张。
2. 空中运输援助1950年,苏联对北韩入侵南韩提供了支持,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展了一个名为“空中运输援助”的计划,将大量军事物资运送到朝鲜半岛,帮助南韩抵御北韩的入侵,并防止苏联的扩张。
3. 东京宣言1951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东京发表了一篇名为“东京宣言”的演讲,提出了美国的冷战外交政策方针,即防止苏联和中国的扩张,防止冷战进一步升级,维护世界和平。
东京宣言用较为明确的方式阐述了美国在这一冷战时期的政策和实践方向。
二、美国冷战时期的实践1. 冷战军备竞赛美国在冷战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器研发和军工生产,最著名的是核武器。
这种军备竞赛导致了全球的核武器扩散,也使人们在头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次被核战争破坏的恐惧所笼罩。
2. 维护盟友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外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便是拉拢盟友,通过向其提供军事或经济上的援助来保持友谊。
这一政策最根本的目的是阻止苏联的扩张并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3. 经济援助美国在冷战时期为了支持战略利益向一些国家提供大笔援助,它认为这种援助有助于巩固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以保护美国的利益。
据统计,美国在冷战时期向欧洲等地区提供的援助金额达数百亿美元。
结论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苏联的扩张并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为基础的。
这种政策的实践需要多种手段,如加强武装力量,拉拢盟友,向一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等。
从国际法角度谈索马里海盗问题的由来和解决措施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东部,紧邻亚丁湾,是从印度洋通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及大西洋的咽喉要塞,号称非洲之角。
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一直以来是世界海洋最繁忙的航路之一。
然而,近年来,随着海盗活动在本区域越来越频繁,这条重要的国际航道便成了索马里海盗的生财之道。
国际海事局公布的数字显示,海盗事件2007 年为35宗,2008年上升到111宗,2009 年高达178 宗。
2020 年,索马里海盗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索马里海盗手里有17条船,两艘快艇,300 名船员当人质。
而且,尽管多国海军出征索马里,但似乎还是没有能制服索马里海盗的迹象。
本文对索马里海盗问题产生原因进行梳理,从国法的角度分析索马里海盗问题以及针对现有状况,在国际法层次上提出完善建议。
一、产生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原因索马里地理位置很优越,据统计,世界上约14%的海上贸易和约30%的石油运输要过往此地,每年还约有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 万艘船只经过亚丁湾,这些方便了海盗活动。
海盗的产生原因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也有现实的刺激。
(一)索马里政局失控和长期无政府状态是海盗猖撅的根本原因索马里海盗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这与索马里国家长期以来陷入国内混战无政府状态是分不开的。
索马里自19 世纪60 年代独立后,各个部族就拥兵自重,占据一方。
冷战结束后,被曾经掩埋的矛盾出现了,逐渐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内战的战火硝烟在整个索马里弥漫。
而在这时,索马里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内战和天灾彻底摧毁了索马里的经济。
统计数字到1993 年初,30 多万人死于战乱和饥饿,200 多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外逃难民达100 万。
就此联合国决定向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还派驻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监督索马里内乱停火。
索马里海岸线长达2880 公里,政府国库空虚,严重缺乏海军军备力量,无法监管海岸线。
越来越严重的海盗活动,他们利用抢劫勒索来的钱财购买新式武器,而且海盗成员也在增加,这就使得政府对他们的监管更是雪上加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大会于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考虑到1989年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2年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的内在相互依存关系,承认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进程在为各群体之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与不容忍现象一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在缺乏保护资源的情况下,这种威胁尤为严重,意识到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注意到教科文组织在制定保护文化遗产的准则性文件,尤其是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方面所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还注意到迄今尚无有约束力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边文件,考虑到国际上现有的关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协定、建议书和决议需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新规定有效地予以充实和补充,考虑到必须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考虑到国际社会应当本着互助合作的精神与本公约缔约国一起为保护此类遗产做出贡献,忆及教科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计划,尤其是“宣布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于2003年10月17日通过本公约。
医学伦理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医学伦理学是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它始终与医学实践密不可分。
在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人体试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发生在20世纪前半叶,主要是为了满足医学研究的需要。
在这个阶段,医学研究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人体试验,而不受到伦理方面的约束。
这种情况引起了很多争议,公众开始关注医学实践中的伦理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伦理审查制度逐步建立的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中叶。
在这个阶段,医学伦理学开始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
学科,并开始建立伦理审查制度。
这个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病人的权益和尊严,同时还要保护医学研究者的利益。
这个阶段的标志是美国联邦政府于1979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
第三个阶段是全球化的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发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在这个阶段,医学伦理学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伦理审查制度的全球标准逐渐建立,并且医学伦理学开始与其他领域相互融合,如法律、政治、经济等。
这个阶段的标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发布的《世界生物伦理宣言》。
总之,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无伦理约束到逐渐建立伦理审查制度,最终发展成为全球化的学科领域。
在未来的发展中,医学伦理学将继续与医学实践密不可分,并且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对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内容.口头传承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议、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其保护的意义是什么,进而制定如何保护的对策,才能够使那些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的.田青教授在“珠海大讲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中说过: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传统民俗文化,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民族的DNA.我们的所有的古老的传统包括我们的民俗,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都是弱势文化,不保护提倡就会消亡.因此保护“非遗”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迫在眉睫.但是,我们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时候要作要对精神家园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既需要各部门团结协作又需要确定各自的职能、履行相关的责任.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关系到文化血脉的传承、精神家园的维护、和谐文化的建设, 关系到民族文化身份和国家文化主权的维护.关系到人类文化多样性及其可持续性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的文化它的价值不单体现在传承人创作的作品更在于传承人所拥有的技艺技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有效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民间,生存于民间,传承于民间没有任何文化形式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的是他们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薪火失去了传承和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复存在.保护文化遗产具有很多现实的意义.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应对各种现代性危机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的合作与交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四、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多样性,维护文化生态平衡,使得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之间求同存异,相互补充,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我国及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五、伊斯坦布尔宣言中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能够增强人类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同时也是创造性和文化创作的主要源泉之一.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促进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能够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真正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保护意识,有利于实现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从而更有力的反作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促使其早日完成这一系统而艰巨的任务.综上所述,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等特点,并且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是人类生命的记忆, 是人类创造力的精神源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
浅议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论文摘要: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是一对矛盾。
物质性是指其外显的形态特征,精神性则是其文化内涵。
物质性是外在形式,精神性是实质内容,形式表现内容。
对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不仅要对其物质实体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揭示物质背后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科技信息。
正确认识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是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即矛盾双方不仅具有相异性和区别性,同时矛盾双方又是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的。
物质与精神是一对矛盾,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也是一对矛盾,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物质性和精神性不仅相互区别,各自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而且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
正确认识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是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一、“文化遗产”概念的由来及其演变在探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由来及其演变过程。
“文化遗产”是从“遗产”一词演变而来的。
遗产是个古老的词汇,指的是先辈留下的财产,即个体从家族那里继承的私人财产。
这种意义上的遗产,只是一种私有的物质财富,物质性和私有性是其主要性质。
进入19世纪中期以来,遗产的内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开始有人把祖先留下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财物视作遗产。
这样,原来仅限于家庭范围的“遗产”一词,被扩大到国家范围内,私有性转化为公共性,于是,产生了另一层意义上的遗产,也就是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财富,是文化传承和文明延续的纽带,是需要人们世代传承共同珍爱的精神财富。
冯骥才认为,“早先遗产只是一种个人的与继承权相关的概念,是物质的概念,而文化遗产是精神的概念,是一种公共的遗产,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域共有的精神的财富。
”[1]“把文化遗产当作精神财富继承,是人类了不起的一个进步”。
“文化遗产”概念产生以后,人们在关注其物质性的同时,文化遗产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
城市的意义宋薇;刘兵【摘要】@@ 一、城市与城市化rn城市是什么?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对城市的功能做了这样的阐释:"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在城市这种地方,人类社会散发出来的一条条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焕发出的光彩,都会在这里汇聚聚焦,最终凝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城市就是一种象征形式,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①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是一种象征形式,在它丰富的时间结构特性和空间占有特性中,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存在都汇聚在这里并刻下烙印,以各种各样的文化样态传达出来.【期刊名称】《科学与社会》【年(卷),期】2010(000)003【总页数】4页(P55-58)【作者】宋薇;刘兵【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00084;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00084【正文语种】中文城市是什么?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对城市的功能做了这样的阐释:“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
在城市这种地方,人类社会散发出来的一条条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焕发出的光彩,都会在这里汇聚聚焦,最终凝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
城市就是一种象征形式,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是一种象征形式,在它丰富的时间结构特性和空间占有特性中,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存在都汇聚在这里并刻下烙印,以各种各样的文化样态传达出来。
其实,我们对“城市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城市的丰富及复杂性就像对文化的言说一样,很难说得清楚,人在城市中,只有通过行于此、居于此的感知,触摸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很难说得清的城市,却让我们有这样深切的体认。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滋生地,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
传承和保护法吉拉的办法传承和保护法吉拉的办法 1传承和保护法吉拉的办法 2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多民族国家。
传承保护吉拉的方法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类型丰富多彩。
中国的传承保护法,吉拉法2,可以追溯到原始的文化创造,如原始的音乐舞蹈表演、口头歌谣、工艺技能等。
各种形式的非遗文化由各族人民代代相传。
中国各民族创造的吉拉传承与保护的两种形式,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精神价值、情感因素和文化意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活状态、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
虽然中国的文化遗产多样而深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在继承和保护吉拉方法2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
因此,我们应该总结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积极探索传承和保护吉拉的途径。
2.保护和传承的新方式。
传承和保护法吉拉的办法 2的传承价值以及继承保护吉拉法则2的方法。
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传承价值,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历史财富,从中我们可以生动地认识和理解历史。
因此,传承保护吉拉的方法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
就历史价值而言,传承保护吉拉2的方法,以其民间的、口头的、朴素的、活态的形式,积淀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精华,保留了最浓缩的民族特色,是民族历史的活态传承,是民族灵魂的一部分,是超越时代的。
传承保护吉拉的第二个方法是清新文化,这是原生态的文化基因。
保护和发展它,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文化自觉,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有利于文化生态的规划和建设。
三。
传承保护吉拉2的方法生动地传承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复兴和民族文化整体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在传承民族精神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中国丰富多样的传承保护法,吉拉法2,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精神传承价值。
因此,通过对吉拉法2的传承和保护,可以激活丰富的民族精神资源,传承民族精神,夯实背后的民族基础。
一方面,传承保护吉拉的方法二真实记录了一个民族和地区的人文、自然、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价值。
伊斯坦布尔宣言
我们,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世界银行的代表,
随着当前社会的日趋复杂,国家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但是各国在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仍然存在着差别。
目前,各大洲的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倡议下已经开始使用统计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令人鼓舞。
虽然这些倡议基于不同的方法、文化背景、知识范畴,而且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程度各有不同,但它反映了一个共识,即需要超出传统经济核算指标的范畴,例如人均GDP,来衡量各国的社会发展状况。
事实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施进度测量指标体系正符合这一发展趋势。
我们必须推动依据事实来制定各个层面的政策环境,以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
在“信息化时代”,社会福利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透明及负责任的公共政策的制定。
反映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果的统计指标的可用性及其对公民的传播,能够促进善政和民主的进程。
通过公开辩论和构建共识,可以强化公民对社会目标的影响力并增强公共政策的责任性。
我们申明这样的承诺,即度量和促进社会各个层面的进步,并支持各国家为此提出的倡议。
我们敦促统计部门、公共和私人机构以及专家学者等团体之间的共同合作,从而产生用于全社会的高质量,基于事实信息,促使我们对社会福祉及其发展进程形成共识。
官方统计数据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公共产品”。
社会进步指标的发展,强化了政府统计机构在提供相关、可靠、及时和可比的
数据,以及统计指标在国内和国际传报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我们鼓励政府部门投入各种资源,依据联合国于1994年采用的《官方统计基本原则》来开发可靠的数据和指标。
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我们必须:
●鼓励各社会团体思考二十一世纪的“进步”对于他们自身的
意义;
●共享用健全可靠的方法衡量社会进步的最佳做法,并提高对
此的认识;
●在可靠统计数据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激励就社会发展的全
球问题以及国家间相互比较进行国际讨论和交流;
●针对不断变变迁的各种外部环境,提出广泛、一致、公开的
理解,尤其致力于对那些重要环境变更或尚未有充分认识等
领域的认识;
●鼓励合理的用于建设统计能力的投入,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
投入,以提高数据和指标的可用性,用于指导各项发展计划,
并报告各种国际目标(例如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施进展。
为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任重道远,,重要的是有关各方须协同合作,承担义务。
我们认识到,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的能力不同,能够达到的水平也不同。
我们欢迎公共和私人机构,以及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机构等各个层面共同致力于这项充满挑战的工作,从而促进整个世界的发展。
在此,我们对第二届OECD “统计,知识和政策”世界论坛的东道主土耳其政府表示感谢。
我们也对来自世界各地参加此次论坛和对论坛做出贡献的代表,以及参与网上讨论的所有人员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