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的乡土文学理论

论周作人的乡土文学理论作为在五四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艺批评家，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但却有其内在的理路和一致性。

总括起来，大致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个性，抒写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在文学的功利性问题上，从五四时期倾向于文学反映实际人生，“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⁴¹，到1920年代中后期，日趋明显地转向趣味主义的文学观，“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²。

即使在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趣味论色彩，就在前引的《平民文学》中，周作人对平民文学作了两点解释。

其一，平民文学并非通俗文学，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⁴²，不要求“田夫野老”可以领会。

按照这样的逻辑，平民文学的读者无须是平民，作者也必然是由一个超越于平民的阶层来承担，而其目的则是研究平民生活。

这其中每个环节都或隐或现地关联着一个超越于平民之上的阶层——贵族。

如果将其归纳为以贵族的眼光来研究平民生活、创作平民文学、提倡平民精神，应该与周氏原意庶几无差。

其二，周氏指出，“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并举例说，平民文学者，见了乞丐不是单给他一个铜子，捉住了贼不是给他一元钞票就了事，平民文学者关心的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⁴³。

周氏在这里明确地把平民与从事平民文学者划分成了两个阶层，其实质是一种贵族趣味的“人间情怀”，也就是希望文学“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情感，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⁴⁹。

周氏的这一思想两年之后，就表白得相当直接：“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⁷⁵。

可以说，周作人的审美理想始终具有贵族心态的趣味主义倾向，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

有学者指出，周氏“以贵族的心境对野蛮的、平民的东西的鉴赏与玩味，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古代的、底层的民众的卑俗来证得自己的文明高雅”。

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矛盾的激化，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审美理想也随之带有政治化色彩，作家、批评家必然要在不同的审美理想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对于从“五四”走过来的现代作家、批评家而言，是继续坚持文学与社会、人生等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还是退回到个人的心灵世界，既是一个文学观念的问题，也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和政治立场。

周作人虽然在五四初期有一定的“为人生”的文学思想，但是很快转向趣味主义的文学观，而且随着工农运动的勃兴和思想斗争的日益激烈，周氏的贵族趣味和清玩心态表现得越发明显，在审美理想上，则发展为“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⁹¹⁰。

乡土文学理论是其趣味主义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方主义、自然美、个性、风土，则是周氏乡土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大都是世界范围的乡土文学理论基本概念的转译，但是，其内涵又注入了周氏个人政治的与美学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绘上了周氏文学理论的趣味主义色彩。

一、“地方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地方主义”作为周氏乡土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在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

自1917年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始，中国现代文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新的文学观念。

在语言形式上，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胡适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预言“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⁴³；在文学功能上，主张文学“为人生”，反对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

现代文学的先驱们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胡适反对“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酷”的“说谎的文学”³⁸²，提倡把“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小商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作为“文学的材料”¹³⁶；陈独秀指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

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⁴⁶；李大钊则要求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¹⁶⁴。

但是，“为人生”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现代文学初期的文学观念倾向于“为人生”只是一种暂时的含糊的片面的统一。

随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即使同属于“为人生”的作品，主题和题材也发生分化。

一类作品描写普通的恋爱、婚姻等人生问题，比如胡适的《一个问题》、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这类作品是站在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立场和角度思考人生意义的；另一类作品却将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如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王统照《湖畔儿语》、杨振声《渔家》。

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苏俄文学影响力的扩大，现代文学越来越多地在题材上选择底层工农生活，在主题上反对社会的不公平，也就是所谓“血和泪的文学”。

然而，周作人提倡的地方主义，不仅不是对底层社会的关心，而且希望以地方情趣来抵消现代文学中过于普遍的对于底层苦难的抒写。

1923年，在《地方与文艺》中，周作人对于自己提倡文学上的地方主义作了如下解释：这几年来中国新兴文艺渐见发达，各种创作也有相当的成绩，但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不足。

为什么呢?这便是因为太抽象了，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的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

⁷⁹⁸⁰话说得相当含蓄，没有指明“普遍的一个要求”和“预定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但联系周作人在写作此文前后的思想状况和当时文坛风气，还是不难看出其话锋所指。

从1922年1月22日在《晨报副镌》开辟专栏“自己的园地”开始，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自己的园地》里公开提倡“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主张“独立的艺术美和无形的功利”⁷⁸。

这表明周作人已从五四时期“为人生”的艺术观的松散同盟中退出，开始耕耘自己自由主义的文学“园地”。

那么促使周作人从“为人生”的艺术立场中退出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当时文坛风气来看，主要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当时文坛兴起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扬，以及对于“革命文艺”的提倡(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思想、文化、文学诸多方面对中国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最著名的事例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介绍俄国革命与文学，瞿秋白、郑振铎等也著文介绍苏俄革命与文学。

更重要的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理论倡导上显示了更大的力量，到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增辟了“革命文艺”栏，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与周作人持守的独立、自由的文学观发生冲突。

周作人的精神世界具有贵族情结，对群众运动有本能的警惕。

钱理群指出早在1919年2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诗《小河》里，就隐晦地表达了周氏对群众运动的担忧，“他已经预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然导致引起社会大动乱的人民政治革命，他正是为此而忧心忡忡”¹⁸¹。

事实确实如此，周作人对新文学发展到对群众运动、革命斗争的宣传，是极为不满的。

虽然周作人文风较为婉转，但还是多次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

1920年在谈到自己支持新村理想的时候，周作人解释说，新村的社会革命“不赞成暴力，希望和平的造成新秩序来”，而他是“喜欢平和的，因此赞成新村的办法”^*****；后来在一篇谈儿童文学的文章中，周氏又说，“群众运动有时在实际上无论怎样重要，但于儿童的文学没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而且还是有害。

”³⁰⁰这样看来，所谓“普遍的一个要求”大致就是指文学反映工农生活的要求，“预定的概念”应该就是指提倡革命文学，而这些当然是在寻求国家富强的目的和理想下而出现的。

周氏对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宏大叙事却是颇不以为然的，但话却说得相当的有技巧：不过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对于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大抵养成一种“世界民”(kosmopolites)的态度，容易减少乡土的气味。

……所以我们向来的诗(余按：这里指的是白话新诗)只在表示反抗而非建立，因反抗国家主义遂并减少乡土色彩^*****。

从表面上看，好像周氏以为现代作家及新文学一致反抗“国家主义”，并由此造成了新文学缺乏“乡土色彩”的遗憾。

实际上，新文学不是一律反抗“国家主义”，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色彩。

而周氏心里最担心的就是新文学走入以“国家主义”的名义取代、挤压个性主义的文学之途。

因此，反复提倡文学中的地方主义，要作家“忠于地”，成为“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

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⁸¹。

这里所说的“凌空的生活”、“美丽而空虚的理论”，是周作人特有的话语方式。

他要求作家独立、自由地写出自己的个性，以抵制新文学向脱离作家个人真情实感、宣传“美丽而空虚的理论”方向发展。

因为此前就“信教自由问题”与陈独秀等的一系列争论，至少是在理论上宣布了周作人“将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划清界限的意向”²¹³。

虽然在地方主义中隐含了对国家主义的反抗，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都是致力描写地方的文化、习俗、景物、人物等的地方文学，周氏对地方主义的倡导也是符合文学发展的潮流的。

但是世界乡土文学的主流倾向是关心、同情农民的现实生活，周作人的贵族立场和趣味主义文学观又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一潮流。

二、“自然美”：周作人文学观念背向现实的姿态周作人乡土文学理论的第二个核心概念是自然美。

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存在单纯的对自然美的追求，在对自然美的态度上无不折射出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状态及思想倾向。

西方较早注意并欣赏自然美的是但丁和彼特拉克，然而，他们都有以之反抗神权和社会黑暗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