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的两条研究路径

  • 格式:pdf
  • 大小:255.61 KB
  • 文档页数:5

2006/614 法经济学的两条研究路径胡 凯 何 冰摘 要:本文首先从法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梳理出其两条迥异的研究路径并分析其成因,据此澄清学术界在法经济学范畴上以偏概全的偏差;其次,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纲领比较的视角分析这两种研究取向,指出其分别具有的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属性,并将之称为新古典主义法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最后指出当前应该大力加强对后者的研究,以增加我们对法律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理论的认识。

关键词:法经济学;研究路径;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6)6-014-04作 者:胡凯,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江苏,南京,210093/何冰,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昆明,6500931992年,斯蒂格勒在《法学或经济学?》一文中指出,经济学在法学中扮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一是为律师在反垄断、阻止接管和倾销等诉讼中提供独到的经济学知识支持,二是在理解法律制度、法律原理上,经济学并不是唯一的工具,经济学扮演的角色是富有争议的。

斯蒂格勒认为,由科斯定理引发的“法和经济学运动”(the movements of law and eco 2nom ics )包括两方面,一是直接由科斯定理得出的、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应该把法律作为理解社会生活组织的工具,二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中,法学对经济学的渗透是有边界的,经济学在法律制度、法律诉讼中的运用是工具性的(Stilg 2er,1992)。

在指称这一学术现象时,斯蒂格勒用了很谨慎的字眼:法经济学/法学或经济学(Law and /or Econom ics ),可见,对我们通称的“法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及分析运用要慎之又慎。

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过于自信,动辄以法律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来涵盖相关的研究,并因此造成学科间的误解和学术上的误导。

因此,重新认识法经济学(Law and E 2conom ics )的学科属性、研究主旨和研究路径对法经济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法经济学是法律和经济学交叉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分别对法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逐渐形成了运用经济学工具研究既定法律制度的法经济学和研究不同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法经济学。

但在法经济学近几十年的发展中,这两大分支渐行渐远且影响各异,前者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法律经济学运动”(The Law and Econom ics Movement )①(波斯纳,1987),后者的研究进展和影响却日渐式微,以至于法律经济学几乎是法经济学的代名词了。

事实上,这一种学术倾向对法经济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它淡化了研究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角色这一法经济学的重任,特别是前者,将制度假定为经济的外生变量,无助于阐释制度的起源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科斯作为法经济学创始人开拓这一领域的初衷。

②当然,本文无意否定前者运用经济学工具增强对法律问题的现实解释力和法学流派的开拓,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后者却是我们亟待加强的领域,其长期处于理论和应用薄弱的现实,使我们对制度变迁、制度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仍知之不多,对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仍停留在法经济学前辈开拓的水平。

为此,对法经济学追本溯源、分析其现状问题所在、指出其研究方向尤有必要。

一 法经济学的两条研究路径及成因在探讨法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确到底什么是法经济学。

但遗憾的是,法经济学近几十年的发展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即便是法律经济学目前也还缺乏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统一的分析框架(张建伟,2000),这也是关于法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学术界难以取得一致的原因。

本文不打算一开始就厘清法经济学的内涵,而是试图从法经济学发展的轨径中,通过分析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工具,从既有的法经济学定义中找出一个笔者认为最富有逻辑性的界定。

1.法经济学两条研究路径众所周知,科斯是现代法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提炼出了影响生产的制度结构(企业和市场)的交易成本概念。

随后,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创造性地将交易成本工具运用于具有相互影响的外部性问题探讨,通过分析将产权赋予不同的当事人,得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时不同的法律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命题即科斯定理,从而开辟了将制度这一长期被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当然的外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内生变量的新阶段,“制度是重要的”这一观念渐入人心。

既然制度是重要的,作为正式制度规则的法律是否以及如何在边际上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均衡便成为后来的法经济学界关心的话题。

因此,科斯的理论为法律的有效实施和高效率法律制定的经济评估提供了方法论的起点(波斯纳,1997)。

随后,卡拉布雷西于1961年首先在《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思考》一文中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侵权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尝试,他关注的核心是法律规则的效率和公正,倾向从宏观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研究法经济学,并形成了以其为代表的耶鲁法经济学派(麦考罗等,2005);加里・S ・贝克尔将微观经济学理论工具运用于一系列非市场行为选择的研究,如种族歧视、犯罪、家庭组织等问题,掀起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狂潮;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则是1973年波斯纳百科全书式的《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它使得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方法触及到了普通法的每一个领域。

波斯纳坚定地认为,法律应该在任何领域引导人们从事有效率的活动(波斯纳,1997)。

波斯纳崇尚芝加哥大学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也为之赢得了芝加哥法经济学派的美誉。

要指出的是,在60—70年代,除了芝加哥法经济学派外,还产生了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认为产权的本质和形式能对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产权法经济学派;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为代表,关注作为经济人的官僚对政治决策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的公共选择法经济学派;以沃伦・J・塞缪尔斯(W.J.Samuels)、A・艾伦・施密德(A.A.Schi m id)和奥利弗・威廉姆逊(O.W illiam son)等为代表,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切入点、关注在多种制度方案中选择能使交易费用最低、采用比较制度分析的制度法经济学派;以哈罗德・德姆塞茨、乔治・斯蒂格勒、诺斯等为代表,关注不同的制度结构对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绩效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宏观的制度环境、微观的制度安排(或治理结构)都是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因而被称为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派(麦考罗等,2005)。

从上述法经济学近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来看,它明显分化为两支:一支是科斯开创的以经济学问题为研究对象、将法律制度作为分析工具、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探究法律体系运转对经济体系运行影响的法和经济学,其目的在于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

同时,围绕科斯定理,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等人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产权、交易成本和契约的理论研究文章,最终形成了法与经济学领域关于产权、交易成本和契约等核心理论范式(秦海,2003)。

它包括产权法经济学派、公共选择法经济学派、制度法经济学派和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派。

这一分支是经济学问题导向的,法律仅是理解经济制度运行和资源配置的一个工具,本质上属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倡导的对制度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理解,从而带有明显的新制度经济学痕迹,因此毫无疑问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属于主流经济学。

将之称为法经济学既突出了经济学问题意识和经济学方法导向,又表明了法律在其中的工具性应用,阐明了它的学科属性。

另一支是以法律制度和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为分析工具、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法律制度的效率的法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学,其目的在于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

它以波斯纳为代表,包括芝加哥法经济学派、耶鲁法经济学派以及加里・S・贝克尔的研究。

波斯纳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波斯纳,1997)。

具体来说,法律经济学是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波斯纳,1997)。

因此,将这一分支称为法律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尤为恰当。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尽管从研究方法上二者都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截然相反,研究侧重点相异,研究目的不同,从而可将法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是以科斯为代表的法经济学,二是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

法经济学这种分离的现实状态注定了要给它下一个单边的定义是不完整的,而国内外法经济学的著作中,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G・曼德姆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中对法经济学的定义,笔者认为是较为周全的。

他们指出: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应用于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形成、结构与演变过程以及法律和司法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等方面研究的学术流派(麦考罗等,2005)。

这样定义法经济学,国外学者麦乐怡③、国内学者黄少安④、曲振涛⑤等也是比较认同的。

科斯由于不满法律经济学偏离其“感兴趣的法经济学”太远,而一再声称自己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法经济学家。

就连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走得更远的加里・S・贝克尔也坦称自己不是法经济学家,而是经济学家(贝克等,2005)。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法律经济学家兰德斯所谓的“…科斯相信,大量的法与经济学研究是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的说辞(秦海,2003),因为现今的法经济学(即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的确不同于科斯开创的具有新制度经济学痕迹的法经济学。

因此,仅仅以法律经济学指代法经济学是不准确的,而法律经济学至多可称为法经济学一个分支或科斯意义的法经济学变种。

但对经济学研究而言,如何在科斯开创的法经济学路径上继续前行,摆脱其目前有被法律经济学取而代之之虞的尴尬局面,无疑是摆在所有有志于科斯意义法经济学研究同仁面前的当务之急。

2.法经济学两条研究路径成因笔者以为,法经济学最终走上了两条道路,主要是由于对科斯定理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所造成的。

科斯定理表明,不同的法律制度会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经济绩效。

从这一定理出发,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认为,既然法律是重要的,那么现实中的法律(普通法)是否促进了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即法律是否具有效率增进作用便成为他们研究的主题。

于是,效率开始进入法律研究的视野并成为其主要价值目标。

效率的规范性和实证性都可以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来衡量,至此,法律的经济分析也就应运而生。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一领域的卓越成就绝大多数是由法学家作出来的:除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波斯纳教授以外,还包括以《公司法的经济结构》一书盛名的公司法经济学研究专家伊斯特布鲁克大法官和费希尔教授⑥,以事故的经济分析见长的卡拉布雷西法官⑦,针对过失责任提出最佳事故避免经济均衡规则———“汉德公式”的利尔德・汉德法官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