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迟滞原因之探讨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迟滞原因之探讨王先霈在中国古代文学叙事史和西方古代文学叙事史中，各有一个难题，长期困扰着研究者。

在西方，是“荷马问题”；在中国，是汉族古代无史诗的问题。

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很早就以其深厚博大的文化傲视外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文化的高峰，作为古代中国文学主体的汉族文学，怎么就没有史诗这样重要的标志性的文学品类呢？希腊史诗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它们的作者是谁？古已有之的说法，是把两大史诗的著作权归于荷马，荷马如果实有其人，而且果真是一个盲诗人，在三千年前的条件下，怎么可能独自完成两大史诗的创作？如果荷马不是一个人，那么，两大史诗是怎样形成，又怎样被记录并流传至今的？本文主要是从前面一个问题开端，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叙事发展迟滞的原因，而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思考前一个问题不可缺少的参考坐标。

没有后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甚至不会被人们意识到。

20世纪前期，新文学运动的前行者鲁迅、胡适、茅盾等人，在他们各自的学术研究中，曾提出过疑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构成完整系统的神话，没有长篇故事诗，没有史诗？19世纪以前的两千年，我们的祖先对域外文学了解十分有限，不会觉得自己的文学整体有什么结构性的缺憾。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触到希腊的神话和史诗，印度史诗，还有冰岛的《埃达》，英国的《贝奥武甫》，德意志的《尼伯龙根之歌》，法兰西的《罗兰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当卷帙浩繁的诸多史诗在国人面前展开的时候，就不免引起疑问以至惊诧了。

鲁迅、胡适和茅盾各自在《中国小说史略》、《白话文学史》和《中国神话研究ABC》中，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做了些解释。

鲁迅和胡适是介绍、转述和发挥日本学者的看法，其理论依据是丹纳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黄河流域气候不像希腊的爱琴海边，不是温暖湿润而是寒冷干燥，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先民胼手胝足劳作尚难得温饱，所以，没有精力和闲暇从事长篇创作。

此说颇为牵强，至少，它就不能解释，冰岛、俄罗斯的气候对于农耕来说，劣于黄河流域，何以却有史诗出现。

茅盾说，史诗多描写民族大事，而中国古代未有如特洛伊战争那样的大战。

这个解释说服力也不强，上述欧亚民族的史诗中描述的诸类事件，中国就没有发生过么？中国上古传说里的黄帝蚩尤之战，不也是大战么？但是，茅盾提出的另一观点，即中国古代统治者，每每将其家族史神话化，把自家祖先神仙化，同时又将传说中的神仙牵附为自家的祖先；因此，神话被历史化，历史被神话化。

①以此作为史诗缺失的原因，这是一个很大的创见，一个很深刻的见解。

可惜，他本人和几十年来的学者，未能将此一观点充分展开。

如果我们能够把他的这个看法梳理清楚，进而探寻更深刻的原因，对于叙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为何长期受到歧视而不能登大雅之堂，为何长期发展迟滞，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特点，就可能引出若干新鲜的观点，做出较为圆满的说明。

一现代叙事学所称的“叙事”，包括了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和新闻叙事等。

这三者在远古原是交融一体，后来才逐渐分离，而在各个民族，三者分离的时间和分离的方式，三者的比重、地位，有着很大的差别。

从上古到中古乃至宋代，中国的文学叙事发展迟滞，受到轻视，而历史叙事却极为发达，备受尊崇。

元明清以后，叙事文学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仍然不被主流文化所认可，被贬抑为“末流”。

早期有一些历史叙事的文本，如《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但它们毕竟首先是历史，所具有的文学性乃是历史叙事的文学性；它们首先不能说是文学，不是历史题材的文学。

笔者设想，正是因为历史叙事的发达、历史叙事的繁荣，压抑了文学叙事的生长；而最终，历史叙事的文学性也呈日渐消减的趋势。

二十四史中，在文学性上可以和《左传》、和前四史比并的，再也找不出来，历史叙事的文学价值，乃至于它们在历史学上的价值，后不如前，无法仅仅以作者的才气大小来说明，其深层缘由也值得探讨。

笔者以为，从根本上说，这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相关。

在中国上古时代，从现在能够找到材料的时期开始，叙事基本上就是历史叙事。

历史叙事由权力支配，用制度规约，由统治者用严密的制度紧紧控制着。

《白虎通·谏诤》里说：“所以谓之‘史’何？明王者使为之也。

”历史叙事不是任何人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去做的，它是由王者，由最高统治集团，指令、组织、监督、审核，由受有职衔的史官担任，按照确定的规范去做。

《白虎通》虽是汉代著作，它的这个解释完全符合于上古的实际。

从字源学上说，汉字的“史”，本义是事，即结绳记事的事；史就是记事或叙事。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说，“史”字“实为事字之初文，后世复分化孳乳为史、吏、使等字。

《说文》‘史，记事者。

’‘吏，治人者。

’‘使，令也。

’谓以事任人也，故事、史、吏、使等字应为同源之字。

”②为什么到现代彼此含义关联甚少的这些字，本来却是同源呢？因为在古代的叙事语境下，这几个字词的含义指向是叙事对象、叙事主体和叙事的施令者、审核者，是叙事链上的几个环节。

“史”首先指的是事，然后是指记事；记事需要能力，记事需要被赋予权力，有此能力和被授予此权力的记事者是吏；吏是受委派的专职，他们由王者、官府指派履行记事之职。

史即是“使”，强调其非个人自由意志，而是执行集团意志。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礼记·礼运》篇说：“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史官记事，主要是记王者之事，同时也是依王者之需要，按照王者的根本利益去记录其他事件。

唐代刘知几《史通》的《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等篇，对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源流沿革，做了系统阐述。

他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

”曾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名目既多，职务咸异。

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后汉书·班彪传》载有班彪的《略论》，说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书，以司典籍。

暨于诸侯，国自有史。

”历史叙事，是政权所不可缺少的。

刘知几认为，修史的动力是帝王将相们追求不朽——“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

追求不朽，是精神上、心理上的，更重要的是现实的政治需要。

所以，刘知几又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这种历史写作观念的主导，决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基本性质，乃是用选定的史实，为现世的或理想的帝王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对选定的人物忠奸善恶的评价，为臣民百姓树立正面的楷模和反面的鉴戒。

所以，它往往成为政治功利性很强的叙事。

我们且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述史官怎样叙事：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

”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

”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

”秦王怒，不许。

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

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

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战国时期，御史掌文书记事之职，无论是秦国还是赵国的御史，都是应召而书，被指令而叙事，验证了“史”即是“使”。

历史叙事是从叙事者的立场出发，给被叙述者以荣或辱，成为国家之间外交和政治斗争的手段，成为表达政治观念、见解的方式。

古代历史叙事有许多技术性的规范，比如，同是死，天子之死曰崩，诸侯之死曰薨，大夫之死曰卒。

对某个诸侯之死，又可以因叙事者的立场而改变。

《春秋》是依鲁史而写成，其记鲁公或鲁夫人之死曰薨，而记其他诸侯之死曰卒。

这些，从细节上体现了历史叙事维护政治体制的功能。

古代史书有官修与私修之别，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的历史叙事有鲜明个人色彩，是中国古史的精华之作。

但他们并不是民间叙事，他们接受了史官叙事的一些根本原则。

《史记·孔子世家》说，吴楚之君自称“王”，孔子在《春秋》里“贬之曰‘子’”；晋文公召周襄王到践土参加诸侯盟会，孔子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为的是“推此类以绳当世”。

后世史家，对于著史而使乱臣贼子惧，认为是最高境界。

这样，就必定要对与之褒贬标准不同的叙事取舍，具有强烈的排斥性。

《隋书·文帝纪》记文帝下诏：“人间凡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官家修史当然也需要从民间吸收史料，但会加以严格的甄别。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间叙事成为不合法，史诗哪里还能有生长、存在的空间？古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有学者指出，荷马史诗是由“职业歌手代代传承下来的作为表达‘民间记忆’”的创作，是“聚合结集的过程所导致”[1]3-12。

史诗的唱诵，作为节日里民间集会中大众娱乐的节目，这在荷马史诗中就有例证。

《奥德赛》中写到俄底修斯来到法伊阿基亚国，国王阿尔基努斯发话，召来通神的歌手，“神明给他诗才”，“总能欢悦我们的心怀，不管诗情催他们唱诵什么事件”。

俄底修斯听了歌手的咏唱之后说：“所有的凡人中，/我对你称赏。

/一定是宙斯的女儿缪斯，/要不就是阿波罗教会了你诗唱。

”民间叙事的权利和才华来自神授，唱诵什么不由国王决定。

顾颉刚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之说，十分巧合，西方亦有人提出“荷马的诗歌是逐渐累叠而成”，累叠，或称累层(strata)[1]9。

但是，两个“层累”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古史是由史官和史家们层累地造成，希腊史诗是由民间歌手累叠而成。

可以说，在中国上古和在古希腊，叙事的话语权掌握在不同的群体手里，有截然不同的叙事体制和机制，这也就决定着叙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

下层民间叙事被压制，是中国古代汉族无史诗的首要原因。

为什么古代中国历史叙事被朝廷控制，并且对民间叙事高度压抑，为什么历史会神话化，而神话被历史化？首先，看看神话历史化最早发生在什么时候？较早被叙事者由神变成人的可能是大禹。

顾颉刚认为，禹最早见于《诗·商颂·长发》，还是一个神，到鲁僖公就变成人了；到了东周末年，《论语》上出现尧、舜；汉代以后，在尧、舜之前加上了一些古皇帝，还把盘古说成开天辟地的人。

“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愈多。

”[2]35茅盾推想，禹是“洪水时代的半神的英雄”，“我们也不妨想象，中国神话原来亦说禹传第二代人类，可是后世历史家改窜神话，却以为是始成传子的一姓政治了”[3]。

禹是神话历史化的一个典型，为什么要把禹造成一个历史人物？为的是给传子制度寻找历史依据。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