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商经营文化
徽商是一支儒商, 文化品位较高, 是其他商帮难以比拟的。徽商之被称为“徽骆驼”,这与受儒家教育有一定的关来。在徽商的经营观念中, 主要有效益观念、质童观念、名牌观念、信誉观念、法律观念、途程观念。这些大多与经商的道德观念密切相关。徽商的社交文化是“立体”的, 即上自天子, 下至村夫, 都与之相交; 同时, 又是“全方位”的, 即与士农工贾均相与往还。徽商店堂文化既是为招徕顾客, 又是为告诫店内成员。
徽州商帮在三百余年驰骋商场、追逐利润过程中, 由于他们的文化知识和思想素质的底蕴较为深厚, 因之, 这一商人群体, 在商业经营中文化品位也比较高。徽商经营文化, 也是蕴藏在“徽州文化”这座宝山中的一块瑰宝。如能经过采掘、提炼和制作, 让它以晶莹璀灿的原貌展现出来, 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商业文化史的内容, 同时, 也能给当前商潮中的“弄潮”者, 在经营活动中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儒商”风度和“徽骆驼”精神
徽商既是“儒商”，所以他们在商业经营中，便能表现出儒商风度，亦即为人们所评述的:“询询雅饰，贾而儒者也。”像休商汪坦，虽托游于货利之场，然非义弗取。“其遇物也咸取其直而济之以文雅"。他不仅不牟暴利，而且待人谦和。款商张景文出身于“文学之家”，
徽州商人本着“儒道”经商，不设智巧，不图小利，其结果，往往竟能获得大利。不少人正因此而“家业隆起”、“丰亨豫大”，甚至“坍素封矣”。何以如
此呢?中国的儒家学说，历来主张“义利双行”，并非只讲“义”不讲“利”。但是，义与利的结合，必须以义为前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这句话，在几干年中影响深远。徽州商人悟遵“儒道”，在经商中“非义弗取”，像休商汪德洪那样:“阁道弗干，阁利弗取，询询然贞诸度”。商人经商，不仅取之有“道”，同时还要取之有“度”。能如此，生意自会兴隆，财源必然茂盛。儒家学说，本是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徽州商人则用之于经商，其“灵验”也颇为明显。
徽商不仅被誉之为“儒商”，而且又被称之为“徽骆驼”，以喻其创业之艰辛。产生“徽骆驼”精神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导源于“儒道”。儒家学说，向来提倡“劳而不怨”，“择可劳而劳之”，这是孔子提出的。孟子讲的更明白:“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那些自幼即接受儒学教育的徽州商人，自认“发大财”为“大任”，于是用以行之于艰难创业，从而在商业征途中，表现出“徽骆驼精神”。
徽州人多是因生计所迫经商，“以为糊口之谋”。但他们大多有一种‘’自立”的心理期望:即人生在世，“不能习举业以扬名，亦当效陶朱以致富。”而要“致
富”就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们在兴家立业中，莫不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徽人重利轻别离”，这是早为人知的事实，也是“徽骆驼精神”又一种表现。他们经商外地，和骆驼负载远行一样，难知时日，难计归程。一般地是“春月持余资出贸什一之利，为一岁计，冬月怀归，有数岁一归者”。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新婚不久，即告别亲人，而外出行贾。同上志载:“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以为常。”新婚之后，便久客不归，如果没有“骆驼精神”何以做到!清初，宁都大文学家魏禧，在“出游东南”时，对徽州的习俗作过考察，他说:“新安富甲江南，然人多地狭，故服贾四方者半。土著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
二、经营观念
徽州商帮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由于受到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再加上他们大多从小就秉受传统文化教育与滋润，因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而且能体现“儒贾”特色的经营观念，从而丰富了中国商业史中的观念文化。经营观念虽只是商业文化的一个层面，但它对徽商的兴业发家，其作用却不容忽视。而留下来的这笔商业文化财富，其价值更是不可低估。这里，仅将徽商的经营观念，择要略述如次:
(一)效益观念经商都是为了追求利润。“快快发财”则是商人效益观念的反映，也是商人企盼的目标和心理特征。徽州商人大多小本起家，其中有不少人经过5年、10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拼搏于商场，即能“藏锻”数十万、百万乃至千万，这便是商业的高效益。徽州商帮之能“称雄”商界，正是由于他们善于追逐高效益而厚殖资本的。
徽商的效益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地缘效益。徽州商人转毅四方，从观念文化来看，无非是追逐地缘效益，即哪里生意好做?哪里能赚大利?哪里货源充裕?哪里货畅其流?就奔向哪里。这便是所谓“善治生者，不惟任地，且惟择地”。这是有道理的。徽人经商伊始，不过是将山区特产运往外地，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后来，从追求经济效益出发，便逐渐跳出本地这个范围，走南闯北，以谋取高利。例如，徽州的木材商人，本来是以本地所产之木材，运往邻近区域。其后，他们则是有的“贩木湖南”，有的“货木三楚”，有的“采木川黔”。这些产木之地，不仅木材多而且价格便宜，有利可图。盐商也是如此。徽州地近余杭，最初从事盐业经营的商人，大多业盐于两浙。但从明中叶后到清代乾嘉时期，两淮盐业大盛，不少徽州盐商纷纷由两浙迁至两淮。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款人汪道昆，他祖父、伯祖父都是在杭州经营盐业。商人的经营观念是，利润之所在，便是商场之所在，这便是地缘效益。徽州商人尤其善于择地经营，故能很快发家致富。上述汪道昆的“世叔”和黄豹等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
行业效益。商场如海，浩瀚无际。那里三百六十行，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是喧闹不一的。商人经商，首先要考虑的便是选择哪一“行”。其着眼点，无非以利润效益为目的。综览有关徽商资料，不难发现，徽商的择业大致有以下几途:1.克绍箕裘，子承父业;2.先是受佣于人，待熟悉本行业的商情、业务后，便独立经营此业;3.本地、本族有巨富者，“宗人”结伙傍依其下，业从其主;4.以自己的技术特长经营其能获得高效益的行业;5.及时逐利，因时择业等等。徽人“善贾”，无论是“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或者是“大贾
则必据都会”，而经营什么行业，都是经过审慎选择的。而在选择好行业之后，便以其敬业精神，善于筹划，精于运作，有不少人便成为同行业的“祭酒”。在经营活动中，创造出行业文化。
集约效益。徽州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以其智力和才能，往往采取集约化的经营方式从事贩买贩卖活动，从而实现了高效益。例如，两淮盐商，其行盐区域主要是在两湖以及沿江各地，这里则是盛产粮食的地区，于是他们的盐船运送食盐抵达口岸后，在回程时，则将湖广的粮食随船运回苏扬等地。史载“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便是实况。这种盐商兼粮商的做法，其经济效益可以想见。再如徽州茶商，大多经营本地所产的茶叶。不少茶商，不只是单一的贩茶，而是集收购、加工、运输、销售以及设立茶庄于一体。这既保证了茶叶的分等质量，又节约了人力、物力，也把握了茶叶的购销季节，实现了预期的效益。有的商人，同时经营各种买卖，实现行业“互补”。
群体效益。商帮是一个松散的商人群体。地域之谊、宗族之亲是维系这个群体的重要纽带。徽人从商，常常采取同宗结伙或同乡结伙的方式，合力经营，追求群体效益。金声在(与款令君书》中，对徽人群体经商的习俗，载之较详。他说:“夫(欺、休)两邑人以业贾故，挚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这么多的“亲戚”、“知交”结成群体“终岁客居在外”，这是徽州商帮群体观念的反映。徽商“客居在外”的地.点，可说是全国大都会以及江南、长江两岸、运河沿线的市镇无不有之。其中，是以扬州及其附近县邑的“客居”徽商群体较多。在这里，有不少大姓也是聚族而居的。“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塘之黄，岭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抛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群体结合从事商业经营，都是为了迫求效益。而且是在追求群体效益的同时，更是为了追求个人效益。所谓“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已身地也”。徽商的群体效益观念，在中国商业文化史上，堪称别具一格。（二)质量观念商场上的竟争，最突出的是质量竞争。谁的货物在质量上能列为上乘，则就具有竟争力。徽州的一些文化思想品位较高的商人.懂得“质量就是生命”这个基本道理，故能在从事商品交易中，占领市场，历久不衰。最突出的是制药商人和制墨商人，其对质量的重视超过其它行业的经营者。正因为如此，徽州的医学和制墨在全国同行业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新安医学”和“徽墨”两个流派，其遗风余韵流传至今。新安的药业中声名显赫者为“保和堂丸散”。考其由来，始自唐代陆宣公，数十传而至明朝，“而陆氏之歧黄益以有名于天下。其制合丸散，非特经一、二人之心思，三五年之撰造。凡其先达诸公无不研究斯道，阅数百年升卢扁之堂者前后相望。”以致“保和堂丸散”在“江浙闽广间，全活不可胜纪。”而且陆氏制成的这一成药，“不随世人将就贸易”，以牟取暴利，而是“药有定价，宁薄而售，世不二价以拘人”。“保和堂丸散”经过几十代人的研制、改造，其目的，还是在追求质量的提高。保和堂丸散能传几百年，主要也是它的质量能饮誉海内。
徽墨始创于五代南唐，宋代的潘谷，以其所制之墨精而被称为“墨仙”。至明代，“徽州墨商甚多，其著名者，则国初之查文通，龙忠迪、方正、苏眉阳，嘉(靖)万(历)之罗小华、汪中山、邵青丘、青丘子格之、方于鲁、程君房、汪仲喜、吴左于、丁南羽父子”;这些制墨名家，在质量考究上，无不细心制作，精益
求精。他们都是“模出新裁，法传古雅”，“督之以工良艺巧，藏之为国宝家珍”，故徽墨“专美海内”。徽商在其它商品经营中，同样注重商品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