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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大备战的历史缘起摘要：全国大备战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临近之即，针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问题上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防和外交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大备战的历史缘起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全国大备战；毛泽东；历史缘起中图分类号：d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7-0123-01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性大备战，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以国际形势和周边安全环境为客观基础，依据对时代特征及战争威胁的判断做出的正确决策。
一、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进入20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大国关系重新调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趋恶化，反动势力联合反华，我国东、西、南、北方向都受到军事威胁，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加速了对中国实施战略封锁和包围的进程，美国第七舰队和驻日、菲等国及台湾地区的美军，每年都要在太平洋上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在越南还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战火引至中越边境，威胁着我国的南部边疆；东南方向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大力怂恿和支持下，加紧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武装袭扰和破坏，并制定了“光复大陆”具体计划，叫嚣“反攻大陆”；西南方向的印度，1962年10月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印度当局不甘心失败，依然与我军处于对峙状态；在北方，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后，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在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威胁我国北部边疆。
1969年前后，苏联又先后派出20多个军事代表团，到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活动，企图组织针对中国的所谓东南亚国家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中国长期拥有的背靠沙发（苏联）面向东的战略优势由此消失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有了新的判断：新中国同时面临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腹背受敌，周边安全环境急剧恶化，战争一触即发。
中华武术在珍宝岛上显神威1960年代初决裂后，苏联陈兵百万于边j境，最危急时高层都被疏散到全国各地。
在这种气氛下，两国边防部队在巡逻过程中发生冲突就成了家常便饭。
不过，由于中苏各有各的难处，都不想打响第一枪，冲突大多被限制在拳脚、棍棒范围内。
据老战士我的父亲回忆，珍宝岛最早的“冲突”发生在1968年初冬。
“最初登上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官兵还算客气，两方官兵热情地相互打招呼，大家都试着沟通。
但后来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随后迅速升级为肢体冲突，说白了，就是打群架。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不时要在珍宝岛上打一架。
一开始双方都没有使用任何武器，连木棍也没有人用，大家都怕用武器会引发真正的军事冲突。
”由于苏联人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区，大多体型高达、壮硕“象黑瞎子一样”，单纯的身体对抗，我边防部队很吃亏。
为扭转不利局势，军区开始抽调特种侦察兵进驻珍宝岛。
所谓的特种侦察兵，在我军与西方接轨建立特种部队前，实际就是我军中的特种部队，或者有不少会武术的高手，属于优中选优。
相比普通士兵格斗技巧要强很多。
而据俄罗斯《格斗技巧》杂志披露，与我军周建所在的部队对抗的也并非普通的边防部队，而是苏军的特种部队。
随着，苏军特种部队的到来，岛上形势再次逆转，我侦察兵在拳脚中很难讨到便宜。
苏联特种部队带队的“瘸子上尉”伊万尤其凶悍，以致当时边防部队中流传着这样的笑话：“上珍宝岛后，千万别和'瘸子上尉’单挑，否则鼻梁骨断了，以后连媳妇也找不到啦！” 为应对苏军特种部队，我军急与体委联系，一批身体素质较好的运动员被集结起来。
这些运动员包括摔跤、柔道、武术、举重等项目共40多人，担任他们分队长的军官祖上几代曾是长白山一个拳派的掌门人，正宗的“武林高手”。
为了提高搏击技巧，也使他们像军人，还对他们这些“高手”进行了军训。
当我方特殊军人第一次登上珍宝岛时，就与“瘸子上尉”狭路相逢。
按照计划，这些高手将把苏军引入一片枯树林再动手，让苏军“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回忆上世纪60年代我国对外军事斗争实例勒马2015年6月8日于北京编者按语：据新华社最近报道：“缅军在中缅边界附近的军事活动中，多次有缅方炮弹落入中方一侧，炸死炸伤中国边民多人。
”尽管有中国军队在附近进行实弹演习，缅军还占领了中方一侧的两个山包，中方也未做任何反应。
另据【环球网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5月21日报道称，美国一架侦察机20日突然飞越中国正在开展建设活动的南海岛礁上空，遭到中国海军8次警告。
这使我想起了上世纪60年代，我军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以劣势装备粉碎美军及反动派的挑衅，取得的辉煌胜利。
特作此文以记之。
例一：60年代，随着美国侵略越南北方的战火日益扩大。
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遭到严重威胁，美海军舰只频繁地在中国南海游弋，美机不断侵犯中国领空，甚至袭击中方商船和渔船。
1965年初，毛泽东主席发出：“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指示，同时亲自点将命令海军航空兵第4师开进海南岛，抗击入侵挑衅的美机。
当时，美空军经常使用无人驾驶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活动。
这种AQM—34A“烽火”式飞机（现中国军事博物馆存有其残骸）机体很小，全靠无线电摇控或程序控制，最大时速为0．96马赫，高度18600米至20000米。
而随航4师远征海南岛的中国歼—6飞机实用升限只有17500—17900米，高度差成为指战员们遇到的首要难题。
1965年2月20日，航4师参谋长辛英元奉命带领10团大队长张炳贤、副大队长舒积成、中队长王相一等空地勤人员，配备歼—6型机2架，组成机动作战小分队，首批开进海南岛海口机场，专门对付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面对高度难关，大家认为，歼—6飞机虽然在理论上飞行高度不够，但还有潜力可挖，可以向极限高度跃升。
所谓极限高度，是指某型飞机所能到达的最大高度。
飞机上升率为每秒0.5米的高度叫作实用升限。
达到实用高度后，如果不采取降低高度的措施，飞机还能继续跃升一定高度，这就是极限高度。
34年前的中苏武装冲突秘闻再现——珍宝岛1969
刘华
【期刊名称】《国际展望》
【年(卷),期】2003(000)015
【摘要】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之战，中苏双方直接投入的参战部队规模仅以营连建制为主，动用的武器也是以轻武器为主，只有少量坦克，交战时间也不过几十小时。
但是，就在珍宝岛冲突的前后，中苏双方在边境集结了上百万的大军，而且中苏双方都拥有核武器，在珍宝岛冲突之后，苏联高层决策者更直接策划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完全可以说，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具有危险性的一次全面地区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因为爆发一场大战的各种因素已全部具备，最后仅仅是双方最高决策者在启动大规模战争的最后一刻，都做出了缓和局势的选择。
之所以没能爆发成中苏全面战争，那是因为中国军队在珍宝岛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军事力量，虽然当时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比较落后，但是中国军队绝非弱旅，完全有能力给予入侵者以沉重打击！历史再次证明，只有我们掌握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战争才能远离我们！
【总页数】6页(P8-13)
【作者】刘华
【作者单位】《国际展望》特约撰述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E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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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机处理视角下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
2.中苏在珍宝岛战斗中的博弈
3.珍宝岛背后,一场被化解的“中苏大战”
4.1969年珍宝岛冲突苏联欲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5.珍宝岛事件后的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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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和苏联：对抗的岁月(1969-1982)》
李随安
【期刊名称】《西伯利亚研究》
【年(卷),期】2007(034)001
【摘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尼·巴·里亚布琴科（Н．П．Pяпченко）在2006年春天出版了专著：《中国和苏联：对抗的岁月（1969-1982）》（《KHP-CCCP：Годыконфронтлции（1969—1982）》，Bладиаосток：Далънаука．2006）。
他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进行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
【总页数】2页(P93-94)
【作者】李随安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哈尔滨15001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2.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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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入文字]1969 年苏联79 个师大军压境苏联有能力进攻中国吗1969 年春天，中苏围绕着乌苏里江上的一座小岛珍宝岛，发生了激烈的较量。
此次冲突是中苏关系由冷淡转向全面对抗的导火索，在此之后，中苏双方上演了长达20 之久的边境对峙。
在双方较量的初期，中国明显处于劣势。
但是由于苏联的疆域辽阔，接壤的国家太多，苏联根本无力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
一、苏联军队118 万屯兵中国北方边境，一直虎视眈眈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之前，虽然中苏两国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苏友好的关系也早已破裂。
但是还远远够不上军队相互攻击的局面，边境摩擦时有发生，双方都能够克制礼让。
此时，苏联在中苏边境上一共驻扎了12 个师，总兵力不超过20 万。
对于蒙古地区更加注意，为了避免刺激中国，苏联在蒙古境内只驻扎了2000 多人。
中国此时在中苏边境上的驻军比苏联略多，但也只有14 个师。
不过在中苏发生了珍宝岛之战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仅仅在蒙古地区苏联的驻军就猛增到了12 个师，蒙古大草原非常适合机械化集群推进，苏联想干什么不言而喻。
除了蒙古地区之外，在中苏边境的东段和西段，苏联的驻军也大幅度增加到了43 个师。
在加上蒙古地区的12 个师。
苏联陆军在中国北部边境上的总兵力达到了55 个师，接近70 万人。
除了陆军，苏联的空军和防空军也在中苏边境部署了大量的军队。
一共部署了24 个师，其中仅仅是航空师就有10 个之多，此外还有3500 具防空导弹发射架。
苏联的战略火箭军也有所行动，苏联在国土中部陆续建设了35 座导弹基地。
其中洲际导弹基地10 个，中远程导弹基地25 个。
虽然这些导弹的目标也由日本和韩国，但是大多数的目标都对准了中国。
中国的主要大城市中沈阳、北京、上海、武汉等都在苏联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唯一能够躲避导弹打击的大城市只有广州。
二、苏联仅仅依靠现有的兵力，根本无法全面进攻中国珍宝岛之战发生时，正好处于十年动乱时期。
回忆我军旅生涯中的两次遇险作者：张万生来源：《百姓生活》2017年第09期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我国与苏联关系非常紧张，苏联在中蒙、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
同年12月，我所在的第69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当时，我在军政治部任秘书，奉命随周依冰副军长赴内蒙古集宁市某部驻地建立前线指挥所。
在此后执行战备任务期间有两次遇险，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次遇险，误坠6米深炮兵观察天井。
1969年12月28日，我随周依冰副军长到某师613团二营驻防的山上察看地形，随员只有我、警卫员和司机3人。
那时正值寒冬，天气很冷，当天还刮着大风。
事先已通知了二营，让营长在山上等候。
我们乘吉普车上山后，不知何原因，却不见一个人影，周副军长让我和警卫员分头去找。
山上不远处有一坑道口，警卫员小胡主动提出，坑道口距离较近，让我去坑道口，他到山下去找。
我爬到山上坑道口跟前，见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喊了一声没人回应。
我只好摸索着往里走，刚走几步，听到下面有人喊“别下来！”话音未落，我已一脚踏空掉了下去。
我头“嗡”的一声，下意识地双腿并拢做跳跃动作。
因不知下面有多深，我想这下完了。
只听到“咚”的一声响，我就落地了，当时就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旁边有人在大声喊，我动了动身子，胳膊、腿也还能动，见―个穿皮大衣的战士问我“怎么样？”我说头有些晕，腿有些疼。
我试着站起来，他扶了我一把，还真站起来了。
看到战士身边点着一堆火，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这是炮兵观察天井，平时上面有井盖盖着，每天打开一次通通风。
刚才，他刚把井盖打开后，下来烤火，听到上面有动静，赶紧喊了一声，刚挺起半拉身子，我就擦着他的后背掉下来。
听了这名战士的解释，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向他说明来意，叫他带我去找营长。
出了观察天井，这名战士边走边说，这个坑道顶头的炮兵观察天井，直上直下深6米，在此之前，已有3人从这儿掉下来，两人腿骨折，一人胳膊骨折。
因井帮上有梯子，掉下来很容易被梯子碰伤，造成骨折。
珍宝岛之战，苏联被中国击退后，百万⼤军压境，为何最后不敢动武？⽂/当年⼀⽊1969年3⽉2⽇，苏联军队⼊侵我国珍宝岛（位于⿊龙江中苏交界处，在乌苏⾥江主航道中⼼线靠近中国⼀侧），挑衅袭击我国边防军巡逻⼈员，并率先开枪打死打伤我军6⼈，我国边防军忍⽆可忍，被迫⾃卫反击，将⼊侵的苏军逐出珍宝岛，由此，中苏边境的战事迅速升级。
3⽉15⽇，没占到便宜的苏军不⽢⼼，再次集结部队，向镇守珍宝岛的我军边防部队发动了3次猛烈进攻，还以炮⽕延伸打击我国境内纵深⽬标。
我军将⼠浴⾎奋战9⼩时，顶住了苏军的6次炮⽕轰击，打退了苏军的进攻。
3⽉17⽇，连续失败两次的苏军，直接出动坦克进攻。
我军在兵⼒和武器装备均占劣势的情况下，凭借顽强的战⽃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决⼼，⽤⽣命捍卫了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再次成功将苏军击退。
虽说中苏此前已经存在着很深的分歧和⽭盾，但⾄少曾经还有“同志加兄弟”的情分在。
然⽽，珍宝岛之战，则让中苏双⽅彻底撕破脸⽪，直接兵戎相见。
很快，苏联⼤军压境，“钢铁洪流”滚滚⽽来。
按照当时的说法，苏联“陈兵百万于边境”。
并且，苏联甚⾄威胁我国，要对我国使⽤“外科⼿术式核打击”。
随着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据说苏联已经做好了详细的战略规划，即将兵分四路对我国进⾏军事打击。
在强⼤的苏联⾯前，我国就好⽐⼀个⼩学⽣，这场仗⼀旦打起来，结局如何，谁也说不准，⾄少不容乐观。
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中国⼈⾝上。
好在经过谈判，这场仗最后没有打起来。
中苏之间的那场冲突，已经过去50多年了，如今想起来，真是惊险万分！⼀旦擦枪⾛⽕，对于两国⼈民，乃⾄整个世界，都将是⼀场巨⼤的灾难。
那么，当时中苏之间，为什么会从“同志加战友”，变得反⽬成仇呢？当时，苏联的军事打击规划已备好，为何最后⼀刻没有动⼿？本⽂多⽅搜集权威史料，⼒求⽤客观、公正的态度，尽可能详实地记录苏联陈兵百万于国境线的前因后果，让我们对于那段惊⼼动魄的历史，有⼀个客观、理性地认识。
01、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究竟是什么？从感情上讲，我国对于苏联⽼⼤哥，⼀直是很敬重的，可以说，把苏联当亲⼈对待。
作者： 吴铭
作者机构：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编辑中心,510410
出版物刊名： 开放时代
页码： 47-66页
主题词： 中苏关系 60年代 战备 政治环境 国内外 边界冲突 战略防御 全盘否定
摘要：本文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结合国内政治环境，重点考察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战备疏散等事件的起因。
作者认为，自尊与自卫是“要准备打仗”的前提，中国国内迅速掀起的战备高潮对于避免发生中苏大战具有重要作用：在两国、两党缺乏互信的前提下，假如没有积极的战略防御，单纯寄希望于对方不敢发动战争，难免陷入危险境地：对于当年的一系列战备举措，不能仅仅因为仗没有打起来，就加以全盘否定，要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理解决策者的意图及其合理性。
本文在梳理史料的同时，也对国内外吏学界的某些流行观点进行了批判。
六十年代末苏联大兵压境：中国备战秘闻-休闲阅读-历史分区-搜狐社区风声紧，雨意浓。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
1968年1月，大批苏军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1969年3月，苏军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1969年6月和8月，新疆又发生中苏武装冲突。
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则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风声紧雨意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
从６０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
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反攻大陆”。
1969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
60年代后，这种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
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
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
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1965年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
《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的错误。
据此，《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在1965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各省、各部及军内各部门着重汇报、交流了全面加强战备、加速三线建设的情况和计划。
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1966年，毛泽东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
他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的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战备在“天下大乱”后走向复苏-“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对外敌入侵的高度警惕，主观上仍想继续加强战备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均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有的甚至已经陷于瘫痪和停顿。
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1968年9月7日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指出：这“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乱”的阶段进入了“天下大治”的阶段，在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自身的性质，虽然“天下大治”的理想不可能实现。
但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相比，在全面斗、批、改阶段，国内形势还是较为平稳、安定了一些。
遭到严重干扰、破坏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所恢复，有所发展，部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也有可能比较正常地运行。
与此同时，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显着的变化。
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困难越来越大。
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凭借在全世界到处伸手。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发展。
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
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磨擦。
此外，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中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它正在成为中国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
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放在“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
随着中苏边境冲突事件迅速增加，特别是1968年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急剧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项战备工作，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这是中共九大前后战备工作高潮的外部原因。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以后，战备工作立即被当作一项紧迫的重要工作提上革委会的议事日程。
1968年9月7日，北京市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
”同年9月30日，林彪在庆祝国庆19周年大会讲话中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随时准备消灭一切于敢于来犯的敌人！”在同年10月31日通过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有关的提法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
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出“越是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提高革命警惕。
我们要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国防，随时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侵犯我国的敌人！随时准备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不难看出，以上言论虽然提到了外敌入侵的可能和备战问题，但基本上属于一般号召，没有给人多少紧迫的感觉。
实力代表一切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
1968年1月，大批苏联边防军人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用装甲车压死、撞死、撞伤中国渔民多人。
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
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
1969年下半年后，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增加，苏联还私下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
社论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形势的严峻和紧迫。
社论指出“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
他们对一些东欧国家的人民任意进行残酷的掠夺和野蛮的压迫，甚至出动几十万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把东欧的大片土地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企图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国。
同时，他们也把这一套搬到亚洲来……而且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领土……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
”社论最后说：“我们警告苏修叛徒集团：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如果你们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3月5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
”同月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以较大的篇幅说到了国际形势和中苏边界问题。
报告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
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在1969年4月28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
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
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
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分歧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与作战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
例如：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毛泽东语）；在战略方针上，6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表现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防御重点在“三北”地区；在战备问题上，一致同意要以充分、广泛的战备工作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外敌入侵，等等。
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
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