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评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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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我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研究摘要:1998年我国出台积极财政政策,十年之后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再次启动。
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异同问题,可以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背景、条件、内容、效果等维度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度分析。
总体来看,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借鉴了十年前的成功经验并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有望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内发挥出政策效应。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危机;金融危机1998年我国出台积极财政政策,十年之后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再次启动。
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异同问题,笔者在此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背景、条件、内容、效果等维度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度分析,以期借鉴十年前的成功经验,使本次积极财政政策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内发挥出政策效应。
一、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基本情况(一) 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自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后,我国国民经济利用3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软着陆”。
此后,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再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明显冲击我国经济,为此, 1998年8月我国正式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并持续到2004 年。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采用增加政府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所需资金通过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赤字实现。
7年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带动了投资的快速增加,夯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西部大开发步伐。
此外,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有一定增强。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出现增长过快的苗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煤电油运供求紧张。
粮食连续多年减产,粮价攀升带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于2005年将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至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正式淡出。
(二)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从2005年到2008年上半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从扩大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转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结构调整,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
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加强供给管理(1)关于《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加强供给管理(1)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的短缺现象在大多数领域已告结束,“买方市场”悄然登场。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势必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提出新的课题。
一、1998年财政政策的简要回顾1998年我国国内国际面临的形势都比较严峻。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迭加到我国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上,外贸增长无力,又适值多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出“过剩经济”局面,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下岗”人员和失业压力,经济增长明显放慢,并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
为此,我国政府果断决策,力求实行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政策。
对此,中央银行陆续采取了取消贷款规模限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发展公开市场操作等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但并未取得预期成效。
在这一情况下,财政部报请全国人大对预算安排作出重大调整,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手段调控经济,实施反周期安排,启动经济增长。
从总体来看,这次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一)从政策目标来看,1998年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体现了组合政策目标,即以争取经济增长速度达8%为重点,同时兼顾其它目标。
1998年财政为解决国内需求不足,拉动经济增长,增发了1000亿专项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社会安定,中央财政调增了180亿元的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以及抗洪救灾等;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行了2700亿特种国债,所筹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和我国商业银行法要求的8%的水平;为改善出口竞争力,继续开拓国外市场和吸引外资,进一步保持国际收支的良好状态,我国政府分批提高了纺织品、煤炭、水泥、钢材和部分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并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
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
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
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
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
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
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
一、1998-2004年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1996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在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同时,国民经济也保持着“适度快速增长”的势头,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货”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实行美元联系汇率制度,改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泰铢当日贬值20% ,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
从而使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外贸出口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了重创。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出现了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减慢、物价水平持续走低、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等一系列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现象。
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业内部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竞争力较弱等问题进一步显露出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有企业开始了兼并、破产与重组,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下岗人员,城镇失业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隐患。
在这种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之下, 1998年8月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我国正式开始启动实施旨在扩大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从1998年到2004年,我国共实行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种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来达到扩大总需求、带动社会投资增加、刺激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
1、增发国债,扩大政府购买支出:七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这些筹集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发展教育、公检法设施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等。
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我国还发行了一定量的特别国债。
2、调整税收:面对出口增幅趋缓的势头,为了刺激出口,我国从1998年起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大“免、抵、退”税政策的落实力度。
1998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解读自1998 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积极主动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扩大消费需求始终是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在实际中,财政政策对于消费需求的调控效果并不明显,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偏差,以及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因此,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将调控重点转向扩大消费需求,通过使用“差异化"政策、优化支出结构、完善税制等手段刺激居民消费,真正扩大内需。
1998 年以来财政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简要回顾: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开始主动灵活运用财政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波动进行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1998 年开始,我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进行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经历了从“积极-稳健-积极”的政策类型调整过程.一、1998 - 2004 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避免我国经济陷入全面通货紧缩,1998 年8 月,我国正式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
1。
增加财政支出。
一方面,政府增加购买支出,包括利用预算内资金和增发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财政投资活动,调节投资,促进总需求的扩大。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价格补贴、抚恤社会救济福利费、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等调节收入分配,改善了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调节消费需求。
2. 调整税收政策.为了刺激居民消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从1999 年11 月1 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分流居民储蓄,引导居民消费;1999 年对香皂以外的其他护肤护发品消费税税率统一由17%下降为8%,对环保型汽车减按规定税率70%征收消费税;从1999 年8 月1 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减免,以鼓励住房消费和流通.二、 2004 - 2008 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经过连续多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我国经济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分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维护地区经济稳定,采取了必要有力的财政政策,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经济利益,为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章定量分析了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及其效果,并对中国財政政策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预测。
标签: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
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
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一)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因为当时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不平衡状态。
刺激国内需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阻止城镇失业人数的增加,并努力为下岗职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所在。
时至今日,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了六年了,分析研究该政策的效果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作为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它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上。
1.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消费。
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一直呈现负增长,分别为-2.6%、-3.0%、-1.5%和-0.8%.与上年相比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0.8%和-1.4%,虽然从2000年开始由负转正,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为+0.4%和+0.7%.但是,以1985年价格计算的从1998~2001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6.8%,比从1991~1996年9.0%的水平低了2.2个百分点。
这说明,整个社会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
2.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投资。
从1991~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3.9%、44.4%、61.8%、30.4%、17.5%和14.8%,年均增长32.6%.其中,国有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6.4%(1996年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52.4%);集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9.2%(1996年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5.9%);个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2.1%(1996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4.0%);其他经济从1993~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4.1%(1996年其他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7.7%)。
分析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摘要: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风险也逐渐凸现出来。
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应积极有效地防范财政政策的风险:一是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上要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上来;二是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注意协调配合,同时要注意财政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并处理好财政政策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
其次。
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
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回顾与展望——对近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评述一、1998——1999年的政策回顾从96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下滑轨道。
生产资料价格连续下降,持续达三年之久,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下岗失业人员逐年增多。
1997年10月可以视为我国经济正式进入通货紧缩时期的时间性标志,当月社会商品零售价格首次出现负增长(-%),从此开始,该指数在负值以下持续运行达28个月之久(~)。
96年5月到97年10月的三次利率下调,可以视为对前期实施“软着陆”过程中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利率定得过高的一种恢复性调整。
98~99年的四次利率下调,既是适应物价下降的被动行为,更被政府作为主要经济手段用于应付通货紧缩。
这段时期,根据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降息为契机,货币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当的货币政策。
在操作上,除了降息之外,央行还实施了一系列调控和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对国有独资银行贷款限额管理,改进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积极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推行消费信贷等,促进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在连续多次降息后,98年上半年的形势仍无好转迹象,居民的心理预期下降,消费谨慎,储蓄加紧,货币投放量未如预期的理想,因此,从8月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被摆上台面,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国家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长期国债,以增加银行资本金、防范金融风险。
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1000亿投入,加上银行和社会投资,使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国民经济保持了%的增长速度。
99年延续了赤字财政政策,在年初预算安排的基础上再增发600亿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预算赤字达到1803亿元。
增发的国债仍然专项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以此拉动全社会投资需求。
同时,把调整收入分配作为一项拉动内需的重要政策举措。
99年9月,国家决定大幅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增资的直接收益面达8200万人,仅此一项财政当年多支出540亿元。
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评析(一)内容提要:文章就199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进行了评析。
主要包括:政策启动的背景、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对“挤出效应”、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减税和国债风险等问题的认识。
文章通过详细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成效一、政策启动的背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转轨中的财政困难和多种制约因素,近20年间中国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是“低调”的,主要表现是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连年赤字、职能范围收缩而同时“错位”(越位与“缺位”)严重,维持“吃饭财政”在许多情况下都成为问题,就更谈不上十分积极的调控举措。
但1998年一季度过后,这种情况发生很大改变。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迭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
于是政府在决策上果断地启动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
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济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
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
但到1998年,外贸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放缓,并于5月出现负增长,客观上这成为使各方对严峻形势形成共识的响亮警钟。
2.金融危机影响迭加到中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
对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反思与展望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反思(一)积极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几年来,我国实行了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免征房地产税,投资抵免所得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
透过各项经济指标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和统计,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的投资规模,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达到2个百分点,2000年达到1.7个百分点。
到2000年底,财政共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连同配套资金的投入,约完成1.5万亿元的投资量。
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加快了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
2001年GDP增长7.3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增长7.8个百分点。
从物价指数来看,到2000年4月,连续32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跌已经全面止跌,并首次出现正增长,2000年消费价格指数比1999年上升0.4%,2001年同比增长0.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0年同比增长9.8%,2001年6月同比增长10.3%,2002年上半年同比增长8.6%。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1998年下半年,投资需求增幅明显上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
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9.7%,增幅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2.1%。
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效果。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没有预期的那样理想,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小,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措施来改革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没有具体有效的措施来增加农民收入,没有有效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企业下岗职工问题。
财政政策特征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
当前,已有很多关于这个政策的收效和存有问题的分析。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策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实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
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不过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
即使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实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
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
凯恩斯学派使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实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
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
第六篇中国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报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仍旧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试图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达到政府的某些意图。
虽然政府行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实施财政政策也能够起到弥补市场不完善、克服市场失灵的作用,但是它的任何干预也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尤其会对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及其货币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如果不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实施的财政政策还很可能会对经济运行起到与其政治意图相反的作用。
本篇首先回顾了1998年以来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实施的主要措施,然后分析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认为1998年下半年以来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重大欠缺的。
而后,本篇在我们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财政政策分析方法。
首先讨论了货币的性质和政府行为中的货币流程状况,然后在模型中加入政府行为,主要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发行政府债券等主要财政政策手段,并联系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考察财政政策对货币经济以及内生性货币供给机制的影响。
为了简化,我们暂时不加入国外部门,只是以一个封闭式的模型为基础考察政府的财政政策,并用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数据对模型实证检验。
接下来又从外生货币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财政的功能,特别是结合90年代以来日本财政重建中的教训对货币经济中财政政策的作用进行分析,最后对现阶段调整中国的财政政策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实施效果分析一、1998年以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历史背景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首先在泰国爆发,迅速席卷了东南亚诸多国家。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投资扩张带来的资本存量过高等深层次矛盾,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带来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凸现,内需不振、出口下降,投资增长乏力,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亚洲国家(地区)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亚洲的经济动荡对中国的对外出口和外资进入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评析(一)内容提要:文章就199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进行了评析。
主要包括:政策启动的背景、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对“挤出效应”、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减税和国债风险等问题的认识。
文章通过详细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成效一、政策启动的背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转轨中的财政困难和多种制约因素,近20年间中国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是“低调”的,主要表现是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连年赤字、职能范围收缩而同时“错位”(越位与“缺位”)严重,维持“吃饭财政”在许多情况下都成为问题,就更谈不上十分积极的调控举措。
但1998年一季度过后,这种情况发生很大改变。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迭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
于是政府在决策上果断地启动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
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济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
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
但到1998年,外贸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放缓,并于5月出现负增长,客观上这成为使各方对严峻形势形成共识的响亮警钟。
2.金融危机影响迭加到中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
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
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1—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2%,被不少分析者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3.20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中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前一向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
这种局面,在改革以来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渐进形成、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改观。
在几个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上,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1990年的“市场疲软”,终于在1997—1998年走到了较全面的所谓“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种类已寥寥无几,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占绝大多数(当然,不应忘记普通民用住宅和公交服务等供给,仍是严重紧缺的,却往往未在有关部门的统计中表现)。
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中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NP的40%以上。
4.“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和失业压力近20年的改革经过一系列的前哨战和外围战,走到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攻坚战阶段。
在“软着陆”后需求不旺的宏观环境下,为了对企业维持必要的优胜劣汰改组压力,总体上已不再沿用过去的种种优惠与关照手段挽救效益不佳的企业,而是积极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加上前述内、外部增长减速因素的迭加,使微观层次困境加剧,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
缓解失业压力成为决策上和社会各方所关注的大问题。
5.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针对我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的情况,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
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
货币政策如此连续、密集的运用,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
然而,迟迟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
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走向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启动财政政策时,有关部门加紧研究了对原预算安排作出调整的方案。
这一方案在1998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提请审议并获得批准。
预算调整方案的重点内容是: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
这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分别认购500亿元、200亿元、1000亿元和200亿元),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5.5%.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础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当时我国长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50—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已成定局)。
对财政预算作如此大动作的年中调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间是极罕见的,但符合《预算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属于宏观调控中灵活的相机决策,反映了我国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
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
项目安排的重点是:第一,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
结合防汛抗洪,抓好大江大河干流堤防的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长江、黄河中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植树造林等。
第二,继续加快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
铁路主要安排京九南段复线建设等;公路按照“五纵七横”的规划,重点加快“三纵两横两个重要路段”的建设进度;电信建设主要发展数字通信和移动通信网络。
第三,扩大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重点用于大中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供水、供暖、供气、城市道路和绿化等。
第四,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全年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投资达到年初计划的17.5倍,超过建国以来的投资总额。
这些粮库主要由地方政府按统一标准包干建设,地方无偿提供建设用地,免除相关的税费,并由国家粮食储备局选派工程监视,保证工程质量。
第五,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同时抓紧进行城市电网改造。
第六,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
此外,运用新增国债所筹资金,还将增加公检法设施建设投入。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还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实际上是将银行对存款人的债务转为财政对银行(间接对存款人)的债务,财政又把这笔资金如数打入4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帐户,从而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大为提高。
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决策层决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作出进一步调整,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方面:第一,在年初原定5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增加发行600亿元长期国债,仍中央、地方各一半,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300亿元,以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
新增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
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办法第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
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的收入水平,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同时,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千方百计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
当年财政在这方面增加支出约540亿元,全国直接受益面达8400多万人。
另外,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
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变化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情况,为鼓励出口,进一步提高了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潜力和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有:(1)在1999年年初和7月1日先后两次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使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达到了15%以上,国家税务总局3次共下达出口退税计划指标636亿元,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全年出口退税622亿元,比上年增长42.4%,有效地促进了出口的增加。
(2)针对投资需求不足问题,贯彻实施下半年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政策。
(3)从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了一定减免,以求激发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盘活因大量空置房屋所造成的沉淀资金。
(4)就增值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以及科研机构转制等有关税收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促进了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
(5)对涉外税收政策作了适当调整,以鼓励外商投资。
(6)从11月1日起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促进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刺激居民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并预计到其后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决定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年初决定的10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实行预算调整方案,经全国人大批准,财政部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
这500亿元国债将基本用于加快在建国债项目建设,以促使这批项目早日竣工,发挥效益。
新增国债重点向五个方面投入: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建镇,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和草场保护工程,京津周围沙源治理启动工程;二是教育设施建设,包括高等学校扩招增加学生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高校建设补助;三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公路干线、中西部地区贫困县道路建设、铁路建设,新增100亿公斤粮库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建设;四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城市轨道交通、环保等设施国产化,国防军工企业技术改造以及生物芯片、同步辐射等重大科技项目;五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
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