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弹性视角的山西票号风险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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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的内部控制分析泰山支行刘冲山西票号在中国存续了一百多年,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票号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理念无不体现了现代企业的内部控制思想所谓“票号”,系经营汇票得名,由山西人创办并经营,故称为“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始办于道光三年(1823)年,首家票号为日升昌。
当时,平遥、京师间货款靠起镖运现,既费时费力,又担风险。
于是,票号大掌柜学习京师商号和商人兼营汇票的经验,萌生了在京晋山西商人间用拨兑法代替运现的想法,并付诸实践。
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一百多年,后因战乱趋于衰落。
作为一种新的行业,票号能够存续这么久,必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即操作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企业内部控制。
知古鉴今,以我行的内部控制框架来研究山西票号,对于分析和规避财务舞弊,完善我行内部控制研究和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控制环境山西票号由东家或者财东(指出资者,相当于公司的股东)出资,聘任大掌柜(票号的经营管理者,相当于公司的总经理)进行经营。
财东聘任大掌柜之前,对其进行严格的考核,大掌柜必须“德才兼备、多谋善断、能守能攻”。
山西票号一直延续着尊重儒学的传统,在商业活动中引入儒家的“克己、忠义、仁爱、诚信”,使其在经营中能够做到舍利取义、舍小利取大利、舍眼前利益而得长远利益。
同时,山西票号非常重视员工的道德教育,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身处金钱货利场所,却不见利忘义,坚持“仁中取利、义中求财”。
就管理哲学而言,山西票号的一切业务管理、职业待遇、经营纪律都由规章制度来进行规范,总结为16个字“经商之道,首在得人,振兴各庄,端赖铺章”。
“铺章”就是号规。
财东聘任大掌柜负责全面的日常经营,财东对大掌柜给予充分的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大掌柜在票号内有无上的权力,实行高度的集权制度。
二、风险评估对作业层级风险的控制首先,从总号到每个分号,都有专人用毛笔书写汇票,并将书写人的字体报给总号及各个分号,预留备案。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作者:杨敏杰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04期【摘要】山西票号是清末山西人经营的主营货币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诞生到后来被现代银行业的取代,山西票号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它的消失又是非常迅速的。
文章以山西票号的兴衰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地理位置、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其兴起原因进行了研究,然后又探究了衰败的原因,最后整合了前文内容,希望以史为鉴,提出一些对当今金融机构的启示。
【关键词】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一、引言商业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以其近五百年的光辉历史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览近 20 年来的晋商研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将目光和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对晋商的兴衰原因、经营管理之道、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及晋商文化的研究之上,虽然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缺少统一的整理和归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整合,探讨了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及启示。
二、山西票号兴起原因探究(一)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是高消费的城市。
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
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现银运输存在风险、成本高,出于資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票号应运而生。
著名票号日升昌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行,其规模较大并在多个重要城市设有分庄,不少在外的山西生意人想要捎钱回家,但由于镖局运送现银成本高、风险大且容易丢失,他们便依托“西裕成”进行异地付钱本地取款,雷履泰看到其中商机,最终“西裕成”转型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日升昌”。
(三)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都得力于晋商的赞助。
应用文-山西票号对现代银行管理的启示山西票号对现代银行管理的启示'山西票号对现代银行的启示票号是专营银两异地汇兑、存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
清道光三年(1823),山西平遥商人李大全、雷履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之后数十家票号应运而生,并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和四通八达的金融,承揽了国内官、商及私银的汇兑、存放业务。
曾一度主宰了当时的金融流通业,被西方人称之为“Shan xi Bank(山西银行)”。
一、人力管理1.山西票号独特的用人之道山西票号独特的用人之道,许多方面勇于打破了当时的封建思想禁锢,比如掌柜和伙计的“身股”政策。
“身股”政策指东家的出资为银股,是票号的真实资本;掌柜和伙计以人力入股,为身股。
同时,身股与银股都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1]。
票号在极盛时期,身股股数一般都超过了银股股数,因而盈利的一半以上被身股分去,大大激发了职工的创造性劳动,而且使职员与东家的利益紧密地拴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才能使票号在其百年发展历程中创造出巨大的效益。
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乡不用亲。
票号的职员采用引荐制,如果在票号中表现不好被开除,不仅断了一家人的财路,更有辱祖宗的面子。
票号清楚地认识到,经营需要的是理性,而亲情一旦介入经营,将会影响这种理性,从而影响有效的经营。
票号对学徒的要求非常严苛。
招聘学徒要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学徒出事,要由保人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新进职员,要历经三年严厉、苛刻甚至是忍辱负重的学徒期,随后还要历经七年班期做事,业绩可观、无错无误,才能取得身股。
这前后十年,也是掌柜观察伙计、辨识人才的过程。
2.启示山西票号在长期的选拔、培养和造就人才中积累的宝贵,对于现代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笔难得的财富。
票号这种用人方式保证了后备人才的质量,掌柜与员工能够更为专业高效地开展各项业务,实现票号的竞争优势。
当今的商业银行应通过引进、培训等多种渠道,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储备,打破目前在许多单位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任人唯亲,真正实现招聘人才的公开、公正和透明,才能不断提升本文由联盟收集整理效率,建立和谐稳定的工作氛围。
从山西票号看金融风险的控制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背景:山西票号的产生与发展票号是晋商资本中的一种货币经营形式,是专门经营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票号的产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一方面,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要求。
明中叶之后,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品流通的范围的规模随之扩大,通过现银交付已远远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另外,全国性的大市场逐步形成,国外市场得到了很大拓展,迫切要求兴办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出现。
另一方面,晋商经过长期的经营发展,已积累了雄厚的资本。
在长期的经营中,晋商“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
在这一时期,晋商在商业活动的范围和商业组织形式上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再加上晋商早期经营的典当、银号、钱庄、账局等不仅为经营票号积累了大量金融经验,而且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这些都为晋商创立票号奠定了基础。
山西票号中著名的日?N昌和蔚字五联号在票号内部的激烈竞争中获得发展,且盈利颇丰。
巨额利润吸引大批拥有雄厚资财的晋商纷纷仿效,从而使山西票号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对促进社会资金流动、活跃商品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经验:山西票号控制风险的具体措施山西票号从资本、用人、制度、经营等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其对风险控制的重视,通过内部制度创新等各种手段,再加上外部行会的约束,形成了一整套的风险防范与控制体系,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资本票号资本,一般被称为“正本”,还有“付本”、“护本”等名目。
正本是票号的名义资本。
付本与护本没有定额,不受合约约束,名义上是为弥补因亏损而损伤的那部分资本,实质是资本家在票号的存款,并不记入资本总额内。
付本是为确保资本充足率而设置的,起保护股本的作用,因此又称为“护本”。
付本由两项重要内容构成:一是主要是投资票号货币资本的东家和顶人力资本股的职员,其中大掌柜及顶有身股的伙友遇帐期分红时,由分红中提出一部分存入号内,只得利息,不能随意抽取。
浅析山西票号走向衰亡的原因晋商在道光初年创立了山西票号,从盐业脱身,投入金融业中,并一度执金融界牛耳。
山西票号拥有两百多年的辉煌岁月,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 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
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 多家。
在巅峰时期甚至充当清朝的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的角色,可谓盛极一时。
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成也清朝,败也清朝,盛极而衰的山西票号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走向没落。
票号衰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1 政治和战争原因1.1 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外国侵略者几次战争给山西票号的打击是巨大的。
鸦片战争后,洋货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中国民族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以晋商垄断长达200 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我国各地,直接攫取土产品并推销其工业品,无需再与山西出口商帮买卖货物,沉重打击了山西对俄贸易商帮,而且晋商在俄贸易又受到重税的压力,复经战乱,财物惨遭掠夺,一败涂地。
1.2 中日甲午战争的摧残。
票号在代理国库的过程中,承担了甲午战争赔款的汇兑,以“中方代表”的身份直接将赔款汇至上海。
在甲午、庚子赔款中给予了清政府极大的支持。
仅重庆的十六家票号足有半数可以认为半官方机构,因为他们经手相关的各省汇到北京户部财库的公款,此外还担任汇兑捐纳管制的款项并转发文凭、执照等事。
票号负担了战争赔款,导致银钱亏空,流转不利。
1.3 国内时局动荡。
(1)从咸丰年间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接踵爆发,国内战事频繁。
军阀割据,土匪掠夺,票号损失巨大。
票号固有“南存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清政府和王公贵族们的储蓄,在南方贷出流动,但是南方革命不断,许多资金收不回来,资金周转不灵,实力顿减。
规范银行员工从业行为的经验及借鉴——以山西票号为例宗亚冰【摘要】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其高风险特点决定了需要严格的管理。
规范员工从业行为,是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强化内部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
山西票号在百年的兴衰中,深谙“事由人举,人存事兴”的道理,通过儒家伦理、训育培养、号规制约和激励约束,对员工从业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有效地防止了经营风险。
其有效的员工从业行为管控方式,对现代商业银行员工从业行为管理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期刊名称】《金融言行: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00)009【总页数】4页(P44-47)【关键词】银行员工;从业行为;山西票号;借鉴;经验;经营风险;内部风险控制;行为管理【作者】宗亚冰【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吴江分行【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32.3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其高风险特点决定了需要严格的管理。
规范员工从业行为,是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强化内部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
山西票号在百年的兴衰中,深谙“事由人举,人存事兴”的道理,通过儒家伦理、训育培养、号规制约和激励约束,对员工从业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有效地防止了经营风险。
其有效的员工从业行为管控方式,对现代商业银行员工从业行为管理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山西票号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哲学以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
山西票号业务经营中的存款、放款、汇兑无不以信用为基础。
经营中富有特色的两权分离东掌制(即东家出资,掌柜经营),即是一种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合约关系,东家“以礼相聘,委以全权”,掌柜“必以忠义以答报知遇”。
这种以“诚信为本”的儒家道德是山西票号经营之根基,也是山西票号立身之本。
包括从事票号在内的山西商人,从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得出最有价值的传家宝是“信义为上,利从义生”。
票号对于经理层以及普通员工的道德约束是潜移默化的,贯穿于票号的经营理念当中。
作为与钱银密切联系的金融组织,山西票号素来重视员工的品格。
基于人本文化视角的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研究【摘要】:本文在分析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形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基础上,以人本文化为视角,从企业治理、人力资源管理、经营策略、风险控制、金融文化等五个方面研究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分析票号如何通过对人的经营管理实现业务发展和管理提升,探析其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异同,并从社会体系、文化层面探究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差异的内在原因,相对应提出中国商业银行特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本文认为,企业治理方面,山西票号以所有者(财东)、管理者(掌柜)、职工(伙计)、客户的利益为本,紧密围绕四者之间的和谐合作构建共赢式的治理机制。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山西票号以员工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体现个人价值与票号发展目标的统一、人与社会文化的相互融合。
经营策略方面,山西票号的金融创新以人本文化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业务经营体现了人本文化理念的深化与延伸,同业合作与竞争促进了个人行为的理性化与规范化。
风险管理方面,山西票号注重用道德约束员工,积极挖掘员工自身的道德意识,并借助于担保与宗法约束、号规约束、同业约束实现对“人”的严密管控,采取管人与内控相结合的方法,以管人为风险管控的核心抓手,辅之以密押、水印、口令、稽核等手段,实现有效的风险控制。
金融文化方面,山西票号崇尚以义制利、中和之道、和衷共济的传统文化,注重履行社会责任,注重经营者修齐治平素养的培养。
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讲,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所有者(财东)、管理者(掌柜)、职工(伙计)、客户为本,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为“人”。
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核心则为价值创造,以利益最大化为本,弱化了对“人”的关注。
两者存在显著差别。
针对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在社会层面,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间的差异决定了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在侧重点、方法和核心理念的不同;在文化层面,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秉承的价值观不同,票号的价值观是以义制利,文化基础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而现代商业银行的价值观是利益至上,所对应的文化基础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衍生了其经营管理核心的差异。
基于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看山西票号的职员控制机制摘要:有效地防范操作风险,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对员工进行积极而有效的管理。
对于山西票号来说,他们成功运用选拔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训育机制等,使得员工和票号融为一个整体,增加了其凝聚力,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对现代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山西票号;职员控制;人身股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 (2012)11-00-01山西票号的职员管理非常严格,其严密的制度很好地防范了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票号在选拔、培养、激励和约束人才等方面都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来说有着重大的传承意义。
一、新员工选拔机制对企业的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管理,对人才的选拔则是人事管理的第一道关,山西票号视人事管理为票号经营的第一要义,票号选拔新员工,一般有以下程序:(1)有影响的人士推荐;(2)查三代;(3)笔试;(4)面试;(5)殷实商铺担保,签订保荐书;(6)吃苦精神考验;(7)“请进”。
小伙计们一旦入号,便安心为票号服务,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以期得到提升。
票号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对普通伙计和经理人的选拔都是非常严格的,票号对于经理人员的选拔注重的首先是诚信,然后是能力。
二、票号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中最有效的是报酬激励机制。
在山西票号,“人身股”制度则是较为有特色的报酬激励机制。
又称顶身股,或顶生意。
在山西票号中,经理人员和普通员工都可以成为顶身股者,普通员工顶身股是山西票号的特殊制度。
1.“人身股”的条件。
票号的主要员工可以顶多少股份由财东根据员工的任职时间、能力、贡献大小来决定。
一般是大掌柜(总经理)最高,二掌柜以下数量不等,最低的是部分普通员工顶零点几厘。
票号将“顶身股”的资格与数量同员工的工作能力挂钩,使得各级员工为获得人身股而努力工作,为票号创造更多的利润。
2.“人身股”的分红。
获得“顶身股”的机会后,其名字及顶股数便可记入万金账,在大账期(会计年度)结束时,员工的“人身股”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加分红。
山西票号会计风险防范及启示作者:洪荭余畅来源:《财会通讯》2009年第02期票号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具备了商业银行的属性,其存在、发展和扩张的基础在于风险管理的措施与能力。
山西票号的核心竞争能力就是风险管理,而会计风险防范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山西票号会计风险的分类由于会计工作与票号的各项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根据其会计工作的不同层面,可将会计风险划分为:(一)会计操作风险是指票号在运作过程中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损失的风险。
会计操作风险是一种内生性较强的风险,需要管理者更加注重内部控制程序及实施情况。
(二)会计监督风险从时间看,会计监督风险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不力产生的风险;从内容看,包括对日常凭证、账册等会计资料的审核和对相关业务监督及评价不到位而产生的风险。
(三)会计信息披露风险是指由于披露信息不够及时、规范,披露内容不够真实或过于简单等问题造成的风险。
二、山西票号会计风险的防范山西票号针对会计各种风险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和巩固了山西票号的发展。
(一)对会计操作风险的防范会计操作风险的防范是山西票号会计风险防范体系的核心。
(1)对汇票采取严密的防伪制度。
为了防范外部人员利用假汇票欺骗、敲诈的风险,山西票号设计了严密的防伪制度。
第一,山西票号的汇票在印制上颇有讲究。
不论是在纸质的选用还是在水印的运用上,都能使各山西票号的汇票具有鲜明的识别特征。
第二,山西票号靠辨认书写汇票之人的字迹来防范假票。
票号书写汇票的人不仅固定,其字迹还要备案以报往总号及各分号。
大家熟识其字迹,再与所收汇票比照,从而认定汇票真假。
第三,山西票号设立了密押制度,这些密押外人根本无法解密,有效防范了假汇票的侵入。
(2)对贷款限额和资本准备金的管理。
山西票号对贷款限额进行了严格限定,同时为了防范因在经营活动中发生亏赔倒账而危及资本安全,设计了一种“预提倒款”以“严防空底”的办法:在账期分红时,不管未来有无风险,都按一定比例从利润中预提款项以“撇除疲帐”,设置经营安全防线,以期把风险降至最低。
基于弹性视角的山西票号风险管理研究□麻东锋(中北大学朔州校区,山西朔州036000)摘要:山西票号是旧式金融业的典型代表,其经营管理在当时具有历史先进性,但其在近代 突然的消亡,与其风险管理的不适应及失效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从弹性视角分析山西票号在辛亥 革命前后面临的风险特征,揭示其传统风险管控中存在的弹性不足问题,提出现代企业要从弹性 的视角进行风险管理的启示。
关键词:山西票号;风险管理;组织弹性;战略弹性中图分类号:F832.37; F27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740(2019)10-0070-04山西票号自19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逐步发展壮大,名震中外,汇通天下。
然而 兴旺发达近百年的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后短短20年内迅速衰落。
究其原因,其前期的兴 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而其后期从极盛到迅速衰败,与风险管理的不适应及失效亦有密切关系。
在面对大量竞争者迅速涌人和无法预期的政治变革风险时,山西票号未能成功抵御风险,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现有文献多从山西票号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正面经验及其历史贡献进行阐述,较少从风险管理不足的反面经验对票号后期的衰亡加以分析。
有学者认为企业应用弹性原理能够更好地分析和应对新兴的、非连续 性风险,并动态地持续重塑其商业模式和发展战略。
因此,本文试从弹性视角分析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前后面临的风险特征,揭示 其传统风险管控中存在的弹性不足问题,提 出现代企业要从弹性的视角进行风险管理的启示。
―、山西票号后期面临的风险特征(一)遭受突变性大范围系统性风险。
山西票号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历次面临信用风险、外部竞争风险与内部制度变革风险,但每次均 能化险为夷甚至化“危”为“机”。
然而在辛 亥革命后,票号却急速衰亡。
这主要由于票号 过度依赖清政府和政府官吏的汇兑与存放款,这一战略选择给票号带来了极大的政治风险隐 患。
在社会比较安定时,票号可获得较高的经 济利益;但在遭遇社会变革时,票号累积的信 用风险迅速释放。
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面临 放款倒账、存款挤提、失去公款汇兑业务、纸 币贬值的严峻形势,由于山西票号主要为商号、官僚提供信用放款、北存南放,对南方商 号和官僚的贷款无法收回,而吸收的公私存款 和汇兑业务中承兑的大额公款却步步逼提,加 之辛亥革命后宣告独立的各省滥发纸币,票号 遭受纸币贬值损失,种种不利形势使票号资金 极度匮乏,多数歇业倒闭。
由于票号对政治风 险缺乏预见性,风险发生之前没有从组织结构收稿日期:2019-07-23作者简介:麻东锋(1973-),女,山西朔州人,会计学硕士,讲师,现供职于中北大学朔州校区。
*基金项目:2018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801028)。
规章制度等方面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风险发生之后又未能及时提出有力的应对措施,因此票号的迅速衰亡便在所难免。
(二) 面临大量非传统竞争者涌人的市场竞争风险。
晚清时期,除票号、钱庄和当铺这些旧式金融组织,外商银行、官办银行、民办银行、官银钱局也纷纷设立,国内的金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山西票号的业务份额一再萎缩。
凭借国外政治庇护和固有的制度优势,外商银行不仅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而且大量吸收存款,涉足国内汇兑业务,在外商银行的竞争压力下,票号资金来源收紧,经营实力相形见绌;国内官办银行、各省官银钱局的成立,则使票号失去了大部分的官款收存和汇解业务①;各地钱庄及民办银行也与票号展开激烈竞争,山西票号的业务空间受到很大挤压。
总之,面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兴起和外商银行大肆扩张,票号应对乏力并逐步被新式银行取代,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存在因虚假繁荣业绩不均衡引致的隐蔽性风险。
山西票号的衰败过程体现为由极盛急转直下迅速衰亡,票号的股东和管理层大多没有意识到风险来临的急速性和风险具有的极大隐蔽性。
一是被极盛时期的虚假繁荣所蒙 蔽。
即使在竞争激烈的20世纪初期,山西票号的经营业绩仍呈现稳步上升。
清王朝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号的“黄金时代”,通过承汇与存放官款、代理国库与省库而赚取大量利润,同期以近代工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使票号总体获利颇丰。
二是由总号业绩衡量票号经营情况的考核模式掩盖了各地不均衡的业绩状况,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票号分号的业务压力和急需改制的诉求,未能为深处腹地的总号经理所明察。
二、山西票号风险管理缺乏弹性的具体表现山西票号的风险管控能够较好地识别分析和应对常规的内部操作风险,但对于剧烈的社会变革和竞争者迅速涌人的环境下产生的战略风险和外部风险,却不能很好地应对,最终由清末的极盛骤然衰落,在20年的时间内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动态的经营活动需要动态的风险管理方法,山西票号后期在组织、业务、战略管理上缺乏应有的弹性,因而在风险来临时只能承受。
由于其缺乏足够的弹性,这种承受导致了兴盛百年的票号的最后衰亡。
(一) 组织制度存在缺陷,资本扩充受限。
票号一般由单个家族或几家合股共同投资创立且承担无限责任,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资本规模小,组织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缺乏风险分散机制,无力承受巨量的信用约束。
票号实行身股制,身股只分红不承担风险,而银股则要承担无限责任,身股和银股权责不对称,这一制度创新在票号发展的前期调动了掌柜和伙友的积极性,但在后期身股的数量甚至超过了银股,制度设计的弊端显露,股东和顶身股者的利润分配矛盾加剧,一些股东宁愿开设新的票号也不愿继续投资原来的票号,票号资本扩充受到限制。
据史料记载,一些规模较大的票号在19世纪末也仅有20万~30万两的资本,与现代银行动辄数百万两的资本规模相比,票号的规模太小,抗风险能力有限。
由于资本制度设计缺乏弹性,票号不能广泛吸引社会融资从而増强抗风险的能力,在遭遇倒账挤兑等风险时出现流动性不足,只能选择歇业破产。
(二) 客群结构欠合理,业务发展陷困局。
①如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7年改称大清银行)利用其特殊地位,将原由票号经营的各省军饷 和国家赔款渐次转由该银行和其他官银号经营,此举严重影响了票号的汇兑业务,使票号所能周 转的运营资本在数量上大为降低。
票号主要服务于政府、官吏、钱庄、大商号,较少与中小商人、小生产者往来,汇兑业务涉 及金额多在500两以上,导致其在清末极盛时期通过为政府筹集汇兑官款(税款、军饷、协款、丁漕等),获得大量利润,但在官办银 行成立后,票号的官款业务萎缩,在与外商银 行和新式银行的竞争中,随着外商银行在我国 实力的逐步増强,新式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以及 交通通讯业的日益发达,票号丧失了汇兑业务 的绝对优势,且受资本和传统经营模式的限制,票号存款利率低于银行,大客户的业务份 额纷纷为外商银行和新式银行所蚕食。
由于票 号客户群体结构缺乏弹性,未广泛发展各类客 户从而涉足更多的细分业务领域,不能适时调 整服务的客户群体和业务类型,因此最终被迫 退出市场。
(三)战略调整滞后,动态竞争力不足。
在急剧动荡的环境下,弹性能力是企业的终极 竞争优势,企业应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态地重 塑其商业模式和战略,不断重塑未来而非捍卫 既往的组织。
山西票号后期在急剧变化的环境 下缺乏战略弹性,不能灵敏地感知环境变化从 而调整战略决策,因此其失去了动态竞争力,其战略失误主要有:1.组织形式僵化,未能向现代银行成功转型。
晚清时期,金融业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 化,现代银行顺应时代的发展,具有竞争优势,极大地冲击着包括票号在内的传统金融机构。
现代银行资本实力雄厚,经营制度先进,实行 有限责任,发放抵押信贷,具有较高的信誉度 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在来自外商银行、国内 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下,一些票号的分号经理 曾提出票号主动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摒弃早 已过时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将票号改制为 新式银行,但最终未能得到思想保守的总号经 理的认同,票号由此错失了改组为银行的历史 机遇,失去了动态竞争力,最终为时代所淘汰。
2.业务路径受限,思想观念管理制度落后。
山西票号的业务利润主要依赖于汇兑,尽 管在后期存贷款的息差收人在一些规模较大和 主要商埠的票号逐渐増多,但其业务和客户来 源仍显单一,缺乏多样性,对汇兑收人过分依 赖。
即便如日昇昌等票号巨头在业务结构上实 现了汇兑、存款、借贷三结合,但技术、规 章、观念等也未能相互协调,存款必须清偿,而贷款则实行信用贷款,极易发生坏账,极度 扩张的金融信用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在倒 账和存款挤提风潮的冲击下,先后落人闭歇清 理的命运。
三、反思与启示山西票号发展到后期由于失去了组织弹性和战略弹性,其抗风险能力低下,在经历 社会变革和现代银行业的爆发式竞争等风险事件时,不能适时调整战略,只能选择承受风险。
现代企业要深刻吸取山西票号在风险管理中的教训,更加重视战略弹性与风险管理的融合,着力増强组织弹性、战略弹性和 风险管理能力。
(一)建立风险管理权责对等机制。
如前 所述,风险管理权限与责任的不对等,势必造 成风险管理的缺位和无效。
只有当组织推动业 务的人员真正对相关风险负责时,才有可能实 现风险弹性。
在组织上,风险管理权始于高级 管理人员,继而深人业务单位和关键职能部门 (如财务管理、法律事务、信息技术和人力资 源等)。
高级管理人员必须对宏观战略性风险负责,而一般人员则需要负责管理较低水平的 风险。
只有当承担风险的责任分配给控制风险 的人,即那些驱动业务成果的人时,才能将风 险识别提升至敏捷性和主动性的新水平。
因此,企业应悉心培育风险管理的文化,力求每 个人都有责任承担与其履职相关的风险,并将 监测到的任何潜在风险向相关部门报告,以帮 助企业识别和评估新出现的风险,并及时启动风险预案,从风险管理中把握稍纵即逝的时 机,从而减少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事件。
(二)増强组织弹性以适应环境变化。
组织弹性用于反映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长 期内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程度。
弹性风险 管理要求建立具有弹性的组织,提高组织在面 临风险事件冲击时的适应和调节能力。
具体可 从组织制度、组织结构、组织文化、资源配置 四个维度来提升组织弹性,打造弹性组织。
组 织制度设计要有弹性,力求随着环境变化而适 时调整;组织结构要在保证总体战略方向的前 提下,促进创新和多样化战术的实施;要塑造 支持组织弹性的文化,形成倾听组织下层中不 同的观点意见并予以认同、采纳的民主氛围; 要増强组织资源自身的充足性、多样性和多元 化,使得组织能够在骤然变化的环境下快速、 平稳地重新配置资源,成功克服组织惰性和常 规刚性,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鼎新革 故,重塑未来。
(三)注重战略弹性与风险管理的融合。
战略弹性是指企业因应对社会环境的非连续变 化、消费者偏好的转移、大量非传统竞争者的 突然涌现等风险而重新进行市场定位并改变目 前战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