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清小说中的瘟疫描写

重读传染病学专著《瘟疫论》

作者：姜师立

来源：《新阅读》2020年第04期

我国古代称传染病为瘟病，两千多年前的《内经》中就有传染病的记载。在明代以前，医学家们一直以张仲景的《伤寒论》为依据，将瘟病作为伤寒的一种。认为冬天严寒，人触冒了寒气，“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瘟病”。 这一错误认识，一直到了明代大运河畔的医学家吴有性的出现，才得以更正。吴有性是江苏吴县人，生活在明末清初之际，是“瘟疫学派”的创始人。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有《瘟疫论》一书，是我国传染病研究与治疗的一部杰出著作，形成了一套传染病的辩证论证方案。

《瘟疫论》的重要观点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全国传染病横行，十户九死。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当时的医生们都把传染病作为伤寒来治疗，由于治疗不当而死的不计其数。“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吴有性亲历了疫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推究病源，潜心研究，他指出，许多病人“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他依据治疗的经验，撰写了全新的《瘟疫论》一书，开了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他以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大胆提出“戾气”致病学说，这种病属瘟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决然不同。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这在我国传染病研究中是一个新的突破，具有重大的临床医学意义，为瘟病的治疗开创了新的途径。直到17世纪下半叶，荷兰医学家列文虎臣发现细菌以前，“戾气”说都是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先进学术。吴有性对瘟疫治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揭示瘟疫病原。根据其发病突然，具有流行性的特点，指出这是由于天地间存在着—种异气（又称作厉气、疫疠之气）所致。这就从病因学方面将瘟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他又肯定戾气是一种物质，只是一种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特殊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他认为，虽然《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未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人之是否得疫病，是由于戾气所致。戾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他还提出，人与动物对不同的戾气有不同的感受性，所以当瘟疫流行时，有时只在动物间传染，而不影响人类，有时只在人类间传染，而不影响动物。从而提出了人与动物所感染的戾气（病原体）各自具有一种制约因素。

1 浅析明清小说中瘟疫描写 摘 要： 瘟疫作为一种让人痛苦的疾病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同时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明清小说中就有不少关于瘟疫的描写，通过分析小说中关于瘟疫的描写，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理解当时古人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 关键词： 明清小说 瘟疫 文化内涵 瘟疫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折磨着人们的身心。小说作为一种记录社会生活面非常广泛的文学体裁，其关于瘟疫的各种描写非常多，尤其是明清小说。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的瘟疫具有其特有的描写特征。总体上，明清小说中的瘟疫描写呈现出数量多，但总体地位不高的特征，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纯瘟疫小说。本文以明清小说为本位，以瘟疫描写为核心，力图透过明清小说中的瘟疫描写来了解古人的心灵历程，以及从中映射出的明清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 一、明清小说中的瘟疫描写 瘟疫出现的历史悠久，古代典籍中人们就已经以各种方式提到并记载了关于瘟疫的种种，如《山海经》卷四《东山经》中提到的见之多疫的怪鸟，食之无疫的箴鱼等；刘义庆

2 《世说新语》上卷《言语》记载：“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①小说作为明清时期最有代表性与成就性的文学体裁，其中涉及瘟疫的描写大量涌现。小说中瘟疫的数量、种类繁多；多种小说类型中均出现了瘟疫描写；既有写自然生活中的瘟疫的，也有用瘟疫的引申含义的小说 明代有关瘟疫的小说主要有李昌祺的《剪灯馀话》、冯梦龙的《情史》、《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三言二拍”等多部作品。比如： 《剪灯馀话》卷一《听经猿记》有唐天成年间端州“瘴乡恶土”之说：”有知己者，荐为端州巡官。念瘴�l恶土，实不愿行。彼又劝之曰：‘子蹇困如此，尚暇择地哉？’不得已挈家抵任。未逾年，妻妾子女丧尽，憔悴一身，遂不复仕。”②“瘴”是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多指是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生成的毒气。也有小说是将瘟疫设置为故事背景的，如《水浒传》故事展开的背景就是一场大瘟疫，在《引言》中作者说道当时“天下瘟疫盛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感染瘟疫的百姓，天下处于一片动荡慌乱之中。可以说瘟疫盛行代表了天下无道，在这样一片社会动荡的时局之下引出了梁山好汉的故事。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有提到蒋兴哥得“痢疾”的情节；《喻

鼠疫亡明：明末瘟疫与灾变

《万历15年》一书颇知名，但该书全然不知道起于万历年间的一系列灾变。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

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明末鼠疫

这场大鼠疫是的“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后，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

异常寒冷的气候频繁引发水灾、旱灾、蝗灾、鼠疫等，成为波及全国范围的大瘟疫，形成“水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成为明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

历史记载，自明嘉靖始，明朝与蒙古边境之间常有变乱，致使许多汉人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积的牧场被开垦为农田，改变了牧场的生态环境。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气候异常

同时，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灾频发的年代，万历期间曾有过三次大旱且均引发瘟疫;崇祯十四年，再遭大旱且历时4年。旱灾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难民，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较大数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也就顺理成章了。鼠疫杆菌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华北地区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明清东南地区疫情研究的论文

历史论文

在历史上，东南地区是疫病的多发区。疫在古代又称为瘟疫，是急性传染病的总称。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十分严重，是当地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这在《明史》，《清史稿》中都有记载。但《明史》，《清史稿》对此记载不详，颇多疏漏。 例如，《明史》对洪武，建文，宣德，景泰，天顺，宏治，隆庆，天启；《清史稿》对顺治，咸丰，光绪，宣统各朝东南地区的疫情都缺记载，其他各朝的记载也欠详。为了弄清这个题，作者查阅了东南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一市的方志，就东南地区的疫情，疫病的种类，疫病爆发的相关因素，疫病的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了初考察、分析和探讨，本文便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

一：东南地区的疫情和大疫

本文根据对东南地区329种方志，296个州县疫情的统计，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年共234年，其中明代137年，清代197年，约占明清时期543年的43%。除明代的建文，洪熙，泰昌等几个短命的朝代没有疫情记载外，其他各朝都有疫情的记载。

这个统计要比《明史》，《清史稿》有关东南地区疫情年的记载明显要高出许多，《明史》有关东南地区疫情年的记载为8年，《清史稿》的记载为43年，合计为53年，只有方志上记载数的22.6%，可见正史遗漏之多。

同时也说明东南地区疫情之严重。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的严重还表现在遭受疫病灾难的州县数上，明代遭灾的州县共计为691个（其中包括重复，下同），最多的一次高达56个县，这分别出现在万历十六年（1588）和崇祯十四年（1641）；清代遭灾的州县为848个，最多的一次受灾达到46个县，时在道光元年（1821）。明清二代合计遭灾的州县为1538个，疫情之严重也由此可见。

关于受灾的州县数，《明史》记载为21个州县，另外还有二个记载，一处为“成化十一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一次为“万历十六年五月，山东，陕西，山西，浙江俱大旱疫”，这个记载是说全省有疫，还是其中部份州县有疫，没有交待清楚；《清史稿》记载为86个州县，此外，有一处记载“康熙四十八年十月，江南大疫”，这是指江南全区有大疫，还是江南某些地方有大疫，说得也和《明史》记载一样摸棱两可。如果以有明确的州县数来计算的话，正史记载明清二代东南地区遭疫灾的州县为107个，不及方志记载数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