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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如果思维尚迷离于对事物支离破碎的、局部的、有限的认识而不求突破，不求对事物本质把握的诚挚努力，事物本身就不可能充分地、全面地向我们展开。
因此，当我们利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范畴以图寻求对行政法现象基本的真理性认识时，就必须首先建立思维的起点，即承认以下这个命题：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现实矛盾关系及其在法律上表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行政法永恒关怀的主题。
我们的思维一旦肇始于对这一基本关系的解剖、分析，纵然我们因为局限于时代、客观环境以及自身思维能力所设置的林总障碍而无法达致真理性认识，我们亦可以自信地宣称：我们正在接近真理，而不是盲然地离它或近或远。
三年前，罗豪才先生等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提出了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抓住了行政法理论的根本症结。
笔者有幸得罗先生细心指导，对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关系主题作了一些初浅的研究，希以本文将部分心得呈世，求教于同仁。
一、“管理”与“控权”：历史的回声回溯历史，行政法是在人类社会首次倡行普遍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思想、高扬人性和人格尊严的时期孕育而出的，是在国有权力结构形态上发生分离和制约以后的产物。
然而，行政法主题是在历史存在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及人类对此关系的思考的深层次背景下演绎发展的，若人为地忽略前行政法的历史，对行政法主题历时性的要义变迁就难以准确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分权、法律分类和学科专业化，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更多地由国家哲学、宪法学、政治学等予以关注，而行政法研究的焦点则集中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关系上。
因此，我们在探索历史脉络时虽然不可避免地行文涉及对国家和个人关系的讨论，但仍将坚持本文选题的主导性。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以中国为典例的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法律关系问题上经历了迥然殊异的过程。
从远古时代起，我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及其庞大、发达的官僚行政机构，并在历史延续中日益成就和巩固。
中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行政法是研究和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学科，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行政法的发展过程中，平衡理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平衡理论旨在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保障公民的权益，促进行政公正与效率。
本文将围绕中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展开探讨。
一、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概述平衡理论是指在行政法的制定和实践过程中，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平衡政府与市民、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行政自由与行政责任的关系，以实现行政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既保护公共利益，又保护个人权益，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平衡理论是中国行政法制度设计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现代行政法治理的核心理念。
二、行政权力与市民权益的平衡行政权力与市民权益的平衡是行政法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行政法的制定和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保障市民的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应尊重市民的尊严和权利，依法行使权力，不得滥用职权，不得侵犯市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
同时，行政法也要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在权力与权益的平衡中，行政法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以依法行使为前提，既要维护公共利益，又要保护市民的个人权益。
三、权力下放与监督机制的平衡在中国行政法的发展中，权力下放与监督机制的平衡是一个重要议题。
权力下放是指将权力下放到不同层级的行政机关，以促进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的质量。
而监督机制则是为了制约权力的滥用和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而建立的。
在权力下放的背景下，如何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平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的监督权是关键问题。
行政法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规定行政机关的权限和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公开透明、接受监督，保证权力下放的合法性和可控性。
四、行政自由与行政责任的平衡行政自由与行政责任的平衡是中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之一。
行政自由是指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自由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行政责任的制约和约束。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作者：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来源：《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本站发布时间：2009-12-3 23:14:15阅读量：638次本文认为：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
现代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则应当是“平衡论”：即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在总体上应当平衡。
它既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平衡，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自我平衡。
“平衡论”是以各种现实的法律手段作为存在基础和实现保障的。
建立“平衡论”的理论范畴，对于推动行政法制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发展，促进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对于实现民主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政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也已经存在了二三百年。
作为一种古老而又年轻的法律，行政法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的确是行政法学研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近代、特别是现代以来，在英国形成了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理论，在法国形成了“公务”和“权力”理论，在美国形成了“正当程序”理论，在日本则形成了“行政公益性”理论，它们都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本国行政法存在和发展的重心，对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没有在“管理论”和“控权论”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解决现代行政法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从而导致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或者仍摆脱不了“控权论”的束缚，或者仍深受“管理论”的影响，陷入左右摇摆、方向不明、徘徊不前的境地。
因此，如何从行政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在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国内外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正确揭示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已是摆在我国行政法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行政法论文（1）对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和探索，旨在解析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现实矛盾关系及其在法律上表现的权利义务关系。
自从几年前我们提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以来，学术界的同仁们纷纷就此问题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中肯的意见。
本文是我们几年来对“平衡论”继续思考和研究的部分成果，希望以此渐善我们的理论，更希望以此抛砖引玉，使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深入进行下去。
一、行政权和公民权的作用以现代国家和个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的关系为大背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地位和作用可谓基本了然。
现代行政权是国家得以直接、能动地影响个人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的最有效的一支公共力量，社会需要行政权主动地发挥其维持秩序、保护相对一方权利、增进公共利益和福利的积极作用。
顺应社会的需要，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授予行政机关各种管理权能及相应的辅助性手段，从而保证行政机关及时、有效地处理形形色色关涉公共利益的问题。
秩序行政到服务行政、给会行政的演进是对行政权积极作用的有力肯定，亦是行政法在法律上确认这种肯定的很好例证。
当前，法律主要规定了行政机关两大类行为范式：一是具有直接对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配置和实现产生影响的法律效力的行为，包括赋予相对一方权利或解除相对一方义务与剥夺相对一方权利或课加相对一方义务的行为，其集中体现了行政权的强制力、支配力的特性；二是对相对一方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施予指示性的、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影响的行为，如行政机关就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等作出的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决策、宏观调控等行为，其特点是缺乏法律强制力，自由裁量性和政治性强，在当今政府施政中占较大比重。
对上述行为范式的规定确立了行政权在现代行政管理过程中主导性的法律地位。
然而，行政权的操作者毕竟是同具人类弱点的普通平凡的人而非天使。
使普遍抽象的法律规定有机地与具体个案情形结合起来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的认识过程，行政公务人员既需准确地把握法律规范之意义及规范背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内蕴，亦需通过各方面的信息对具体事件的全部情形有清醒、理智的了解。
我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doc 我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一、引言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进一步说，行政法是调整行政组织、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程序以及对行使行政职权的监督等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在现代社会中，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行政机关承担着管理、指导、协调和资源配置等重要职责。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成为了现代行政法的重要课题。
二、平衡理论的概念和重要性平衡理论是指通过平衡行政权和公民权之间的关系，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双重目标。
具体来说，平衡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权力平衡：权力平衡是指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应当相互制约和平衡。
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同时公民也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
2.利益平衡：利益平衡是指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应当相互兼顾。
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应当考虑公民的利益和需求，同时公民也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决策和指导。
3.程序保障：程序保障是指通过公正的程序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使职权，同时公民也应当了解自己的权利和程序。
平衡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促进社会公正和平等，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
三、我国行政法中的平衡理论在我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之一，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这一原则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了行政机关滥用职权。
2.程序公正原则：程序公正原则是指在行政过程中，应当遵循公正的程序，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基本权利。
这一原则有效地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高了行政效率。
3.监督与救济制度：监督与救济制度是指通过监督和救济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姜起民摘要：政府代理论是指政府代理权力机关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民法代理制度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因而代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为政府代理论。
一、政府代理论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法学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并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于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也已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流派。
他们对行政法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但笔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民法代理制度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因而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为政府代理论。
所谓政府代理论，是指政府代理权力机关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
行政则是政府代理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活动。
行政法则为政府代理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及政府为执行权力机关的意志而制定的法律规范两部分。
本文所指的代理是指英美国家采用的广义代理，即包括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他人的法律行为。
民法代理制度运用在国家管理中，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代理人是政府(具体为国务院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
第二，被代理人为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代理事项具有特殊性：即对国家事物进行管理，往往涉及到相对人(国家权力的实质拥有者)的利益。
第四、代理权相当于行政权。
代理权与行政权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一种法律权力。
二、政府代理论的成因有国家，必有管理，而国家权力机关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它必须挑选出自己的代理人去管理社会，只不过现代国家把管理国家事务的任务委托给政府去代理执行罢了。
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公共力量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
”[3]政府和主权者之间的关系“那完全是一种委托，是一种任用;在那里，他们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着主权者所托付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他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
从平衡论看现代行政法的本质
蔡仕鹏
【期刊名称】《人民论坛》
【年(卷),期】2014(000)032
【摘要】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实现行政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约束作用,是维护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总和.文章在理清行政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从管理论、控权论向平衡论过渡的趋势,以及行政法发展越来越贴近民生的本质,并探讨了当前民生问题的两种成因及行政法在平衡论指导下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策略.
【总页数】3页(P88-90)
【作者】蔡仕鹏
【作者单位】浙江警察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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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然而，在实践中，行政法的执行常常出现失衡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公正和稳定。
因此，如何实现行政法的平衡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法失衡的现象表现为诸多方面。
首先，行政机关往往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其次，由于行政程序法不完善，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导致滥用权力。
此外，行政法中权利救济机制的不足也为失衡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要解决行政法的失衡问题，实现平衡是关键。
首先，立法机关应制定完善的行政程序法，明确行政机关的权限和职责，确保行政权力不被滥用。
其次，加强司法审查力度，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同时，完善行政法中的权利救济机制，为公民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保障。
为了证明上述论点的可行性，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
首先，制定完善的行政程序法可以增加行政活动的透明度，约束行政机关的行为，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例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规定了明确的标准和程序，有效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其次，加强司法审查力度可以确保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遵循法律和合法程序。
例如，在英国，司法审查是保障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如果行政机关的行为被认为违法或不当，法院可以予以纠正并给予受害人相应的赔偿。
最后，完善行政法中的权利救济机制可以为受到侵害的公民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保障。
例如，在德国，如果公民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将会对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公正的裁决，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总之，实现行政法的平衡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制定完善的行政程序法、加强司法审查力度以及完善行政法中的权利救济机制。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行政法失衡的问题，确保社会公正和稳定。
在未来的法律体系中，我们应该继续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以确保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再谈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对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和探索，旨在解析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现实矛盾关系及其在法律上表现的权利义务关系。
自从几年前我们提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以来，学术界的同仁们纷纷就此问题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中肯的意见。
本文是我们几年来对“平衡论”继续思考和研究的部分成果，希望以此渐善我们的理论，更希望以此抛砖引玉，使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深入进行下去。
一、行政权和公民权的作用以现代国家和个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的关系为大背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地位和作用可谓基本了然。
现代行政权是国家得以直接、能动地影响个人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的最有效的一支公共力量，社会需要行政权主动地发挥其维持秩序、保护相对一方权利、增进公共利益和福利的积极作用。
顺应社会的需要，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授予行政机关各种管理权能及相应的辅助性手段，从而保证行政机关及时、有效地处理形形色色关涉公共利益的问题。
秩序行政到服务行政、给会行政的演进是对行政权积极作用的有力肯定，亦是行政法在法律上确认这种肯定的很好例证。
当前，法律主要规定了行政机关两大类行为范式：一是具有直接对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配置和实现产生影响的法律效力的行为，包括赋予相对一方权利或解除相对一方义务与剥夺相对一方权利或课加相对一方义务的行为，其集中体现了行政权的强制力、支配力的特性；二是对相对一方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施予指示性的、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影响的行为，如行政机关就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等作出的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决策、宏观调控等行为，其特点是缺乏法律强制力，自由裁量性和政治性强，在当今政府施政中占较大比重。
对上述行为范式的规定确立了行政权在现代行政管理过程中主导性的法律地位。
然而，行政权的操作者毕竟是同具人类弱点的普通平凡的人而非天使。
使普遍抽象的法律规定有机地与具体个案情形结合起来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的认识过程，行政公务人员既需准确地把握法律规范之意义及规范背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内蕴，亦需通过各方面的信息对具体事件的全部情形有清醒、理智的了解。
这其中，或者由于客观复杂因素的影响，或者由于公务人员才智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或者更严重地，由于公务人员职业德行和品性上的缺陷，行政权行使的失误或权力的故意滥用都在所难免。
这些与人们对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合理期望相悖的情形是行政权的消极一面。
行政法与身俱来的控权、制权理念就是对行政权潜在的负值效应的反证。
当然，鉴于上述两类行政行为的目的和作用的不同，行政权受到法律制约、控制的程度和受监督的形式也就不同。
由于前一类行为一旦违法，就会直接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害公共利益，故其主体资格、权限、法律法规依据、程序等受到法律严格限定，其特点是权力受法律规定细密、自由裁量有限、受监督的形式具体。
一般称之为“消极行政”，其行为准则是不得为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即“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
它不仅要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一定范围内，还要接受司法审查。
行政机关对这类行为的违法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而法律对后一类行为往往只规定行为模式和实现行政的目的，不设定法律效果，希望通过利益机制和激励机制来调动相对方的积极性，靠政府的威信和政府内部的行政纪律来实现行政目的。
行政机关只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又不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尽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的积极作用，通常称之为“积极行政”。
只是这类行政行为一旦失误，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会十分巨大，因而，其仍须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要为行为后果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作为行政权的相对一方——个人和组织的权利与自由（以下概称公民权）的行使亦因主观、客观的原因而具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确认公民权利、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而社会文明和进步又是在公民权不断得到确认和保障、人闪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得以尽可能施展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
公民在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公民个人追求自己在社会中诸般正当需要的满足的行动基础和保证，个人和组织根据良心和理智自由地行使这些权利，可以不受阻碍地参与社会生产和交往，建立良善健康的社会关系并在其中获得自身利益的实现，而社会共同体亦在整体上迈向更高的文明境界。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人民的斗争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公民权范围日益扩大，法律对权利的规定越愈细密，形成有机的权利体系。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
我国，尤其是在近十几年来，在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得到空前的发挥，经济成就已是世人公认的事实。
公民权的积极作用可见一斑。
然而，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要受到法律的制约。
法律对公民权限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公民权的行使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这恰恰是基于对公民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的考虑而作出的限制。
每个公民都是社会中的人，他在进行社会交往中必然与其他公民或组织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法律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和自由旨在帮助其相对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意志而不为社会关系中的其他人所阻碍。
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公民个人超越法律规定的权利范围或滥用其权利的情形在所难免，这又往往要导致法律欲意保护的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
尤其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律调整尚未完善的条例下，由于各种思潮的冲击，利益格局的变化、拜金主义的影响、自律机制的削弱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人违法行为或滥用权利，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因此，法律要求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可能或已经违法行使或滥用的情形予以预防、控制和惩戒。
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的错综复杂性，即使公民个人或组织有合法理由地行使各自的权利和自由，有些情形下，也会造成矛盾和冲突，这种对抗的结果同样是社会无法容忍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的无序，同样需要公共权力进行调节。
综上所述，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行使都具有两面的可能作用，行政法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调动两者的积极因素，最大可能地抑制其各自的消极因素。
二、行政法关系的展开法律的使命是面向未来的，既然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行使可能导致的积极效应或消极效应不可预测，法律就不能完全放任任何一方自主地、无节制地行使权力或权利。
这似乎同民商和法既规定民事权利又设制民事义务的原则并无二致。
但是，行政法规范和调整的法律关系毕竟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有性质上的巨大差异，行政权和公民权潜在的双重效应促使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法律关系更具复杂性。
行政法规范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有：（1）行政管理关系，;即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使职权而与相对一方发生的关系。
它又包括行政实体关系和行政程序关系；（2）监督行政关系，;即有权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在监督行政过程中发生的关系。
由于团体、个人的监督权利必须通过国家权威真正得以实现，监督行政关系可主要指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的监督，尤其是后者更为行政法所重视。
那么，行政法是如何针对行政权和公民权作用的复杂性具体安排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在上述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结构的呢？首先，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法律期待的是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发挥，以抑制公民权的消极作用。
因为，在这里，社会首要关心的问题在于如何设置或启动行政权以处理下列几种情形：（1;）社会中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由于某些事物的出现而遭到破坏（比如经济垄断、股票黑市），国家立法者因种种缘由无法及时出台法律，需要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或规章进行普遍的调整；（2;）具体个人和组织行使公民权时超越法律限制的可能性要求行政机关经常地对他们予以监督和检查；（3;）具体个人和组织已违法行使公民权而给他人权益或公共利益带来损害，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及时予以控制和惩戒；（4;）社会中某些资源或机会的利用虽然可促进社会福利，但或者由于资源或机会本身极其有限，或者由于资源或机会的给予必须依公共利益受限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个人和组织才能获得，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审核申请的个人和组织的条件并负责授益于合格者；（5;）大部分具体个人和组织在行使公民权时普遍持有趋利避害的心态，对其他人的福利或需要高昂代价予以运营的公益事业较少关心，社会要求行政机关能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对于这些社会自治机制无能妥善处理的情形，个人、组织有一种依赖和信任公共力量的自然倾向，而依赖和信任的基础是公共力量拥有他们自身不具备的社会控制力和强制力。
无论是秩序行政，还是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在有关机构判定其无效并予以撤销之前，不仅相对一方，而且国家机关、一般第三者都必须承认其为有效，并服从之。
如果行政行为没有这种被称为公定力（推定有效）的效力，与私人行为无异，个人和组织又怎么会为把自己面临的困难委托与自身类似的软弱的行政机关去解决呢？;1;即使个人、;组织因行政权潜在的消极后果而对行政机关是否有能力公正处置公共利益问题表示怀疑，他们亦必须等待行政权启动并最后作出行政行为之后通过其他公共权威进行评判，否则，行政权积极作用会被扼杀。
因而，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法在设定行政机关管理权能的同时往往赋予其效力优先性，相对一方于此只能履行服从的义务。
行政机关的主导性地位和相对一方的服从地位是这里的主要特征。
然而，如果等待行政机关凭借公务人员的独立判断作出与公共利益相悖的行政行为之后再考虑其合法性、合理性问题，由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它的破坏性后果已经造成，而这种后果在很多情形下是难以通过事后救济制度进行充分补救的。
于是，在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中，法律对行政权怀有既信任又警惕的两难情结，既期望通过公民权利的适当使用来最大限度地遏止行政机关可能作出的“离经叛道”行为，又谨防繁琐、拖拉的程序阻碍行政积极效应的实现。
有关国家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持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2;即应给予相对一方多大的参与行政决定过程的权利。
无论权利范围如何，不可否认，保证个人、组织参与行政过程是行政程序法的初衷和核心内容，亦是现代民主精神的制度化。
;3;因此，;程序性的法律规定倾向于赋予公民权利，相对行政机关而言，就是其在行使实体权力时必须担负相当的程序性义务。
问题是：如果行政机关完全履行程序性义务，其作出的行政决定就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了吗？美国现代新公法理论就此批判了流行于四、五十年代的法律程序理论，指出“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其代表的价值，而不取决于其程序体系”；作为新公法理论来源之一的批判法学流派亦攻击法律程序理论只会导致虚幻的而非现实的社会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