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诗经中的海洋《诗经中的海洋》一、原文：《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鴥彼飞隼，载飞载止。
嗟我兄弟，邦人诸友。
莫肯念乱，谁无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汤汤。
鴥彼飞隼，载飞载扬。
念彼不迹，载起载行。
心之忧矣，不可弭忘。
鴥彼飞隼，率彼中陵。
民之讹言，宁莫之惩？我友敬矣，谗言其兴。
二、衍生注释：沔（miǎn）：水流满的样子。
朝宗于海：诸侯朝见天子。
借指百川入海。
鴥（yù）：鸟疾飞的样子。
飞隼（sǔn）：一种猛禽。
载：则，且。
汤汤（shāng）：水势浩大的样子。
不迹：不遵循正道。
弭（mǐ）忘：消除、忘记。
讹言：谣言。
惩：制止。
敬：警戒。
三、赏析：主题方面，《沔水》表面看描述流水归海等自然景象以及飞隼的飞翔姿态，实则可能蕴含着对于身处的社会动荡、政治不安的忧虑。
以流水朝宗于海表示事物应遵循一定秩序，或许暗示当时社会秩序正在遭受破坏。
情感上，作者充满着担忧与不安。
“嗟我兄弟，邦人诸友。
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体现出对周围人无视局势之乱的痛心。
从表现手法看，诗中通过自然景象的描写来起兴，先描绘流水朝向大海，飞隼的飞行状态，而后切入到人间的乱象。
借助自然事物与人间之事的对比联想，如鸟儿在空中自由飞翔不管人间状况，而人却处于混乱不安的社会中，这种对比更加强化了悲剧感和不安感。
四、作者介绍：《诗经》的作者大多不可考，这些诗歌多是采集于各地民间，由乐官整理而成。
就《沔水》来看，大概是一位对时政有着敏锐洞察力，充满忧虑情怀的人所作。
他可能是一位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思想见地的人，目睹社会乱象，看到人们或是麻木不理或是制造谣言、煽动不和，心生悲叹，于是写下这样的篇章。
五、运用片段：例子一：在学校要举办一次关于环保主题的演讲。
在讲述人类对海洋生态影响的时候，可以这样引用：“《诗经》曾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水都是向着大海汇集的。
而如今，我们人类的污染却向着大海肆意倾泻，就如同破坏原有的秩序。
那些化学垃圾、塑料垃圾仿若无视大海的包容，如水入大海般汹涌而去，让大海遭受着巨大的痛苦，我们是不是应该像古人遵循自然秩序那样，对海洋进行保护呢？”例子二：在历史课上，老师在讲述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潮和现象时，可以这么引用这首诗：“那时候就好像《沔水》描述的场景，很多人‘莫肯念乱’，社会秩序就像要失去方向一样，到处都是谣言‘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即便像流水朝海般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存在，但却饱受混乱的威胁，先秦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就通过这样一首诗被生动地反映着。
《诗经》中的渔文化研究《诗经》中的渔文化研究《诗经》中还提到一种比较特殊的捕鱼方法，即《周颂.潜》中的“潜”。
毛《传》将“潜”字解释为“也”。
“潜”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捕鱼方法，也就是“霖”渔法。
《说文.网部》：“霖，积柴水中以聚鱼也”。
《淮南子·说林训》：“钩者静之，霖者扣舟。
”高诱注：“霖者，以柴积水中以取鱼，扣，击也。
鱼闻击舟声，藏柴下，拥而取之。
”(孙玲玲，《<说文解字>“网”部字与古代渔猎文化》)该字又作“涔”、“楷”等。
《尔雅.释器》：“谓之涔。
”郭注：“今之作者聚积柴木于水中，鱼得寒人其里藏隐，因以薄围捕取之。
”(黄金贵，《古代文化词语辨考·荃、筌》)由此可见，“潜”就是往水中某些领域集中投入若干树枝、柴草等物，形成掩护体，鱼遂来躲藏、保暖及觅食，于是用竹箔围拦捕取。
以上谈论了《诗经》中提到的捕鱼方法及其工具，接下来考察书中提到的所捕获的鱼类。
清代徐鼎辑的《毛诗名物图说》(以下简称《图说》)一书中，列举了《诗经》所提及的鱼类共l9种之多，除去““、“蛇”、“贝”、“鳖”、“龟”以及“”这6种不符合现代科学标准分类的物种以及“嘉鱼”这一有争议的念外，其余12种则有明白而又科学的归类。
下面分别讨论。
第一类鱼，也是《诗经》中出现最多的一类，是鱼。
见于《敝》、《九哉》、《鱼丽》及《采绿》。
《集传》：“，鱼名，身广而薄，少力细鳞。
”李时珍《本草纲目》：“鱼，音房，一名鱼，音编。
时珍曰：，方也;，扁也，其状方，其身扁也。
鱼处处有之，汉尤多。
”这种鱼全长40厘米，头宽为口宽的2倍以下。
背刺一般短于头长。
成雄鱼胸第一条肥厚，略呈波曲状。
体背部青灰色，两侧银灰色，体侧每个鳞片基部灰黑，边缘黑色素稀少，使整个体侧呈现出一行行紫黑色条纹，腹部银白，各条灰黑色。
摄食水生植物，也捕食少量浮游生物。
当今此类最知名的就是武昌鱼。
第二类鱼是销鱼，见于《敝》及《采绿》。
《集传》：“馅，似，厚而头大，或谓之。
从《诗经》、“楚辞”看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刘红红张玉春[提要]《诗经》和“楚辞”作为先秦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集成,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因人文地理和历史演进不同阶段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南北文化差异。
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宗教信仰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分野;思想取向上务实入世与玄想超越的异途;思维方式上理性思维与巫术思维的区隔;审美意识上和谐含蓄与奇崛铺张的迥异等。
[关键词]《诗经》楚辞先秦南北文化[中图分类号]I2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1-0149-06先秦时代既是中华文化的初步定型期,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态势不仅勾画出以后我国地域文化多元发展的原型轮廓,而且也为我们探讨研究中华多元文化交融共通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原始范本。
史前时期分布于各地的部族文化聚落,经过不断地撞击、交流与融合,最终在商周以后形成了分别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南北两大文化区系。
北方文化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到春秋战国时期则以北方中原诸国为代表;而南方文化以长江流域为核心,到春秋战国时期则以楚国为主要代表。
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不同的地理、气候、资源等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以及人类为适应这些自然条件而形成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习俗制度的不同造成的;另一方面也由于黄河流域文明起源相对较早、发展相对较快,进入西周后,北方与南方实际上已处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即北方大体上已演进到以“宗法———分封制”为特征的理性时期,而南方大部分地域还处于以“巫教———部落制”为特征的蒙昧时期。
因此,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是南北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精神文化投影。
《诗经》和“楚辞”作为先秦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集成,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化地理因素与历史演进不同阶段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南北文化差异。
以往人们提到《诗经》和“楚辞”,或习惯于将“风骚”并立,认为它们分别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或只看到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地理环境成因,而忽略了两者由于产生时期的不同而形成的复杂文化关系。
浅析楚辞与中原⽂化的关系[摘要]中原⽂化绚烂多姿，“楚辞”是其中的⼀朵奇葩。
可以说楚辞是深受中原⽂化的影响的，并结合楚地特有⽂化形成⾃⾝独特风格，是对中原⽂化的补充和丰富。
本⽂将从楚辞的形式层和内容层分析其与中原⽂化的关系。
[关键词]屈原楚辞中原⽂化刘勰在《⽂⼼雕龙·辨骚》⾥云：⾃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楚⼈之多才乎？公元前4 世纪，继《诗经》之后《楚辞》的出现，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跨进了⼀个崭新的阶段。
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之后的⼀种新诗体。
“南⽅楚国⽂化特殊的美学⽓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学史上第⼀位伟⼤的诗⼈。
”【1中国⽂学史109】楚地西源东流、南下北承，接受四⽅百族⽂化洗礼和恩惠，楚辞便以博⼤的胸襟，开放的精神，兼容并蓄的态度，展现了中原四⽅、华夏蛮夷异彩纷呈的⽂化。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具有楚语和楚⾳特征的、富于楚地地⽅⾊彩和楚地民歌传统的⼀种新兴的⽂学样式，是南北⽂学融合为⼀、长期积累丰富发展的产物。
在荆楚⼤地优越的⽂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位浪漫主义的伟⼤的诗⼈，才有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以千古杰作《离骚》为例。
⼀、楚辞形式层上与中原⽂化的渊源“骚体诗”产⽣除了楚民族⽂化基础外，还得利于北⽅（中原）⽂化。
《离骚》中的⽐兴等是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楚辞”产⽣之前，北⽅诸⼦散⽂达到了⿍盛期，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化进⾏交流。
楚辞代表《离骚》形式上独特的对称性⽂化渊源深厚，它不仅与汉民族独特的宇宙观相仿，且受先秦中原⽂学作品的影响，取法《诗经》之⿎范。
1.《离骚》形式层之对称性受中原⽂学影响。
从研究整理来看，先秦诸经典中有⼤量对偶形式的句⼦存在。
丰盈浪漫的⾃然歌咏——有⽔有关的《楚辞》意境“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的⼀种富有南⽅地⽅特⾊的新诗体。
西汉末年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部总集的名称。
“楚辞”是先秦北⽅史官⽂化同南⽅巫官⽂化融汇、交流的产物，也是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化的结晶。
先秦的“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离骚》、《九歌》和《天问》，其中奇特的想像，奔放的情感和华美的词章，对汉赋影响很⼤，为中国⽂学开辟了⼀条新路。
楚国地处⽔乡，⼈们⾃然对⽔崇拜敬畏有加，民间流传着许多与⽔有关的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在这些传说和故事中塑造了许多⽣动逼真的⽔神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把现实和幻想结合起来，把神话传说与⾃⼰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这种⽅式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
《离骚》突破了《诗经》中既有的“⽐兴”⼿法，开辟了⾹草美⼈的典范。
在屈原笔下，花鸟⾍兽、⽇⽉⼭⽔、仙灵神⿁、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都成了诗⼈展⽰内⼼世界的意象。
他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备受打击，在长期的政治⽃争中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态度得以升华，他的整个⼼灵都被痛苦所充塞，但从未忘记国事，夹杂着希望的感情中抒发着作者强烈的失望。
他的作品通过⾼度的集中概括和⼤胆的艺术夸张展现出⼀种上天⼊地的激荡⼈⼼的想象⼒和感情，⼤多有⼀种缠绵凄婉的悲剧⽓氛。
《离骚》中多次提到与⽔有关的场景和意境。
在抒发作者⾃⼰志趣⾼洁、持之以恒的决⼼时写道：我依旧踏上原来的⽔驿⼭程。
我⾛马在这长满兰蕙的⽔滨，我奔向那⾼⾼的⼭脊，到那⼉去留停。
我既然进⾔不听反⽽获罪，倒不如退居草野，把我的旧服重整。
我裁剪碧绿的荷叶缝成上⾐啊！⼜将洁⽩的莲花缀成下裙；在写⾃⼰忠⼼许国的忠贞⼼理时⼤喊：我沿着湘江逆流⽽上，我要向⼤舜去陈说我的内⼼：“夏后从上天偷回《九辩》和《九歌》，到凡间纵情作乐恣意荒淫”；在诉说⾃⼰报效⽆门的绝望⼼态时描绘到：⽉亮出来了，刮起了风，听见有雷声，就要下⾬，(我)急忙起⾏，希望下⾬前赶到，（然⽽）天上乌云随⼤风聚集，乌云翻滚，暴⾬将⾄，终于赶到天门前，但叫门不开，⼤⾬滂沱，天路尽闭，不得不感叹“慨叹世间混浊兮，美丽被妒掩盖”。
第34卷第8期 2021年04月Vol.34 No.8April 2021艺术科技“生态文学是人类自觉协调与生存环境关系的文化范式。
”［1］作为先秦诗歌的代表之作，《诗经》《楚辞》分别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出发，揭示了先秦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而在生产落后且易受自然影响的上古时期，先民如何看待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如何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生态意识的萌芽。
综合《诗经》《楚辞》文本内容来看，先秦人民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识蕴含着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在当下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2］，熠熠生辉［3］。
1…物我合一《诗经》《楚辞》中对自然事物和现象的描写主要出于抒情、喻人的需要，体现了“物我合一”的意识。
宋代朱熹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吟咏自然之物的起兴手法在《诗经》中的使用极为普遍，如《桃夭》首句极言桃花开得茂盛艳丽，以花喻出嫁的女子外貌美丽动人。
“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从花、实、叶三个方面细写了桃树花叶繁盛、果实累累，充满了蓬勃生命力，比喻新出嫁的女子，寄寓了作者对女子年轻生命的赞颂，而联系植物花、实、叶的功能，又能明了古时女子在家庭生活中孕育后代、延续血脉的责任，因而此处比兴也是作者对新组家庭人丁兴旺的美好祝愿。
又如《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雌雄雎鸠叫声相互应和，在河中小洲相伴而栖，开篇即是水畔有鸣禽的清丽之景，而禽鸟和鸣之声更是勾起了作者对“窈窕淑女”的渴慕。
以上两篇情随景起，景衬情真，情景交融，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自然景致浑然无界地融合在一起。
此外，《诗经》中也有直接赠物表情的方式，如《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赠果回玉的看似不对等的互赠却是指向“永以为好也”这一维系双方美好情谊的交往目的。
《静女》中姑娘赠送小伙“彤管”和“荑”的举动是用非言语的方式暗示对对方的好感与心意。
在《诗经》中，礼物多是草木瓜果等自然物产，在赠礼过程中，赠送人的感情蕴含在礼物中，受赠人则通过鉴赏礼品的自然属性解读与揣摩赠送人的心意。
中国的海洋文化及其历史渊源中国是一个拥有着悠久海洋文化历史的国家。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着探索、征服海洋的勇气和决心，也在海洋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本文将从历史角度来探讨中国的海洋文化及其历史渊源。
一、夏商周时期的海洋文化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海外贸易。
商代时期，商人们通过黄河和海岸线相连通的内海——渤海、黄海，出口大量的稻米、陶器等货物，也引进了许多外来文化和东方文明。
周代时期，周王朝建立后，王公贵族们通过太原、扶桑、蛮荒、东夷等海外国家，进口一些奢侈品和稀有金属，如琼、银、铁等，并同时展开了探索对海的进一步研究。
这些东西使得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更加丰富。
二、宋代的海洋文化宋代时期，中国的海洋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这个时期，南中国的旅游和商贸非常发达。
北宋官府放宽了对私人海上贸易的限制，鼓励人们进行海上贸易和渔业开发。
同时，宋朝也制造出来不少在海洋上发挥如鱼得水般作用的绝妙船只，并建立了海军，保护国家的海上交通和国家安全。
这些都促进海洋文化的发展。
三、明、清两代时期的海洋文化明朝时期，明成祖进行海外贸易，扩大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但是，由于国家对海洋探险和开发的重视程度下降了，海洋文化逐渐淡化。
然而，明朝的陈祖义、郑和等航海家，还是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丰富了中国的海洋文化，并让外国人对中国的海洋文化产生敬佩和赞叹。
清朝时期，中国的海洋文化陷入了低谷，主要是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转型、商业贸易渐渐变得低效和低陋等原因。
虽然在康熙初年还进行了陈三石等人的南海探险，但是，最终China在海洋文化上并没有比从前发展得更为成功。
四、现代中国的海洋文化在现代，中国的海洋文化得到了火速发展。
从抗战成功在海域取得反攻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开展数次海上试范和试点建设，再到近年来不断开展海洋科研和海洋文化活动，中国的海洋文化一直在不断地发展着。
今天，海洋也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海洋文化是深远的，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经》中的渔文化研究(3)《诗经》中的渔文化研究上述12种鱼类在庞大的鱼类种群中微不足道，但在短短的三百来篇诗作中出现了这么多，且涉及到相应的捕捉方法，不能不惊叹先民的劳动智慧。
上面谈论了《诗经》中提及的多种捕鱼方式及丰富的鱼类，接下来探讨问题是：《诗经》为何要叙写这些内容?如前所述，《诗经》没有专章描写打捞捕鱼的诗篇，也就是说，它不以记载渔业生活为目的。
《诗经》中涉及捕鱼，主要是为了起兴，先言捕鱼，以引起所咏之词，《何彼裱矣》、《新台》、《竹竿》、《敝》、《九最》，莫不如此。
这是一个文学方面的问题，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在此不表。
除了用于起兴，《诗经》写鱼的目的还在于当时鱼主要用来祭祀和宴饮，而这两项又是先民们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
《周颂·潜》明确地道出“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是一首献鱼祭祀的乐歌。
《毛序》云：“季冬荐鱼，春献也。
”郑《笺》：“冬，鱼性定;春，新来。
荐献之者，谓于宗庙也。
”这是说冬季春季都要用鱼来举行祭祀。
这一点可以在《月令》上得到证明：“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季春荐于寝庙。
”周代朝廷中设有“渔人”职司，向王者进献饮食中所需要的各种鲜鱼及干鱼，还设有“鳖人”这一职司，他的职责是“春献鳖蜃，秋献龟鱼”。
从渔人和鳖人的分工可以看出，鱼在周人饮食中是不可缺少的副食。
(姚伟钧，《中国古代畜牧渔猎经济论略》)在《鱼丽》、《南有嘉鱼》、《小雅·六月》以及《大雅·韩奕》等诗作中，鱼就是用来宴饮的。
v鱼丽》中极力铺陈了偿、鲨、、、鲤及鲤这6种鱼，最后都谈到了“君子有酒，旨且多”，赞颂鱼、酒俱美且多。
《南有嘉鱼》中虽未明确嘉鱼是些什么鱼(一些书籍中把嘉鱼看成一种味美的鱼类。
据诗意，不足取)，但也提到了用这嘉鱼，备好美酒来款待嘉宾，“嘉宾式燕以乐”。
《六月》载尹吉甫“饮御诸友，鱼鳖鲤”。
《韩奕》写显父为韩侯饯行，“其肴维何，无鳖鲜鱼”。
这些都说明了鱼在当时有着特殊地位，常用来招待贵宾。
古代文献中的渔业与海洋文化古代文献记录了丰富的渔业活动和海洋文化，这些文献不仅揭示了古代人们对海洋资源的利用，还呈现了他们对海洋的敬畏与臣服态度。
从古代的《诗经》到《山海经》，我们可以窥见古代渔民的生活方式、捕鱼技术，以及渔民与海洋神灵的密切联系。
本文将以古代文献中关于渔业和海洋的记载为线索，探讨古代文献对渔业和海洋文化的贡献。
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渔业和海洋相关记载的可以追溯到《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记载有许多与渔业有关的诗篇，例如《岳阳楼记》中描述了渔翁在长江边捕鱼的情景，以及渔翁对江水的依赖和对鱼类的赞美之情。
这些诗篇不仅是对古代渔民生活的真实记录，也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和海洋资源的崇敬之情。
《山海经》是古代一部记载神话传说和地理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大量记载了与海洋相关的内容。
在《山海经》中，关于海洋的描写颇具传奇色彩，比如描绘了东海中的神话生物如大鱼、大龙等，以及附近岛屿的地理特点。
这些记载既展示了古代人们对海洋的神秘和敬畏，也记录了他们对海洋资源的重要性认识。
通过这些文献，我们了解到古代海洋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除了中国的古代文献，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中也存在着对渔业和海洋文化的记载。
例如，古埃及的文献中描绘了尼罗河上渔民的生活，记录了捕鱼技术和捕鱼祭祀等内容。
而古希腊的文献中则有大量关于渔业和海洋的描写，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描绘了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的冒险经历。
这些文献不仅反映了古代海洋文化的特点，还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古代文献中对渔业和海洋文化的记载对当前的渔业和海洋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过研究古代渔业活动和海洋文化，可以借鉴古人的经验，推动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此外，对古代海洋文化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对海洋社会的理解，促进国际海洋合作与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古代文献中的渔业与海洋文化记录了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与崇拜，描绘了古代渔民的生活方式和捕鱼技术，展示了中国和世界各地古代文明中海洋文化的特点。
浅谈《诗经》与《xx》在创作方面的异同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
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
《诗经》与《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创作中的两颗灿烂的明集，因此，从《诗经》、《楚辞》两者创作的时代地域、修辞手法风格内容等角度,来分析它们的异同,探求两者的源流关系。
一、从形成的时代及地域看。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
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
《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
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
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二、从表现手法看。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
“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