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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一词，最早是费孝通先生从英文Community 翻译，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从寓义出发，本身就讲究“在地扎根”。
在地化取向的社区建设，与大陆街道和居委会常说的“属地管理”都强调因地制宜。
台北芦荻社区大学，采取“在地扎根”发展模式，成功渡过公共危机，显示强大的生命力。
台湾地区社区发展的主轴是社区发展协会，其网络关系大致是：县/市“政府”“社会局”———乡/ 镇/ 市公所“社会课”（“课”相当于“科”）———里/ 邻办公室———社区发展协会。
里或邻办公室是台湾地区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其职能类似于我们的社区居委会。
不同的是，里或邻办公室不直接参与社区建设，而是由社区发展协会具体推动。
以台北县三峡镇忠孝社区发展协会为例说明：经三峡镇公所考量，由三峡、秀川、永馆、鸢山四里组成忠孝社区，从面积而言，此社区接近于广州市一个中等的街道。
忠孝社区发展协会通过召开成立大会产生，经台北县“政府”核准成立，采用会员大会的组织架构，会长由选举产生。
社区发展协会不承担“政府”下派的职能，从事建构社区福利、关怀弱势族群及推广当地旅游等事务。
协会经费政府资助占78%，社福活动收入占6%，会费收入占11%。
袁德润，台湾社会工作发展与草根NGO1965年制定的“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实施平均地权所征收的地价税，设立了社会福利基金，专供办理本项政策所列出的社会保险、国民就业、社会救助、国民住宅、社会福利服务、社会教育以及社区发展等七大项社会福利措施。
1974年高雄也设立“家庭协谈中心”，专门“商谈”，调解家庭纠纷以及家庭生活教育、家庭社会环境改善的咨询服务。
70年代开始了社工员实验计划，业务重点在于社区工作和贫户辅导，1975年台湾省卫生处在全省成立5个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均配有社会工作员。
1998年开始选定实验地区示范办理，加强社会福利社区化的实施，激发了社区居民的自助互助、结合潜在的福利服务供给者，并以团队方式共同开展福利和社会工作。
台湾的国民住宅建设：经验及启示摘要：国民住宅是我国台湾地区的一种重要的住房保障形式。
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
经过长期发展，台湾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国民住宅法律体系。
但是国民住宅占台湾整个住房供给量的比重并不高，实施效果也并不十分理想。
近年来台湾的国民住宅的供给有多样化、市场化的趋势。
台湾国民住宅的发展历程给内地的住房保障建设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台湾；国民住宅；经验；启示1 国民住宅在台湾兴起并延续至今的原因台湾的国民住宅是由政府建造或在政府的资金帮助下建造的一种保障性住房。
相当于内地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促使国民住宅在台湾兴起并发展的原因有多种，一下着重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原因分析。
1.1 经济方面的原因国民住宅作为一种保障性住房其供给对象主要是低收入家庭。
从1987年开始，台湾结束了经济低迷期，房价迅速上涨，低收入者的住房难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以台湾省内房价最为昂贵的台北为例（如图一所示），从1987年开始，房价的增长率远远超过台北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幅。
据台湾媒体报道，目前在岛内，无论是房价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还是房贷支出占每月收入的比例，都在不断攀升。
尤其在台北市和高雄县，房价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都在8倍左右，也就是说，全家人要8年时间不吃不喝才能买上住房。
而台北市和高雄县的房贷也超过了当地居民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图一：台北市房价与可支配所得增长率（资料来源：石振弘，台湾住宅补贴制度与都市地区中低收入家庭之互动-以台北市为例，2000年中华民国住宅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1.2 政治方面的原因1969年台湾当局迫于内外压力举办“中央民代”增补选，这被认为是台湾首次重大的民主化事件。
从1987年7月15日开始台湾实行解严，解严后社会团体的民主抗争和社会保障要求日益强烈。
1989年8月26日，在台北市的主要街道上，数万名民众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地价暴涨造成许多中低收入者无法购买住宅。
台湾地区物业管理基本情况及其对上海的启示一、台湾地区物业管理基本情况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对台湾地区住宅小区的印象，那就是“旧”,乍看上去，甚至不如上海的老旧公房小区。
但是在这里，从高楼到矮房，从小区道路到住户楼道，没有乱停乱放的车辆，没有随处堆放的杂物，到处透出的是小区的安全、整洁、文明、有序。
台湾地区物业管理从上世纪60 年代开始，经过30 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已形成了较为成熟、完善的管理模式。
在台湾地区，多数社区实行业主自治的物业管理模式，即社区的物业管理由业主自治管理，既不由房地产开发商负责，也不聘请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司。
业主自治的物业管理最大优势是业主最了解自己小区情况，同时业主自治能减少业主的开支，也能对住宅小区实行统一的物业管理，并实现政府所要求达到的相关管理目标，即对住宅楼房及其设施设备和住宅区内的绿地、车辆实行集中统一的维修和管理，创建安全、整洁、文明、有序的居住环境。
在台湾地区物业管理中，政府主要是负责公房的管理和维修。
台湾地区物业管理的经验可以归纳为四点:1.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 牢牢把握公房的管理和维修;3. 积极倡导私宅的业主自治;4. 在处理矛盾纠纷时凸显法制的作用。
二、对上海物业管理的启发从台湾地区物业管理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特点：在管理目标方面，以保障住户的权益为重点，而住户在享有权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在管理原则方面，以自治管理为根本，管理组织受托开展物业管理业务的运作。
在管理力度方面，以从重处罚为基调，违规付出的代价较大，约束力较强。
我们认为这些特点对上海物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进一步加强业主大会及业委会建设，不断提高物业管理的水平与台湾地区相比较，上海物业自治管理发展相对滞后。
就目前绝大多数物业管理小区而言，业主对小区公共事物管理的参与程度参差不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无心参与小区公共管理事务、对小区物业管理现状不在意;二是热心于小区公共管理事物，想对社区服务作出贡献;三是想参与小区公共管理事物，但却别有用心、意图谋取个人利益。
闽台农村社区建设比较：实证与启示施玮;罗海成【摘要】农村社区作为中国社区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进行农村社区建设是普遍存在的困境.基于前期扎根方法构建的"农村社区再造三维立体模型",选择闽台社区营造的成功案例展开比较,探讨福建农村社区建设的对策.研究指出,福建农村社区建设需建立以核心组织为主导的农村社区发展共同参与主体、创建特色产业作为社区永续发展的物质支撑、遵循"资源盘点→愿景型塑→愿景实践→永续发展"的社区生命周期.研究对福建及大陆农村社区建设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期刊名称】《福建江夏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06)001【总页数】9页(P62-70)【关键词】闽台农村社区;社区营造;社区建设【作者】施玮;罗海成【作者单位】阳光学院管理系,福建福州,350015;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福州,35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2.82;D422.857;D422.858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农村社区作为乡村社区共同体，是社会的组织细胞，其建设与发展不仅要满足农民个人需求，还要满足地方经济、文化传承等地域需求。
早在20世纪90年代，各地已陆续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实践。
经过20多年的积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成效显著。
从农村社区建设的内部要素来看，所依托的建设资源日益丰富，尤其是突出了历史文化资源；从农村社区外部边界来看，社区正朝着个性化、差异化的目标发展。
但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由于固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造成农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
而台湾地区从1994年开始的社区再造运动，重视政府、社区、在地居民、公益组织的合力，从社区特色资源着手营造出了一个个“小而美”的社区，其中有诸多可供大陆参考与借鉴的经验。
本文在前期扎根理论方法构建出的“农村社区再造三维立体模型”的基础上，选择闽台农村社区建设的成功社区为典型案例，通过对再造主体、再造领域、再造流程等维度的对比分析，指出闽台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异同，并以此为基点，探求适合福建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
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启示发表时间：2018-11-16T19:27:19.537Z 来源：《基层建设》2018年第30期作者：杨婕妤[导读] 摘要：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历经40余年的发展之后，确立了包含“人、文、地、产、景”多个层面的策略体系，吸引了台湾各级政府、专家学者、社会企业、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北京 100000摘要：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历经40余年的发展之后，确立了包含“人、文、地、产、景”多个层面的策略体系，吸引了台湾各级政府、专家学者、社会企业、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
社区营造是应对全球化结构性冲击下的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和“参与式民主”的实践。
以自主实现社区价值为目的，政府、社区居民以及专业团队共同合作为基础，营造永续发展社区。
诚然，目前大陆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体量等等都与台湾存在一定差异，但面对城市化和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困境，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相关经验政策确实值得大陆学习借鉴。
关键词：社区营造；台湾；经验1 引言改革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突飞猛进。
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演变为“市场经济”，取得了中国式经济的增长奇迹。
但高速经济发展之下所带来的弊端也日渐凸显，乡村人口流失、人口老龄化、特色产业缺失，社区文化发展滞后等等问题迫在眉睫。
社区，不仅是一种地域单位，更是一种在地文化的体现，是进行自主自治、创新的最佳单元。
在台湾地区的政府政策、社区规划的推行方法和经验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2 台湾社区营造的发展台湾学者普遍将1994年以前的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称为传统社区发展时期，1994年以后的称为多元社区发展时期。
传统社区发展最初开展于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派驻专家到台湾协助当地开展社区发展工作，并先后制定“社区发展工作纲要”颁布“八年计划”、“二期五年计划”、“阶段性实施方案”等，由村长或其全权指定的“理社区事会”承办。
最初的社区发展工作主要针对能体现政绩的基础工程、生产福利、精神伦理等开展，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特点。
南方建筑，2021（1）： 揭示当前国土空间分区分类管制的主要问题与转变目标，为其制度构建提供经验借鉴。
通过研究我国台湾地区由都市、非都市的二元管理体系向全域空间管控的转变过程，总结归纳其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的方式、总体框架及法律法规体系。
发现我国台湾地区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这一落实规划目标的基本工具贯穿始终，且分区分类体系完整，管制的国土空间管制分区是实现用途管制层面的核心内容。
建立通则式的分区管制制度是国外许多国家及中国港台地区土地用途管制的常见方式之一，即依据不同目标，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不同片区，建立相应区域的土地利用管制规则，实现对土地的管制。
从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土地分区管制制度的发展历史看，分区管制都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
有效的土地用途管制必须有完善的法制体系[1-4]，否则就缺失了划界权力取得的正当性。
我国台湾地区于2016年5月1日，发布实施“国土计画法”1），整合原有的都市区与非都市区的土地管制，建立全省一元体系，构建了四大“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国土”保育地区、海洋资源地区、农业发展地区以及城乡发展地区。
各功能分区下依据划设原则继续分类，分别订立不同层级的管制，管制体系较为完整及详细，通过分区管制方式引导管辖范围内的土地资源合理利用，2018年4月，依据 “国土计画法”，我国台湾地区“内政部”出台了省域总体“国土”计画。
预计2020年5月将完成各个直辖市、县（市）“国土”计画，公布“国土”功能分区图，以“国土”计画替代现行区域计画，届时将废除现行“区域计画法”。
由此可见，我国台湾地区也正在经历全域空间管控的转变过程，即建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国土”计画体系，其面临的土地分区分类管制问题、空间规划体系变革过程及空间分区管制法律法规体系与我国大陆多规合一、构建国土空间管制有着非常多相似之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土”计画分区分类体系已经基本明确，相应的法律法规、管理及转换机制也比较成熟，在我国大陆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规划体系中，真正与用途管制落地实施直接相关的是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台湾的社区营造台湾“社区营造”概念的出现受到日本“社区营造”的影响，于1994年开始正式提出。
通过各地的文史工作室、学术单位、民间团体等，融入“居民自主参与”、“由下而上”、“永续发展”等理念，开始拓展至整个台湾的社造运动。
通过对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进程的梳理，台湾地区社区营造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965～1993年、1993～2001年、2002～2004年及 2005～2008年。
从四个阶段的工作内容中可以看出，社区营造在台湾社区的全面推动，其推动模式由最初的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
从社区营造的成果上来看，由前期的居民主导性低到社区自主运作且永续经营的营造模式。
台湾社区营造的工作流程一般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历时两到三年。
第一阶段一般需1-2年，其主要工作是调研参与到建议方案形成；第二阶段需数个月的时间，在征集到方案后向政府部门汇报，最终确定实施方案；最后一阶段需一年左右，由工程单位建造、居民合力共建。
台湾的“社区营造”侧重于三个方面：“文创、赋权和参与”，三者统一于居民素质的全面提升与社区的整体发展。
“文创”涉及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提出了“社区文化发展计划”，并强调以文化艺术形式作为切入点，鼓励社区居民自我组织，开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活动。
“赋权”是关于社区建设的决策模式，以社区居民为主体，政府部门协助，利用“自下而上”的方式调动当地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提高社区居民的执行能力。
“参与”涉及到的是社区主体的改造，台湾“社区营造之父”陈其南提出社区营造不仅是营造一个新社区、一个新文化，更重要的是一个新“人”，作为社区真正的使用者才是最懂得社区生活的人，而只有他们参与进社区建设之中，才能真正营造出一个最美好的社区。
台湾社区营造的实质是实现社区赋权和人民赋权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行政机构通过行政细节把社区营造政策带到不同的部门，最后将其实施到社区中，使政策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通过成熟的公众参与机制，社区居民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从“人，文，地，产，景”五个方面聚集社区共识，建立共同愿景，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