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文化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工程管理王慧 171401224 “法律文化”的概念来源于西方，首创“法律文化”一词的是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
他在《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最先提出并界定了法律文化的含义。
他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法律文化最初是指观念之法，即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法律的认知、价值、态度。
但随着这个概念逐渐广泛传播，学界对中国概念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把法律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按照这种理解，一切法律现象都是文化，法律现象等于法律文化1。
第二种常见的理解是把法律文化等同于法律传统。
第三种常见的理解是把法律文化等同于法律意识。
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之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法律智慧、政治智慧、哲学智慧和伦理智慧，也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包括司法思想和司法制度在内的文化系统，在这一系统内，司法思想是核心结构，司法制度是表层结构，后者往往受到前者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儒家法律思想是其主流，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仁道”、“中道”、“和谐”，在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尽管没有全面贯彻儒家的仁道精神，但其中某些具体的法律制度还是体现了对仁道价值的追求。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形成了礼法合一的法律体系。
在早期，礼就是法。
在后来，礼法经历了分合。
在春秋时期，铸刑鼎2、作刑书等事件代表着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与传统的周礼不太一样的立法活动，新法与旧礼的区别逐渐明朗化。
立法活动在战国达到高峰，其标志之一是商鞅改法为“律”，在词源意义上，法与礼在当时是不易区分开的。
商鞅3以律代法，事实上，当时各诸侯国都在变法，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礼治等级秩序被以行政关系为基础的法律平等秩序代替是一个历史趋势，但是东方诸国的礼治秩序根深蒂固，以新代旧殊非易事。
秦国地处西鄙，野蛮落后，本来旧没有什么礼治秩序，用新的国家制定法来厘清和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相对容易。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无讼”摘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形式特征和价值取向,”无讼”即为这样作用下的产物,它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标志性的价值取向。
”无讼”,这一语汇出自《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也就是说,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
可以看出,孔子把”无讼”视为了审判活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作为古代中国很有影向法律诉讼观念,”无讼”在古代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如今,我们怎样辩证的面对”无讼”观,这对于中国法治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无讼”“正义”观现代思考一、无讼的内涵在社会活动中,人们之间因为各种交往,会产生各种不同性质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从而,解决问题的诉讼行为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说文解字》中解释到:“讼,争也。
”可见,诉讼源于争夺。
“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
讼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有利益的客观存在,就会有利益冲突,而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便是诉讼。
但是基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民风纯朴,人心向善”的社会才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形态。
自古以来,儒家教化下的中国人对诉讼这件事就无半点好感。
《周易·讼卦》卦辞曰:“讼,有孚,窒。
惕,中吉,终凶。
”因此,他们当面对诉讼之事的时候,带着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一概持有一种否定和贬斥的观念。
诉讼成为人们所不齿的事物。
《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中国人崇尚“和谐”的思想自古源远流长,前面所描述的,正是中国人心中对于理想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写照,安定、和谐、平静、有序,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正是和谐的的终极形态。
第五讲法的文化属性：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滋贺秀三教授在谈到欧洲与中国在法文化上的对极性时说：“纵观世界历史，可说欧洲的法文化本身是极具独特性的。
而与此相对，持有完全不同且最有对极性的法文化的历史社会似乎就是中国了。
这一点大概已为大多数人所肯定。
在欧洲，主要是以私法作为法的基底和根干；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
中国的所谓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制统治机构的组织法、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
”这是相当敏锐的见解。
从内容要素上看，中国传统法律中确有关于行政、经济、民事、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大都是刑法化的，程度不同地含有某种刑事性质，与西方的同类规定大异其趣。
在比较法的视野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可谓一种刑事性的或者说以刑法化为其基本特色的公法文化。
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导源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将法分类为公、私两类是罗马法学家的创造和贡献。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其敕定的《法学阶梯》中开卷明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
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
”马克斯，韦伯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个较抽象的定义，他说：“与社会学的区分相适应，公法干脆可以界定为这样一种行为准则的总和：按照法律制度必须赋予行为的意向，行为涉及国家强制机构，亦即它服务于国家机构本身的存在、扩展以及直接贯彻那些依照章程或者默契所适用的目的；而私法则可以界定为这样一种行为准则的总和：按照法律制度所赋予行为的意向，行为与国家的强制机构无涉，而是仅仅可以被国家强制机构视为通过准则调节的行为。
”由于区分技术和视角的差异，人们对公法与私法的理解和措辞或有不同。
一般认为，公法调整的主要是国家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私法则主要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
公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法律主体之间的地位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