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人格学说

《社会理论学报》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Number 1 2006 Spring Vol. 9: 97-125

1法人人格理论法人人格理论：：历史的视角历史的视角

盛思鑫盛思鑫

摘要摘要：：法人人格理论是对法人现象之法哲学与价值观的思考，而法人制度之发展

在某一社会必定受特定时期之经济与思想背景所制约。而且，任何有关法人之技

术手段皆需建立在一定的法人人格理论之上，另一方面，社会与历史情况之变化

往往会使法技术在实践中暴露出新的问题，而所出现的问题又会对其原有的法人

人格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促进法人人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各法人人格理论

间的更替与发展之历史背景，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法人之本质与原理，进而发展出

更为合理、科学的法技术手段。

关键词关键词：：法人人格理论 历史背景 理论转向 自组织性 系统观

一位敏锐的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公司法研究中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在于，我

们对于公司及其法律的基础研究投入不够，而且并不以此为意，我们总是热衷于

以“中国面临的问题—国外的相关制度规定—可资借鉴之处—中国的立法建

议”这一简单模式，来推进对公司法的研究。1而我们也认为，引进公司制度若

不将其放在西方特定之历史文化系统内去研究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那么先进的

制度便会成为一种被迷信的教条。考虑到任何法律学说，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

部分，故而必定根源于既定之经济基础，2且经济史既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

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

1 参见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01。

2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91。 《社会理论学报》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Number 1 2006 Spring Vol. 9: 97-125

2政策提供历史背景。故我们认为必须研究经济史与企业发展之源流，方能触及法

人理论问题之根本。盖法人人格(corporate personality)乃系公司之灵魂，因此本文

以各历史时期“法人人格理论”为主线索，并将其纳入经济史与社会思想史的视

域，一则虑及到理论之历史沿革与内中细节为许多学者所忽略甚至曲解，二则希

冀藉此对法人人格问题做一全新解读，从而对公司法之基础研究有所贡献。

（一） 从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开始

法人拟制说为最早的法人人格理论，且首倡于中世纪之教会法学。而萨维尼

(Savigny)3作为近代法人拟制说之代表，主张惟有具备意思能力者，始具有法律上

之人格，而“法人为人工拟制之主体，即仅因法律上之目的而被承认具有人格”。

4然，许多学者忽略了中世纪与萨维尼时代之法人人格理论间的差异。事实上，

无论是从理论产生之背景，还是从各自内容及影响来分析，中世纪与萨维尼时代

之法人拟制说都大相径庭。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世纪之商业，是在输出贸易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5而

当时之航海贸易，尽管可以获取巨额利润，但同时亦存在巨大风险，6人们试图

要减轻这些风险，从而萌生了联合以分散风险的想法。7这种联合多是在持有相

3 萨维尼简介可参考 http://www.brainyencyclopedia.com/encyclopedia/f/fr/friedrich_karl_von_savigny.html。

4 参见萨维尼所著《现行罗马法论》卷23，转引自王利明等着：《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

版，页217。

5 参见[比]亨利.皮朗着《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页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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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险包括：海洋的变幻莫测、海盗盛行、各城市间的海战等因素给人身安全与货物带来的威胁，而

贸易线路亦因此而产生不确定性。参见前引[比]亨利.皮朗着《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页137－38。

7 海外贸易中人们结成团体是中世纪时一种广泛流行的行为。另外，联合设立海上保险也为减弱风险提供

了可能。见[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之《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257。

关于西欧封建社会中航运业发展概况，可参见厉以宁着《资本主义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页197－204。 《社会理论学报》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Number 1 2006 Spring Vol. 9: 97-125

3同股份的几个人之间展开，并且为单独一次或几次的贩运买卖。8而与“候鸟

式”(即指贸易受海上交通特殊性影响的特点)的海上贸易相比较，内陆地区的商

业形态呈现出更为经常的特点，这是由于各城市间有着不同的价格体系与市场

圈。不同地区商人间经常性的相互合作便可以带来很大的利润。9但是由海上贸

易与内陆贸易所带来的这种巨额财富，却并未直接改变中世纪商人之社会地位。

因为他们不合乎教会所树立的农村与领地的规范，且当时之主流意识亦视贸易为

邪恶不正，10封建王权阶层也只是关注不动产的投资与经营，商人被排斥在上等

社会之外。11于是在中世纪中后期，通过一些看似“公益性”的活动，商人们积

极谋求更大的利益与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将巨额的款项贷给诸侯们以应付他

们由于加强王权以及地中海战争的额外花销，12从中商人可以得到实际的优惠，13

8 这些仅为一次或几次航行以及由少数人而组成的联合，是西方商行的早期形式，“societas maris”或称之为

“societas vera”（译为索赛特、海帮、真帮等，意思是指职能资本家相互间无限责任的结合形态）与commenda

（译为康孟达，即指有限责任的出资形态）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资本结合方式。但是在中世纪航海贸易

史中，commenda更为普遍；而在内陆贸易中societas则较为普及。参见[法]布罗代尔着《15-18世纪的物质

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页470。亦参见[日]大冢久雄着《股份

公司发展史论》，胡企林、胡欣欣、江瑞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64－65，页69，

页75。但是在中世纪的这些企业形式中，其成员大多都是在商事组织的联合财产上进行贸易，仍以无限责

任为其基本特征，只是在海上贸易中，航海冒险家负无限责任，资本所有者不参与直接经营而仅以投入的

财产为限而负有限责任（即前述的commenda）。可参见蒋亚东着《公司法律制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页9-10。

9 参见[日]大冢久雄着《股份公司发展史论》，胡企林、胡欣欣、江瑞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页22－23，页75。[德]马克思·韦伯着《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页271。

10 海盗与冒险家在当时几乎是同义词。参见前引[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之《欧洲经济史》第一卷，页246。

11 当时的一些贵族甚至可能因为参与经商而被剥夺贵族资格。即使到了18世纪出现经商热时，在法国，商

人仍被排斥在上等社会之外。参见前引[法]布罗代尔着《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

页476。另外，这也是中世纪呈现由commenda（匿名出资，有限责任）集中在societas（大商人职能资本间

的联合）周围的特点的重要原因。封建贵族尤其偏爱这种投资方式，一方面有限责任可以降低商业风险，

另一方面，匿名出资可以避免道德谴责，在公众与上流社会中保持个人形象，同时还能够享受贸易所带来

的巨额利润（无论是海上贸易还是内陆贸易）。

12 在中世纪，由于封建权力的集中，以及向近代性统一国家的转化，封建国家的“封建性债务”急剧膨胀，

迫切需要借贷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参见前引[日]大冢久雄着《股份公司发展史论》，页26，页34中注释

第28；亦参见前引[比]亨利.皮朗着《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页156。

13 这些优惠包括免税以及贸易方面的垄断权，如英国在中世纪时采取将对某一特定贸易征税的权利交给一

个垄断性的“公司”，一来省去监管之麻烦，二来则可以以此种税收作为担保来向商人借款，以解决不时之

需。参见M.M.波斯坦，E.E.里奇，爱德华.米勒着《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周荣国，张金秀等译，经济

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285－86。 《社会理论学报》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Number 1 2006 Spring Vol. 9: 97-125

4也可以避免商事活动中的许多危险与障碍。14另一方面，商人们也热衷于用这些

赚得的利润来建造教堂，捐助教会，15教会方面则给予商事组织较为有利的解释

与承认。14世纪时罗马教皇英诺肯深特四世曾言：被视为法人之信徒团体，其

与个人不同，因其既不能接受洗礼，也不能以异端为由逐出教门，故仅是法律上

被拟制之观念存在。16由此可见，中世纪之法人人格理论更多的是教会从政治策

略与神学哲学角度的一种考量。具体而言，首先是教会与封建统治开始在一定程

度上依赖于新兴之经济力量，故而不能对其一味打压，且应其要求，亦需要给予

合法行为之身份与地位。若当时承认法人(商事组织)与自然人一样皆为实在，事

实上并无困难，因为中世纪时，本身自然人之地位已相当低下，给予法人以自然

人地位亦并不与神权直接冲突。可是关键在于，一旦给予法人以自然人之地位，

实则肯定了自然人之创造性，尤其是可创造与自然人相类似之实体。这无疑是与

中世纪神学之基本观念根本不相容的。所以，法人拟制说恰是化解神权与自然人

在法人问题上之冲突的绝好办法，17因为其确定法人本身为虚空，仅为法律拟制

之结果，则不仅避免承认人之创造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法人纳入了由神权与教

会法所控制与管理的领域中。而封建权力在给予其贸易行事方便，授予商业垄断

之权力的同时，既不会与新兴势力发生根本性之激烈冲突，又可以缓解财政压力，

维护封建集权。事实上，中世纪时的法人拟制说在英文中的对等词是为Concession

14 这包括封建统治者与都市城邦对商人们交通安全的保护，在定居、与当地居民交易、违禁品的进出口等

方面所给予的方便。尤其在商业资本感到需要建立垄断时，都是以封建政府所授权的方式来获得保护的。

参见前引[日]大冢久雄着《股份公司发展史论》，页24，页27。

15 中世纪之教会，通过建立教堂以及扩充神职人员队伍，不断在各地渗透教会之影响，但是这种扩张却在

中世纪遭到封建专制权力成长之抵抗，因而对商人们的捐助十分需要。有关中世纪教权与俗权间斗争的简

况，可参见李世安，孟广林，贾文化等所著《世界文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81－82。

16 参见李宜琛所著《日耳曼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页29。

17 中世纪法学说将基督教之救赎理论置于中心位置，而且理论重心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尽管在“救世”

的框架内，教会法可以赋予人一定的理性与自由，但终极目的还是维护上帝的权威。有关中世纪教会法之

特点，参见[德]科殷（Helmut Coing）着《法哲学》，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页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