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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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论思想探析 在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汉代哲学思想的研究仍属薄弱。这种薄弱不仅表现在研究专著、论文数量上的偏少，更主要的在于其研究质量上的偏低。就汉代哲学的研究质量言，一则是对汉代哲学的地位和价值认识不足。汉承秦制，汉帝国在经济、政治上为中国封建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在思想文化上定儒学为一尊，从而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确定了指导思想;在哲学思想方面，汉武帝在“册问”贤良文学之士时明确提出了“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问题，董仲舒在回答皇帝之“册问”的“策对”中明确讲到了“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书·董仲舒传》的“天人之际”思想，就连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家也要通过“史”来“究天人之际”问题。但迄今为止，对汉代哲学所明确提出的“天人之际”问题却重视和探讨不够，这使人感觉到，汉代的天人思想要么就是一些神学目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的论的臆想，要么就是一些肤浅的经验直观，难见其中哲学理论的价值。二则对汉代哲学思想的梳理、发掘上有人为地简单化和公式化倾向。虽然现在的汉代哲学研究论著对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刘歆、扬雄、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张衡、《礼记》、《淮南子》、纬书、《太平经》、《黄帝内经》等等的其人、其书的哲学思想多有所发掘，但汉代哲学思想的总体框架仍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王充“元气自然”论的对立，似乎董仲舒讲的是一种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臆想，而与之对立并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则是王充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在此种人为认定的汉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已完全消除了“天人之际”这样真正的哲学问题，人为地将汉代哲学简单化和肤浅化了。第三个方面则是对汉代哲学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比如说，董仲舒为什么要讲“天人感应”论?天与人究竟是如何相感相应的?这种感应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它反映和表现了当时怎样的哲学思维方式和水平?它有什么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哲学价值?王充为何要讲“元气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自然”论?这种理论到底对人们认识、把握宇宙有何作用?王充一味地反对目的论，这种反对究竟有何价值?这些问题并没有深入探讨，仍囿于一般的就事论事。总之，目前对汉代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不够的。笔者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试作探析，以解读其应有的哲学思想价值;并以此为视角，来透视汉代哲学在天人问题上的思想贡献和它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以就教于方家。 一、汉初的思想形势和任务 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册问”的第三次“对策”中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由董仲舒建议、汉武帝采纳而定儒学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这是董仲舒为汉王朝，也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所做出的历史性的贡献。董仲舒为什么要提出定儒学为一尊的建议?汉武帝又为什么能接受这一建议?这与汉王朝的经济、政治形势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及任务相一致的思想形势与任务有密切关系。就是说，汉武帝与董仲舒一起从事和完成的是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的建设工作。 秦帝国是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制国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贡献在于:一是确立了土地私有和买卖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二是废除了封侯建邦的奴隶制的分封制，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所以，在经济和政治上，秦王朝为中国封建社会建制立法，功莫大焉。但在思想领域，秦王朝奉行的却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法家思想路线，这从本质上有违于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故秦王朝未能完成关于封建社会指导思想的建构任务。 汉承秦制后，一方面继承和完善了秦帝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则完成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指导思想的建设任务，即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秦一致，汉王朝在经济上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和买卖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这只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由这一制度所决定和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表现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经济矛盾是: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与生产过程中个体性的矛盾。就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虽然归地主所有(当然，还有一部分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土地，但这不占支配地位)，但地主并不亲自组织生产来耕种它，而是由租地的佃农来使用和耕种。所以，社会的生产在具体进行时，都是由农民(包括佃农、自耕农等)来操作的。农民又怎么来具体操作呢?这就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为广阔背景的、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方式。这样，封建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以稳固、协调的家庭组织为前提和基础。这正是汉初所确立的“孝悌力田”的基本国策。 比如，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诏曰“孝弟，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以户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汉书》之本纪汉初“孝悌力田”方针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的制定和实行，稳固和强化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体制，使其能得以正常、稳定地运转。 也与秦一致，汉王朝在政治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不过，与秦王朝直接、纯粹地实行中央集权制不同，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有一个曲折的完善化过程。秦的中央集权制是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逐渐推行和实施的，故这种中央政权比较直接和纯粹。汉王朝就不同了，因为它遇到了封国和诸侯王的问题。公元前206年，项羽为了照顾参与推翻秦王朝的六国旧贵族及一些新贵族的利益，分封了十八路王国(加项羽自己是十九路)。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也不得不分封韩信、英布等异姓为王。但刘邦很快就看到这些异姓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故断然消灭了这些异姓王。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刘邦又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来藩屏汉室，这就是“同姓诸王”。但是，即使是同姓王，这些诸侯王的存在对中央政权也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在汉文帝时，贾谊就建议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汉景帝时，晁错屡次建议“削藩”。后经吴楚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七国之乱”后，汉政府较大地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至汉武帝时，他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而下“推恩”诏，进一步弱化了诸侯王的实力。经过这一系列的政治策略和努力，至汉武帝时汉王朝基本上解决了中央政府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封建的中央政权得到了巩固。 当汉王朝完成了在经济、政治上对封建体制的强化和完善任务后，如何建立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在已有的儒、墨、道、法等诸子中，只有儒学迎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运行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故巩固、强化、完善家庭关系就是十分重要的思想任务。而这正是儒学的基本思想和长处。儒学所凸显的就是以人的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庭组织为辐射源、以伦理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和谐性问题，它要强化、完善的正是孝、悌这种家庭关系。《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若此言，代表了整个儒学的基本主张。这是说，一个人若能孝悌，就能巩固和稳定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协调了，家庭这一基本的生产组织和单位就能稳固存在，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生产，才能做到安居乐业;人能安居乐业，就不会去做或基本上不会去做以犯上作乱的事了。儒家的这一思想主张以及它所反复强调的人伦关系的和谐，与汉代所确立的“孝悌力田”的经济方针岂不一致?!因此，黄老之学虽然在汉初作为指导思想有近七十年的社会实践且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司马谈等人虽然主张和赞扬过道家思想，《淮南子》虽试图以道家思想为主导来谋求社会的统治，但道家思想终未能荣登统治思想的宝座。经汉初七十年的社会的巩固、发展，至汉武帝时期，经董仲舒建议和汉武帝采纳，儒学终于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终于被建立起来了，这里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儒学所主张的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伦理思想合乎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这一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经济结构。 二、“天人感应”论的神学维度和宗教倾向 以儒学为一尊，这只是一种思想方针和原则。儒学究竟如何来发挥和实施其统治和指导作用呢?表现在哲学层面上，这实际上就是伦理学本体论或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的建构问题，即要把人的伦理关系本体论化。但这一哲学理论任务的完成实非易事，因为这个伦理本体是要以“天”的地位和高度来存在和表现之;但很明显，这个“天”不是和不能是自然之天或天的自然存在，因为此种天只有自然必然性，它与人的伦理行为所具有的自觉自愿的应然性截然不同，倘若人的伦理行为、关系被外化、升华为此种自然之天的话，这根本就没有伦理学本体论可言了。 事实上，所谓伦理学本体论的建立，本身就包涵作为人的伦理行为之存在基础和根据的心性本体论和作为自然必然现象之存在基础和根据的宇宙本体论这两个方面的建立在内，即在心性本体和宇宙本体的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本体”层面上才可将人的伦理行为、关系与宇宙存在统一起来，亦即把人世伦常的应然性与宇宙存在的必然性相等同。所以，伦理学本体论的建立，先要建立宇宙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而要建立宇宙本体论，又要以宇宙生成论为前提。这样，真正的伦理学本体论的建构是个系列过程，即宇宙生成论———宇宙本体论———心性本体论———伦理学本体论。显然，儒学的一尊化所要求的伦理学本体论问题在汉代哲学中是难以被建构完成的;这种本体论到了宋明理学才终被建构完成了，这就是理学的“理”本论。“朱熹庞大体系的根本核心在于建立这样一个观念公式:‘应当’(人世伦常)=必然(宇宙规律)。朱熹包罗万象的‘理’世界是为这个公式而设: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必然’)当即人们所必需(‘应当’)崇奉、遵循、服从的规律、法则、秩序，即‘天理’是也。” 《宋明理学片论》汉代既然将儒学定为一尊，儒学极好地迎合了中国封建社会“孝悌力田”这一基本的经济方针，在哲学层面上就不得不从事关于伦理学本体论的建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构工作。正因为如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明确“册问”到“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这样的“天人之际”问题，建议将儒学定于一尊的董仲舒明确回答了“天人相与之际”的问题，就是史学中也力图贯彻和体现“究天人之际”的精神和原则。但天与人如何真正地“际”起来呢?这不能不是和不得不是伦理学本体论的建立问题。所以，被定于一尊的汉代儒学既要求构建伦理学本体论，但又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这一任务，于是就逼出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这样的伦理学本体论的思想理论。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春秋繁露·基义》这里的“君臣、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