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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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逐渐成为保护环境、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
其中,惩罚性赔偿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制度,其适用效果及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以期为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概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是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对被告的违法行为给予超出其实际损失的赔偿,以达到惩罚和遏制违法行为的目的。
该制度旨在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提高违法成本,从而促使企业或个人遵守环保法规。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现状目前,我国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已开始适用惩罚性赔偿。
然而,由于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导致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赔偿标准的确定、赔偿金额的计算、赔偿范围的界定等均存在争议。
此外,由于司法实践中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尺度不统一,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权威。
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一)赔偿标准的确定当前,我国在确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标准时,主要依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
然而,这些因素往往难以量化,导致赔偿标准的不确定性增加。
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赔偿标准的确定依据,提高其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
(二)赔偿金额的计算赔偿金额的计算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主要采用实际损失加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实际损失的难以确定以及惩罚性赔偿金的比例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导致赔偿金额的计算存在较大争议。
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确保其合理性和公正性。
(三)赔偿范围的界定赔偿范围的界定直接关系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广度和深度。
目前,我国在界定赔偿范围时主要考虑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和范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已成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
其中,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制度之一,对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惩戒环境违法行为、预防环境污染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当前我国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仍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旨在为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依据。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概述惩罚性赔偿是指,当被告因违法行为造成原告损害时,除需承担损失赔偿之外,还需向原赔偿数额以外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对于弥补环境损害、提高违法成本、遏制环境污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一)适用范围不明确当前我国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对于哪些行为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哪些行为不能适用等规定不够明确。
这导致在具体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二)赔偿数额确定困难在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等。
然而,由于这些因素的复杂性,往往难以准确量化,导致赔偿数额难以确定。
(三)执行难问题突出尽管判决了惩罚性赔偿,但往往因为违法企业或个人的资产状况、资金流转等问题,导致判决难以执行。
这不仅影响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效果,也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四、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建议(一)明确适用范围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例如,可以规定对于严重污染环境、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同时,对于轻微的环境违法行为,则不适用或仅适用一般的损失赔偿。
(二)科学确定赔偿数额在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违法所得等。
同时,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引入专家评估机制,对环境污染损害进行科学评估。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问题及对策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全球共同的责任。
在中国,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然而,在实践中,该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1.赔偿标准不够明确现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赔偿标准不够明确,导致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
这使得环境污染企业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规避责任,甚至有企业故意污染环境,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2.赔偿责任难以追溯在实践中,很多企业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但由于存在一些法律漏洞,使得这些企业的赔偿责任难以追溯。
尤其是那些已经关停或破产的企业,更难以追究其责任。
3.赔偿金额偏低在一些生态环境损害事件中,赔偿金额过低,难以真正起到惩戒作用。
这使得环境污染企业在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之间作出选择时,更倾向于前者。
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对策1.明确赔偿标准明确赔偿标准是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键。
应该通过立法手段,明确污染企业的赔偿标准和责任范围,确保损害赔偿数额的公正合理。
2.建立责任追溯机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溯机制,可以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难以追究的问题。
这种机制可以通过加强监管,保留证据和调查取证等方式,追究环境污染企业的责任。
3.加大赔偿力度加大赔偿力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条件之一。
政府应该通过提高罚款金额和加大赔偿力度等方式,使得环境污染企业承担更大的经济责任,从而起到惩戒作用。
同时,应该建立环境风险保险制度,使得企业在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发生时,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
总之,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必须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只有通过加强立法、加强监管、加大惩罚力度等措施,才能真正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D0I:10.13776//d601-506.2021.01.014反思与重构:行政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定位任洋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衔接问题由来已久”虽然《民法典》正式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相关制度规则,但如何协调与平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仍未解决”以行政机关在“两诉”中的重新定位为突破口,可以厘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混乱局面”随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内涵应逐步限缩”以是否已造成生态环境受损的结果作为限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内涵的标准和依据:对于尚未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应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范畴之内月斥讼请求类型以预防性的行为给付型为主;而对于已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则不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应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为主导型诉讼,诉讼请求类型限于以财产给付型为主的赔偿性诉讼”而行政机关应由以预防性为主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舞台逐步向以救济性为主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舞台过渡”关键词:行政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民法典中图分类号:D9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601-5019(2021)01-0107-08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2019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906010055)作者简介:任洋月匕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弓I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试点边立法的制度建构方式①。
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终因立法的明确而尘埃落定,而行政机关是否具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存在法律依据不充分、理论观点莫衷一是的现实困境。
随着新中国历史上首部法典化法律一一《民法典》的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得以正式确立。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继续赋予行政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否具有现实必要性,令人心生疑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开展情况及对策思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是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已经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对策思考。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开展情况如下: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立法上已经有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了企业和个人在生态环境损害中的责任和义务,并规定了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方式。
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实施细则和政策,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提供了操作指南和监管手段。
在具体工作开展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建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受损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修复工作。
一些企业和个人也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责任,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工作中。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执行力度不足,一些企业和个人对损害赔偿的态度不积极,甚至逃避赔偿责任。
损害赔偿标准不够明确,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无法准确计算。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监管和评估机制不完善,缺乏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评估和修复生态环境损害,导致赔偿工作无法实现预期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应采取以下对策思考: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工作,明确损害赔偿的范围、流程和标准,减少争议和纠纷的发生。
加大对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力度,加强监督和执法力度,确保企业和个人履行损害赔偿的责任。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监测、评估和修复机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准确评估和修复生态环境损害。
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损害赔偿工作的认识和意识,增强大众参与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加强生态环境执法力量的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确保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有效实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目前在我国已经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采取一系列对策来加以解决。
《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3.11.06•【分类】司法解释解读正文《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作者:杨临萍刘竹梅宋春雨叶阳(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本文刊登于《人民司法》2023年第31期目次一、制定的背景和意义二、制定的基本原则三、《解释》的主要内容(一)关于生态环境侵权的范围(二)关于数人侵权责任(三)关于第三方治理中的损害赔偿(四)关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五)关于第三人侵权责任(六)关于自然资源使用权益的特殊保护(七)关于过错相抵规则的适用(八)关于诉讼时效制度(九)《解释》与原解释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23年6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90次会议通过,自2023年9月1日施行。
《解释》的施行,对于深入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绿色条款,依法妥善审理生态环境侵权案件,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使用,现就《解释》制定的背景和意义、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制定的背景和意义制定《解释》,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新部署的重要举措。
《解释》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求,努力把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司法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
制定《解释》,是人民法院积极回应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新期盼的有力抓手。
《解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和保护好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作为生态环境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对生态环境侵权法律适用问题的系统规定,切实回应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司法需求,依法及时有效维护被侵权人合法权益。
第34卷第1期2022年1月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SOCIALSCIENCESJOURNALOFUNIVERSITIESINSHANXI Vol.34No.1Jan.2022 收稿日期:2021-07-21基金项目:2021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础研究课题)“山西省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救济路径选择问题研究”(2021YJ057)作者简介:高美艳(1981—),女,山西昔阳人,太原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从事诉讼法学研究。
段中强(1996—),男,河南南召人,太原科技大学硕士生,从事司法法务研究。
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EB/OL].(2019-06-05).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62322.html.引文格式:高美艳,段中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定反思[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34(1):70-75.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定反思高美艳,段中强(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山西太原030024)摘 要:为真正体现出生态环境的“生态”价值,严格落实“损害者担责”原则,更好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程,我国于2017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正式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并于2019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但由于该制度与既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致使理论与实务层面冲突不断。
《若干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两诉”衔接的空白,但衔接机制尚不尽完善。
文章从当下现存问题出发,指出应当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核心立法、明晰其性质、根据适用范围厘清起诉顺位、以一审辩论是否终结为节点补足中止条款等四方面,对当前“两诉”的衔接机制进行优化,以期发挥出“两诉”的最大合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两大制度。
这两种制度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它们共同的目的都是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指当个人或单位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赔偿责任和修复责任的制度。
此制度主要是以行政管理为主,而且是处理具体的案件,针对个体的污染行为进行处理。
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个人或单位需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包括赔偿受损方的经济损失和修复受损的环境。
这种制度督促个人和单位严格控制污染,严格遵守环保法律规定,为环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
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相对应的是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指环保部门或经授权的公民、组织代表大众利益,通过诉讼程序维护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
此制度主要是以法庭审理为主,而且是处理更加宏观的问题。
公益诉讼是对于环境问题的滞后反应,但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
它督促环保部门、企业和公民等协同监管、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缘起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尽管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完善了,但执法力度不足、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一直拖延着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导致环境问题愈加严峻,反映出各方力量不能协同、协作和监管。
同时,环保部门法律人员并不足够多,再加上行政处罚手段单一,生态环境的整治难以得到长期的稳定。
于是,公益诉讼的作用便逐渐被认可,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它是对公众利益的维护,是跨越单个案件所能解决的局限性,进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有力工具。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促进公正、合理、有序的环保行政法律制度的建立;为公共利益、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做出有效的判断;调节公益性和个人性之间的矛盾;维护人民的生态权益。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协同呼应,维护了全社会共同利益,减少了环境非法损害的发生、发展和传播,共建了良好的环境保护法律生命周期,避免了对政府的过大依赖,还强化了监管责任的执行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困境及完善》篇一一、引言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日益严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逐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
本文旨在探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困境(一)法律法规不完善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审理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举证责任分配不均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关键问题之一。
由于生态环境损害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受害方往往难以充分举证,导致赔偿诉讼难以顺利进行。
同时,加害方也往往因为举证责任过重而逃避赔偿责任。
(三)赔偿标准不统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标准不统一,是导致赔偿诉讼困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不同地区、不同案件的赔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同类型案件的赔偿结果差异较大,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公信力。
(四)司法资源不足随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增多,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由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需要专业的法官和专家辅助人等资源支持,而当前司法资源有限,导致审理效率低下,影响了案件的及时解决。
三、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措施(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应加快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赔偿范围、责任主体、举证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同时,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
(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应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减轻受害方的举证负担。
可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等措施,将部分举证责任转移给加害方,促进赔偿诉讼的顺利进行。
同时,加强证据保全和调查取证工作,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衔接一、概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两种重要的环境保护法律手段,其目的是加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制度在衔接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境。
一方面,对案件性质的认定不一致可能导致诉讼混乱,即对于同一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可能存在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或民事公益诉讼的争议。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内容不一致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新的路径,以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良好衔接。
1.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背景与意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
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吉林等7个省市部署开展改革试点。
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该制度的建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旨在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导致的生态环境自身损害赔偿问题。
环境公益诉讼:2013年1月1日,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一规定标志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
在此之前,由于对原告资格的限制,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较少。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为解决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有助于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落实“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基本原则,保护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同时,也是实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重要手段,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回应人民美好环境需求的重要体现。
生态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为视角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4.03.25•【分类】司法调研正文生态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为视角金山江彧超、杨丹芳2014年03月25日引言环境污染行为对国家和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造成了损害,然而现实中,污染者往往被处以行政罚款或者相关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后,损害公共利益的部分即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一直缺乏关注甚至被忽略。
2012年8月31日,最新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55 条虽然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是该条款仍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许多核心问题仍旧处于开放状态。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损害赔偿在责任的认定、赔偿金额的确定、赔偿对象等诸多方面也遭遇难题。
一、生态损害赔偿之价值考量(一)缘起:实体法律的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由于损害赔偿是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之一,因此该条是原则性地规定了环境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
但从该条“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的表述来看,该条只适用于环境侵权私益诉讼,并未涉及公共利益。
同样的表述还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41条。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从该条规定的表述来看,其针对的是污染海洋生态环境及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因此它保护和救济的民事法律客体应当包括生态法益,并将损害赔偿作为责任承担的方式。
然而,在相关实体法中除《海洋环境保护法》外便没有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及其责任承担方式的相关配套规定。
(二)争鸣:反对观点反对生态损害赔偿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的观点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救济手段应是禁止令状、停止侵害及排除妨碍和宣告性判决,而非损害赔偿。
其理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担心将损害赔偿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审理范围,将导致公益与私益相互混杂,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包含内容过于广泛。
现实中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大多同时侵害环境私益,因此有些学者担心如果肯定公益诉讼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肯定私益诉讼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有对同一违法主体实施重复惩罚的嫌疑。
二是基于环境污染而产生的损害赔偿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如果将此问题作为审理的主要内容,则不利于环境公共利益本身的维护。
(三)破题:生态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为区别于私益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本文所称生态损害是指环境资源本身因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所受的损害,最终导致区域环境质量下降或生态功能退化的损害事实。
笔者认为,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环境权益,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同时兼具补救性。
因此,将生态损害赔偿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十分必要。
第一,生态损害赔偿符合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及功能,能够突破传统民事法律救济环境损害的局限性。
我国目前已经建立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主要是对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和直接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的赔偿,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范围,注重对“个人”的赔偿,而缺乏对环境公益损害、间接财产损害和环境健康损害等“人类”、“后代人”的赔偿。
对环境本身的损害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却很难在传统民事损害赔偿制度框架下获得充分救济。
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损害,生态损害赔偿这种救济方式能充分救济被侵害的环境公共权益,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补救功能,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共环境权益,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目的。
第二,生态损害赔偿能够加大环境污染者的违法成本,增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威慑力和执行力。
在我国,针对环境污染违法行为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污染者进行行政处罚,追究其环境行政责任。
然而,单纯的环境行政处罚措施力度有限,不足以威慑环境违法行为。
而行政罚款的数额与往往违法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极不相称,更不足以弥补生态损害,污染者的违法成本仍然较低。
而生态损害赔偿作为一项环境民事责任制度,通过司法形式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来引导人们不从事这些行为。
任何个人或者单位,如果有环境污染行为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将招致巨额的赔偿,加大了违法成本,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此外,传统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都有赖于被告做出一定的行为,这在强制执行阶段往往会遭遇难题。
而生态损害赔偿这种责任承担方式最终将具体量化为一定的金额,将利于增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威慑力和执行力。
第三,将生态损害赔偿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并不会参杂私益。
由于生态损害赔偿仅是对因环境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区域环境质量下降或生态功能退化的赔偿。
而对于环境危害行为导致人的身体健康和公私财物受到损害则不在生态损害赔偿讨论的范围之内。
因此,在公益诉讼中提出生态损害赔偿请求并不会排斥环境侵权私益案件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至于生态损害赔偿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笔者认为不能以“复杂”为由知难而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项新制度,更需要审判实践的不断创新。
二、生态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一)实体法上缺乏请求权基础《民法通则》第2条将民法调整的对象限定在平等主体的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2条也延续了这样的规定。
环境权利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基础。
但目前,我国民事实体法上环境权并未成为与人身权和财产权相并列的民事权利,使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缺少权利基础。
(二)责任难以认定生态损害具有长期性、累积性、潜在性和复合性等特点。
这些特点决定了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在证明责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是举证难。
由于环境问题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因此生态损害的取证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来说极为困难和复杂。
另一方面是因果关系难以认定。
我国侵权法上因果关系传统理论强调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即只有当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否则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外在的、偶然的联系时,则不能认为二者有因果关系。
事实上,对于生态损害,即使由科学家经过长时间的跟踪研究,有时也无法彻底地确定污染行为与生态损害结果之间的必然性。
因此生态损害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如果适用传统理论,因果关系将很难甚至无法认定。
(三)合规抗辩之挑战本文所称“合规抗辩”是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以其排放行为或者其他影响环境的行为符合相关行政法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制标准为由进行的抗辩。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 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一般而言,虽然某行为可能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对生态环境构成潜在威胁,但只要法律规定某行为不违法,等同于赋予行为人可以实施该行为的权利。
然而在不少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往往是合规的排污行为造成了环境和生态的污染。
若此类行为不可诉,则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便有无法实现的可能性。
因此,合规抗辩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成立也是审判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难题。
(四)生态损害赔偿金额难以确定生态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包含着许多专业性的问题,如环境损害的认定、环境损害的评估、环境损害的评估标准、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自然资源要素和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的经济评价、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的可恢复性等等。
由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所承载的价值本身是难以用一定的价格衡量的,加之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标准,因此确定生态损害的金额并非易事。
三、生态损害赔偿--求解环境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路径(一)生态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如前文所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兼具预防性与补救性的功能。
其预防性体现在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有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环境利益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而生态损害赔偿这一救济方式体现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补救性功能,是对因环境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区域环境质量下降或生态功能退化的赔偿。
因此笔者认为生态损害赔偿仅适用于已经发生实际损害后果的案件。
针对尚未对环境发生实际损害但该种损害明显会发生的案件可适用其他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
(二)证明责任的分配及因果关系的认定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及因果关系的认定,由于环境损害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如果在举证责任上对原告要求过严,则有失公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66条也延续了同样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因此环境损害行为实施者在免责事由的成立和因果关系的成立方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都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另外,环境危害行为与生态损害结果之间在因果关系的证明上如果继续适用传统民事诉讼的直接因果关系,将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困难。
在现代环境侵权诉讼中,各国一般倾向于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我国尚无因果关系推定的直接法律规定, 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对因果关系推定做出严格的要求。
事实上某些地方的司法实践已经适用了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例如天津市海事法院2004年4月12日依在滦河口海域污染事故判决中认为某污染企业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排放的污水能到达原告的养殖水质标准,不能充分证明其排放污水的行为与原告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可能造成养殖生物死亡,因此判令该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故在无因果关系认定的直接证据时,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来推定其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能够弥补传统直接因果关系理论的不足,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三)合规抗辩问题长期以来污染者有一种错误认识,即只要确认环境危害行为如排污等符合相关行政法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制标准,则排污行为等环境危害行为就是合法的,污染者就不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然而我们不应混淆行政规制与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