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谦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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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三个问题的思考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发展至今已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是中国文学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其进行总结与反思,将有利于推进它自身和女性文学的向前发展。
一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的展开是伴随着对“女性文学”概念的讨论而开始的,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延续至今。
回顾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新时期,吴黛英首次使用“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王福湘首先作出回应,对吴黛英总结的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提出质疑(《“女性文学论”质疑》,《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2期),拉开了讨论的序幕。
综观讨论的文章,对“女性文学”的认定基本上没有超出创作主体、题材、形式和观念四个范畴,由此引出了三类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主体题材论。
持这种观点的评论者从创作主体和作品题材理解“女性文学”。
由于对主体和题材的认定不同,又派生出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创作的主体必须是女作家,但题材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女性之外的一切生活,即女作家的一切创作,女性创作的一切作品。
它既包括作家以女性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表现妇女意识、妇女世界为主要艺术追求的“内在世界”,也包括作家以辩证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妇女世界的“外在世界”。
代表性的文章有王菲的《张欣欣小说的内心视镜与外在视界——兼论当代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该文首次提出女性文学“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概念:“女性文学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划分,是从女性文学的创作主体必须是女性的这一根本基点出发,在对创作客体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向的总体把握中,按照创作主体观照世界的不同眼光,及创作客体的特定内容作出的大致归类。
”后来王春荣在《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一书中重申了此看法是“强调女作家作品这一基本要素,而又不绝对限制文学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女性生活、女性问题、女性形象。
2012年第02期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No.02,2012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Vol .28(总302期)Total No .302收稿日期:2011—11—12作者简介:马丽敏(1979—),女,山西大同人,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人文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注:本论文为衢州学院2010年度校级教改项目成果,项目编号为:JG201019《女性文学》课程“过程模式”教学的开发与实践马丽敏(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人文系,浙江衢州324000)摘要:《女性文学》课程在突出女性文化特色和强化女性意识方面担当重要的职责,但当下我国《女性文学》教学一直承继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定位。
从斯坦豪斯“过程模式”中寻找依据和理论指导,对《女性文学》课程教学进行创新开发和建设,进而探讨符合我国教育发展思路的课程观。
关键词:女性文学;过程模式;经验介入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2—0053—02一、《女性文学》教学现状近年来,高等院校推进教学改革和教学体系建设,而《女性文学》作为文科专业的选修课,逐步在各大高校开设。
与其他文学课程不同,它的课程建设讲求在一个逐步建构女性文化的过程中发展,所以这里我们需要以重“过程”实现的教学观来指导。
然而,习惯性的沿用传统教学观,《女性文学》也停留在单向度的信息传递,如教学上忠实于专家和权威的指令,加重教师工具化的特征,对学生而言也难于参与到知识的建构中。
从在大专院校开设情况看,该课程在中文系各专业逐步开设,课时一般只有22学时左右。
有限的教学时间和大专生重基础知识的教学目标,在应用探讨教学、将课程放入更为开阔的文化语境、将课程内容向影视文本的延伸等方面,都存在教学困境。
在课程定位上,《女性文学》也常被误读。
从现状来看解决的关键在于:首先,培养目标上《女性文学》的教学对象将从以往大专生转向本科生,课时有所增加,这要求本着以知识建构的体系性和延展性为前提,必须考虑到为学科方向的进一步深造建构起适合本科生培养的教学理念。
摘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涌现出大量描写战争中女性生活及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
对战争女性形象的描写,打破了传统的对女性世界的描写,开拓了女性创作的新空间,但也有雄化、失落、淡化等遗憾。
关键词:战争;女性形象;女性意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所有的中国人而言,并非只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和血肉横飞的伤亡,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制度、文化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乃至文明状态的改变。
“在如此严峻的、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
[1]在战争环境下,文学创作也不能脱离历史的轨迹,因此,“革命”与“战斗”取代了“五四”时期的启蒙,成为战争时期的主要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中的主题话语。
作为女性,如何在战争的缝隙中求得生存,在国家命运与自我解放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当代作家对战争及战争中人的价值的丧失这一问题的反思更为真实和深入。
“女性意识”一词,最初被称为“妇女意识”,后来统一翻译为“女性意识”。
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是在1929 年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自己的一间屋子》(1929 年)中提出来的。
她们的基本思想是反抗父权制度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反对妇女的屈从地位,要求妇女解放。
“女性意识”传入中国以后,在不同的女性形象身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
比较全面的归纳是乐黛云教授的论述:“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
分析战争年代中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在和平年代全面阐释“女性意识”及其文学意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论《红豆》中江玫的女性意识建构刘畅摘要:《红豆》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爱情之中人物的成长和蜕变引人探寻。
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女主人公江玫在走出“桃花源”、历经爱情和友情、确立理想和热望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女性意识的建构。
关键词:女性意识;成长;抉择《红豆》在195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是宗璞為了响应当时“百花齐放,白家争鸣”方针而创作的一篇革命爱情小说。
宗璞创作《红豆》,一方面她在遵循着政治化的文学标准,另一方面,她也表达着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思考。
刘思谦说:“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
①故事行进的内核正是江玫在美好而痛苦的复杂人生体验中女性意识的建构。
一、走出桃花源,迈向真实的人间江玫自小和母亲生活,单亲的家庭环境造就了她敏感谨慎的性格特点。
受母亲行事的影响,她二十年来的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
但是她在潜意识内是存在对理想自我和理想生活的思考的,只是没有在合适的机遇下被触动。
进入大学之后,爱情、理想、友情纷至沓来,她逐渐告别了过去的自己,走出了曾经那个没有外物纷扰的桃花源,走向了促使她疯狂、激动、热血沸腾的眼前的真实的人间。
她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姑娘,安静内敛,学习钢琴、富有艺术气质。
她在大学与学习物理、喜爱弹钢琴的齐虹相遇,两人相互吸引,陷入爱河。
爱情的到来让她感受到了幸福,但是也伴随着矛盾和痛苦。
而与萧素的相交不仅让她收获了诚挚的友情,也让她的理想开始萌芽。
萧素对江玫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的理想体现着他的价值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人生道路的抉择。
江玫在萧素的濡染之下建立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对革命和正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从桃花源中走出来,迈向了纷繁的人间,女性意识被初步唤醒。
二、爱情与理想,在燃烧中成长“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支,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红豆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经典意象,代表着相思和哀怨,它也贯穿了文章的始终,这一意象的运用注定着江玫与齐虹爱情的缠绵悱恻。
女性意识的萌芽———论王鲁彦笔下的女性形象周春英,孟莹莹(宁波大学,浙江宁波315211)摘要:乡土小说作家王鲁彦笔下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很多,但很有特色,尤其是李妈、阿芝婶、陈老奶这三位女性,她们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显示了各自独特的个性和命运。
从她们身上体现出中国女性从接受命运的安排、服从外在势力的调派到积极改善自己的现状这样的发展轨迹,女性意识开始萌芽。
关键词:女性意识;王鲁彦小说;女性形象中图分类号:I207.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60(2009)04-0064-05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男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直到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袁枚、曹雪芹等人,才开始同情妇女、批判男权。
他们在作品和论著中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对于提高女性地位的倡导,直接影响了戊戌变法以降直至五四运动中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的女性观念。
其中李贽的“童心”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所谓“‘童心’便是真心,便是一个人未受到封建儒教毒害前的‘本心’,既指生来就有的先天观念,又指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真切感受及率直行动,当然也包括了两性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的性别感情指向。
”[1]“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思想家、文学家内外兼收、博古通今,既继承明清思想家的精华,又接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影响,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子,分别从批判封建的性别文化和大力提倡妇女人权两方面写文章大声疾呼,希望广大妇女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解放出来。
陈独秀和李大钊各写了十几篇振聋发聩的文章,鲁迅也写了《我之节烈观》、《再论雷锋塔的倒掉》,对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把“国将不国”、“人心日下”归咎于妇女“不节烈”的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同时还把这种观点贯穿到自己的小说中去,在《祝福》、《明天》、《离婚》塑造了三类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些女性悲惨命运的揭示,痛斥了吃人的封建礼教。
鲁迅的小说在许钦文、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王鲁彦等爱好文学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远离家乡,居住在北京或上海,对于家乡贫困的农民、破败的农村有一种强烈的关怀和启蒙之情,他们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乡村生活的贫穷、落后,民众的愚昧、麻木,以及家乡妇女的悲惨命运,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女性形象。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论张洁的女性意识——以《无字》为中心专业班级:汉语言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张洁,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作家。
20世纪70年代末期,她的首篇作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在文坛初露锋芒,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她是当代文坛上唯一一位两度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在国外她也颇有名气,作品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广为流传。
1998年已经沉寂了许久的张洁陆续出版了三卷本长篇小说《无字》,并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张洁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方舟》、《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到这个世纪的《无字》和《知在》,张洁一直在用生命书写着时代的音韵。
她把写作触角深入到女性生存与社会境况领域内,以强烈的女性意识,传达了作家的女性体验。
本文作者将利用所学的文艺理论知识和文学评论方法,从作品体现的女性意识切入,对小说的思想内涵进行总结概括和整体性的探讨,进而达到对张洁的文学成就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同时对其做出相应的文学史评价。
《无字》这本书中通过描写三代女性的生命史,表现出在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之中三位女性命运的沉浮。
全书以吴为的成长为主线,剥离出三代女性生命的悲欢离合。
女性意识从无到有,不断的枝叶繁茂。
我将以女性意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来阐述张洁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诠释知识女性生存的尴尬与无助。
张洁的作品是女性文学的代表。
她的作品大多描述知识分子女性的生活和情感,贯穿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是文学作品以人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
刘思谦认为:“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
一.什么是女性文学刘思谦的定义是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
新时期,吴黛英首次使用“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王福湘首先作出回应,对吴黛英总结的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提出质疑(《“女性文学论”质疑》,《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2期),拉开了讨论的序幕。
由此引出了三类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主体题材论。
持这种观点的评论者从创作主体和作品题材理解“女性文学”。
第一种看法认为,创作的主体必须是女作家,但题材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女性之外的一切生活,即女作家的一切创作,女性创作的一切作品。
它既包括作家以女性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表现妇女意识、妇女世界为主要艺术追求的“内在世界”,也包括作家以辩证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妇女世界的“外在世界”。
第二种看法认为,创作的主体必须是女性,题材也必须是反映女性生活,即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妇女生活,并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品。
吴黛英在《女性世界和女性文学》(《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中指出,女性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一般指女作家的作品,假如定得更为严格,应该是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妇女生活,并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风格的文学作品。
就她个人而言,赞同狭义的概念。
第三种看法认为,创作主体男女皆可,但必须是描写妇女生活的,即一切描写妇女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男作家的此类作品。
刘慧英在《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三联书店,1995)一书中说:“我所划定和描述的女性文学批评的区域相对约定俗成的女性文学概念既更严密(排除了女作家非妇女问题的写作),又更具松散性(接纳了男性作家或其它主题和题材的作品中有关女性问题的思考以及与此有关的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
”第二,主体形式论。
进入80年代后期,对“女性文学”的界定跳出了题材论,深入到女性写作的本体性层面,即语言、叙事等形式层面,一方面依然看重创作主体必须是女性,另一方面借鉴西方解构主义、形式主义理论,提出女性文学更重要的是从形式上颠覆传统,建构自己的话语形态,并以此介入主流话语。
从守旧女性至极化现象到当代女性解放1、相关定义1.1、「剰女」の概念結婚適齢期をすぎたまた結婚しない女性達は「剰女」と呼ばれる。
日本語で「負け犬」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もちろん「3S女」と呼ばれてもいい、「剰女」というのは字面から見るなら「残されたもの」と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実は、「過ぎる」が絶対的な過多ではない、相対的である。
相対的というのは「剰女」たち自身が結婚相手への基準と需要上の過多だ。
おおくの「剰女」は高学歴と高収入のある優秀な女性である。
しかし、彼女たちと比べて、年上の女は子供が出来た、年下の女も結婚した。
あいにく残される彼女達である。
よく考えば、これは当たり前のことだ。
「剰女」たちは若い時に、一生懸命仕事をするばかりだ。
男と出会いの機会がなく、恋愛の時間もない。
本当に愛情で完敗である。
年齢が増えているが、結婚しないまま「独身貴族」として生活し、だんだん残された「剰女」になる。
1.2、女性意识的概念界定马克思在《社会女性观》中提出了主体性的定义,认为女性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主要动因”。
周利荣(2002)认为”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处境、历史生成、社会地位、人生价值、权利利益、个性发展等等一系列关涉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兼及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多元型态]。
解晓静(2007)认为女性意识只是相对男性意识的一种性别观念,主要包括鲜明的主体意识、强烈的自我意识及严肃的平等意识[ 试析新时期大众音乐中女性意识的形成与社会环境]。
戴潍娜(2011)将女性意识理解为一种拒绝承认性别间不平等状态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认识[ 中国女性意识的困境]。
1.3、”女性文学”的概念“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它有着特定历史所赋予的具体的时代内涵。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初步辨析作为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当代也继续着其独特的文学传统。
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中,存在着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为研究者带来了相当多的挑战。
首先,中国女性文学的传统受到了众多的限制,这些限制不仅来自于传统的思想观念,也来自于大环境对于女性权益的限制。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政治层面上,女性的地位总体比男性低,甚至受到众多的侵犯和歧视。
这种社会背景下,女性文学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自然也是相当有限的。
另外,在文学传统中,女性的角色定位也常常受到限制,女性常常被沦为男性的陪衬,甚至也缺少能够突破传统思想的女性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
这导致女性作品的数量与质量均相对较低,但随着时代变迁,这些限制的确在逐渐地被缓解。
其次,与以往而言,男性作家的作品被赋予更多的文学权威,而女性文学则被认为是“次品”,甚至被视为没有盈利潜力。
这种单一而狭窄的观念导致了女性文学在出版、评价、奖励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不足。
对于出版社而言,往往更倾向于采纳男性作家的作品,而对删去女性作家的个人经历、家庭事务等描写,让女性作品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同时,女性在中国文学领域内也存在性别意识的偏差,女性作品的出版、支持、传播、受众等方面都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这种偏见导致了女性在文学界的不平等待遇,使得他们无法赢得自己的受众,也增大了他们在文学合作和媒体报道方面的困难。
此外,作者的自身性别因素也影响着作品的创作,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讲,她们的生育和家庭责任经常阻碍创作。
因此,作品的数量和感性、主体性特征也相对较少。
最后,中国女性文学界还存在着较为厉害的学术惯性,在学术研究方面缺少新的视角和方法,从而导致了一定的盲区。
同时,现有研究中很少关注脱离主流的女性视角,造成女性文学研究的局限性,难以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文学研究缺乏价值。
从文化、社会、艺术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作出全面的思考和研究,对于更好地认识社会、进一步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普及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宗璞《南渡记》《东藏记》中知识女性对自我的体认作者:魏静来源:《内蒙古教育·科研版》2020年第03期摘要:从原先的被漠视忽略到现代提倡的“男女平等”,女性好似在社会获得了公平地位,然而因为其无法避免的身份的多重性,女性实际上至今还未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平等。
在现代社会,对女性而言,树立现代意识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对宗璞《南渡记》《东藏记》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探析,以期待对现代女性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宗璞;女性形象;现代意识【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20)03B-0108-03女性的身份注定是復杂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从原先的被漠视忽略到现代的“男女平等”,女性好似在社会获得了公平地位,然而因为其无法躲避的身份的多重性,女性实际上至今还未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平等。
我们熟知的作家谌容的《人到中年》就准确而深刻地刻画了这样一个女性形象——陆文婷。
她集多重身份于一身,在家为妻母,在外是眼科医生;在家庭,她要忍受繁忙的家务与狭小的居住环境;于事业,她理应尽职尽责,承担紧张、困难的眼科手术工作。
爱情与家庭、事业与自由,这些本来是并不矛盾与复杂的,但是因为女性身份的复杂,女性终究无法摆脱并必将经历生存与生活的各种困境,陆文婷终于因劳累而病倒。
女性的这种尴尬处境,在现代社会极为普遍。
社会的安定和进步,就一定意味着女性自我的发展,甚至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吗?对这个问题,所有的女性都需要自省。
《红高粱》中的戴凤莲,身处抗战年代,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甚至有着朴素旦坚定的爱国精神,这也算得上是有着自由和发展的女性了。
她所获得的自我,尽管意识上不甚清晰,但是在存在形式上却极为鲜明。
因此,女性的平等地位,不是他人赋予的,是女性通过自我的认知获得的。
女性要想实现真正的自我,一方面是不容忽视的经济基础的作用,不能置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顾;另一方面,女性对自己主体性的探寻,对自我的体认也极为重要。
浅析海岩小说中的女警形象作者:蒋娉娉王丽丽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年第04期摘要:作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的海岩,他的小说形式有着别具一格的特点,伴随着他的作品的流行和研究热潮,本文以他塑造的女警形象来分析他的创作特点和小说成功的原因。
这种鲜活的女性形象不仅丰富了当代小说的题材创作,同时也增加了海岩小说的可读性。
关键词:海岩小说;女性;女警察形象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7-0003-01女性是海岩作品着力表现和歌颂的对象。
他站在理解女性、尊重女性的角度对女性进行描述,塑造了一系列从外表到内涵都十分美好的女警察形象。
正如国内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刘思谦教授所认为的那样,“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由于性别是人的一种属性、一种先天的生理属性和后天的文化心理构成,从性别视角切入文学文本,便会发现一些用别的视角所无法发现的文本内涵”,“将‘性别’作为关键词切入文学文本分析,就像是打开一扇长期关闭的窗户,种种有性别而又超越性别的人性的,政治的,心理的,审美的意义将会进入我们的视野,得到综合性的彰显与澄明。
”同时发现女性是其关键词,因此想要从海岩小说中的女警形象这个角度去解析海岩作品,以这个特殊角度为中心,探讨整体社会文化对职业性别形象的塑造与改造,以及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个体身份和群体社会地位的作用和影响。
希望以笔者的思考,为海岩小说研究增加一个新的维度。
海岩说:“我的小说都是以写女性、研究女性为主,男性是一摆设假设有这么样一个人,所以你看女性都是非常丰满和现实的,复杂的。
”一、女警形象的特点海岩对传统的女警形象做了突破。
他所塑造的女警的爱情观和事业观不再拘泥于世俗传统的风格。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观音》这三部小说中的女主角既具有强烈的职责使命和社会责任感,也不失爱恨情仇的凡夫平常心。
这使我们看到了女警这一形象的内在复杂性和人格魅力。
刘思谦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考
刘思谦认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批判夫权制的同时,也在追问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和我是谁。
这是“五四”以来至今女性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受肖瓦尔特“女性主义批评至今尚无理论基础,它是在现代的理论风暴下依靠经验幸存的孤儿”的启发,她把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基础和起点定位在“女性经验”上。
几千年的文学史是女性经验不在场的历史,男性叙述为经验主体和言说主体,基本上无视女性的生存经验,他们虽然也写女性,但基本上是按照他自知或不自知的性别偏见来写女性,这种状况至今也没有完全改观。
在他们笔下,女性经验是以被扭曲被遮蔽的形式而不在场的。
女性评论家以经验主体的身份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感知和评说,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揭穿了一些男作家以自己的性别偏见任意涂抹女人的经验的荒谬。
这就是女性文学批评以女性经验为基础和起点的意义。
女性经验,包括生活经验、写作经验、阅读经验,在女性文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女性经验通过媒介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时,无论研究者是女性还是男性,都不能无视她的存在。
但是,作为一种个人化行为的女性经验是否正确,在多大意义上超越了她的个人性,从而代表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女性经验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女性经验只有放在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阐释意义。
对此,刘思谦在方法论中引入了价值论,把女性经验放在广阔的有关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论框架中,对丰富复杂的女性个人经验做出价值判断和哲学的审美的提升。
女性经验作为主体意识的显现,它强调这种经验在女性写作中的权利和价值,赋予这种经验以理论的权威性。
依靠这种经验的天然的亲和力,女性阅读者很容易与女性文学取得思想共鸣和相通的审美感受。
女性文学研究以女性经验为起点,研究与性别有关的问题,就必然以性别视
角切入文本。
性别视角,应是包括男女两性的视角。
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人的视角。
即把自然性别为女或为男的人都作为具有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人的视角,是一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广阔的而不是狭隘的人类悲悯和人文情怀。
把它作为价值论引入女性文学批评方法,就是一种具体的以性别作为分析范畴的价值基点、批评视野,决定了我们应该肯定什么反对什么,也决定了我们对文本意义的发现和阐释。
女性文学研究应该成为一个跨学科、交叉性的学科,是由于女性文学文本本身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决定的。
可以说,一切有关人的学科都跟它有关。
如文艺学、美学、女性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大众传播等,但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女作家或者文本———的特点来具体地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
通过对有关理论问题的思考,刘思谦把女性文学的研究理路定位在女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而且人文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价值基点、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