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法律人必看的十本经典著作（岳运生）2008-11-19 08:591、《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林达一本美籍华人写的关于美国社会的故事性书籍，让人感觉在美国，法律就是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日常的存在。
在这本书里，作者以独特又敏锐的洞察力，结合血肉丰满的生动案例，辅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向我们全面、细致、客观的展示了一幅美国民主政治体制，尤其是司法制度的精美画卷，矫正了一些人们从看电影大片中产生的想当然的常识性的错误，令人获益匪浅。
2、《政法笔记》——冯象本书可以说是冯象的“案例”随笔，是旨在提供一种真正的“普法文章”。
从孔夫子名誉权、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取名用生僻字、性贿赂、人体写真，到版权、美国大选……涉及“政法”的各方面。
《政法笔记》所做的，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定社会控制方式——法治——的追究与批判。
3、《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苏力朱苏力的著作，往往从身边日常惯见的“俗话、俗语或俗事”出发，分析出令人惊叹的学术意义来。
本书亦是如此，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认为想当然的东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尽管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同意苏力的观点，但是他对问题的态度、对观点的论证过程、特别是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足以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感觉到知识的愉悦。
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苏力在传统与变革之争中，人们往往以外在的现象为准则判断优劣，而忽视其本质根源。
在对西方法律的移植过程中，人们也往往只由于看到西方法制下的繁荣，而没有看到他们的本土资源。
从而使我们开始彷徨，于是我们开始反思，然而大多反思的结果是“把‘现代法制’看作一个有待于明天实现的理想，而把本土情境视为存在于今天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从而我们面临的便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和现实的不甘妥协之间的两难困境”（赵晓力言）。
正是在此背景下，苏力用一种新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困境以期寻求最佳答案。
5、《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并非纯粹性的学术著作，而是美国大学法学院的法理学教材，这对我们了解西方法理学、西方的法学教育、西方的教材撰写编排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因此这本书介绍给大家其意义要比纯粹性学术著作更大，是能启发法学思维的一本好书。
专题三现代文阅读第31讲论证结构与论证思路（练习）目录一、考点过关练 (2)考向1：分析文章论证结构 (2)考向2：分析文章的论证思路 (5)二、真题实战练 (9)三、重难创新练 (19)考向1：分析文章论证结构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①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
北京时间2022年4月16日上午，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
从首次在轨通过遥操作完成货运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到中国女航天员首次太空漫步，从举办中国人首次天宫画展，到中国航天员首次太空跨年、首次在太空过春节，一个又一个“首次”，彰显了我国不断提升的航天实力，激发了无数青年的爱国热情，鼓舞着广大青年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豪情壮志。
②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新时代中国青年必须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这是广大青年担负起时代责任的内在要求，也是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
③爱国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
1935年初秋，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向全体师生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振奋了师生为国奋斗之志。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谈到了这个故事，并强调“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历史如何发展，对于广大青年而言，爱国之情始终是再朴素不过的情感，强国之志始终是再基本不过的抱负，报国之行始终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电大一体化平台-中华文化概说(51779)-2024年春季学期中华文化概说第3次平时作业-1-参考资料
温馨提示：本文档从网络收集整理而来！请仔细核对是不是您需要的题目再下载！！预祝您取得好成绩百！一、单选题（共5题，共30分）
1、（）提出“非命”论，认为命是一种虚幻的超验之物，它往往使人放弃自身的努力，从而导致了社会的惰性。
A : 儒家
B : 阴阳家
C : 法家
D : 墨家
参考答案是：D
2、中国封建伦理规范的最高法则为（）。
A : 三纲
B : 五常
C : 五伦
D : 十教
参考答案是：C
3、在（）看来，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强弱，并非取决于天命，而在于君主是否能正确地运用法、术、势。
A : 儒家
B : 术家
C : 法家
D : 墨家
参考答案是：C
4、（）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的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A : 贵和尚中
B : 以人为本
C : 重和去同
D : 刚健有为
参考答案是：D
5、地域文化形成的第一个条件是（）。
A : 人文环境
B : 地理环境
C : 生活环境
D : 自然环境
参考答案是：B
二、多选题（共5题，共40分）
1、唐代在草书方面被视为楷模的书法家有（）。
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的试题答案一、单选题1.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A. 法治B. 仁义C. 礼仪D. 忠诚答案：B2. 法治中国建设中，强调的“依法治国”是指什么？A. 以法律为工具治理国家B. 以道德为指导治理国家C. 以人治为主导治理国家D. 以法治为手段，以德治为补充答案：D3. 以下哪项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常”？A. 仁B. 义C. 礼D. 智E. 信答案：E4. “礼之用，和为贵”是哪位儒家思想家的主张？A. 孔子B. 孟子C. 荀子D. 韩非子答案：A5. 法治中国的建设，强调了哪些方面的法治原则？A.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B. 法律的权威性C. 法律的普遍适用性D. 所有以上选项答案：D二、多选题6.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包括哪些方面？A. 家庭礼仪B. 社会礼仪C. 国家礼仪D. 个人修养答案：A, B, C, D7. 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A. 完善的法律体系B. 公正的司法制度C. 公民的法律意识D. 政府的法治实践答案：A, B, C, D8. 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系体现在哪些方面？A. 传统文化为法治中国提供道德基础B. 法治中国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C. 传统文化与法治相互独立，互不影响D. 法治中国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答案：A, B, D三、判断题9. 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念与法治中国建设是相悖的。
答案：错误10. 法治中国建设要求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答案：正确四、简答题11. 简述中国传统文化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答：中国传统文化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为法治提供了道德基础，促进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形成。
同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五、论述题12. 论述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答：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的知识点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的知识点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为其轴心的，而儒家学说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在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等级伦理等级伦理是儒家文化的首要特征，它产生于也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
儒家以“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一准乎礼”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而“礼”强调的是等差之爱，尊卑有序。
人们在行为选择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触犯当权者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法律与正义。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主要强调的是群体价值而不是个人价值，个体在群体中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
这样就必然以各种纲常规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约束人们的行为，压抑人们的欲望和创造性，进而把个人的价值消解在群体中。
因此，在等级伦理下，不可能形成追求公平、正义、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模式，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伦理结构“与私法、民法有着普遍的逻辑上的矛盾。
[①]”(二)宗法意识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农业社会，它以农业文明为依托，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这种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使整个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隶属于血缘纽带之上。
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存在与发展，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的一切行为模式、心理状态都受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往往是通过家族的媒介功能实现的。
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面貌。
宗法意识是传统文化、儒家伦理的基本内核，“儒家以孝第二字为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本，而不可动摇。
”[②]它以孝为出发，以孝推出第，继而推出信，由里及表，通过血缘关系以己为中心扩展成一个亲属远近之分的伦理圈，这种现象被费孝通先生称为“差序格局”，“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样大家全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影响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涵盖了：崇尚礼德、天人合一、和与中、求实精神。
而当代的法治主要体现以下三项基本原则：法律至上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人权和自由原则。
(一)崇尚礼和德的传统文化，是社会关系的调和器，法律至上原则的推进器崇尚礼仪和道德这一根本价值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并通过礼仪和道德理念的推广，保证国家法治的有效运转。
我国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及《民法通则》的诚信原则，正是依靠礼和德来推行法律的实施，通过礼和德的传统文化根基来明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增强道德的约束力。
虽然当代的法治理念不能过多包涵道德因素，但是不可否认没有社会道德基础的法律，体现不了人文关怀，引不起人们心中基于民族情怀的共鸣，最终不可能成为良法，或者说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传统文化中对礼和道德观念的推崇，对当代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是社会关系的调和器，推进了法律至上原则实现。
(二)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观念，警示并影响着当代法治建设的目的天人合一的内涵是自然与人的统一，它产生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蕴涵着人与自然应保持和谐的要求。
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社会背景下，人们只能靠天吃饭。
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为了能过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幸福生活，他们必须保护自然环境，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肆意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他们的生存将面临严重的威胁。
由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与敬仰的朴素思想出发，后来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理念。
因此这种纯朴的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理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对当代的环境保护立法、经济发展立法都有警示作用，告诫立法者立法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同时也可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树立依法治理环境的观念。
法学生必读书籍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本书最大的价值当在法学“启蒙”。
它会告诉我们在观察法律现象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进路，以及，如何揭示常识、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
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读完此书，会感觉法律原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
2.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写得精彩，译得也精彩。
探索法律背后的精神，支撑法律的东西。
“没有信仰，法律它将形同虚设”。
在中国既有的法律传统被打破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寻找新的在法律下生活的传统？当然，读此书时，不要片面追求其中精彩的语句，更要注重起分析的思路和线索。
3.刘瑜：《民主的细节》这本书是众多学者推荐的书，是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
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我一直喜欢读刘瑜的文字，她的生动是智慧的生动。
在洞察力和解析能力的背后，是一个充满灵气和悟性的独立思想者。
我总是读完一篇就在等着她的下一篇文章出来。
——林达今日中国的公共讨论常见一种病理化的倾向，总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大而无当地浮游表层，夹缠不清，难以寸进。
所以刘瑜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她替这些苍白的名词补回了该有的细节和血肉，有专业学养的根基，又有平近亲和的故事。
她的评论正是这时代最需要的营养剂。
——梁文道我喜欢刘瑜的评论，她讲求事实与论据，不轻易选择左中右的某一方立场，对群众和权力，少数与多数都保持警惕和观察，避免简单的是非判断，避免振臂一呼的冲动，避免智力上的懒惰。
有这样的理性，才有负责任的时评。
——柴静4.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二》以信件的形式，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开始，用一连串的故事，层层铺排出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深刻地了解美国是如何在自身的制度系统中，通过“平衡和制约”去实施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评选结果的通报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4.03.28•【分类】其他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评选结果的通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厅字〔2023〕5号），促进应用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的深度融合，构建应用法学研究成果评价规范及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和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联合承办的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评选活动现已完成。
评审标准注重司法实务对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检验与科学反馈，坚持促进应用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审方式，对2017-2023年发表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的法学论文进行严格筛选，每届各推选出2000篇进入评审，邀请来自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国法学会等法律实务及理论研究部门的资深专家，按照专业领域，经过严格的初评、复评、终评等程序，并专门成立由法律实务部门资深专家及科研院所知名学者参加的评审委员会，对拟获奖论文逐一进行评议，最终评选出第一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20篇，第二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20篇。
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布。
希望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应用法学研究人员学习借鉴上述优秀成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高质量应用法学研究服务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附件：1.第一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获奖名单2.第二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获奖名单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3月28日附件1第一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获奖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作者单位以论文发表时为准）1.民法典编纂与中国民法学体系的发展作者：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原载于《法学家》2019年第3期）2.滥用知情权的逻辑及展开作者：王锡锌北京大学（原载于《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3.地方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实证研究作者：左卫民四川大学（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4.我国民法典分则创设居住权制度的立法理由作者：申卫星清华大学（原载于《现代法学》2018年第2期）5.关于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若干问题的思考作者：刘贵祥最高人民法院（原载于《中国应用法学》2019年第5期）6.网络侵财犯罪刑法规制与定性的基本问题作者：刘宪权华东政法大学（原载于《中外法学》2017年第4期）7.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作者：孙长永西南政法大学（原载于《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8.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方略和实践作者：张文显中国法学会（原载于《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9.有限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侵害救济研究——兼评《九民纪要》的相关裁判规则作者：李建伟中国政法大学（原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4期）10.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作者：沈亮最高人民法院（原载于《人民司法》2018年第34期）11.追求裁判的社会效果:1983-2012作者：宋亚辉南京大学（原载于《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12.宅基地使用权的制度困局与破解之维作者：陈小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载于《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13.正当防卫如何才能避免沦为僵尸条款——以于欢故意伤害案一审判决为例的刑法教义学分析作者：陈兴良北京大学（原载于《法学家》2017年第5期）14.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作者：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原载于《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15.聂树斌案再审：由来、问题与意义作者：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原载于《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16.混合共同担保的法律规则:裁判分歧与制度完善作者：高圣平中国人民大学（原载于《清华法学》2017年第5期）17.民法分则物权编立法研究作者：崔建远暨南大学（原载于《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18.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探微作者：喻海松最高人民法院（原载于《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4期）19.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作者：程啸清华大学（原载于《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20.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新探作者：程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原载于《法商研究》2019年第19期）附件2第二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获奖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作者单位以论文发表时为准）1.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政府理论的核心命题作者：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原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2.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风险及伦理规制作者：王禄生东南大学（原载于《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3.认罪认罚案件如何实现“以审判为中心”作者：龙宗智四川大学（原载于《中国应用法学》2022年第4期）4.为什么说我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作者：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原载于《中国应用法学》2022年第3期）5.检察机关如何行使好保留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作者：朱孝清中国法学会（原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1期）6.法秩序统一原理下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刑民衔接适用作者：刘艳红中国政法大学（原载于《现代法学》2021年第4期）7.诉源治理的理论、实践及发展方向作者：李占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载于《法律适用》2022年第10期）8.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民事责任作者：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原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9.夫妻债务的基本类型、责任基础与责任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夫妻债务解释》实体法评析作者：汪洋清华大学（原载于《当代法学》2019年第3期）10.论公安侦查权与行政权的衔接作者：张泽涛广州大学（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11.互联网经济下重读“竞争关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意义——以京、沪、粤法院2000-2018年的相关案件为引证作者：陈兵南开大学（原载于《法学》2019年第7期）12.量刑建议的若干问题作者：陈国庆最高人民检察院（原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5期）13.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八大争议问题作者：陈瑞华北京大学（原载于《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14.司法审查中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标准作者：周佑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15.警务数据采集与运用中的法律问题探究作者：高文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载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16.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切实贯彻实施《民法典》绿色条款作者：陶凯元最高人民法院（原载于《法律适用》2020年第23期）17.防卫过当不法判断的立场、标准与逻辑作者：梁根林北京大学（原载于《法学》2019年第2期）18.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的衔接难题与破解之道作者：程雷中国人民大学（原载于《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19.个人信息泄露侵权责任构成中的“损害”——兼论风险社会中损害的观念化作者：谢鸿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20.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困局及其破解作者：谭启平西南政法大学（原载于《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
七月一日之前推出全国58所院校行政管理视频和资料，优惠价为1680元-2500元。
越早越优惠。
还赠送最后三套押题卷和公共课阅卷老师一对一的点评指导。
育明教育包揽2008-2013年北京大学行政管理考研状元！2008年第一名郭同学398分，2009年第一名冯同学418分，2010年第一名葛同学398分，2011年第一名周同学384分，2012年第一名王同学402分，2013年第一名郭同学402分。
二、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行政法（1979—）：从法律工具主义向法治主义的迈进（一）工具主义时代（1979-1989）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邓小平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把法律视作保持社会稳定、推行改革开放的手段，强调以行政为中心，淡化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不注重对政府的权利控制，尤其是没有司法审查制度和公正的行政程序制度。
80年代的行政法整体上是政府管理社会和老百姓的管制法。
（二）向法治主义迈进（1989—）1. 转向法治的标志是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①第一次提出政府要依法行政，对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提出政府守法观念。
体现了官民平等的思想，允许官民对簿公堂，确保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体现了一种基本的人权观念：即个人通过诉讼的途径纠正政府的违法行为，保护个人的合法的权利。
确立了行政赔偿制度。
本法在中国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引入了有限的分权制衡制。
本法直接推动了90年代一系列行政基本法的出台。
2. 1989年以来，行政法的发展方向是完善行政救济制度，基本行政法有：① 1991年通过《行政复议条例》，1999年修正为《行政复议法》，建立了行政复议制度。
② 1993年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
1994年通过了《国家赔偿法》，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因立法不公正，戏称“国家不赔法”。
1996年通过了《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和程序做出了规定。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总第３４４期)㊀㊀㊀㊀㊀㊀学㊀习㊀与㊀探㊀索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３ꎬ２０２４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ＳＮ.３４４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律文化研究中华法系的连续性特征及其主要经验魏㊀治㊀勋摘㊀要:中华法系是世界上影响范围最广㊁延续时间最长的法系之一ꎬ中华法系的连续性是一种总体的㊁复合的连续性ꎬ是时间上的延续性㊁内容上的延续性和思想上的延续性的统合ꎮ中华法系的发展和持久延续是多种历史与现实因素叠加累积㊁互相推动的结果ꎬ蕴含着必然性发展逻辑和能动性力量ꎮ中国历史上历代法制成就的叠加与推进ꎬ法典传统的逐步定型和精湛系统的法典编纂技术的形成ꎬ礼法融合㊁德法共治的互构与互相支撑ꎬ都是中华法系繁荣发展的宝贵经验ꎮ中华法系为当今法治建设留下了众多优质要素和资源ꎬ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当今法治建设者传承和弘扬ꎮ推动中华法系的伟大复兴ꎬ需要创造性转化㊁创新性发展传统法治资源ꎬ通过将中华法系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ꎬ续写中华法系连续性的全新篇章ꎮ关键词:中华法系ꎻ连续性ꎻ法典编纂ꎻ礼法融合ꎻ德法共治ꎻ要素化存在ꎻ创新性发展中图分类号:Ｄ９０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４８－１１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重大委托课题 加强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阐释推动中华法系伟大复兴 [ＣＬＳ(２０２３)ＺＤＡＷＴ０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作者简介:魏治勋ꎬ上海政法学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ꎮ㊀㊀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３年６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ꎮ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㊁回应挑战㊁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ꎮ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ꎬ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ꎬ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ꎬ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ꎮ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ꎬ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ꎬ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ꎬ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ꎮ [１]中华法系作为中华文明的制度文明部分ꎬ必然分享着中华文明的 连续性 特征ꎮ因此ꎬ秉承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深入阐发中华法系连续性特征ꎬ对于发挥中华法系的现代功能㊁推动中华法系的复兴ꎬ意义十分重大ꎮ㊀㊀一㊁中华法系连续性特征的概念内涵中华法系作为东亚历史上曾经长久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律制度体系ꎬ得到周边数个国家的继承和发展ꎬ被认定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ꎮ中华法系自夏商周三代初现萌芽和初步发展ꎬ到唐代中前期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结构ꎬ再和平地扩展到周边国家后形成中华法系的基本架构ꎬ直到清朝末年走向衰落ꎮ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ꎬ中华法系展示出一系列鲜明特点ꎬ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华法系发展的连续性ꎮ那么ꎬ如何理解和界定中华法系的连续性特征?一般而言ꎬ当我们讲到某事物具有发展的连续性时ꎬ往往是指在空间上具有连绵不断的延展性或者在时间上具有前后相递的传承性和发展性ꎮ从中华法系数千年以来产生㊁发展㊁扩展的基本历程和基本特性来看ꎬ它实际上兼有前述所言两个方面的连续性ꎮ也就是说ꎬ中华法系自它的源头和萌芽开始ꎬ一直到它最终走向解体ꎬ在这个时间序列过程中ꎬ它的发展一直是具有连续性的ꎬ数千年间不曾中断ꎬ后一朝代总是能够继承之前朝代积累和开创的优秀法律传统ꎬ无非是代有损８４益而已ꎮ就此而言ꎬ可以判断历时性的连续性是中华法系自身具有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ꎮ从另一方面讲ꎬ中华法系的发展在空间上也是具有连续性的ꎬ这种连续性意味着中华法系发生效力的领域以它的原生地中国为中心ꎬ一直连绵不断地向四周扩展ꎬ最终囊括了包括中国㊁朝鲜㊁日本㊁越南㊁琉球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东亚广大区域ꎬ使得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多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法律传统ꎮ但是ꎬ要深入地理解中华法系的连续性特征ꎬ仅仅从时间和空间相统一的视角去界定这一特性仍然是不够的ꎬ其只是解释了中华法系连续性的存在性ꎬ我们更应当从它的发展特质去理解中华法系的连续性ꎬ而这一理解路径恰恰能够解释中华法系连续性的某些内在本质特性ꎮ当我们面对中华法系具有连续性 这一命题时ꎬ我们应当思索 连续性 这一概念就中华法系的发展特质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需要展开深入分析的命题ꎮ毋庸讳言ꎬ断言某一事物具有发展的连续性ꎬ其前提必然是这一事物被创造和当然成立ꎬ也就是说ꎬ中华法系的 开创性 是它具有连续性的前提ꎬ没有中华法系开创性的显性存在ꎬ就谈不上它的发展和连续性ꎮ因此ꎬ中华法系的连续性首先意味着中华法系的开创性ꎮ其次ꎬ当中华法系在历史上被中国先民开创出来并展现它的基本形态后ꎬ它必然要凭借自己功能上的优势展示其生命力ꎮ从历史呈现给我们的事实来看ꎬ早期中华法系具有开创性的制度文本一经产生就迅速获得普遍的承认ꎬ当年商鞅携带«法经»入秦ꎬ开创其彪炳历史的改革伟业ꎬ就是诠释这一内涵的历史画面①ꎮ可见ꎬ在中华法系发展之初ꎬ其标志性文本面世不久ꎬ它的扩展性就已经呈现出来ꎻ而当它开创的成文法典传统被秦汉等王朝所传承ꎬ并在立法体例㊁立法技术和解释技术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时ꎬ中华法系连续性特征的另外两个层面也得到充分的展现ꎬ就是它的继承性和创新性ꎮ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㊁辉光日新的文明ꎬ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ꎮ连续不是停滞㊁更不是僵化ꎬ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ꎮ [１]虽然不断有学者指出ꎬ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逐渐失去发展的动力而呈现为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ꎬ但揆诸历史事实我们就会清楚ꎬ宋代以后的中华法系仍然在多个方面展示了它不断发展的特性ꎬ只不过在制度上㊁体例上和技术上的创新发展动力明显衰弱ꎬ从而更多地呈现出继承性㊁稳定性特征ꎮ总体来看ꎬ中华法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ꎬ是具有明显连续性的ꎬ而且其连续性得到了创新性的支撑ꎮ中华法系的连续性是一种总体的㊁复合的连续性ꎬ不仅是指 中华法系ꎬ是世界上影响范围最广㊁延续时间最长的法系之一ꎬ有着悠久的历史ꎬ在漫长的过往里ꎬ中华法系在时间㊁内容和思想上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 [２]ꎬ还在于这种连续性是 时间上的延续性 内容上的延续性 思想上的延续性 的统合ꎮ连续性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鲜明特征ꎬ而这种连续性又统合了开创性㊁继承性和创新性ꎬ在阐明中华法系连续性特征时ꎬ必须结合它所具有的多个方面的内涵ꎬ予以综合把握ꎮ㊀㊀二、中华法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程对于中华法系在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的形成和发展历程ꎬ有学者将它概括为理论奠基㊁初步建立㊁体系成熟㊁制度完备四个历史阶段[３]ꎮ这样一种对中华法系历史发展的分期虽然看上去比较清晰ꎬ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ꎮ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总体上给人以 建构理性 的印象ꎬ好像中华法系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建构了一种理论体系ꎬ然后在实践中将这一理论体系的内容逐步创制出来ꎬ直到法律制度体系成熟完备ꎮ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ꎬ任何一个法律制度体系的出现ꎬ在它的最初萌芽期都是以个别事实的形态来展示其存在的ꎬ对中华法系而言ꎬ它最初在中华大地上崭露头角绝不是出现了一种关于中华法系的理论创建ꎬ而是先民在解决纠纷问题时的一种偶然性的制度个例的创造ꎬ一般名之为 临事制刑ꎬ不豫设法 [４]１２２５ꎮ因此ꎬ中华法系发展最初呈现的是９４①据«唐六典»载: 魏文侯师李悝ꎬ集诸国刑书ꎬ造«法经»六篇ꎬ商鞅传之ꎬ改法为律ꎬ以相秦ꎬ增相坐之法ꎬ造参夷之诛ꎬ大辟加凿颠抽胁镬烹车裂之制ꎮ 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ꎬ第１９页ꎮ判例法 创制的某些明显特征ꎬ也就是说ꎬ中国最初的法律是一种因一时一事而发的 临时性的法律规范 ꎬ它的最大特点是 单项立法 ꎬ是法官基于社会纠纷事件而临时制定的解决问题的规范ꎮ由于这种规范创制之前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的存在ꎬ法律的创制完全依赖于法官的临时性创造ꎬ而且通常法官并不能事先预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法ꎬ只能在争议事件发生后由法官个人或者在数位法官商议的基础上临时确定裁判案件的规范前提ꎬ因而 临事制刑 成为中华法系最早的审判方式ꎬ这就是庄子所谓的 缓佩玦者ꎬ事至而断 [５]３４７ꎮ由此可见ꎬ最初的法官裁判的基本形式只能是 临事制刑 [６]２１２－２１３ꎮ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 临事制刑 都会产生一条针对待裁决之事的具体法律规范ꎬ经过长期的裁判积累则会形成众多的法律规范ꎮ这种基于个别的案件裁判而产生的法律规范一旦获得承认ꎬ就会使得相关裁判以类似普通法系 判例 的形式被确认下来ꎬ只不过这种判例在古代中国被称为 事 或 故事 ꎬ从而 事 的积累就为法律体系的出现逐渐构筑起最初的规范基础ꎮ那么ꎬ后来的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ꎬ就可以通过寻找和辨别原有的 事 为当前的案件确立规范前提ꎮ对于中华法系起源之际司法审判的这样一个明显的特点ꎬ春秋时代晋国卿大夫叔向作出这样的总结: 昔先王议事以制ꎬ不为刑辟ꎮ [７]２０３５他的意思是说ꎬ过去先王在裁判案件的时候都是针对发生的纠纷事件制定单个规则ꎬ而不是事先进行立法ꎬ武树臣教授认为这句话是对古代中国 判例法 时代司法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６]２１６ꎮ所以ꎬ从总体上看ꎬ远古社会之初ꎬ无论在知识文化基础方面还是法律制度建设方面都是十分简陋甚至空白的ꎬ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ꎬ承担法官职责的有知识㊁有威望的社会主体在面对任何一个最初发生的案件类型时ꎬ都没有可供裁判所用的事先确定的法律依据ꎬ而只能采取 临事制刑 的做法ꎬ在经过裁判经验的积累和司法传统的逐渐定型后ꎬ才会形成 议事以制 这样一种类似于今天普通法系判例法制度的裁判方式和法律创制方式ꎮ在这里需要阐明的是ꎬ尽管杜预在对 议事以制 作出注释时ꎬ认为它是指 临事制刑ꎬ不豫设法也 ꎬ但笔者认为ꎬ 临事制刑 之 事 应当是指法官所面临的待决案件这样一种当前之 事 ꎻ议事以制 之 事 则是已成之事ꎬ即已经作出的司法判例ꎬ是 故事 或 成案 ꎻ从 临事制刑 到 议事以制 ꎬ展现的正是从创造判例到适用判例这样一个判例法发展历程ꎮ这样的判断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ꎬ也符合历史本身的逻辑ꎮ可以说ꎬ夏商西周三代都属于 判例法 时代ꎬ直到李悝的«法经»出现ꎮ当然ꎬ在«法经»出现之前ꎬ也曾经出现过郑国子产 铸刑书 等制作成文法的事例ꎬ但真正代表中华法系法典化传统的开山之作还是«法经»ꎮ在讨论中华法系成熟期代表性法典«唐律»的起源时ꎬ黄源盛教授给予«法经»一个特别的地位ꎬ即 作为(中华法系法典化传统 笔者注)源头的«法经» [８]２１９ꎮ那么ꎬ这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ꎬ曾经贯穿于夏商西周三代的判例法传统ꎬ为什么到了春秋时期就突然转型为类似于大陆法系的法典化传统?学界一般从生产方式的变化探究其根源ꎮ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铁制农具的大规模使用ꎬ越来越多的荒地被开垦出来ꎬ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占据经济主导地位ꎬ 井田制 逐渐走到尽头ꎬ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并夺取政治主导地位ꎬ急切需要一种在文义上清楚明确㊁在程序上公开透明的全新法制形式明确其地位ꎬ新的法治形式既包含了对法律规范体系的明确性要求ꎬ也包含对司法审判的确定性要求ꎮ而以往的 判例法 却明显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和发展不利ꎬ原因在于:一方面ꎬ作为判例法形式的 事 有着太大的解释空间ꎬ问题就在于其缺乏清晰明确的成文法形式ꎻ另一方面ꎬ担任法官的往往是年长且在权力体系中占据优势的传统贵族ꎬ由其掌控司法裁判显然不利于新兴地主阶级ꎮ在这种情势下ꎬ一种具有统一的文本形式㊁意义更加清晰确定㊁程序上具有公开透明性的成文法典ꎬ自然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最佳法制选择ꎮ当新兴地主阶级及其主导的封建经济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ꎬ特别是在他们全面掌控了各个诸侯国的政治权力之后ꎬ推行成文化０５的法典遂成燎原之势ꎮ切中这个关键历史时点的开创性之作就是李悝的«法经»ꎬ它虽是私人法律学术著作ꎬ不但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魏国的有效法典ꎬ也被其他诸侯国所推崇和模仿ꎬ以至于当商鞅入秦时ꎬ其唯一携带的变法秘籍就是«法经»ꎮ当然ꎬ随着法制实践的丰富和积累ꎬ必然产生有关这一实践的理论和学说ꎻ同时ꎬ当时盛行的政治学说也必然会影响中华法系的形式与内涵ꎮ先秦作为中华法系的初创阶段ꎬ势必会受到当时流行的政治法律的深刻影响ꎮ夏商时期中华先民刚刚从蒙昧的原始社会脱胎出来ꎬ上层统治阶级仍然奉行深受原始时代影响的天命神权思想ꎬ特别是商朝呈现出 殷人尊神ꎬ率民以事神ꎬ先鬼而后礼 [９]７２９的行事特征ꎬ表现在法律制度上也自然认为应当遵从天命㊁代行天罚ꎮ殷商时代统治者自认为其统治受到 祖先神 和 上帝神 的双重保佑:一方面ꎬ从血缘伦理的角度ꎬ既然殷商统治者是祖先神的血脉ꎬ那么ꎬ祖先神必然在政治上支持和庇护其后裔的统治ꎬ这是殷商统治者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神学信念ꎻ另一方面ꎬ殷商统治者还认为决定政权归属的宇宙最高神上帝神乃是其天命所归的最终依据ꎮ也就是说ꎬ上帝神和祖先神在政治上和血缘上给予了殷商统治者以双重支持ꎬ决定了其政治统治是天命所归而不可动摇ꎬ因为在殷商统治者心目中上帝神和祖先神本身就是一体的ꎮ由此ꎬ殷商统治者在人间的统治也就是遵从天命㊁代行天罚ꎬ无论其如何作为ꎬ其行为都具有天然合法性ꎮ西周在推翻殷商的统治后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政治难题就是如何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既然殷商的统治是受到祖先神和上帝神共同佑护的ꎬ那么西周统治者的天命依据又在哪里呢?当然ꎬ西周统治者也有自己的祖先神来佑护其统治ꎬ但问题是上帝神被殷商统治者认定为与其祖先神合二为一ꎬ那么西周统治者要获得上帝神的佑护ꎬ就必须寻找一种新的理论ꎬ将上帝神的佑护从殷商统治者那里夺过来ꎮ于是ꎬ西周统治者就对上帝神及其职能给出了全新解释ꎬ关键之处就是把上帝神从殷商的祖先神那里分离出来ꎮ西周统治者认为ꎬ一个王朝的统治虽然受其祖先神佑护ꎬ但根本上讲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在于其政治德行ꎬ只有那些具备了高度的政治德行的人才配得上上帝神赋予的统治天下的 天命 ꎬ如此说来ꎬ后期殷商统治者特别是纣王的残暴统治使得他因其德行败坏被上帝神抛弃ꎬ因而在殷周之争中失败ꎬ而周人则凭借其高度的政治德行和 敬天保民 的政治作为ꎬ做到了 以德配天 ꎬ则周的统治自然是天命所归ꎮ 周公的 以德配天 ꎬ首次在天命观中注入人的因素ꎬ天人相关的新思维于焉而生ꎮ [８]１２２所以从西周开始ꎬ中国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ꎬ统治者开始重视德治㊁关心民生㊁慎重刑罚ꎬ 德治 开始在中华法系中显示出重要性ꎮ我们通常把发生在殷周的政治革命叫作 西周革命 ꎬ这也就是 周虽旧邦ꎬ其命维新 所指向的基本内涵[１０]８４－８５ꎮ从中华法系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ꎬ正是西周初年发生的这次政治思想革命奠定了中华法系法治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基调ꎬ即礼法结合㊁德法共治ꎮ中华法系在先秦时代确立起其基本的法典形态和思想基础之后ꎬ在大统一的秦代迎来了它的初步成形期ꎬ即秦帝国的建立和秦律的全国颁行ꎮ学界普遍认为秦汉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华法系的初建阶段ꎬ是中华法系的核心理念与主体制度逐渐发展和定型时期ꎬ特别是自秦帝国建立到西汉中期的一百年左右时间ꎬ是中华法系指导思想和法典形态的关键探索期ꎮ之所以这样讲ꎬ可以从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法典发展的基本形态两个方面予以阐述ꎮ首先ꎬ从秦帝国建立到西汉汉武帝时期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ꎬ关于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就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急剧变化ꎮ在第一阶段ꎬ即秦帝国存续时间内ꎬ建立了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治理体制ꎮ按照秦晋法家特别是商鞅㊁韩非等人关于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设计ꎬ整个秦帝国形成了帝王宰制的专制体制ꎬ贯彻法㊁术㊁势相结合的法家主张ꎬ皇帝在国家体制内居于绝对主导地位ꎬ皇帝对群臣实行 循名责实 的监控机制ꎬ而管理阶层对于民众则推行 以吏为师 的治理机制ꎬ在整个国家内建立了繁密的法网ꎬ实行重刑主义㊁以１５刑去刑ꎮ虽然秦帝国的法制是繁密而残暴的ꎬ但对于中华法系的确立和发展并非无所贡献ꎬ其所确立的法典主义传统㊁法制教育机制以及初步发展的法律解释技术ꎬ在多个层面开启或者巩固了中华法系自«法经»以来的主导传统ꎬ对于中华法系基本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ꎮ这一时期的第二阶段是汉初采用黄老学说的 垂拱而治 时期ꎬ西汉初年直至汉武帝时期的历代帝王ꎬ基于秦王朝 二世而亡 的惨痛教训ꎬ充分认识到繁密法网和暴力统治并不能带来长治久安ꎬ只有以民为本㊁与民休息才是维持统治的长久之计ꎬ因而他们采纳并施行了道家的黄老之治ꎬ大幅度减少对人民的剥削压制ꎬ给予社会充分的休养与恢复时间ꎬ在政治上则推行无为而治ꎬ使得整个社会发展获得了较高的自由度ꎮ这一政策的推行产生了积极效果ꎬ汉初并没有制定大全式法典ꎬ甚至最初的十多年仅凭刘邦的 约法三章 就维持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秩序ꎬ然而正是这段时期的 休养生息 为西汉中期的国家富强奠定了基础ꎮ在第三阶段ꎬ即西汉中期开始ꎬ汉武帝开始推行 独尊儒术 ꎬ这是西汉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调整ꎬ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治理的主导意识形态ꎮ西汉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治国理政思想的变迁对国家立法和司法产生了巨大影响ꎮ其次ꎬ从法典形态上看ꎬ汉律继承了秦律ꎬ但同时又有所不同ꎮ西汉初期ꎬ萧何等人在参酌李悝的«法经»和秦律的基础上形成了汉律的«九章律»①ꎮ汉律废除了秦朝严苛残酷的刑罚ꎬ注重人本主义以缓和社会矛盾ꎬ突出特征表现为废除肉刑以及汉律的儒家化ꎮ汉律儒家化受到先秦德主刑辅学说的影响ꎬ并在法典内容上表现为多方面的变化:其一是法典的原则发生重大变化ꎮ体现儒家 尊尊 亲亲 贵贵 原则的制度体系逐渐建立起来ꎬ包括对功臣贵戚予以减免的上请制度ꎬ亲人之间可以相互包庇隐瞒( 亲亲得相守匿 )的 亲亲相隐 制度ꎬ对老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予以刑罚减免㊁体现尊老怜幼的恤刑制度ꎬ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ꎮ其二是体现等级尊卑的纲常制度开始进入律典ꎮ纲常制度强调君为臣纲ꎬ凡是侵害皇帝和皇权的忤逆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ꎬ必须处以极刑ꎻ父为子纲ꎬ凡是冒犯和忤逆血缘上等级更高的亲属的行为都必须严刑以待ꎻ夫为妻纲ꎬ妻子必须服从丈夫ꎬ妻子违反基本伦理的行为都是法律不允许的ꎬ极端情况下可以处以极刑ꎮ其三是 春秋决狱 的广泛运用ꎮ儒家经典在汉武帝时期开始获得意识形态经典文本的地位ꎬ其中«春秋»一书所体现的忠孝仁爱精神被视为补充法典价值的基本根据ꎮ在司法判决过程中ꎬ凡是根据法典作出的裁判不符合儒家价值信条的都要根据«春秋»和其他儒家经典中的忠孝仁爱精神予以价值补充并作出判决ꎮ如此一来ꎬ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价值和信条就在司法过程中获得了相当于 法律原则 的指导地位ꎬ对于当时的司法判决起到方向指引的作用ꎮ对此ꎬ黄源盛教授评论道: 春秋折狱 ꎬ以儒为体ꎬ以法为用ꎬ融通了 德 与 法 ꎬ这是两汉儒者通经致用最具体的表现ꎬ也是中国法制 经律交融 很显著的特征ꎮ [８]１８６经过汉朝中期 独尊儒术 和春秋决狱 的规训ꎬ西汉以后直至魏晋南北朝的各个时期ꎬ法典都忠实地践行了 法律儒家化 的过程ꎬ各个朝代的立法㊁法律解释和司法判决都深受儒家价值㊁学说㊁经典故事的影响ꎬ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朝向某种统一性㊁一致性的方向发展ꎬ直至唐代唐律的制定将这一发展历程彻底定型ꎮ中华法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隋唐时期ꎮ这一时期是中华法系的成熟期ꎬ唐初的统治者在推动中华法系走向成熟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ꎮ基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和社会大动荡的反思ꎬ唐初的统治者认识到一个统一的王朝既需要统一的思想ꎬ也需要统一的法律维护既定秩序ꎮ为了达成这一目标ꎬ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法律理论统一与法律体系统一两个方面进行了持续的努力ꎬ最终确立了国家的主流思想ꎬ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ꎬ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持续的影响ꎬ直接促成了中华法系的全面形成ꎮ具体２５①«唐律疏议»记载: 周衰刑重ꎬ战国异制ꎬ魏文侯师于李悝ꎬ集诸国刑典ꎬ造«法经»六篇ꎮ一盗法ꎬ二贼法ꎬ三囚法ꎬ四捕法ꎬ五杂法ꎬ六具法ꎮ商鞅传授ꎬ改法为律ꎬ汉相萧何ꎬ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ꎬ谓九章之律ꎮ 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ꎬ第１９页ꎮ。
pol-qe09标准-回复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polqe09标准]在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得陈旧、过时。
然而，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财富，是保持文化独特性和自主性的重要元素。
因此，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一、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传承与创新的第一步。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根基，它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代表着一个长时间内形成的共同认知和价值观。
传统文化能够传承国家的历史、民族的精神以及人类的智慧，是国家和民族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历史和审美的角度上，更重要的是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人际关系模式、伦理道德观念等都可以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独特的适用性。
例如，中华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结合为了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需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相适应。
首先，传统文化应当与时俱进。
面对快速发展的科技和信息时代，传统文化需要融入现代科技手段，以更好地传播和传承。
例如，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将传统文化以更多样的形式传达给人们，使其更易接受和理解。
同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数字化保存和展示，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
其次，传统文化也需要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结合。
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敢于改革创新的思考。
这不是为了放弃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而是为了使其更好地融合到现代社会中。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和理解，可以发现其中的智慧与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进而为现代社会提供新的思考框架和创新空间。
三、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要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与合作。
政府、文化机构、学界以及社会大众都需共同参与，形成一个积极的合力。
《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考试试题及答案一、判断题1、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会人伦。
（）正确错误2、德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正确错误3、狭义的文化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
（）正确错误4、法律信仰最本质、最内在的特征，其实是通过法律实现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
（）正确错误5、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便不可为。
（）正确错误6、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经过长期酝酿发展形成的，主导国民思想并指导行为方式的精神支柱，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体系。
（）正确错误7、东汉时代,把“文化”与“武威”对举，“文化”的基本涵义便是“文治教化”。
（）正确错误8、对法律产生信仰是一个法治社会的终极标志。
（）正确错误9、有法制一定要有法治，有法治也一定要有法制。
（）正确错误10、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礼治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披上了温情面纱的“人治”（）正确错误二、单选题1、（）就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
A、孟子B、佛教C、老子D、孔子2、（）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理念。
A、法B、伦理C、国家本位D、行政力量3、“文化”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A、《周易》B、《春秋》C、《论语》D、《大学》4、（）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封建法律。
A、《法经》B、《易》C、《春秋》D、《礼》5、（）是养成法治思维最核心的要求。
A、严格依法办事B、坚守法治的定力C、敢于排除干扰D、克服特权思想6、（）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
A、法制B、人治C、德治D、法治7、（）是春秋末年由孔子创立的学术派别，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
A、道家B、名家C、法家D、儒家8、（）成为立法、执法、守法的基础。
A、道德B、信约C、法治D、法制9、法治的精神方面，是指整个社会对（）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论中国法治建设的国外经验借鉴摘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
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还需要有鉴别地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鉴别、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成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外法治经验；借鉴；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的法治建设应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同时借鉴国外法治的有益经验。
在进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立足我国的实际，同时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经验，而又不为其他国家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所惑，进而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对待的问题。
一、借鉴国外法治经验的基本要求（一）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我国的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
首先，我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必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选择的正确道路。
其次，我国法治的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出来的理论，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最后，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法治建设，是保持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的指导原则。
（二）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我国当前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具有较为特殊的实际情况。
第一，改革开放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第二，我国的发展仍然处于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 第三，我国仍然处于城乡发展差别较大的阶段，许多不平等问题需要通过法治的发展来解决; 第四，建设法治政府、约束政府权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等仍然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
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本文通过对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之后欧美政法思潮的重大转折以及中国法制改革经验的综合性考察，进一步探讨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法律程序对于公共选择以及社会秩序正统化的深远意义。
针对国内部分学者对强调程序性正义的疑虑，作者指出：现实中滥用形式和程序要件的弊端其实正是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的结果，为此我们的确有必要对照公开、对等、透明以及公平等程序价值来检验和完善现行的程序规范。
一绪言在现代法学理论中，程序正义是一个恒言题目，并非什么新发明。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其他社会条件却并不利于法律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作为儒学核心价值的道德观重视的是人的主观动机而不是行为方式，强调的是崇高而不是普遍性，既不同于社会正义的理念，更难以把公正与形式性、结构性结合起来考虑。
对于民间的有序化机制，人际互动关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促进非正式讨价还价的倾向，使决策过程具有情境思维的特征并且缺乏透明性和外部监督。
就国家制度的范畴而言，集中化、绝对化的权力以及自上而下的逐级个人承包责任构成维持规范效力的两大支柱。
凡此种种都与程序正义的制度设计形同圆凿方枘，因而怎样以适当的创新方式把程序话语引入中国并使之周流不息、渗透实践就是法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应做的最大贡献之一。
笔者在１９９３年初发表长篇论文《法律程序的意义》，初衷不外乎就秩序的建构和规范的运作等问题正本清源、拾遗补阙，以便把重新诠释和发展了的程序正义论与既有的人际互动关系结合起来。
但并没有充分预料到新程序主义论会在国内学界产生这么巨大的反响，甚至引起某些持续性发酵的效果。
在拙稿问世之际，有关专攻分野的诸位先进以及广大读者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理解、声援以及引伸。
然而，与此同时批评和质疑的言论也很强劲，历经十余年之后仍然余波荡漾。
由此亦可见，无论立场和判断的差异有多大，要不要把公正程序作为中国法制改革的突破口，这的确是个值得反复探讨的真问题。
2024学年湘豫名校高三语文（上）11月一轮检测试卷2024．11本试卷共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当现实世界中的“新中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服饰设计理念被大众所认知时，游戏作品中的中式服饰也通过现代传播手段不断表达着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发展的诉求，同时显现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长久以来，游戏中存在着大量身着中国文化元素服饰的角色，而在最近，这类角色的服饰设计风格明显向着“新中式”方向迁移。
根据游戏角色在服饰设计上使用中国文化符号场景与叙事目标的不同，游戏里的“新中式”服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历史还原型”。
即游戏的故事在创作时使用了某个真实的中国历史背景，或是游戏以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为故事原型，并且在叙事风格上追求营造“时代感”与“真实感”，此类作品中出现的中式服饰会采用较为贴近历史现实的设计方式，即便不是完全仿照中国古代服饰形制，也依然会保留相对较浓的历史感。
例如《黑神话：悟空》虽然是以《西游记》这种虚构题材为故事原型，但从孙悟空铠甲的设计上能够较为明显地看到唐朝明光铠的风格。
第二类是“文化虚构型”。
即游戏的故事结构在时间轴上并没有明确指向中国某个历史时间，在空间轴上也并不指向某个真实存在的中国地区，但从视觉层面来看，无论是故事发生场域的环境风貌，还是关键角色的服饰妆造，在设计上都明显使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例如，2023年《崩坏：星穹铁道》中“阮·梅”的形象，她的服饰参考了旗袍特征，使用梅花、中国结和流苏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国产游戏，在国外游戏中也有所体现。
例如，2022年出版的日本游戏《英雄传说：黎之轨迹》中“魏亚伦”的服饰除了有暗示中国元素的“龙纹”，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现代的时尚感。
第三类是“文化主题型”。
即游戏中角色的文化背景及角色出身与现实的中国或使用中国文化元素虚构的文明都无关系，但会因“节日”“主题活动”等特定原因，推出一些服饰上使用了大量中国文化符号的“角色皮肤”。
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刘思达从学术史的角度讲，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绝对可以称得上命运多舛。
早在民国时期，孟德斯鸠、庞德、耶林等学者的著作就已经被译成中文，1即使是在举国动荡的1940年代，瞿同祖先生依然在西南边陲的简陋条件下写出了旷世之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然而，20世纪中后期的几十年社会变革却让民国学者所开创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几乎消失殆尽，法律社会学也直到1980年代才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迅速分化的大背景下，不少西方法律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和文献都开始被较为系统地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对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框架也都有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探索，而不幸的是，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在1980年代末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付之东流，留下的只是少数几本教科书和译著。
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苏力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论”开始引起法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共同关注，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不少关于中国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法律社会学似乎一时间成了中国法学研究的一门显学。
而这一颇具后现代意味的新兴学派却在2000年代中期随着几个核心成员的学术兴趣转移而迅速衰落了，到今天，环顾神州各个角落，躲在象牙塔里搞法律经济分析乃至法律与文学的学生学者大有人在，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扎扎实实地从事法律社会学实证研究的人却已是凤毛麟角。
本文的写作意图，正是要通过对当代中国法律社会学近三十年历史的回顾，深入反思这一学术领域在我国法学研究和法治进程中的意义，并对法律社会学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几个基本思路。
事实上，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法律社会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也不过只有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从1960年代的“法律与社会运动”（law & society movement）兴起到法律社会学成为一个嵌在法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只不过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史虽然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经历了三次起伏，但在我国当前剧烈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兼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一）季卫东来源：《战略与管理》授权发布一．该怎样理解法治?对于法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
一种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社会治安的手段，另一种认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
前一种法治观是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
从上古时代起，明天道、察民意、“制而用之谓之法”的统治工具论观念就已经深植人心。
后来的文人策士们说得露骨一点的，则谓“设法度以齐民”；说得含蓄一点的，则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务以德善化民”。
总而言之，法律只是用来管束老百姓的。
虽然到了近世也可以发现一些弥足珍贵的民权思想萌芽。
例如在明代，方孝儒就曾经就守法求治当中的利民与利君、良法与恶法、公共性与私益性之间的关系写下如此一段精彩的文字：“……夫法之立，岂为利其国乎?岂以保其子孙之不亡乎?其意将以利民尔。
故法苟足以利民，虽成于异代，出于他人，守之可也。
诫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虽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
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
……举天下之好恶之公皆弃而不用，而一准其私意之法，甚则时任其喜怒而乱予夺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
……”黄宗羲更大胆直言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其所谓法，有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尽管有这些民权思想的萌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漠视民权的诉求。
对此粱启超的有关见解很中肯，他指出：“我国成文法之起原不可确指，然以数千年之思想往往视法律与命令同为一物”。
不言而喻，后一种以权利(right)限制权力(power)的法治观来自社会的现代性及其制度设计。
根据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宪政精神，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等方式予以纠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严、自由、权利、社会正义以及法律体系的安定性。
至于哪种具体的制度模型更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要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而定，不可一刀切。
由此可见，主张现代法治决不等于就是主张单维进化论。
其实，现代法治构思本来就是包含多元化契机的。
但是，如果曲解法律秩序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连上述最基本的共性目标本身也不予认同的话，何必玩弄概念游戏，侈谈什么现代化的法治!在我看来，今天讨论在中国推行法治，前提当然是要限制滥用权力的政府行为(有结构性腐败的大量事实可以为证)，首要的任务当然是要解决有序化社会生活整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有新兴宗教或次级文化权力关系如火如荼伸张势力的大量事实可以为证)，而决不能仅仅归结为所谓“功利性的”“对秩序的呼唤”，或者只是对作为现实状态的秩序进行法律形式上的被动性追认。
”在二十世纪，虽然政治发展的过程极其曲折，但对于法学界来说，中国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大体上还是清楚的，就是从前一种法治观转向后一种法治观，探索在限制国家权力同时提高国家能力的适当途径。
然而，最近中国政治学界和法学界，却出现了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迹像。
有人不是适应时代需求去解构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病灶的传统性权力关系，而是急不可耐地先去解构以限制权力关系为宗旨的现代法学理论及其制度框架；也有人不是在中国本土资源中发掘与现代自由民主相通的矿脉，而是在本土资源中寻找社会强制的合理性——虽然巧妙的修辞技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掩饰特定的价值偏好。
这是为什么?个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撇去权力关系再生产的逻辑、犬儒式的精神状态以及急功近利的形而下动机不谈，还有三种要素特别值得在这里提出来认真讨论，即(1)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屡试不成，让法学界的部分人士在心灰意冷之余倾向于逆反性选择；(2)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使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圈内失去了变革的共识以及确信无疑的目标参照物；(3)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成果大大增强了受惠者的自豪感以及爱屋及乌的情绪。
中国在进行“自我”或“本土”的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时离不开西欧这个“他者”，无论是在寻找改革榜样的意义上，还是在确认已有成就的意义上，甚或是在抵制变动的意义上。
显而易见，在根据改革所需而引进西欧某些制度之际，首先不得不承认对方有先进之处。
相反，如果为了本民族中心的虚荣要顾影自怜一番，为了现状的稳定要故步自封一阵，则不大可能去做那种似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
另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在改革目标迟迟不能达到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会复杂化，或者加深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反思以便通过更加现实主义的制度安排争取改革的成功，或者单纯归罪于他者的不是，甚至反过来自以为是、发出类似王婆卖瓜的吆喝声。
关于后面的情形，可以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在美国的确存在着种族歧视，其中很典型的具体表现就是主流社会的舆论总是认为黑人更倾向于常习性犯罪。
黑人，尤其是善良优秀的黑人当然对此愤愤不平，除了通过教育和改革提高整体素质方面外，还致力于批判和消除上述偏见。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引用不同的统计数据来说明部分阶层黑人惯犯较多的事实无法推导出一般性命题，也大力揭露逼迫黑人犯罪的社会条件。
然而，当有人推动“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的运动时，被煽动起来的狭隘种族情绪就开始压倒理智，社会关注点从如何纠正偏见的方面转移到对偏见对象如何进行价值判断的方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偏见基础的关于对象本质的界定或者现有的西方知识霸权反倒得以维持。
为什么?种族歧视者们也许会这么说：“瞧，那些黑人自己也承认像我们所说的那么黑。
这证明了黑就是黑。
至于黑人要说黑就是美，而把不黑反倒看成是丑，完全可以悉听尊便”。
其结果，在极端的种族歧视者与偏激的反种族歧视者之间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共犯关系：据弃一切与关于对象本质的界定所不同的表征以及变化的契机，甚至把那些，与种族主义者和“黑就是美”运动家共同设定的关于典型黑人形象的指标，有所不同的其他黑人都蔑称为“巧克力夹奶油馅甜饼(oreos)”与被边缘化的新加坡人骂推动社会改革的精英集团是“黄皮白芯的香蕉”，阿Q在爱了国搞了革命之后回过头来呸一声“假洋鬼子”是同样的意思。
”围绕中国法治问题，与上述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复杂化不同状态相仿佛的现象也隐约可见。
但是，不同于“黑就是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的标语口号，在现阶段的中国，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膨胀既可以凭空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皇帝的新衣”，也使社会转型阶段那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的局面确实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而在被形容为“恶魔推碾”(珀兰尼KarlPolanyi)的现代化过程中，因合理主义和纪律的挤压磨合而产生的剧痛，往往使反现代和解构的各种直觉性诉求也很容易得到“草根”运动的呼应。
于是我们不得不在讨论现代法治问题时也涉及后现代思潮。
对后现代的理解因人而异。
如果你硬要问在哪里可以看到最典型的后现代现象，我只好回答：就在后现代主义者们“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地高谈阔论后现代的场合——那种充满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语言游戏，那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那种民粹主义式的氛围，恰好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的基本宗旨。
虽然后现代思潮否定现代的合理主义范式，但并没有意图甚至没有能力来提供新的代替性范式。
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主观性的解放、对差异的宽容、脱中心、平面化等等，其实大都是现代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浪漫的或者极端的体现。
如果缺乏把权力分立的政治多元性以及人格独立的价值多元性这样的前提条件，就很难构思出把自由意志作为批判法制的标准这样的抒情诗来。
因此，后现代或许能够导致现代结构的变质，却决不可能导致现代结构的变革。
对于多数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实际上批判比建设更有意义。
例如德里达(JacquesDerrida)在论及法律秩序时就公然宣称“解构即正义”。
似乎他给正义作出了新的定义，其实不是，他同时也告诫道，人们既不能亲身经历正义又不能直接话说正义。
这很像中国那句曾经风靡一时的名言：“造反有理；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可想而知后现代的相对化正义观类似偈语禅机，是十分玄虚的。
问题是解构之后怎么办?否定了“理性主义的现代”(托尔敏StephenToulmin)，也否定了“现代的纪律性”(福柯MichelFoucault)，还否定了普遍主义的雄心，甚至更进一步否定了客观标准，在这样一种相对化和极端私化的“解放区”，社会的公共性还能够重建吗?凭什么作为价值根据来形成新秩序?这些问题对于后现代文学或许并不重要，但对于后现代法学却是无可回避的。
在法治秩序的建构屡试不成、改革的目标迟迟不能达到的今天，的确有必要检讨一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把握是否正确、新制度的设计是否适当、能否采取某种与西欧法治模式在功能上等价的替代性方案等问题。
无论如何，首先需要换一个角度对中国传统秩序原理进行考察、理解以及再解释，否则关于中国法治的讨论就无法深入下去。
前面引粱启超的见解，指出中国法律思想往往视法律和命令同为一物。
但是也要看到，法律体系的设计以及运作的实践还存在另外一个侧面，这就是“礼法双行”、“刑政相参”、“情法兼到”、“德刑并用”的多元性契机。
制度层面的这种多元构成在汉代儒士主持所谓“以礼人法”的解释运动之后表现得十分鲜明。
虽然中国学者对这一特征不可谓不重视，但是，对“以礼入法”所引起的中国秩序原理的变化及其深远的意义似乎没有充分展开讨论。
我认为，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这里。
关于“礼”的论述已经不胜枚举，但从法社会学的观点来考察，礼的本质无非是特殊的持续型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形态，是在互惠原则和礼乐教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秩序”，用昂格尔(Roberto M．Unger)的话来说，是“相互作用的法”。
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拉关系的相互作用、讨价还价的试错过程以及“建构关系的社会工程”(金耀基)，人与人之间的网络结构势必会按几何级数不断增长，因而关系秩序势必会迅速扩张或者稠密化，演变得非常复杂。
与欧美社会不同，在中国“关系秩序”不仅仅是在国家制度之外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其核心。
为此，中国被认为是“关系本位”的，是一种“关系”社会的典型。
另外，“关系秩序”也不仅仅是区别于“法律秩序”的非正式民间秩序，它还被编织到“法律秩序”当中并成为正式的国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格局里，关系网络无所不在，个人甚至可以借助“关系学”的技术来为自己或者为他人作出角色定义，改变自己与社会的边际，从而部分地塑造和修改社会的结构。
那么，与上述特殊状态相对应，国家制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社会秩序的特征应该如何阐述?法治的理念是否可行?现在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1．作为复杂系的法律秩序不妨这么来看中国传统的秩序原理，即通过汉代“以礼入法”的解释性转变，形成了把强调整齐划一的“法律秩序”(律令)与强调临机应变的“关系秩序”(礼教)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结构，其中的关系网络是呈几何级数不断增长的。
